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狄百瑞及其新儒学研究述评

范丽萍

摘 要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y）， 是美国新儒学研究大家，也是欧美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从中国文化的内在视角看待中国和世界，进而突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本文将以狄百瑞及其新儒学研究为主要论述对象，使读者对汉学家狄百瑞及其新儒家思想有一定了解。

关键词 狄百瑞 新儒家 汉学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1狄百瑞简介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y，1919-2017），是美国乃至西方汉学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学家之一。其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皆得自哥伦比亚大学。在哥大读书时，他开始学习中文，并接触到黄宗羲的著作，自此培养了终身研究的方向。他曾先后在哈佛及中国的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研究;二十世纪40年代，他在岭南大学与陈荣捷教授相交，结下此后数十年学术合作之缘。1949年，狄百瑞先生放弃已经取得的华盛顿海军情报室远东组主管的职务，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1990 年退休之后直至逝世之前，他仍坚持为学生上课，教授包括中国经典《论语》等在内的“古代经典”课程。狄百瑞认为，让学生学习多元文化的核心经典，具有重要的跨文化价值。“在一门课程里对不同文明作全面比较是不可能的，一般一门课会研究1到2个问题，如高贵与文明，孟子论统治者等等”。狄百瑞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尤其是新儒家思想的译介、传播，使中国文化精髓不断为欧美学界所重视，逐渐掀起了全美乃至全球儒学研究的热潮，堪称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先驱。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过程中，他不仅与胡适、冯友兰、牟宗三有过交往，更与钱穆、陈荣捷、王际真等人为好友。他在学术研究上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狄百瑞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从中国文化的内在视角看待中国和世界，进而突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据他的弟子郑义静（Rachel E. Chung） 回忆，狄百瑞自称“东西方都将其流放”。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他是以一种近乎游离者的态度来客观地审视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的，这也是狄百瑞与其他汉学家最大的区别。

狄百瑞的研究范围为东亚思想与宗教，而其着力最多者则是中日韩之新儒学，主要著作有：《高贵与文明》（Nobility and Civility： Asian Ideals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2004），《亚洲价值与人权》（Asian Cultures and Human Rights，1998），《为己之学》（Learning for Ones Self，1991），《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East Asian Civilizations：a Dialogue in Five Stages，1988），《中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1983），《儒家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 2009）等，編写了影响广泛的《中国传统资料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1960）。除学术研究，他还担任过“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和教务长，对促进美国的新儒学研究和推广中国古典文献进入哥大通识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2013年奥巴马为其颁发“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以表彰其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的贡献。2016年6月20日，他凭借在儒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获得第二届“唐奖”汉学奖（ Tang Prize in Sinology）。该奖项旨在奖励为中国文化传播做出杰出贡献的学术大家，狄百瑞是继余英时之后首位获此殊荣者。

2狄百瑞的新儒学研究

狄百瑞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儒学研究代表人物之一。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研究新儒学的心路历程，“这已是1937-1938年间的事了……当时在纽约及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的研究正如同宗教一般，具有政治色彩……他们的言论激进，我与他们一样也同情社会主义，对于毛泽东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具有一种年轻人的热情。后来，当我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目睹欧洲的变局后，开始有了觉醒—斯大林的肃反行动出卖了革命的理想，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协定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更行放肆……我对那些主张拿西方式的革命来解决中国困境的办法就不再那么乐观了。我开始探索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与历史，也许它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一个免于受革命与反动之苦的未来。”他探索研究，由明上溯元宋，由中国而旁及日韩，著书立说，策划领导，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新儒学思想专题研究”的课程，更通过各种基金会的支持与帮助，召开一系列的国际性会议，邀请中美日韩等国学者，使当代新儒学研究不断加深扩大。

狄百瑞的新儒学研究有几个特质：一者不是简单地从西方的角度取得问题，来迫使中国的传统应答，而是力图理解中国传统本身，获得中国真正的问题;二是从维护中国思想传统的连续性的立场来阐释和回答中国的问题;三是将新儒学放在儒学框架下研究，承认新儒学的多元和多面向，狄百瑞眼中的新儒学不仅是向内的心性的，也是经世的;不仅是忠君的，和协的，也是批判性的。黄宗羲和钱穆对狄百瑞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方向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狄百瑞就开始关注黄宗羲，并将他的《明夷待访录》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1993年，他又将该书翻译成英文，并在正文之前附上长文专门介绍。一方面，通过对黄宗羲的研究，他才逐渐向新儒家思想的纵深挺进，进而实现对朱熹、王阳明理学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全面接受。另一方面，狄百瑞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者对现实问题只能给出“书斋式的解决方案”，而黄宗羲的思想则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民主色彩，这使狄百瑞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基于此认识，狄百瑞发现了黄宗羲思想对于西方社会的现实意义，并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将中国新儒家思想引入西方思想体系。

狄百瑞的另一位思想导航者是钱穆。狄百瑞称“钱先生在引导我研究中国思想上则是为时最早而且影响最深的一位”，“我认为钱先生也继踵了黄宗羲的典型，保存（虽然不是绝无批判地保留）了他的新儒学的遗产”。可以说黄宗羲为狄百瑞提供了政治、社会、民主的政治学视角，而钱穆不仅夯实了狄百瑞对黄宗羲以及宋明理学的看法，从而提供了学术参考和佐证，同时也为狄百瑞提供了研究中国学术的基本方法，以及将之运用于实践的教育理念。在此基础上，狄百瑞形成了自己的新儒家研究思想。

3结语

狄百瑞先生在新儒学方面有卓越的成绩与贡献。他由明而上溯元宋，相信明代儒学的精神内涵实际上承宋元而来，而欲展现其历史的发展面貌与底蕴。他由中国而旁及日本韩国，认为新儒学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现象，也是东亚的文化现象，而欲探讨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然而，狄百瑞不是一味地做中国文化的辩护士。他也毫不讳言地指出，新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有其不足与限制，必须不断自我充实与更新，才能继续在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担当积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