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立“人文森林学”的建议

梁衡

2012年3月，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工作，国家林业局新任局长率部下与委员们茶话座谈，坐在我旁边的是资源司司长。我问：“你这个资源司管什么？”她说：“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活立木的木材积蓄量。”我说：“你只管树身上的木材积蓄力量，那树身上、森林中所附载的文化内容谁来管？”她盯着我看了有一秒钟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爱琢磨问题。反正这个事现在没有人管。”其实，不但无人管，也无人研究。这不是我的专业，但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并在第二年五月的全国生态论坛上提出“人文森林”命题。

人类从森林中走来，森林是人类的家。但是，自从人类走出森林，进化为有改造自然能力的人，就开始了对森林的利用、掠夺和破坏。人们以各种理由攫取森林资源，如建筑、家具、烧火、垦荒、战争等。而当这个“家”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不能再遮蔽风雨时，才大吃一惊，又回过头保护树木，重建生态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就像无知的孩子，森林像一个慈祥的母亲，一直注视着他的进步，记录着他的举动。

其实，人类除为了生存而进行物质生产外，还进行着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森林、树木也在默默地注视并记录着这一切。因为地球上比人年长的、有记忆的生命之物只有树木了。又因为人与树木相依为命，恩恩怨怨，难扯能分，这种记录就更同步、准确、生动。它不是静止的数值测定，不是发黄的史书，森林本身就是一个活的、与人类相依为命的生命体，在人类之前，它就存在。它曾经是，现在也还是人类的家，如它消失，人类也必将不存。树木是与语言文字、文物并行的人类的第三部史书。

生态这个概念19世纪末由德国人海克尔最早提出，近十几年在中国才火起来来，是研究大自然的生存状态。其实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态应该包括人在自然中的生存，人与自然间的共生共存。人为万物之灵，地球上如果没有人，只有山水森林也就无所谓生态。一个老虎或一只麻雀，不会说出生态这个概念的。马克思说：“它（动物）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现代人终于意识到人与自然需要维持一种平衡的生态关系。人是有精神活动的动物，他除了因物质需求直接索取、消耗自然外，还有更多的精神文化活动也在影响着自然。所以生态应该包括人与自然构成的文化生存状态，只有从文化的高度来观察、解释生态，从人与树，与自然的文化关系上来理解生态，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观。

我们已经知道了森林的重要，创立了林业科学、林业院校，专门建立了与森林有关的各种学科，如林木分类、培育、养护、采伐、加工等。但迄今为止都还停留在生产和自然生态层面，还有一个更高的第三层面——“人文层面”亟待开发。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门新学科——“人文森林学”，专门研究树木与人的文化关系，即研究人怎样影响树木，树木怎样记录并影响着人的文化活动。人与森林的关系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这就是物质阶段，砍木头、烧木头、用木头；环保阶段，保护森林，改善气候，创造一个适合人生存的环境。但这基本上还是从物质的人的生存、生活需要出发，其实还有一个第三阶段，就是跳出物质生活，从文化角度来看人与树的关系，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还有一大块值得开发的新天地。

“人文森林学”包括以下内容：

1、研究森林、树木对人的行为活动的记录，并编写成史。

“人文森林学”的前提是，我们把树木森林当作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我们尊重它，敬重他的古老而又鲜活，把它看作是一本活的史书，一本活的科学记录。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对中国版图内有人文价值的古树进行普查、研究、保护，编写《人文古树传》和《人文古树地图》，并分级授予“中华人文古树”之名，挂牌保护。什么叫人文古树？就是这棵古树或这片树林曾经记录了一段有历史价值的人物和事件。它见证了历史，是一件活的文物。这既不只是着眼于活立木的木材积蓄量，也不是单纯的按树龄来统计古树，而是一个第三维度，在树的体型与时间维度外又加了一个文化维度是一个三维研究空间。

过去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树的文化意义，但主要是科学文化。多用古树的年轮来分析气候变化，现在我们要到古树年轮里去找历史事件和人物。比如，见证了朝代更替、名人来去的陕西黄帝陵柏；见证了台儿庄战役，至今还留有弹孔的古槐；见证了春秋战国史的山东莒县古银杏；见证了清代收复新疆的河西走廊“左公柳”；见证了中国近代海军史的“沈公榕”；见证了八年抗战的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前的红心杨等。福建三明有一片1.8万亩的“格氏栲”树林（全球仅存两片，另一片在巴西，只有600亩）。“格氏栲”树种因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格瑞米在中国发现而得名，这片林子又因林学家郑万钧先生建议得以保护，躲过了大跃进、“文革”之难。就是说我们从这片林子里能读出传教士文化、大跃进和“文革”文化及生态建设文化。

