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启勋的书籍生活和情感世界

胡晨光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论起典籍传藏，多以江浙为代表；湖南地处偏远，不常被人推重。傅增湘说：“尝观古来言藏书者，咸争推吴越故家，而楚蜀之地，乃寂寂无闻。”[1](P3)民国年间，以叶德辉为代表的叶氏家族，在湖南藏书界异军突起。叶启勋是叶德辉的侄子，家风浸染之下，叶启勋继承了叶德辉喜好藏书的品格，著有《拾经楼·书录》三卷，纪其所藏善本图书百余部，傅增湘为之作序。在书录题跋中，叶启勋不仅关注典籍的文献价值，考订书籍的版本、批校、流传，且记述了许多与时代、家族、书籍生活相关的掌故，使之具有独到的文化价值。

叶启勋兄弟三人，兄启蕃、弟启发，同好购藏典籍。其弟叶启发藏书楼号为华鄂堂，藏书志名《华鄂堂读书小识》，两家藏书初未分彼此[2](P3)。叶启勋子叶云奎说：“迫于生计，伯父启蕃外出求职，以擅长珠算得任会计；叔父启发擅长国画，得任教员；父亲则得日本《汉学杂志》和南京金陵大学《国学季刊》约稿，而收藏古籍工作未尝一日稍停。”[3](P493)另据《二叶书录》，兄弟三人的善本书籍多为叶启勋购入，则叶启勋为兄弟三人中收藏典籍的主力。

叶启勋的诸篇题识写定之后曾公开发表，1934年《图书馆学季刊》发布《本刊所载〈拾经楼群书题识目录〉》[4](P420)，其中已有题识四十余篇。1937年，叶氏将《拾经楼·书录》刻印于长沙；1940年时，《拾经楼·书续录》成书二卷，达二三万字，李小缘曾许为之分期刊布[5](P135)，惜未见下文。启勋弟启发说：“己卯三月，定兄取劫余未尽之书编成书录，更取所作各书之题跋订为《拾经楼·书后录》。”[6](P170)可知在1939年时，叶启勋还曾编订藏书目录，亦未见流传。因此，我们在讨论他的书籍生活时，现存的《拾经楼·书录》是最为主要的材料。

近年以来，随着学界对湖湘文化的关注，针对叶启勋的相关研究渐多。姜庆刚、晏选军等学者发布了叶启勋同李小缘、商承祚、柳诒徵等学人来往的书信[7][8][9]。张宪荣和杨琦则重点关注了叶氏兄弟所撰《二叶书录》的特点和价值[10](P86～95)。尧育飞所撰数篇文章揭示了叶启勋的生平经历和学术贡献[11][12][13]，且他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傅增湘旧藏《长沙叶定侯家藏书纪略》一书抄录发布[14](P191～206)，为学人研究叶启勋藏书提供了新材料。以上研究对我们了解叶启勋其人其事均有重要贡献。但少有学者关注叶启勋具体的藏书活动、心态和情感，本文拟以叶启勋所撰《拾经楼·书录》为中心，勾稽其书籍生活和情感世界，求教于方家。

一、叶启勋的典籍购藏

受家族影响，叶启勋很小的时候即注重购入典籍，他说：“余年才志学，即从厂肆游。”1916年，叶氏17岁，时周銮诒藏书散出，他与友人秦更年分得之。1930年时，叶启勋31岁，他写到：“本抱残守缺之心，为启先待后之计，历十三寒暑，得四万卷有奇。”[15](P76)再至1937年《拾经楼·书录》撰成刊刻时，叶启勋自称“十数年间，聚书十万卷有奇”。则仅在1930至1937这七八年间，叶启勋就购入典籍六万卷。

(一)购藏方式

有学者总结 “购书之方式也往往因人因时而殊异。然举其大概，仍有一定之式：以购书对象论，或字书肆、贾客，或自藏家、民间；以购书类型论，或专注新籍，或钟情旧典，间或新旧兼蓄；以购书方式论，或自买，或代买，或大宗收购，或零星蓄积；以购书所得论，或系刻意寻觅，一朝释怀，或系不期而遇，喜出望外，如此等等，难以尽举。”[16](P235～236)据《拾经楼·书录》所记，叶启勋购藏典籍有得之书肆、书贾、藏书之家等方式，他钟情旧典，以自买为主，兼有大宗收购和零星蓄积。

