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与共赢”：转型发展中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基于场域视角的分析

刘 尚 儒，邵 长 兰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学院，天津300222）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人才培养的同质化问题日益突出，人才供给与需求不能有效切合。为主动融入创新驱动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部分地方高校要积极转变办学思路和发展理念，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2015 年10 月21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了转型发展的基本路径。其中，在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上可以看出，融入区域发展、建立合作关系已然成为转型任务的重点所在。[1]马永斌教授也在大学、政府、企业合作模式上提出了全新的思路，他以社会网络学和组织生态学为基础，综合人文社会学科的管理智慧和理工科的逻辑思辨，提出了高效而健康的合作模式：“大学—政府—企业生态网”，以松散联结、动态开发的方式将三者连接起来，呈现出一种灵活、高效的网络组织形式，推动利益上的共赢。[2]作为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良好的转型发展更需要依靠与政府、企业之间协调关系的变化发展。转型，学校不仅是主要责任体，政府和企业也应共同承担、协同共治，在系统的制度框架下，处理好政府、学校、企业三者的关系。本文欲从场域理论视角分析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与政府、企业的互动合作关系，并在合作中探讨转型。

一、场域视角下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

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界定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3]他提出的场域理论认为，关系是场域的本质，而且这种关系是客观的，要用关系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世界由各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构成，形成一种多维度的位置关系，这些不同的小世界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场域”。“网络”或者说是“构型”，实则代表的是一种结构，说明场域是非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在这个结构中，整个空间是开放的，场域就其空间上的边界来说，是动态的而非固定的，边界处则是场域效应作用停止的地方。社会世界是由各个相对自主的场域构成，再通过一定的机制进行整合安排。[4]在这其中，权利场域所处的层次不同于其他场域，它是各个场域的基本空间，覆盖了其他场域，不论是经济场域还是大学场域都是它的子场域。权利是一种影响，场域要依靠权利关系来维持。[5]权利场域决定了不同种类的资本相互兑换的比率。[6]

资本有复制自身和产生利润的潜在能力，在场域中的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本结构和总量决定了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而社会空间的结构则取决于资本的分配。布迪厄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概念都纳入了他的资本框架下，更好地解释了这个社会世界的许多小社会的实践都可以有着自身的利益逻辑，这跨越了经济学上惯用的私利概念。[7]各种资本都可以根据比率进行兑换，当然，经济资本转换成其他资本更容易。行动者在场域中的行为，更多地是受到惯习的支配而不是资本。惯习是一种心智模式，直接支配着行动者的行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处理当下的情景），实质是一套性情系统，是感知、评判和行动整体的系统，具有一定稳定性，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在遇到某些具体情境时会发生作用。[8]因而，惯习就是个体在一定的场域中形成的、有关自身的各种持久性的、客观化的、具有独特性的某种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它是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显著特征。[9]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牵动式的组织过程，各相关领域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可嵌入式网络，建构起跨界合作体系，在交互过程中，便形成了具有自我内在要求并相互依存的客观关系——官产学场域。官产学场域是政府、企业、大学在多种异质要素跨界交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逐步分解与分融出现的。在开始时，三方场域是相对独立的，各方行动者互不干涉，并遵循自身的运作规律。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本来独质性的个体不断分解，相对独立的各场域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加，行动者之间相互合作，出现了融合的状态，独立发展的状态就被打破，形成新的场域。在这块场域中，政府、大学及企业分别作为其中的子系统，在转型过程中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各系统的异质性要素也在不断增加，进而使得场域范围不断被扩大。场域理论注重系统内在关系，那么，在分析过程中应该打破传统的实体论思维方式，转向关系论思维方式。[10]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归根结底不是个体的突破，而是需要各相关领域整体协作的推动，在合作中注重的是关系带来的各自资本获得的最大化。

二、官产学场域合作的实际动力

布迪厄在场域理论中的资本概念把马克思的“经济资本”概念作了延伸。他把资本分为四大类：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文化资本以学位为形式，以文凭、学衔等为符号；经济资本以产权为形式，以货币为符号；社会资本以社会规约为形式，以社会头衔、社会声望为符号；符号资本则是三者的合法形式。[11]从布迪厄的相关理论可以看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属于文化大生产场域中的教育次场域，以文化资本为主导；企业属于物质大生产场域，以经济资本为主导；那么对于政府来说，则拥有与学术资本及经济资本相同类型并高于他们的政治资本，也可说是权利资本，因此，政府是以权力资本为主导。政府作为权利场域中的子场域，发挥着支配和调控的作用，覆盖其他场域而不融合于其他场域。官产学场域依靠权利关系来维持，其资本的分配决定了这个社会空间的结构，而三者在场域中的位置是根据权利属性来分配的。

