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的版本学贡献

吕亚非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陆心源(1834～1894)，字子稼，又字刚父、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湖州归安(今吴兴)人，清季著名藏书家，据云“得书十五万卷”[1](P1)。《仪顾堂题跋》是陆氏自撰藏书题跋的集录，成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全书十六卷，收入各类题跋323篇，其中书画、碑铭48篇，书跋275篇，被潘祖荫誉为“七百年来未有之作”[2](P254)，李慈铭羡称“其中可取者甚多”[3](P892)。题跋中有关版本学的论述，是全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陆心源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也是一位有所成就的版本学家,所谓“版刻源流，收藏姓氏，剖析异同，如指诸掌”[2](P17)。在长期的实践中，陆心源形成的一套古籍鉴定的系统方法，还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为后学积累了材料，指示了途径，兹分别加以论析，以为好学者之参考。

一、版本归属的鉴别

陆心源对于版本的鉴别颇可称道，一方面是由于他勤于读书，熟悉相关文献资料；一方面则得益于其长期经眼实物的实践。

宋刻避讳甚严，凡属讳字都要缺笔或改字，既讳本字，也讳嫌名。利用宋刻本的避讳特点，陆心源不仅识别了一些宋版书，还确定了一些书的具体刊刻时间。如卷二《新唐书》跋：“仁宗以上讳‘匡’‘胤’‘炅’‘恒’‘祯’及嫌名‘殷’‘敬’‘镜’‘贞’等字皆缺笔甚谨，不及英宗以下，盖嘉祐进书时刊本也。”[2](P45)卷六《丽泽论说集录》跋：“宋讳多缺避，至‘惇’字止，盖光宗时刊本也。”[2](P94)利用避讳也可以证明一些书非宋版或原定刊刻时间有误，如宗源瀚所藏《隋书》当时以为宋刊元修本，陆心源则以为“宋版官书于庙讳嫌名缺笔甚谨，间有疏漏，亦十之一二耳，或空其字，注‘某宗庙讳’‘某宗嫌名’及‘今上御名’‘今上嫌名’字”，而“此本于宋朝庙讳无一缺笔”[2](P44)，所以定为元本；萧穆所藏《孔子家语》当时以为北宋本，陆氏跋曰：“‘瑗’字为孝宗为皇子时原名，书中‘瑗’字缺避，则非北宋刊可知。”[2](P90)利用避讳还可以考察一些抄本的源流，如卷八《乙卯避暑录话》跋：“‘慎’字注今上御名，凡遇太宗、真宗、仁宗等字，皆提行或空二格，盖从宋孝宗时刊本影写，即《津逮秘书》之祖本也。‘敦’字亦缺末笔，刊版后所刻改也。”[2](P121)卷十明抄《小畜集》跋：“语涉宋帝皆提行，盖从宋刊摹写者。”[2](P155)宋刻避讳也有特殊情况，如宗源瀚藏本《玉篇》残本书中“恒”字缺笔，“敬”“桢”“慎”“瑗”皆不缺，有人据此怀疑并非宋刻，陆心源跋曰：“不知庙讳或缺与否，官书已不能画一，周益公序《文苑英华》曾言之，况坊刻乎？不必因此质疑也。”[2](P32)卷十《王右丞文集》跋中陆心源更指出：“宋讳有缺有不缺，南宋麻沙坊本往往如此。”[2](P146)这是在利用宋刻避讳进行版本鉴别时必须要注意的特殊情况。

