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不封笔，还能做什么

郭梅

我读金庸，经历了三部曲，即先是读情节，然后读人物，最后，上升到读作者的创作心态。

记得初识金大侠是在中学时代，“开读”的第一部金氏大作是《书剑恩仇录》。虽说该书无论情节还是人物均非金派武侠之上品，但却已经足以令我手不释卷。那时刚刚能够独立阅读长篇小说的弟弟也迷上了红花会的好汉们，和我比着赛着，不几天就将以陈家洛为首的12位当家的名号位列背了个滚瓜烂熟，熟悉程度在当时是超过了《水浒传》等古典名著的。紧接着，我俩自然是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一读遍，其中有好几部还曾一读再读，比如“射雕”三部曲。

毫无疑问，可读性是小说尤其是传统小说成功与否的基本条件，其重要性对于武侠小说来说，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金庸的创作定位非常明确，其作品竭尽曲折离奇之能事——身居弹丸之地香港的金大侠，思接千載，视通万里，观神州异域于一体，纳漠北滇南于一书，窥秦汉明清于一管，融李杜文章苏黄诗词于一炉，主人公或宋或清，上得昆仑下得东海，时而孤悬海外小岛，时而跻身红尘闹市，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开大阖，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煞是好看！

当然，仅有情节是不够的，诱惑读者第二遍、第三遍乃至第N遍地重温作品的是情节所支撑的人物和主题。

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人物往往是类型化的，比如诸葛亮似乎呱呱落地就是羽扇纶巾智能绝伦，而武松和李逵也似乎是从出生开始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白玉堂们也似乎还没出世就注定要行走江湖锄暴安良的——这样保证了人物性格形象的鲜明和突出、小说主题的明确和深化，也保证了作品的广泛流传。金庸的武侠小说首先继承和遵循了这样的传统，欧阳锋的恶、岳不群的伪、程灵素的内秀、黄蓉的美而慧等，无不色彩浓烈前后一致贯穿始终。而作为全书最核心的第一男主人公也永远是历尽磨难终成大器，如郭靖，又如杨过和令狐冲。

所以，金庸笔下的主人公首先是传统的，往往非善即恶，男主人公自然是正义的化身，德才兼备，铁肩担道义，齐家治国平天下，死守襄阳的“侠之大者”郭靖是如此，为黎民百姓而“禅让”天下的张无忌也是如此，常常混沌懵懂的石破天和曾经跳脱不羁的杨过，亦莫不如是；而女主角则一定相夫教子有孟母之贤停机之德，如首席青衣圣姑任盈盈毫无疑问是走帮夫运的典型，而第一花衫黄蓉乍看似仙似神不食人间烟火，既美且慧，令人惊艳叫人咂舌，其实这份美慧的下面，还深深隐藏着面貌迥异的另一种美，那就是贤惠，是中华妇女代代相传了数千年的传统美德。换言之，蓉儿所有的离经叛道一切的惊世骇俗其实只不过是金庸先生着意和读者玩的障眼法，她在她的创造者心目中其实自始至终都完完全全地属于现实的人间世，属于虽然远非完美但却真实的现实人生，可望，亦可及。

但更重要的是，金庸塑造的人物往往又是反传统的，并非绝对和纯粹的非善即恶。比如旧武侠小说里的大英雄，从来没有一个像郭靖那么傻乎乎的，或像令狐冲那么不拘小节的，或像杨过那样性格张扬的，也从来没有一个像段誉那样贪恋女色的，更从来没有一个像张无忌那样性格犹疑不定的。他写的英雄人物都有那么一些“人”应有的缺点，不那么“高大全”，不那么脸谱化，所以就更加真实更加具有张力。其实金庸写坏人也是如此，比如《天龙八部》里的“四大恶人”就都并非十恶不赦，而且都还“恶”得有原因，并非生下来就是坏人。

做到了这些，再加上英华内敛的优美语言，金庸先生便已经坐稳了新派武侠宗师的交椅，换言之，“射雕”三部曲的问世，标志着他已经冲破旧武侠的藩篱，攀上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新的高峰。

当然，在这个层面上，要想进步，要想突破，已经很难了。作为作者，如想超越自我，能想得到也比较管用的办法，就是在作品的时代背景上做文章——武侠小说都是“古装戏”，否则便很难好看。所以，一般的作者写武侠都会把故事放到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里去，以方便构筑情节和塑造人物、凸显主题。金庸先生也不例外，他的第一部武侠就是以清中叶乾隆年间为时代背景的，甚至还把乾隆爷本人拉到小说里狠狠地“秀”了一把。不过，如果金大侠一直这样做，他就不是金庸了——他采取的办法是从有具体的或宋或清的时代指称如《射雕英雄传》，过渡到时代背景模糊化泛义化的《笑傲江湖》等，前者颂扬爱国爱民族，时代背景清晰而有力，是凸显主题的必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后者就大不一样了。