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树木对人文活动的记录，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唯一活着的可以与人对话的生命。地球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种这样的生命。就是对那些已死掉的大树，也应选取一些制成“年轮图”标本，像保存化石一样精心保存。书上没有的可以从考古中得来，历史有时丢了，可以到树上去找。如果我们按历史顺序把这些人文古树都编写出来，《人文古树传》和《人文古树地图》这两本书就是大树、古树的《史记》，就像历史学家顾颉刚的《中国历史地理图册》一样，是关于中国古树的《历史地理》。这就足够几代学者去完成的。因为是“史”一定要考证、考古，并结合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活动，参考地方史志，严肃写史，而不是靠什么七仙女、老树精之类的传闻来立传。与树有关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也是人文古树的研究范围，但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不能与史混谈。

2、研究森林对人的行为活动的影响。

原始人曾在森林里生活，森林给他们提供了食物和住所。存在决定意识。随着人类认识森林、利用森林，森林对人类的活动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改变和丰富着人的行为和生活状态。森林改变人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人的精神生活。森林与人生活状态的研究、森林与某个民族的关系研究、森林与狩猎文化研究、森林与战争研究（如游击战、热带雨林战）、森林艺术研究等，都是以森林为前提。如鄂伦春族是狩猎民族，没有森林也就没有鄂伦春。如不同的林种产生了不同的森林经济，养育了不同的群体，甚至造就了相关文化。如东北深山老林里的人參文化，江南的竹文化，新疆的核桃木雕刻文化，贵州苗族的树木崇拜。1931年国民党飞机轰炸瑞金毛泽东的办公民房，一棵千年老樟树遮挡屋顶，炸弹卡在树枝上没有爆炸，毛泽东安然无恙。这炸弹现在还挂在树上，已是旅游景点。可发说一棵树成就一段党史。澳大利亚多桉树，含油脂，易失火。用过火后的桉树木雕刻倒成了这个国家的一门艺术，我就曾在当地看过一个这样的展览。欧洲森林覆盖好，盛行森林音乐会，树木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的精神里。俄国画家希斯金（1832-1898）一生专画树木，多以巨大的、充满生命力的树木为描绘对象，表现森林神秘和伟大，被誉为森林的歌手，他一个人就是一个流派。森林民族、森林战争、森林经济、森林文学、森林艺术都是这个课题的研究分支。

3、研究人的行为对树木、森林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是为了探索人与自然最理想的平衡生态，从而对人的生产、生活、文化行为作出合理规范。这影响可分为负面和正面两种。负面的如战争、开矿、垦荒、移民、过度采伐、修路、城建等。现在高速公路建设、城市扩建、社区改造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树木破坏。当年我当记者时，曾在晋西北见到一片日本侵华期间抢伐后枯死的森林，令人触目惊心。那齐腰高的树桩显示出侵略者急偷狂抢，掠夺资源的强盗心理。

甚至有的民俗对树木也有负面影响。如小农经济下的兄弟分家，看似一件平常事也会伤及树木。一家人只有一棵大树，兄弟二人或三人就砍倒锯为二三截平分，一个有生命数百年、千年大树就这样消失。过去的棺木土葬，要用去大量的树木。

正面的影响，如人们有意识地绿化植树。传统的文化场所校园、村落、寺庙、墓地等在习惯上形成了对树木、森林的保护。如河南的关羽林、成都武侯祠、贵州安顺的古榕树林，江西乐安乌江两岸的十里古樟，还有一些大寺庙（如河南的比干庙、岳飞庙，山东孔庙）所依存和繁衍的森林郁郁葱葱，显示出道德崇拜和信仰的力量，也显示出树木与人在精神层面的相通。

4、怎样从文化层面保护森林，保护生态。

人的行为，从文化高度对树木的正面影响最终落实为对树木的保护，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制度层面的法律保护，立法和执法，如《森林法》及相关条例，这是国家和政府行为；第二个层次是乡规民约，是道德层面的集体约束。现在我们查到的民间最早刻在碑上的生态保护乡规是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贵州文斗苗寨的《六禁碑》。上书：禁砍树、禁毁路、保护油茶、禁挖蚯蚓等。江西、浙江等地几百年来有杀猪护树的习惯。若有谁家不小心，失火烧了村里的山林，或偷砍了集体的树木，便将他家的肥猪杀掉，村民每户分得一份。有的地方演变为肇事人出資请全村人看一场电影。第三个层次是自然信仰，假神道设教。“天赋树权”，造成一种对树木的敬畏。我的家乡，有一座东岳大帝庙，庙门上有一副对联：“伐我林木我无言，要汝性命汝难逃”，就这两句借神之口说出的话，保护着满山的松柏郁郁葱葱。不要简单地说它是迷信，这是尊重自然，敬天悯人。人与树在一种特定文化的氛围中和睦相处。