《拾经楼·书录》记载，长沙的玉泉街旧书肆是叶启勋经常寻觅图书之处。他的藏书中，有些书就是从书摊上不经意间得来，如在“冷书摊中”得赵之谦的《从古堂款识学》[15](P70)，又在“冷书摊头购得明成化癸巳先族祖文庄公刻《咏史古乐府》”[15](P138)。

但更多的好书还是直接来自于书贾处。叶启勋不惜重金、广搜旧籍的名声传扬在外，书贾常持书上门或持书单邀请叶氏往购其书。如明刻本《韩诗外传》题记载：“三月十日，估人从湘潭旧家获大批书籍归，约余往观。”[15](P17)1935年时，叶氏曾得北宋刊小字本《说文解字》，记得书过程：“乙亥夏五，湘乡估人持书一单求售，约余往观。”[15](P17)时代变动，藏书难守，旧藏书家之书，也常为叶氏所得，如于贺长龄后人处得李鼎元手批《水经注》[15](P54)，于黄国瑾家得朱彝尊、黄丕烈旧藏明抄本《牡丹百咏集》[14](P202)。

“不期而遇”之外，他特别关注何绍基的旧藏，可谓“刻意寻觅”，在坊肆、书贾处见之，不惜重金购求，何氏后人何诒恺亦趋叶启勋之门求售。故叶氏所藏善本书中，何氏旧藏甚多。据叶启发所记，1929年时，兄弟二人购藏何绍基旧藏已超过五千卷：

有清道咸之间，道州何子贞太史绍基以书名重海内，而其藏书之富，人多不知，殆以一善掩众长也……丙寅、丁卯之间，太史曾孙诒恺移寓省垣，染阿芙蓉癖甚深，又沉溺醉乡，陆续举其先世所藏者售金以资所费。余兄弟每于估人手见其家藏旧本，必倾囊金购归。先后所得，以宋椠《宣和图谱》《韵补》《梦溪笔谈》，毛抄《重续千字文》为最，其余元明旧椠、批校稿本不下五千卷也。[15](P76)

何绍基以书法闻名，其藏书罕有人关注。何氏后人移居长沙，嗜好鸦片，不能守书，其书遂辗转为叶启勋兄弟所得。当然，叶启勋购求图书的方式有可能是诸多方式的综合，旧藏家之书散落坊肆或为书贾整体购去，再为叶启勋所得，也是常见的情况。在叶启勋的典籍购藏活动中，少见请人代购，多为亲自购买。

(二)与书贾的博弈

同其他商品的流通一样，在图书市场的交易中，买方和卖方也常要经历一番博弈。叶启勋在藏书界浸润多年，自然要同书商常有往来。叶启勋的笔下的书商多没有留下姓名，多以“书估”“估人”代称，其形象或阴险狡黠，或敏而好学，跃然纸上。试举一例，王鸣韶为王鸣盛之弟，有《鹤谿文稿》手稿。叶启勋先于袁芳瑛处得此书之一半，而书贾处持有另一半。“书估知余必欲得此以成完璧，始颇居奇，迁延月余，以残册无人过问，卒为余有”[15](P154)，叶启勋知晓书估居奇迁延的原因和目的，但不急于入手，最终书估因书为残本难以售出，不得不售予叶启勋。更多的情况是每逢珍本，书贾常以叶启勋之面色定书之价格，“估人之黠者，每以余之面色定价之高下。此书余一见而心怦怦动矣，估人遂坚持原价，不肯减少”[15](P129)。更有狡黠的书贾不知书之价值，仅见叶启勋来购，便知书非普本，刻意提高价格。叶启勋对此深有体会，但惜书之情，不忍交臂失之。如购明本《居士集》时，“当时持此书求售，人无知者，余拟以贱价获之。不欲书估见余欲售，始知为秘帙，居奇昂价。余重其希见，乃以重价收之”[15](P118)。

