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医”“韩医”之繁荣对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启示

孙 晓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教学改革研究中心，山东 威海 264210）

1 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及现状

中医学传入日本后被称为汉方医学（汉医）或东洋医学。5世纪时，日本人认识到中医学的价值并接受了这一医学体系。汉方医学在学术理论和治疗实践方面均与中医学一脉相承，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

1945年以来，日本医学界在普及、振兴汉方医学，在汉方药研发和高科技推进产业化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1］，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受到了广泛重视。

1967年，日本开始接受汉方医学药物进入健康保险允许使用药物名单。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文部省（相当于我国教育部）就过去忽视汉方医学教育的问题进行了调整，要求各大学医学院（部）设立汉方医学课程；厚生省（相当于我国卫生部）也支持研究与应用汉方，将200多万个汉方处方纳入医疗保险，规定符合标准的中药颗粒煮散方剂可以报销。

“汉方医学”重视开展汉方药改革，如津村、小太郎等制药公司依仲景方、万病回春方、局方开发的汉方浸膏制剂，其中成方颗粒多达200余种，可在保险医疗中报销，经济效益良好。

汉方药还积极利用中药提纯方式创制新药，自觉进行新药开发、生药研究，推动中药进入保健品、药膳和化妆品市场，使中药的优势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2 韩医学的发展及现状

前2世纪，中医药已传入朝鲜半岛。北宋时，中医药学成为朝鲜医学的主流。

1986年4月，韩国国会通过《医疗改正案》，将其中的“中医学”改为“韩医学”，“韩医”提法首次正式以法律认可的形式出现，开始了一系列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的操作。2014年7月31日，《东医宝鉴》被包装成总结“韩医学”精华的集大成之作，被第九届世界记录遗产国际咨询委员会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韩医”概念提出前后，“韩医”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如1980年韩国领取执照的韩医师仅3015人，到1985年就增加到3789人，到2006年已发展到5000余人。韩医学院由1986年的5所增加到2006年的10所［2］，培养的人才深受欢迎。韩医院和韩医诊所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在全球医药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韩国政府把医药品产业作为国家朝阳产业，采取各种扶持政策全力提升产业竞争力。据韩联社2016年5月23日报道，韩国制药协会2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5年韩国医药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8.5%，达23.08亿美元［3］，创历史新高，且大量出口日本、中国。

3 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状及原因探讨

3.1 中医药事业的历史贡献 自中医诞生以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繁荣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使中华文明在“大灾大疫”来临之时得以平安度过，避免了像古代罗马文明、古代印第安文明等因鼠疫、天花等大规模烈性传染病而衰亡的命运，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领先位置。中医药的历史功绩不容否认。

3.2 中医药事业发展面临的冲击与挑战 自明末以来，虽然因没有把握住产业革命的机遇而使中国逐渐让出了世界经济“领头羊”的位置，同时因西方医药科技的东传，中医药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逐渐动摇，乃至于在民国时期因受到一批有欧美教育背景、掌握了社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否定，一时之间中医药“存废之争”甚嚣尘，中医药的命运岌岌可危。

3.3 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所面临危机的原因分析 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的危机。

（1）长期以来存在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现代科学霸权主义思想对人们文化观念的冲击。这种不良观念造成了我国医疗制度、教育教学、科研设计、生产组织等方面的日益西化，恶化了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中医药文化传承的外部环境。

（2）中医药学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价值理念比较深奥难懂，中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不可分割、相互间需要互相支撑和印证，这对中医药行业相关人员来说，往往成为一种天然的文化隔膜和壁垒，难以做到对中医药文化自觉认同、主动传承；即便认同，也做不到短时间内全面掌握。

（3）中医药事业的管理模式仍然不够合理，目前我国的医疗制度体系以向西方学习和移植为主，中医药管理处于附属地位，行业决策者中中医药专家比例相对不足，管理层面上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针对性不强或出现错位，出台的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等与中医药行业的本质要求不契合。