古籍的行款、格式、版心、木记等特征也可以作为鉴别版本的重要依据。通过比较古籍的行款可以推断刊刻者和刊刻时间，如卷二《后汉书》跋：“蔡琪所刻尚有《前汉书》，行款悉同。吴兔床拜经楼藏有列传十四卷，珍同球璧，不能指为何本，核其款式，即蔡本也。”[2](P36)卷六《丽泽论说集录》跋：“行款与《东莱文集》同，盖同时所刊也。”[2](P94)通过一些特殊的格式可以判断古书刊刻的版本渊源，如卷六王祯《农书》跋：“凡遇‘国’‘家’等字皆顶格，当从元刊翻雕者。”[2](P100)卷十《南阳集》跋：“凡遇皇帝及陛下、先帝、太皇太后等字，或提行，或空格，当从宋本传抄者。”[2](P154)版心、木记更为古书版本的鉴定提供了方便，如宗源瀚藏本《隋书》无序跋，陆心源以版心字考之，“‘路学’者，瑞州儒学也；‘浮学’者，浮梁县学也；‘尧学’者，饶州学也，尧即饶之省文；‘番泮’者，鄱阳学也；‘余干’者，余干学也；‘乐平’者，乐平州学也，故又曰平州。元初饶州、乐平、浮梁、余干皆为州,仍隶瑞州，至元十四年，饶州始升为路。”[2](P43)遂判为元瑞州路刊本；《贾谊新书》目后有“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一行，陆氏据此知为南宋麻沙本[2](P90)；《针灸资生经》目后有“正统十二年孟夏三峰景达详咨”木记，卷末有“三峰广勤叶景达重刊”一行，陆氏由此知为明麻沙刻本。[2](P114)

序跋、衔名、卷末题字等也可以为确定古籍版本提供重要参考。利用序跋可以确定古籍的刊刻者及刊刻时间。如元刊《韩鲁齐三家诗考》与《玉海》刊本不同，无王伯厚自序及后序，而有延祐甲寅胡一桂序，则即是胡一桂所刊。[2](P27)《西溪丛语》前有嘉靖戊申俞宪序，据序可知为俞宪据西京马西玄抄本刊于武昌。《通典》前有李瀚序，一百卷后有丁未岁杪李仁伯恕甫跋，丁未为大德十一年，据此跋知为元成宗时刊本。衔名也可以为版本鉴定提供帮助，如宋椠《国语》元修之页，版心“國”字作“国”，无字数，有“监生某某”衔名，陆心源据《元史·百官志》及《秘书监志》考得至元廿四年国子监置生员二百人，延祐二年增置百人，兴文署掌刻经史，皆属集贤院，推断此必南宋监版，入元不全，修补印行，所以版心才会有监生衔名。《外台秘要》每卷后或题“右从事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赵子孟校勘”，或题“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因校勘衔名皆浙东官，陆心源推为浙东刊本。[2](106)卷末题字有时可为古籍版本的辨别提供重要信息，如《黄帝内经明堂》残本跋卷末有“宽元年以相传本书写毕”一行，陆心源考宽元为日本八十六代四条年号，其元年当宋绍定六年，知此书为从七百年前抄本传录。《黄帝内经太素》每卷后仁平元年、仁安二年书写点校等字，陆心源考日本近卫仁平元年为宋绍兴二十一年，六条仁安二年为宋乾道三年，于是知此书为从八百年前抄本传录者。

字体、纸张也为鉴别版本提供了重要依据。利用刊刻字体的特征可以推断版本，如在卷一《五经正文》跋中，陆心源总结蜀本、监本、建本、婺本的字体特点，认为该书字体与婺本重言《尚书》《周礼》相同，遂定为宋婺州刊本。陆心源又以《玉篇》残本字体，与其所见宋季三山蔡氏所刻《内简尺牍》《陆状元通鉴》相同，证以篆法、前题语，定为宋季元初闽中坊刻；《通鉴考异》因字体与三山蔡氏所刻《陆状元通鉴》相近，且多破体，陆氏定为孝宗时闽中坊本。纸张的某些特征可以为版本鉴定提供便利，例如《欧公始末》纸背乃元祐四年官册，陆氏据此判为元初印本。