有经验的书商多熟悉典籍的版本和价值，以为交易时的凭借。故有时藏家和书贾眼力精疏，在书籍交易时十分重要，稍有不慎，就会处于下风。1916年时，叶启勋在书贾处见彭文勤手校古香楼抄本《默记》，因书贾不知彭文勤之名，叶氏得以贱值二十金得之[15](P78)。又如因书贾“不知半恕道人为荛圃别号”，且不识其笔迹，叶氏得以番银四十饼购得明刊本《巽隐程先生集》[15](P142)。

有时书贾居奇过甚，索价极贵，叶氏不得不采取非常规办法，仿明人王延喆事，排印流布之以降其价。明嘉靖王延喆刻本《史记》题识记：“忆余庚申岁，有持影宋抄本唐马总《通历》求鬻者，闻出县人袁漱六太守芳暎家中，其先固兰陵孙星衍渊如观察旧藏本也，索直极昂，且不肯示人。余颇恶其居奇，乃假归，集从父兄弟竭一昼夜之力，抄写其副，急以活字排印二百部，而以原书还之。厥后活字印本坊肆风行，其人知而贱售从兄某，今得之矣。距求售时才月余耳。”[15](P38)当然，此法不甚光明正大，不足为人效仿。

亦有好学的书贾，买卖达成之后仍向叶启勋求教的。有一柳姓书贾，持一汲古阁刊毛扆校本《春渚纪闻》，二十金售于叶启勋。成交之后，“柳谓余曰：‘京估某曾见过，以无毛印疑之，今已售汝，曷告我以真假？’”[15](P85)叶启勋回复说自己曾在涵芬楼见毛扆校本《鲍照集》，以字迹推断，此本确为毛扆手校。

二、叶启勋的藏读习惯

藏书家在长期的书籍生活形成了一定的藏书和读书习俗，在这之中体现着藏书家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

(一)重装典籍

叶启勋对所藏善本，常进行重装。一种情况是书籍破损或分割，必须重新装订才能方便阅读和保存。许多残缺之卷在经叶启勋之搜访和重装之后，得以破镜重圆。如宋刊明印本《临川先生文集》，“此书纸背间多朱墨字迹，盖其时用公牍废纸所印。原书装二十册，以嘉靖极薄绵纸衬订，余因其破口虫伤重装，将原衬纸撤去。惜纸背字迹因重装不能辨认，并识之以谂后之读是书者。”[15](P85)再如王鸣盛之弟王鸣韶的《鹤谿文集》手稿，1916年时，叶启勋先于袁芳瑛家得其半，三年后，再于书贾处得另一半，“因为编次，重加装订”[15](P154)。叶氏重装修补之举，不仅保证了典籍的价值，也延续了典籍的生命，其《鹤谿文集》一书至今仍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还有一种情况是善本需重装之以示珍贵。如宋刊宋印本《韵补》(是书湖南图书馆鉴定为元刻本，可备一说)，叶启勋“以番饼百元得之，手自装池，以为吾家镇库之宝。”[15](P31)翁方纲手校旧抄本《瀛涯胜览》，叶启勋“特重加装饰，以待来者，知所宝重焉”[15](P56)。

(二)节日读书并作题记

据《拾经楼·书录》所载，叶启勋常在特殊节时取书阅读并作题记。以他书籍生活中相对安定的1926和1927两年为例：

1926年，正月人日，读明刻本《镡金文集》并跋之[15](P144)，中秋，读赵之谦手稿本《从古堂款识学》并跋之[15](P70)；重九日，读《昌谷集》并跋之[15](P111)；腊八日，读《杜樊川集》并跋之[15](P110)。

1927年元旦，读汲古阁影宋精抄本《重续千字文》[15](P34)；正月人日，读《后山诗注》并跋之[15](P122)；元宵节，读翁方纲、何绍基批校本《宝真斋法书赞》并跋之[15](P78)；中秋节，读明刻本《寇忠愍公诗集》并跋之[15](P133)；腊八节，读明抄本《猗觉寮杂记》并跋之[15](P79)。