1.就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而言，其最终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以提高自身的文化资本含量。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作为实质的公益性组织，在转型发展期间需要大量文化资本的转化与经济资本的投入，这样才能改善教学条件，优化师资队伍，其人才培养质量才可以得到提升。在文化大生产场域内，起根本性作用的是文化资本，应用技术型高校不同于研究型高等院校，它不仅属于文化生产场域，由于需要与企业密切合作，它还应属于企业所属的物质大生产场域，是为了更好地迎合市场和大众需求。高等院校有“研究型高校”“教学研究型高校”等类型，但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方向是“应用技术型”，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要在传承文化资本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成为应用技术型大学，既要有职业教育的内涵，也要有研究创新的方向；既要有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功利性，也要有育人的公益性。那么，作为政治资本的政府和作为社会资本的企业实则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资源融合作用。

2.就企业而言，其最终目的在于盈利，以实现自身经济资本的增值。企业将自己所拥有的经济资本为学校投资，这是一种实态的投资，是经济资本的转化，成为可以改变学生学习环境的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来换取学生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也可将企业工厂车间的机器设备作为可提升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形态文化资本，创造更多的实习空间，发掘更多的潜在员工，提高学生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总量。企业将投资的经济资本转化为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是为了获得更多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从而实现知识技能的引入、经济资本的增值。企业耗费经济资本进行生产以及管理的不断精细化、最优化，用来提高生产效率，最根本的动因还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资本。想要控制企业所处的大生产场域的高度及其范围，经济资本才是其根本力量。有些企业也会有捐赠、扶贫等回馈社会的行为，但这种行为还是想要获取更多的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在社会中的宣传度和影响力，其实经济资本的获取才是背后推动的力量。

3.就政府而言，其最终目的在于获得更大的社会公信度。政府方面始终拥有一个核心要素——政治资本。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坚持的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政府的价值观是秉持社会本位，在与大学融合的场域中，是要通过控制大学实现其社会治理目标；而大学则想要摆脱政府的干预和控制，获得更大的自治权。[12]其实可以看出，政府的统治理念是想要将大学更好地依附于政治权力。政治论价值观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13]可见，政府对大学的最大价值期望就是有助于国家社会发展，政府可利用自身的权利资本，发挥统筹规划职能，颁布有利于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并在教育经费上给予支持，促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进而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地方文化资本总量，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同时，伴随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良好发展，能够拓宽青少年入学条件，增加就业机会，带来地方区域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仅收获了社会声望和社会公信力，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实现了增值。政府作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管理者，也是利益相关者，提高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质量，满足地方人才需求，才能实现政治资本的增值。在与校企形成的场域中，政府始终扮演着权力支配者，只不过在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场域的需要中不断被调节和分化。

三、转型发展中合作的“缺失”

在官产学场域，三者因实际动力打破边界限制，构建合作机制，努力实现各自利益和集体资本最大化，他们之间形成的场域构型，虽具有整体的逻辑，但需加强串联。社会其他个体或机构组织对此场域有一定参与，但是实际行动者仍是这三者。在资本话语权的前提下，三者需要在进行资本互补的同时，将文化资本作为起点和归宿，要以学校为中心。而从合作个体的独立性去思考合作，却存在一定的内部问题。

（一）政府：缺乏政治资本利用的合理性

场域的进化是一个不断赢得自我相对独立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场域中的行动者来看，“场域是一种游戏空间”。[14]在这个空间中，场域内部通过逐渐完善自己独有的“游戏规则”，得到可带动场域良性发展的、且具有一定规律的实践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用来支配场域中的行动者的。在校企合作中，如果在现实条件下双方没有达到良性发展，就需要政治资本的介入，来提升改善场域的向上运作。由于我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尚处于摸索阶段，加之对此研究的学者也还在逐步进行深入研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模式，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政治资本作用就有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政府在实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发展战略以来，对院校专业建设、师资配备以及校企合作等方面管理的太多，缺乏对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投入，在校企合作的一些政策实施上没有创造出有力条件。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治理在目标上更加趋向于服务，但是在职能转变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还是“管”的多，“服务”的少，依然是政府主导的运作式转型，导致各合作主体的地位存在不平等性。在管理上，领导体系存在多方管理现象：首先，政府各职能部门负责自己的主管对象，并推进各合作方合作，但又想保证自己的利益；其次，政府各部门之间对官产学合作的发展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形式来将其推进。从总体上看，政府应该放权于微观事务，更多地在宏观管理上发挥调控作用。

（二）学校：文化资本无法满足行业企业的需求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转型是要打破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从“学术型人才”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要想实现快速全面转变，必须与行业、企业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对企业人才实施引进，增加“技术”的流入。校企缺乏良好合作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学校文化资本总量达不到企业需求。在转型前，我国地方本普通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及目标都是模仿的传统学术型大学，走“高大上”路线，教师大都来自于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多为“理论型人才”，猛然面对转型会无从下手，师资队伍的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难以满足行业企业发展的需要，其研发实践能力也很使其难成为企业里的行家里手。同时，企业生源的增加和传统生源的减少，使得他们的教学难以得到更好的发挥。

在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上，主要问题体现在学校专业设置，课程和教材开发上相对行业、企业发展来说比较落后，实训场地不足，设备陈旧等，这些都对学生获取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产生不利影响。面对高等教育的普及，本科学历越来越大众化，地方本科院校在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上呈现下降趋势，体系的不完善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目标的大量模仿，使得地方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在市场当中缺乏抗衡力，并且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许多新建创新性企业更倾向于具有多元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高新技能型人才，或者是具有一定经验的高级技工。