前人书目的著录及一些古籍的记述、校勘、引用为古籍版本的鉴别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书目著作的著录可为古籍版本的鉴定提供重要信息，如《五经正文》，自来藏书家罕有著录，惟《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有宋刊《五经》，行密字展，与此相似。陆氏又考《景定建康志》，知诸经正文有四：监本、川本、建本、婺本，经比较各本特点最后定为宋婺州刊本。《天禄琳琅》载有宋版《新唐书》，行密字整，结构精严，于仁宗以上避讳及嫌名缺笔甚谨，不及英宗以下，卷末有嘉祐五年六月二十四进书衔名，及中书省奉旨下杭州镂版劄子，与陆氏藏本《新唐书》一一皆合，惟佚脱中书省劄子及进书衔名，陆氏据此知其所藏与天禄本同出一版，为《新唐书》的祖本；《宛丘先生文集》分卷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记蜀本合，陆氏知为从宋刊蜀本传录者。一些古籍中对相关图书的记述有时也可为古籍版本的鉴定提供线索，如陆氏藏本《分类夷坚志》五十一卷，据考朱国祯《湧幢小品》曾云“《夷坚志》本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盖病其烦芜删之”，知朱氏所言即指此本。[2](P140)古书的校勘记录也为古籍版本的判定提供了方便，陆氏以其藏本《千金方》校以日本覆宋治平本，发现不但编次先后迥然不同，即字句方药，几于篇鲜同章，章尠同句，但与治平本校勘记所称唐本多合，于是知其所藏北宋本“洵为孙真人之真本，非林亿既校以后所可同日而语”[2](P107)。相关图书的引用也可为古籍版本的鉴定提供参考，如大字本《通鉴》间附音义于本文之下，陆心源通过与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所引注文进行比较，发现胡三省所引费本注文与此本一一皆合，由此推定此本为蜀广都费氏进修堂本。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陆氏古籍版本鉴定方法多种多样。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陆心源的版本鉴别不是孤立的依据某项特征遽下断语，而是结合古籍的字体、纸张、行款等版式特征与古籍的避讳、序跋、木记等内容特征，综合考虑图书的各种信息及前人著录情况，审慎的给出自己的判断。如卷一《五经正文》跋：陆心源先考察其著录情况，“自来藏书家罕有以《五经正文》著录者，惟《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有宋刊《五经》，行密字展，与此相似，亦不言何人所刊”。又参考《景定建康志》记载知诸经正文有监、川、建、婺四种刊本，结合自己的耳识目验，进一步考察各版本的字体、版式特征， “蜀本皆大字疏行，监本比川本略小，建本字又小于监本而非巾箱，惟婺本重言《尚书》《周礼》两书款格狭小，于此书近，字体方劲，亦复相同。”陆氏以为定为婺本当不谬，继又根据宋帝讳自孝宗以前皆缺，避光宗讳，“惇”字不缺，知为孝宗时所刻。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陆心源将《五经正文》定为宋孝宗时婺州刊本。[2](P28)可见，陆氏的古籍版本鉴定，既善于抓住的古籍各方面的具体特征，又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提高了古籍版本鉴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这是他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进步的原因，也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

二、版刻源流的考订

一些古籍往往经过了多次的重刊与翻刻，形成了众多不同的版本，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因此也越来越复杂，给使用和研究带来不便。陆心源通过考察古籍的版本源流，善于揭示各版本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助于在古籍版本的流变中更好地确定某一版本的地位和价值。

陆心源的题跋特别重视揭示各种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卷二宋椠《汉书》跋：“绍兴初刊于湖北茶盐提举司。淳熙二年，梅世昌为提举，版已漫漶，命三山黄杲升、宜兴沈纶言重校刊二百二十七版。庆元二年，梁季祕为守，又命郭洵直重刊一百七十版。此则庆元间初印本也。”[2](P35)详细考察了湖北茶盐提举司《汉书》刊刻与补刊的具体情况。卷三元椠《战国策校注》跋：“元时已有重刊本，行款不一。成化中有坊刊小字本，嘉靖中张一鲲与《国语》同刊，皆有讹舛。此则其祖本也。”[2](P58)通过考察指出此本为以后各刊之祖本。卷九《道德真经旨归》跋：“《津逮》《学津》两本与胡刊同，盖《秘册汇函》之版，明季归毛子晋，增为《津逮秘书》，《津逮》之版，后归张海鹏，增为《学津讨原》，故与胡刻无异，皆非善本也。”[2](P142)陆心源通过校勘，发现胡震亨《秘册汇函》本与毛子晋《津逮秘书》本、张海鹏《学津讨原》本编次、脱误相同，由此推断书版之授受，而刊刻之源流自明。