以上所举均是重要的传统节日，叶启勋在欢庆时节并不像多数年青人一般陷入欢娱，而是取阅藏书并作题跋，可见他对典籍和文化的痴迷和追求。除了在节日之外，生辰之时，叶启勋也常聚友朋，同集家中，赏鉴藏书。1929年，叶启勋自道州何氏得翁方纲、丁杰、钱馥校本《宝刻丛编》，生辰之日“友人聚集同观，午后泚笔记之”[15](P64)。1931年生辰日，叶氏宴集好友“雷丈民苏、许丈季纯、徐子绍周”[15](P27)，于拾经楼西簃，同观张穆、何绍基批校之王筠《说文释例》稿本。

此外，叶启勋还有邀请名士共同鉴赏藏书的习惯，叶运奎说：“座上客有雷氏三兄弟和徐氏两兄弟等……一月数聚或连聚数日，习以为常，始终不懈。”[3](P491)

三、叶启勋的藏书心态

周少川先生曾总结私家藏书心态的类型有文化认同的心理、以读书为乐的意识、“遗金满籝，不如一经”的心态、藏书私密、祈求永保的心态、藏书公开的心态等数种[17](P134～146)。叶启勋以读书、藏书为乐，购书不惜重金，守书时轻易不外借，可见他爱书、惜书和藏书私密的心态。

(一)以读书、藏书为乐

以藏书、读书为乐的心态，使叶氏拥读藏书便不知外界之苦，“时严寒大雪，呵冻书之，不觉其苦也”[15](P120)。再如读《谷山笔麈》，他记：“严寒大雪，围炉书此，时忧祸频仍，几忘其为遁世之民，书能养性，固如是耶？”[15](P90)他在《拾经楼·书录序》中说：“唯余而立之年，半以书相依如命，流离颠沛，伴侣皆书，嗜之笃，缘之悭。”[15](P5)颠沛流离之中，叶启勋以书籍为伴侣，以摩挲赏玩藏书为生平快事。

在时代变动使得“日以读书为乐”都成为奢望时，叶启勋对此表示出无比的遗憾。1933年时，叶启勋得赵启霖手批陈奂《毛诗传疏》。他翻阅其书，见“《疏》中考证改正处颇多，校字离句甚为精博，想见前辈好学之勤劬，读经之审慎”，故感慨到：“方今经学沉晦，礼教纲常且溃决不可收拾，且兵戈水火又一再相乘，求如曩时二三老儒不闻祸乱，日以读书为乐者，殆如钧天之梦，不可期遇矣。展读斯篇，不禁为之掩卷三叹已也。”[15](P19～20)时易势移，旧学典籍承载的传统学问已经不再为追求新潮的士人所沉迷。叶氏在新学崛起的年代抱残守缺，以读书藏书为乐，颇有乾嘉诸老之风。

(二)惜书甚于惜金

叶启勋购书多不惜重金，如叶启发见有人持宋刊本《宣和书谱》求售，索值三百金，驰书上海请示叶启勋，叶启勋“亟复书如值偿之，然未信其真为宋刊，第以历来收藏家志目罕见记载，虽重值勿惜也”[15](P72)。叶启勋竟肯在未信其书真为宋版的情况下，豪掷三百金，可见其惜书甚于惜金。又如曾经方功惠、李希圣收藏的明刊本《古廉李先生诗集》一书，叶氏记其入藏过程：“先是，有人持此书至书坊求售，坊贾中固无一陶蕴辉、钱听默之流能识古书者，因其虫蚀过甚，群鄙夷置之。持书者为湘乡人，初至会城，不识途径，仅闻人言有叶某者，好书有癖，致奇书不惜重价。偶从坊间相值，遂导余至其寓所，且言坊贾之无识，并出此书。告余为其先祖亦元先生旧藏，前有亦元先生手跋，因欲留为世守，而迫于生计，故仅留手迹而去其书。其先则得之巴陵方氏者，与曩时世父考功君所言一一吻合。余亟以番饼百元易之。”[15](P144)叶德辉曾告知方功惠、李希圣藏书的渊源，故当李希圣后人持书来售时，叶启勋亟购之，且其所记“初至会城，不识途径”一语颇为得意，似称自己才是城内有见识、有资格购进此善本之人。同时该题记也点出了在当时的书籍贸易圈中，叶启勋“好书有癖，致奇书不惜重价”的形象已经被广泛认可、流传。