（三）企业：在生产场域中盲目对于经济资本的获取

目前，不论是与高职院校合作还是与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合作的企业，大多以中小微型企业为主，这些企业的前身基本上以乡镇企业及家族企业居多，由于经济产业升级的冲击，许多企业不得不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型产业。在转型升级前，大量企业的劳动力以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较低的初、高中生甚至是“农民工”为主，这样在不需要校企合作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经济资本的增值，就不用雇佣“昂贵”的大学生了；转型升级后，企业与高校即使建立了合作关系，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企业也只是为了换取廉价劳动力，降低投资成本，或者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补贴或优惠、无偿使用学校场地，等等。企业在生产场域中对于经济资本的盲目追取，或者说形成的一种“固型”的惯习，影响着校企合作的有效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场域的“游戏规则”。

四、在合作中发展的思考

官产学合作的根本动力在于各自资本增值的冲动，长效合作的基础在于资本的累积，在对三方协同发展方式进行探讨的同时，以获取和牵动更多的合作利益体，才能在合作中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良性发展。关系是构成场域理论的核心要素，因在不同位置之间依附于某种资本（或权利）基础之上所形成。政府、学校及企业站在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资本能力，构成客观关系网，他们形成的场域是由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支撑的，当然，这个场域内部也可以由更多其他异质性要素进行充斥，使其更加丰富，运作更加完善。因此，构建向上的合作场域，要从政府层面出发，建立政策支撑体系，打造良好的场域环境；从学校层面出发，主动构建跨界机制，促进异质性要素流通；从企业层面出发，积极建立合作关系，寻找外部知识资源。

（一）政府：建立政策支撑体系，打造良好的场域环境

政府应当主导场域内各方的合作，激发市场力量，建立“监督—服务”式运行机制，合理发挥政治资本。政府要根据场域发展状况，进行“顶层设计”，推进地方院校办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转型发展。因此，政府可成立调查小组，定期进行考察，协调各方力量，根据合作情况及时进行小组研讨，实施政策干预，以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制度建设。

大学教育作为文化资本的立脚点相对来说独立于政治权利场域，它主要侧重于与经济资本的竞争，中国在权利支配上以政治资本为主导，资本的占有必然需要通过权利来获得。政府想要更好地发挥政治效能，带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提升，就必须尽快融入校企合作的场域中，构建宏观调控机制。从社会视角去观察，在新型场域之下，不无存在着行政权利与学术权力、经济权利的博弈，并受到利益获得的冲动，因为不论是大学还是企业，都想要通过更多政治资本来获得保障性权利，以提升自己的“符号资本”。权利的争斗过程本身就是不断建构再生产机制的过程，那么，从相对性视角分析，政府、学校及企业三者是独立封闭但又相互联系的机制体，在合作过程中，学校与企业既想要得到权利资本的依托，又要防范权利资本的管理。因此，在场域中，应建立起政策支撑体系，提供良好的要素流互通环境，政府应该由过去的直接参与管理转向为以提供服务、优化环境、宏观导向为主，通过制定有利于场域持续创新发展的政策，让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能够更好地渗透到各相关体系的合作中去，并可通过政府的投资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结合。

（二）学校：主动构建跨界机制，促进异质性要素流通

在我国，学校一直是作为政府附属机构存在的，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政府与高校之间以“行政—计划”式机制运作，学校的自我权利是被动的。因此，学校应积极主动向政府反馈“难点难处”，与政府建立沟通平台，多组织开展讨论会议，依靠政治资本，挖掘更多的“疑难杂症”。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的最终目的是面向地方市场所需，人才供给平衡要求学校与“外界”主动搭建跨界平台，建立与之对应的运行机制，确保异质性要素的流动。在转型过程中，要定期开展学术交流会议，调整行业内的“单向”沟通，加强跨行业的异质性要素流通，积极与各行业组织开展正式或非正式的公共论坛，探索学校与各行业企业之间的交流主题，并围绕主题进行探讨，在促进校企合作的同时，推动教育与经济的联动发展。

（三）企业：积极建立合作关系，寻找外部知识资源

在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中，企业往往只是靠自己实现知识从生产到应用的过程，很少能够跨越边界与行业外组织合作。随着企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技术的互补性和复杂性决定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的优势，所以，企业要积极搭建桥梁，打破边界，建立与外部组织的广泛合作。加之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资源已逐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资源，企业的成长基础应更多地建立在知识经济之上，关注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带来的企业竞争优势。因此，企业要将目光投向寻找外部研发力量上，建立顺应技术进步的快速反应机制和适应市场需求的快速创新机制，来弥补自身研发的不足。企业可以通过跨机构、范围、网络进行合作，在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吸纳政府和大学的异质性要素，扩展企业自身的研究范围，创建新型的产业组织，并在政府的支持下，更好地寻求大学技术和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