陆氏广泛参阅各书序跋、书目、文集、史志等资料，并从各书版式、文字等内容进行比勘，以期更准确地弄清古籍各版本之间源流和内在关系。如宋板《读史管见》跋：“据大正序，淳熙以前无刊本，至大正官温陵，始刊于州治之中和堂，乃此书初刊本也。其后嘉定十一年其孙某守恒阳，刊于郡斋，并为三十卷，与《书录解题》合。有犹子大壮序，明季有重刊本，即《四库》附存其目之本也。《姚牧庵集》有此书序，谓‘宋时江南宣郡有刊板，入元，板归兴文署，学官刘安重刊之。’牧庵尝得致堂手稿数纸，今摹诸卷首。”陆氏参考了序、书目、文集资料等考察了该书版刻源流并得出了“是此书在宋凡三刊，元人又重刊之”的结论，说明了当时对此书的推重。[2](P85)影宋抄《史通》跋：“以明陆文裕本、国朝浦起龙通释本互校，浦本多与影宋本合。陆本校正固多，而妄删误改者亦不少。卢抱经所称影宋本与此本同出一源，其善处卢氏已尽录于《群书拾补》中。是书明刊，以陆本为最先，张之象又翻陆本。西江郭延之据张本重刊而加评，王维俭又据郭本而加注，国朝黄叔琳又据王本删订重刊。浦起龙通释本虽不言所自，而与宋本皆合，则当见影宋本矣。”[2](P84)陆氏通过各本内容的比较与校勘，将各本之间的脉络清晰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宋刊明补本《贾子新书》跋：“是书北宋刊本无闻，淳熙辛丑，程给事为湖南漕使，刊置潭州州学，据胡价跋，字句讹舛，以无他本可校，未能是正。正德中，陆宗相守长沙，得残板数十片，因补刊成之，见黄宝序。是其中尚有宋淳熙残版，特不多耳。正德十年，吉藩又据陆本重刊于江西。余官闽时，从杨雪沧中翰借校，与此本行款悉同。其后，何元朗、程荣、何镗诸本皆从此出，惟所据之本摹印有先后，全缺有不同耳。宋本不可见，得此亦不失为买王得羊矣。此本胜于吉藩本，吉藩本胜于程荣本，程荣本胜于何镗本，明刻诸本以何元朗为最劣。”[2](P90)通过序跋、亲身经眼，陆心源不仅详细的考订出了各版本之间的流变继承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对各个版本的价值给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在整理出版《贾子新书》时被证实是合乎事实的。

三、版刻规律的总结

长期的实践、丰富的藏书，使陆心源在古籍版本的鉴定和版刻源流的考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如此，陆心源还善于对版本现象特征等进行归纳，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首先是对古籍刊刻避讳规律的总结。例如《隋书》跋二中说“宋版官书于庙讳嫌名缺笔维谨，间有疏漏，亦十之一二。”[2](P44)说明了宋版官书避讳严谨的一般情况。《毛诗句解》跋曰“宋讳有缺有不缺，宋季坊刊往往如此。”[2](P27)《王右丞文集》跋曰“宋讳有缺有不缺，南宋麻沙坊本往往如此。”[2](P146)两跋又点明了宋刊坊刻避讳不严的特殊情形。避讳规律的总结，为利用古籍的避讳进行版本鉴别指出了门径。

其次是对古籍刊刻版式、字体特征的一些总结。例如宋刊《五经正文》跋说“诸刻正文，今不数见，而他书之所存者尚多，以余所藏，蜀则有《春秋》杜注、《周礼》郑注、前后《汉书》、六臣《文选》，监则有单疏《尔雅》、前后《汉书》、单《吴志》《通鉴》《武经七书》《广韵》《册府元龟》《宋文鉴》，建则有十行本《诸经注疏》、杜注《左传》、许氏《说文》《纂图周礼》《纂图礼记》《北史》《新唐书》《方舆胜览》《王右丞集》《山谷诗注》《陆状元通鉴》，婺则有《尚书》《周礼》残本。蜀本皆大字疏行，监本比川本略小，建本字又小于监本而非巾箱，惟婺本重言《尚书》《周礼》两书款格狭小。”[2](P28)陆心源通过对自己所藏相关古籍的观察比较，总结出了蜀本、监本、建本、婺本各自的版式特点，为自己及后人的版本鉴别指明了方法。宋刻《玉篇》残本跋：“南宋时，蜀、浙、闽坊刻最为风行。闽刻往往于书之前后别为题识，序述刊刻原委，其末则曰‘博雅君子，幸勿忽诸’，乃书贾恶札，蜀、浙本则无此种语。”[2](P44)此处总结了闽坊刻牒文的规律，为闽刻古书的鉴别提供了方便。元瑞州路《隋书》跋二：“宋世官书，字皆极精，有颜欧笔意。坊刻稍草率，亦尚齐整。”此句总结了宋版官书与坊刻书字体的一般特征，对辨别宋版官刻与坊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又曰：“元、明人刊书，凡宋朝官牒题名，不刻则已，刻则必仍宋式，如今所行《内经》《脉经》、严州本《文鉴》、嘉靖本《金陀萃编》之类。”[2](P45)总结了元、明刻书时对于宋朝牒文、题名的一般处理方法，可资借鉴。