另一方面，叶启勋常在书录题跋中记载得书的价格以彰显自己的惜书之情。1926年，叶启勋得汲古阁影宋精抄本《重续千字文》，记得书之事：“去岁腊八，余从估人手见之，坚索白金二百，迁延月余，乃以五十饼金得之。当毛斧季售书潘稼堂太史时，其《秘本书目》记云‘精抄之书，每本有费四两之外者，今不敢多开’。所谓‘裁衣不值缎子价’也，在当年抄时岂料有今日哉？事逾数百寒暑，今日之价已数倍之，又岂毛氏所能料及哉？”[15](P34)。1927年，以50饼金得明汲古阁影元抄本《文则》一册，并说：“今此书毛《目》所估抄价只八钱耳，余乃以五十饼金易之，数十倍于毛氏估价。”[15](P163)叶启勋以自己购书的花费同毛氏《秘本书目》所载相比，衬托得书价格之高，其意在彰显自己购书不惜重金，表明自己对书籍的热爱。

(三)藏书私密

时局动荡，经历坎坷，叶启勋知书籍传藏不易，故嗜书之情更笃，虽“自诩达观”，但藏书私密的心态使其轻易不肯外借、出让其藏书。叶启勋获得北宋本《说文解字》后，时“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邵元冲夫人张默君，由省政府派人陪同来看此书”，叶启勋以“是否宋本尚不能定告之”[3](P492)，拒绝了观书之请。1940年时，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家李小缘曾致信打探：“长沙告捷以后，日趋稳定，我兄府上藏书幸早下乡，不知近状若何，现移何处，储藏如愿转让，弟甚愿效微劳，是否有意及之乎？”[5](P134)李小缘有意代收其所藏，叶启勋亦未许之。面对各方的压力，叶启勋轻易不肯外借、出让其藏书，体现了他私密藏书的心态。

在叶氏的书籍交游中，他的做法也偏向谨慎。《拾经楼·书录》中出现最多的叶氏书友是秦更年，以秦更年为例，可见叶启勋嗜书之深。1916年周銮诒散出之书中，有明赵氏仿宋本《玉台新咏》，为叶启勋所得。秦更年坚请相让，叶启勋“固未之允”。1927年春，叶德辉过世，叶启勋前往上海避乱，秦更年“复申前议”，叶氏“未忍却箧”。1930年，叶启勋徙家至上海，秦更年“仍未能忘情此书，知余携之行笥，强让未可，割爱不能，遂请假观数日”[15](P156)。至于不肯借书的缘由，叶启勋自述到：“世父死丁卯春月之难，藏书散失几尽，从兄某则因家计，将所得斥卖罄尽，惟余此部，得保守于丧乱之余”[15](P156)。故珍密之书，不肯出让外借。

再以《广川书跋》一书为例，友人藏文征明抄本《广川书跋》，叶启勋“拟乞得之”，以补藏书之阙，结果“友人靳未许也”[15](P75)。从友人的反应中或许可以推见叶启勋平时的做法。叶启勋后得秦氏雁里草堂抄本《广川书跋》，李盛铎之子李家滂来访，“见而赞赏，坚请相让”，叶启勋亦“靳未之许，卒至面赤而去，遂秘之箧笥，不敢示人”[15](P76)。秦更年亦两次来借校此书，叶启勋均未出借，仅嘱叶启发以一刊本临校之赠予秦更年。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叶氏与诸藏友之间断绝书籍往来，如叶启勋曾“从友人秦曼青许见黄复翁手校元本《诗外传》。适行箧中携有此本，因假归以绿笔临录一通，并影摹诸家校藏印记及题跋，附订于首”[15](P19)，即叶氏与秦更年亦互有借钞借校之举。他在题识中多处记载自己不肯外借、出让典籍，源自于动乱时代保藏图书的不易，其意在彰显书之珍贵以及自己的惜书之情。其后人见之，更应宝重其书。