（4）当前医药产业发展的主体力量以化学药物生产经营企业为主，中医药企业数量少、实力弱、对中医药资源挖掘不深入，在企业科研及生产经营的组织方面受化学药物模式影响，中医药民族特色不显著，至今未形成较成功的发展道路。

（5）承担中医药文化传承职能的重要主体——中医药高等院校，在较长时期内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医药传承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中医药高等院校的学生及从业人员的教育基础基本上都以现代科学教育为主，中医药传承存在根基不深的问题。

3.4 中医药事业在中日韩三国不同的发展现状之反思 目前日韩两国在中医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医药产业已成为世界医药产业的重要力量，而在中医药的发源地，我们的中医药产业却还在探索和徘徊中艰难前行。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主要的经验教训应有以下方面：

（1）政府的坚定支持是否到位。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大差距，如在我国管理中医药事业，决定中医药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决策者，很大比例上以西方医药科技教育为背景。不掌握中医药文化的实质，以西医思维方式指导中医药发展。

（2）保障中医药健康发展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完善，许多法律制度看似保护其实却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如现行的医师制度，过去规定必须有一定年限的正规全日制教育为条件才可取证行医，取消中医药的自学考试，就剥夺了一大批有专长但无学历的民间行医者继续行医的资格，现在虽然允许采取师带徒等方式取证，但许多民间老中医已然谢世，人才断层、文化断裂的现象已成现实。

（3）民众的认可是否形成潮流。赢得民众的认可必须从多方面努力，除了上述的政府支持、法律保障以外，还包括中医药教育的长期深耕、中医药企业的成功革新、社会各界的精心培育，目前我国在这几方面虽有很大改观，但仍需继续努力。只有在中医药经济效益不断提升、中医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各界对中医药推崇倍至，才会迎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春天。

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思考

当前我国中医药产业存在着产品结构不合理、国际化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等众多问题，低附加值产品比例仍较高，中医药产业的外向度不高，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高层次研发人员缺乏等长期困扰着产业的发展。

解决这些问题，在当前实施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意义尤为重要。通过实施供给侧改革，可以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使中医药产业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实现最优配置，从而达到提升产业增长质量和数量的目标，在增加中医药产业投资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在保障中医药经济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具体到地方政府层面，要做到：

4.1 有所作为 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宏观上进行布局规划，从政策提供服务支持；要积极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及生态立市、科教兴市、产业强市战略，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要为人才的引进提供便利条件，以人才的引进带动项目的开发；要为校企深度合作牵线搭桥，借助高校智力资源，通过成立中医药职业教育集团、促进校企中医药产品研究开发等，形成一批有示范效应的项目。

4.2 保障中医药健康发展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完善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松绑排障，形成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法律保障；尽快出台一批有利于中医药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制度，加强民间中医药资源的发掘、搜集、整理，必要时可通过申报“文化遗产传承人”等方式予以保护；尊重民间有真才实学的“名老中医”，扶持各种形式的“师带徒”，促进中医药传统文化和技能的传承。

4.3 加强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教育 为中医药发展赢得民心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医治现代疑难杂症和避免药害等方面的优势，向群众提供优质的医药医疗服务，赢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要通过举办中医药养生讲坛、保健讲座等形式，加强中医药文化在群众中的宣传，让中医药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形成大家信赖喜爱中医药的风气；支持中医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夯实中医药发展的基石，引领、把握中医药发展的“风向”。

4.4 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战略 不断健全、完善扶持和鼓励中医药发展的财政投入、人才培养、价格调整和医保支持等政策体系，凸显中医药特色优势。如大力发展包括中医药养生保健和中医药生态旅游在内的中医药服务业［4］，积极建设多层次、全方位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业集群，积极开发中医特色养生保健旅游产品，积极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加快中医药走出去的步伐。

4.5 加快中医药生产基地建设 探索中医药事生产模式 充分利用和发挥一些具备条件的地区气候、环境、土气水质、对外交往等有利条件，加快优质中药资源基地建设，加强优质中药资源种质保护，扩大中药原材料生产销售规模；大力扶持一批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中医药生产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探索中医药生产经营的成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