《笑傲江湖》给读者的印象是历史背景似有若无——作品里有很多处细节具有一定的“历史感”，比如多次出现的恒山悬空寺是著名的古迹，始建于北魏，似乎说明令狐冲的故事至少发生在北魏以后，而第十九章《打赌》里提到唐代张旭和颜真卿的书法，还有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则似乎暗示读者小说的背景在北宋以后……那么，《笑傲江湖》的故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朝代呢？如果一定要得出考证的结论，那么就只有去指责作者“荒唐”，竟让关公战秦琼，其小说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两宋元明清，似乎代代都有，又仿佛朝朝皆无，宛如中国历史的一勺大杂烩，又像是其乱无比的一锅粥！不过，也正是这锅大杂烩“杂”得好、“乱”得妙，杂出了深意，乱出了厚度，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很好的升华。换言之，正是因为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的束缚，所以作家写作更方便，挥洒更自如，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历史上的任何素材营造浓浓的文化氛围，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而且还有力地深化了作品的主旨，铸造了作品旺盛的生命力。诸位看官如若不信，有金庸先生自己的话为证：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60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笑傲江湖·后记》）

作家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暗示我们，他这部小说的背景固然是适合于任何朝代，但因为作者生活在现代社会，不可能脱离现实去异想天开，所以作品的着眼点最后落到了现代社会上。这也就是说，作品里人和事就发生在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于是，小说也就具有了强烈的寓言意味和深刻的现实意义。换句话说，作者完成了超越自我的一个高难度动作。

于是，在这个层面上，引车卖浆者流和专家学者教授名流一起俯首甘为金迷，金派武侠小说风靡华人世界，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第二座高峰，非一般人能够企及，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自我满足甚至自我陶醉都无可厚非。不过，金庸之所以成为金庸，就在于他在这个高度上，还没有自我满足，更没有自我陶醉，他还想突破，还想超越。

于是，武侠的读者们应该记住一个年份，那就是1969年，因为在这一年，《鹿鼎记》横空出世了。这，是金氏武侠的巅峰之作。三年后，也就是1972年，《鹿鼎記》连载完毕，金大侠宣布封笔。

也许很多读者刚开始看《鹿鼎记》会很不习惯甚至有些惊讶，因为它的主人公韦小宝竟然不是英雄不是豪杰也压根算不上是条好汉，他是个无赖小混混，根本不是读者印象中有资格做武侠作品主人翁的“大人物”，其德其才，都绝对不能和郭靖、杨过、张无忌甚至江南七侠相提并论，这样的人，怎么居然有幸成为金大侠最后浓墨重彩着力塑造的人物呢？

不过，稍一细想，便豁然开朗——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射雕”三部曲和《笑傲江湖》之后，作者如果不愿意重复自己，那么，下面的重头戏要完成的自我超越就必然是：塑造在性格、形象、象征意义等方面全方位立体地突破旧作的人物，而韦小宝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金庸先生在《韦小宝这家伙》里曾非常详细深入地分析自己的创作心态和创作历程：

武侠小说主要依赖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却总与经验与观察有关。

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与他自己有关，或者，写的是他最熟悉的事物。到了后期，生活的经历复杂了，小说的内容也会复杂起来。

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我小时候在故乡听熟了的传说——乾隆皇帝是汉人的儿子。陈家洛这样的性格，知识分子中很多。杭州与海宁是我的故乡。《鹿鼎记》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写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宫，朝廷，荒岛，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半个。扬州我从来没有到过。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

我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意表现怎么样一个主题。如果读者觉得其中有什么主题，那是不知不觉间自然形成的。相信读者自己所作的结论，互相间也不太相同。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感情的书。其中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有人写过。

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但韦小宝当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韦小宝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一个人。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

中国人的性格太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都不是人，但他们身上也有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因为写这些“妖精”的人是中国人。

诸位试想，一部写出了“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的主人公的小说，怎么可能不是作者的巅峰之作？而一个作者，在写出了“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的人物之后，他如不封笔，还能做什么？

所以，《笑傲江湖》之后，不愿重复自我固步自封的金庸先生要写的，只能是《鹿鼎记》只能是韦小宝，而在《鹿鼎记》、韦小宝之后，金大侠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金盆洗手。

换言之，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擅长长篇甚至是超级长篇的金庸的创作历程和心路历程，昭然若揭——这其间，每一步，都那么艰巨，那么美，也那么自然。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