四、叶启勋的情感寄寓

私家藏书具有自觉自愿的特点，透过藏书家们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可以挖掘出他们的文化心态和情感寄寓。在叶启勋孜孜不倦地购求、守护、传承典籍的背后，寄托着对伯父叶德辉的怀念，对家学传承的坚守，也垂训着叶氏后人。

(一)追忆世父

叶德辉曾在苏州寄诗“阿十持本日对雠，抱经思适能同擅”[18](P238)称许叶启勋、叶启发兄弟。叶氏兄弟能在湖南藏书界产生影响，与早年间叶德辉的指点不无关系。叶启发说：“仲兄定侯及余方在髫龄，即侍砚侧。先世父时即以各书版刻之原委、校勘之异同相指示。余兄弟习闻训言，渐知购藏典籍。”[6](P169)

叶启勋能够接触学界名流如张元济、傅增湘，得以拓宽眼界，也多借叶德辉之力。在1921年时，叶启勋前往上海，获观涵芬楼藏书，“辛酉夏，余道过沪上，时大伯父由苏适来，因率余往观涵芬楼藏书，中有旧抄《鹿皮子集》，假之取读”[15](P133)。即便是在叶德辉过世之后，叶启勋避乱上海期间，也获观书涵芬楼，即“夏初，余避乱沪上，从海盐张菊生年伯元济许假观涵芬楼藏书”[15](P115)。1934年时，傅增湘南游衡山，道经长沙，叶启勋执年家子礼相见。返程时，傅氏往观叶氏兄弟藏书并选定十余部珍贵典籍，由叶启勋撰成题识寄给他，即傅氏所藏《长沙叶定侯家藏书纪略》。傅增湘还在叶启勋《拾经楼·书录》书成后为他作序，序中颇多赞许之词。

作为其后人，叶启勋常常在题跋中流露出对世父的怀念。《李文公集》题记中说：“回忆平时每得一书，必经世父鉴定跋尾，今世父殉道，不能起而请益，并以知莫氏之误，书此能不凄然乎？”[15](P109)再如叶德辉拟刻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自莫棠和傅增湘处各得一种，嘱叶启勋校订之。叶启勋记：“丁卯春正，余礼庐抱痛，闭户勘书，先世父遂以二书俾余，嘱为校记，拟付手民。未及其半而湘乱作，先世父殉道，余遁寓海滨。既痛哲人之云亡，复悲先泽之或泯，江天在望，徒唤奈何。”[15](P88)字里行间，表现出对叶德辉的追忆。叶启勋、叶启发在题跋中反复言及叶德辉的指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人传承叶德辉学术的欲望和标榜。

叶德辉在世时，叶启勋曾参与校刻《书林清话》。叶启勋的《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一书即是在叶德辉的指示下创作。叶启发说，叶德辉过世后，“余兄弟避乱申江，携大伯父手稿于行笥中，故交门友见者，无不怂恿付之梓民。”[19](P759)另外，据姜庆刚发布的叶启勋和李小缘的往来书信，叶启勋处还藏有叶德辉的未刊稿数种，并“拟为先伯编订年谱”。可见叶启勋在表彰叶德辉的学问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

(二)传承家学

长沙叶氏自叙是叶清臣、叶梦得、叶盛等人的后人。在书录题跋中，叶启勋有意将自己书写为叶氏家学的传承人，在为叶德辉校刻《郋园读书志》后，他在《郋园读书志跋》[19](P757)中追述了家学渊源，将先人藏书治学的传统、叶德辉的教诲和自己的藏书喜好接续书之，同刘肇隅、叶启崟、叶启发等人的《郋园读书志》序跋相比，叶启勋所作跋文颇有追溯自身学术渊源、传承家族学问的意味。

在典籍购藏方面，很多藏书家对家族前辈、乡邦先贤的书籍都相当看重，以之为学术传承的途径和代表。叶德辉即有意收藏叶氏先贤之书并校刻之。叶启勋时，家族遭逢巨变，时代动乱，他更重视先世遗书，以示不忘所自。叶启勋曾刻意搜求原观古堂旧藏和观古堂所无之书。每得观古堂藏书，追忆旧事，感慨良多。1933年得观古堂旧藏明影宋抄本叶氏先祖叶梦得的《建康集》，叶启勋记：