5、研究并实施“国家人文森林”工程。

人文森林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新的科学学科，还是一项具体工程，包括4项内容：

（1）按前述标准在全国评选这“中华人文古树”一百棵。挑选那些百年以上的，记录了大的、有意义的历史人物事件的古树，由国家林业、文化、旅游、文明委四家和当地政府联合挂牌。目的是推出“人文古树”这个新概念，让人们除从物质、环境角度之外，再从文化角度加深对树木的尊重，提高保护树木的文化自觉。比如湖南省湘潭市有一棵550多年树龄的重阳木，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大砍树炼铁，彭德怀元帅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回乡调查，正碰见农民在砍树炼铁，这棵树已经被砍了一个脸盆大的伤口，彭当场制止，斧下留树。第二年庐山会议上，彭因反对大跃进和周小周一起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庐山会议是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当事人大多过世，这棵树便成了一个有生命的还活着的见证物。它的意义远不是能产多少立方米的木材，或者有多大的树荫。它的文化意义早超过了物质功能，以后又有谁还舍得来砍这棵树？

（2）现在全国已经有了许多生态环境保护意义上的“国家森林公园”，还应该有文化保护意义上的“国家人文森林公园”。对那些曾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林区、林地可辟为“国家人文森林公园”进行挂牌保护。如可开辟建设曾养育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抗联国家人文森林公园”，曾是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国家人文森林公园”，韶山“毛泽东故里人文森林公园”，孔子故里的“曲阜孔子国家人文森林公园”等等。这些森林公园不但是绿色植物的聚积之地，还是某种精神、道德和正能量的聚集之地。同时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3）将一部分有条件的“遗址公园”改造成“人文遗址森林公园”。森林是大地的服装，穿衣一是为了遮风挡雨，二是为了文明美丽。许多珍贵遗址常年裸露于风雨之中、烈日之下，如扒去衣饰的美人，实为人心之不忍。我国有许多古战场、古遗迹群，凡有森林或营林条件的都可引导建立“人文遗址森林公园”，在文物遗址的核心保护区外植树造林，为遗址披上绿装或围上一条绿纱巾。如“圆明园遗址人文森林公园”“明十三陵遗址人文森林公园”“金沙滩古战场遗址人文森林公园”及各种“石窟艺术遗址人文森林公园”等。这样既有利于改善遗址环境，保护文物，又改善了景区环境，吸引游客，也增加了森林的存量。

（4）探讨 “重回森林”的生活模式，建设“森林生活示范小区”。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重回森林，但是让我们的城乡不要过分裸露则是必要的。国内现在以各种招牌推销的房地产随处可见，如温泉、海景、学区、上风上水等，唯一不见“森林”二字。可见森林意识的淡泊。过去我们曾有“四旁植树”的口号，强调村旁、屋旁、路旁、水旁必须有树。老北京的四合院，外有杨柳，内有柿枣。鲁迅先生写四合院的名句：“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还是枣树”，人们印象深刻。印度洋上的小国塞舌尔，全国实施“房高不超树高”的法律可以借鉴。至少可以制定一些“乡村森林生活小区”“城市森林生活小区”的样板。其标准是“房高不超树高，路宽仍有树荫”，现在一些小镇、老街仍然保存有这样的景像（如北京的南长街、正义路）。

（5）城市规划要增加一个新的概念：“城市灰绿比”。城市的过度开发、疯狂建筑、汽车狂增、人口涌入、道路堵塞，都严重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现在城里房子愈盖愈高、愈多。单靠森林覆盖率已不能反映生态比例。几棵树所制造的那一点氧气、保持的那一点水土，很轻易地就能被新增的一层楼、一段水泥路、几辆汽车所抵消。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夏天“桑拿”天，冬天雾霾，已经成了新常态。看一个城市的生态要用灰绿比来衡量，即马路面积+房屋建筑面积+汽车保有量（为灰）与绿地（乔、灌、草）+绿面（绿植墙面、屋顶）+水面（为绿）之比。马路、汽车、建筑的外立面都有热辐射、光污染，汽车尾气有污染，这些都是环境的负面（灰）因素。只有水面、绿地（乔、灌、草）、绿面是正面（绿）因素。 楼的外立面不好计算，可用建筑面积大概换算，汽车的占地、尾气、热辐射等多种污染也可用汽车数量来换算。在这个对比系数中，森林起到关键作用。“森林生活示范小区”无疑是城镇生活新概念的样板。

创立“人文森林学”和实施“人文森林工程”有特殊的意义。它将在更深层次上调整人与森林的关系，这不但将改善森林的生存环境，也将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说白了就是借森林来保护文化，借文化来保护森林。从森林保护的角度来讲，引入了人文概念，增加了人们对树木的敬畏感、亲近感，将极大地减少破坏；从文化保护角度来讲，引入了绿色的人文记录和森林因素，在我们身边立起了许多本活的史书，增加了许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人文历史教育基地，将极大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唇齿相依，唇亡齿寒。人类既是森林的朋友又是森林的大敌，通过“人文森林”的推行，化斧锯为甘露，必将带来绿色满人间。树木给我们的将不只是物质财富、生态环境，还有人文价值、文化贡献。

（作者系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曾荣获全国好新闻奖、鲁迅杂文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历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多篇作品入选大中小学教材。本文选自《树梢上的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