再次是对于古籍刊刻发行规律的总结。例如宋椠《国语补音》跋：“宋初刊书，注疏、音义皆别行，今单刊单疏、音义犹有存者，如《尚书》单疏、《仪礼》单疏、《榖梁》单疏、《尔雅》单疏、《经典释文》《汉书音义》《晋书音义》是也。至南宋而有附陆氏‘音义’于诸经各条之后者。此本别行，固宋代撰‘音义’者之通例也。”[2](P57)陆心源通过自己的经验得出了宋初刊书注疏、音义皆别行至南宋才附于本书之后的通例，有助于了解宋时刻书的格式习惯；宋椠《汉隶分韻》跋说“辽金人著述往往有南宋覆本，如辽释行均《龙龛手鉴》、金成无已《伤寒论》皆是。”[2](P33)此处揭示了辽金人著述有南宋覆本的刻书现象，使得元人所著收入《宋史》、金人所刊避宋讳的奇怪现象得到解释。《西塘集》原本二十卷，陆氏藏本经叶向高汰并，只有十卷而内容却未减少，陆氏由此想到“宋人文集往往以数页为一卷，以充卷帙。《范忠宣集》以行状一首分为卷十八、十九、二十三卷，是集想亦类此。”[2](P168)此处又点明了宋人文集多分卷帙的现象，为解决版本考察中类似的疑问提供了借鉴。

“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素有自觉总结文献学方法和理论的传统”[4]，陆心源亦不例外。通过对一些古籍刊刻情况的总结，陆心源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为后人版本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路径。

四、版本价值的评价

在明确了古籍的版本，分析了古籍的版刻源流之后，陆心源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古籍版本的优劣和价值给出自己的评价。

陆心源主要根据刻本的纸张、墨色、字体、模印等外部情况来评价和判断古籍版本的赏鉴价值，但也兼顾文本残全等状况。总体而言，多贵宋元精刻、精抄本。例如宋椠《汉书》历经七百年，纸墨如新，完善无缺，陆心源以之史部藏书中第一等秘笈。《黄文献集》历经五百余年，纸墨如新，完善无缺，陆氏赞为皕宋楼中元板第一等。宋本《真西山读书记》为南宋初刊祖本，字画清朗，体兼颜、欧，陆氏认为非麻沙刊本所能及。宋椠《历代故事》为杨次山手书付刊，书法娟秀可喜，历经七百余年，完善如新，陆氏以为良可宝也。从以上题跋可以看出，精刻、精抄固然可宝，但陆心源更注重的是其内容是否完具、是否有讹夺，也就是其校勘价值，故不可以一般赏鉴家视之。

宋、元本往往为初刊祖本或经过详细校勘，讹夺较少，故其校雠价值为陆氏所重。例如陆氏以其所藏宋椠《汉书》与今所通行《汉书评林》、汲古阁明监本互校，发现胜处颇多并就翻阅所及，偶举一二，录于题跋中以见宋本之善。又如陆氏以崇祯中程衍刊本校其所藏北宋本《外台秘要》，发现程刊本删削几及两万字，妄改处亦复不少，考《百宋一廛赋注》知黄丕烈藏宋刊之富甲于东南，仅得目录及第廿三两卷，考《经籍访古志》知日本虽有原书，但模印在后，多糊模处，而此本宋刊初印，无一断烂，不禁赞叹“洵海内外鸿宝也”[2](P106)。