此则藏之观古堂中，为子孙青箱世守之业。丁卯三月，先世父被难，典籍散亡。此书余从冷书摊头购归，亦似冥冥中有默加呵护者。楚弓三箧，亡来已久，一旦顿还旧观，展卷相对，如见故人。特世父云亡，寒暑屡易，追怀畴昔，感痛系之。惟先世父得此书于庚子冬至后一日，是年五月为余生辰。综此三十四年间，余家变故相乘，余虽屡经忧患而酷好典籍，相依如命。此书几经展转，别六载而仍归于余，抑天公欲破余之癖，故予而故靳也耶？抑长恩有灵，祖先之眷恋余小子也耶？[15](P127)

1900年即叶启勋出生之年，叶德辉购入此书，并从盛宣怀藏抄本补全，后汇刻入《石林遗书》。1927年时，该书随着叶氏家族变动而流散。1933年，叶启勋自书摊寻得此书，展卷阅读，感慨良多，甚至有“长恩有灵”“祖先眷顾”之句。在《拾经楼·书录》完成后，叶氏序中记“非敢问世，以示楹书之世守耳”，足见叶启勋传承祖先遗书和家族学问的坚守。

(三)垂训后人

藏书家常在书志题跋中垂训后人，训诫他们珍惜祖宗藏书、好学勤勉，以求学问绵延、家族兴盛。叶启勋在明抄本《东坡先生志林》题记中记：“辛未七月，文安后人诒恺持来此书，索值至百元。彼固不知书，第以先人所遗，故要高价耳。取阅向书之有少河手跋者，乃知此书无名氏题字亦少河手迹，固即目中所载之书也，亟偿值藏之。盖自也是翁后，又递经大兴朱氏椒花吟舫、道州何氏东洲草堂珍藏矣。两家皆无印记，特志其颠末，以示子孙，知所宝重焉。”[15](P84)何绍基家族衰落，其孙持书求售，但并不确知其书渊源。叶启勋梳理是书的流传故实，垂训其子孙宝重其书，颇有引以为戒的意味。图书的收聚和传承殊为不易，书籍不仅为后人治学求仕提供了支撑，先辈们保藏图书的行为就是极好的家庭教育素材。叶氏先祖叶盛就注重蓄书之举的气度和德行，他得知藏书故家长洲虞氏家道中落，不仅不强取其书，而且举荐虞氏后人为官，传为佳话。叶启勋在题跋中也多次表露出对良好家风的重视。1926年冬，叶启勋得藏书家王时敏的手稿本《王西庐家书》一卷。王时敏在家书中常论及季振宜和钱曾的“峭刻诡谲”。叶启勋对比王时敏和季、钱二人的身后遭遇，感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强调家族教育和家风的重要。他说：

遵王为牧斋族子，生平受其提携，得附士林。后乘牧斋之丧，率族人争产，逼河东夫人缢死，其人狗彘不若，乃知西庐有先见之明……书中叙述家常，宅心仁厚，其于亲故贫窘之际，犹时时眷恋于怀，如闻当时父子絮语。其教戒诸子有“为善乃受实用”，勖勉诸儿“事事务存宽厚，念念勿蒙邪曲，培养元气，少答天意”诸语，尤见其居心慈善，不坠家风，宜乎子孙科第蝉联，及身享高寿大名，晚景无不如愿。彼季沧苇、钱遵王诸人虽事事经营，惟恐失利，而身后书籍、字画，转瞬化为烟云，子孙继起无达人，生前遗行，至今为人指斥。亦可见余庆余殃，其理信不爽也。[15](P153)

叶氏对王时敏寄语儿辈的教戒勖勉深以为然，但令人唏嘘的是，数月之后，叶德辉被杀、藏书星散。经历了家族变故、颠沛流离的叶启勋，更知图书保藏不易，1927年8月，他在明成化刊本《李文公集》题记中告诫子孙：“乡邦遗泽，由吴而湘，由湘而吴，楚弓楚得，吾子孙其永宝之。”[15](P109)