影宋本保存了宋本的原貌，所以也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陆氏以旧藏朱友鹤旧抄本《尹河南集》与影宋本互勘，知朱本讹夺甚多，于是感叹“书贵影宋，良有以也。”[2](P158)又以影宋精抄《王广陵集》校其所藏旧抄及40卷本张月霄爱日精庐旧藏，发现两本夺误甚多，于是知影宋精抄之可宝也。因为宋本、影宋本的校勘价值，所以即使是残本陆氏也非常重视，例如宋刻《玉篇》虽是残本，但陆心源以为宋本流传日少，小学书尤不易得，譬之残珪断璧，弥足珍贵。又如影宋抄《通历》原本十卷，今虽只存卷四至卷十共六卷，陆心源却认为唐人著述，传世日稀，未可以残缺见废。

从版本的内容上，陆心源注重原本、完本、精刻精抄本。原本多未经后人羼乱，例如卷四影宋抄《营造法式》跋：“《四库》所收，据天一阁范懋柱所进，缺第三十一卷，从《大典》补全，此则犹原本也。”[2](P74)卷十一《广陵集》跋：“两本皆尝插架，以校此本，诗文无所增益，盖经后人分析卷数，此则犹宋人原本也。”[2](P164)完本内容完整、少缺佚，例如《四库》所收《吴越春秋》，序存而缺徐天祐姓名，至不辨为何人所作。《汉魏丛书》本、《古今逸史》本，皆并为六卷，仍用天祐注，不著其名并削其序，而陆氏藏本首尾完具，模印精良，由是以为虽不及宋本，亦是书之善本。精刻精抄本讹夺较少，例如陆氏以郁氏新刊本与毛抄《杨辉算法》互校，凡校勘记所补正，毛抄本皆不缺不误，不禁叹曰：“盖毛抄之至精者，当与宋刊同观。”[2](P118)《范太史集》宋以后未见刊本，陆心源藏张立人手抄本，自始至终数十万言，无一字讹夺，陆氏以为诚善本也。

陆心源注重刊刻、存世较少的版本，例如大字本《通鉴》因卷帙繁重无人重刊，流传益罕，陆氏以为稀世之秘笈。毛抄《国语》以宋本久亡，世无二本，尤为钱大昕、段玉裁诸公所重。《书小史》宋以后无刊本，近时藏书家罕见著录，陆心源视为稀有秘笈。日本虽多藏中国古书，《经籍访古志》所载福井榕亭藏本《风科集验方》，只存卷五、六、十二、十四4卷，而陆氏藏本仅缺一卷，故他珍重自家藏本，亦见其于海内外善本之比较有清醒之认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版本有某种缺陷的书，陆心源也能以自己的眼光发现其价值。例如范晔《后汉书》本无《志》，刘昭注范书，以司马绍统《续汉书志》补其缺。宋椠蔡琪一经堂本《后汉书》不辨原委，《志》书亦题“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李贤注”，诚为荒谬，然因其所据底本为淳化原刻本，胜于今通行本甚多，陆氏以为“未可以一眚掩也”[2](P36)。元板《南史》虽刊手不佳，陆氏校以汲古阁本，乃知其善处。《分类夷坚志》原书四百二十卷，惟存五十一卷，出于通行八十卷及支志巾箱本之外者甚多，陆氏认为此本犹宋人所辑，当见四百二十卷全书，不但全书崖略可以考见，即宋人遗闻轶事，亦往往赖此以存，未可以删削薄之。

当然《仪顾堂题跋》在版本研究上也有其不足之处，余嘉锡在《书<仪顾堂题跋>后》指出其考证之失三：一曰辩证未确，二曰引证不详，三曰持论矛盾。虽有这些缺点，但诚如先生所说：“盖见闻或偶有不及，思虑亦容有未周……全书大体既佳，征引亦富，其精博之处，固不以一眚掩也。”[2](P677)从陆心源在题跋中对古籍版本的详细考证和阐幽释微，可以看出其识见确实非同一般。陆氏虽然以藏书闻名，但同时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问家,当得起“富收藏，精鉴别”的赞誉[5](P677)。严佐之考察陆心源的一生，认为“一个人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能不乏政绩，又能著述等身，还跻身四大藏书家，确属不易”[6](P153)，对于这样的人物，其著作和学术贡献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