叶启勋在书录中，多有言及叶德辉之子叶启倬处。在叶盛手校明闻人诠本《旧唐书》书录中，叶启勋记：

此书出郡故藏书家，索值颇昂。从兄某知其为先人手泽，而又不惜财物，不欲致之。及归余插架，又欲乾没以去。余于从兄弟辈为最小，遂不敢争，亦不愿争也，卒为所夺。未几，从兄某豪于摴蒱之戏，尽散其藏书，余仍从估人手得之。尝考归安陆运使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沈下贤集》叶石君跋”崇祯戊寅得沈亚之集，为林宗乾没，近来林宗物故，书籍星散，宋元刻本尽废于狂童败妇之手。予生平不欺其心，自信书籍必不若林宗死后之惨”云。案林宗公以后娶妻，故致二子失爱以忧死，士论少之。而从兄某以腰缠万贯，吝不资先世父以行，致死丁卯之难，为清流所不齿，卒之及身而书籍星散，且负债累累。然则欺心之人，天理报施，固未尝或爽，其然岂其然乎？因跋是史，以垂训云。[15](P44～45)

叶启勋在题跋中多处表示叶德辉之子叶启倬沉迷赌博、售卖藏书、吝惜财物、学问粗疏，不能继承先世遗志，此处更暗指叶德辉“死丁卯之难”是因叶启倬不愿出资供叶德辉前往日本。叶启勋引用祖先叶盛的跋文，借对从兄的控诉，垂训其子孙为人端正、不可欺心。叶启勋笔下，叶德辉之子的形象可以用“吝惜财物、不学无术”来概括，因此有学者认为，“虽叶德辉生前极为自负，尝称‘湘中一省人物，不及辉之一家’，叶德辉三子，长子叶杞早夭，次子启倬、三子启慕，皆不贤肖，而能继其家学者，实为其弟叶德炯之子叶启勋、叶启发二人而已。”[20](P372)

五、余论

20世纪30年代后期，长沙时局动荡，叶启勋的藏书活动受到了极大影响。1939年长沙大火和1944年日军占领长沙给拾经楼藏书造成极大损失。叶启发云：“中日战起，东北沦亡，继而苏、皖、鄂、赣先后丧失，长沙日有锋镝之警，舟车阻塞，避地无方，余兄弟未得尽举藏书移至乡野。迄至十月，湘垣大火，拾经楼、华鄂堂均成灰烬，典籍之未携出者，同罹浩劫。”[6](P170)1940年时，叶启勋致书商承祚，提及“倭寇肆虐，长沙首被火焚，家藏典册一部分遂罹劫灰，手卷诸稿同为余烬”。另据叶运奎述，日军占领长沙期间，曾派人四处搜寻叶启勋的踪迹；长沙光复以后，又有人趁机挑衅，想要占有其书。叶启勋将书籍用皮箱装好，藏于草药铺。“长沙解放以后，父亲深感购书难，收藏难，保全更难，像此类珍贵书籍，不宜私家收藏，经全家商定于1951年全部捐献国家，现存湖南图书馆。”[3](P493)《长沙市志》载：“1951年，其子叶闿运代表父亲将拾经楼珍善本书100余种，3000多册，2.3万余卷，悉数捐赠给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现绝大部分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善本书库”[21](P578)，其中不乏宋元珍本、稿抄批校本。据湖南图书馆的寻霖介绍，叶启勋、叶启发兄弟藏书全帙捐藏于湖南图书馆，至今为其镇馆之宝[22](P138～144)。

要指出的是，叶启勋并非只知赏鉴、不求治学的“赏鉴派”藏书家。他曾参与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据统计，“撰写提要359篇，其中经部110篇”[23](P344)。他还创作有《说文系传引经考证》《说文重文小篆考》《释家字义》《通志堂经解目录考证》《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等学术作品，部分刊载于《金陵学报》《图书馆学季刊》等刊物。在时局动荡不安，学术风气转向的情况下，叶氏恪守以目录版本学、小学为主的家学，保存典籍，为文化传承贡献了力量。很多叶启勋式的末代藏书家，在动乱的战争年代，不惜一切购求、保存、传承珍贵典籍，又将之捐献公藏，使其至今能为人利用。他们虽然没有亲赴战场，但在文化领域，他们保藏典籍、传承学术的努力同样值得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