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批评可以很高明

张德明 伊岚

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早在2005年即出版，2013年由金城出版社又推出了此书的增订版。作者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以写作通俗生动的中国近代史著作闻名于世。笔者十几年前初读此书，品出了张鸣在“史学通俗化”方面的努力——卖书人将张鸣定位为写通俗小故事的人，虽然这种看法很不准确，但确实折射出张鸣努力的成效。张鸣写此书中这些文章的本意，就是激扬通俗之文字，指点历史之得失，达到启迪读者的朴素目的。笔者现在再读《历史的坏脾气》的增订版，是因为张鸣文字的批评风格，可谓当下流行的“吐槽”这种大众文化的先驱，足以为现实提供有益的思索。张鸣在“史学通俗化”的实践中，经常使用“批评”的方式，对史实进行提炼，进行刀刀见血的剖析，让读者觉得明白、痛快。正如著名作家吴思说：“张鸣说史，总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作者在该书中曾言：

如果我认为发掘不出什么来，百分之百是不会动笔的。当然，我没有任何理论或者思想体系，也从不奢想用自己的所谓思想框架给历史某种解释。对我来说，说一个事就是一个事，点到为止，从不想把话说满，当然也说不满，尽可能给读者诸君留点想象的空间。

的确，张鸣的批评非常高明，从各种细节入手，通过将事件的各要素写清楚，读者自会有恰当的结论。

丰富多彩的内容

该书内容庞杂，虽然带有嬉笑怒骂的风格，但分析非常深刻。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军阀有性格”，介绍了曾在历史上抹下浓重一笔的形形色色的军阀们；“晚近人物脸谱”，以新视角剖析了某些晚近中国人物的性格；“历史的坏脾气”，刻画了不少以权力为中心衍生出的习以为常的怪现象；“不确定的道路”，描写了教育文化圈与文人、知识分子的很多趣事；“庶民的世界”，讲述了普通生活里普通人眼中的深刻故事。

如在“晚近人物脸谱”部分，张鸣摆脱正史的束缚，而是本着“以人为本”的想法考察这些人物的人生。总理县长唐绍仪被选拔为留学幼童，与詹天佑等一起赴美国公派留学，后又与袁世凯结识成为其智囊，这两方面的经历使其担任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后来当县长，只不过是乡绅为家乡作贡献。因此，对唐绍仪而言作县长只是好乡绅该做的事罢了——这种考察角度让人亲切。再如关于革命派限制袁世凯的总统权力问题，作者指出：

当初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时候，采用的是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由总统直接统辖内阁。在交权前夕，为了限制袁世凯，临时起意把政府改成内阁制。

当时袁世凯一步步成为清政府的实权人物，手握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只是因为想当名正言顺的领袖而选择放弃傀儡清政府。然而在袁世凯真正就任大总统时，革命派却又非要让袁比在清政府内的权力还小，作者认为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肯定不愿意。再如该书中的《顺人章士钊》一文中讲了章士钊无论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都混得很好的现象，本是《苏报》主编，结果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进了监狱，他却平安无事。然后大家让倾向革命的吴长庆的嫡孙女吴弱男去劝章士钊革命，结果吴弱男成了章的妻子。章士钊搭上了吴家，就从湖南穷小子一跃成为被各方势力高看的人物。不过章士钊讲交情，为人并不势利，所以这么顺。但不少成绩，也多亏章士钊会做人，吴家也仅仅提供了一个跳板或者说平台吧。无论多么自负，每个人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份子，而且历史充满偶然性，怎样在这忽明忽暗的历史中生存下去，要学章士钊。张鸣将历史的神秘学术光环去掉，变成和每个人的人生体验有关的引人去琢磨的故事，让人看到历史复杂多变的真面目。

张鸣的通俗历史还注重细节中的人物，与罗列事迹评论人物不同，作者的理念应是一沙一世界，细节显性格。在第一部分“军阀有性格”中，军阀都栩栩如生地走到了幕前。有许多途径令人难以捉摸，袁世凯，有术无学，其囊中之总统，却动军队行兵变组织“公民团”，费力不讨好；曹锟，以每票5000大洋的价格买了个总统。有许多爱好令人瞠目结舌，韩复榘爱审案，段祺瑞爱下棋，张宗昌爱写诗，王占元爱钱财置办产业，天天巡阅马路。更有许多怪招让人哭笑不得，孙殿英以麻将相人，唐生智训练“佛军”，刘湘信听神仙办“神军”，陈济棠信“高人”一生不幸。从细节中，军阀的许多特征一一显露。对那段历史，我们清晰了一些。

在多样的内容叙述中，张鸣始终坚持着破除迷信崇拜、追求文明與进步的努力。如对西太后慈禧的评价，他说道：

说实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历史的评价往往趋于苛刻，弄不好就落得“牝鸡司晨”之消。如果抛去这种对于女人的偏见，我认为，作为晚晴最后岁月的统治者，应该说西太后做得还差强人意。

慈禧比死要面子的咸丰强，比纨绔儿子同治强，但的确没推动历史大转折的完成。慈禧只会对外国人明白和服气，但对中国人，她就总是有理的，为了她的金贵面子。张鸣还指出，台湾作家高阳惋惜奕？没做皇帝，其他大男子主义者把西太后当权也归咎于咸丰，认为现代化的走向在道光的考试中改变了，可自负的奕？会像咸丰这样起用汉臣、鼓励实学吗？历史不容假设。

该书里还有很多深刻的内容，如讨论乡绅、私塾、国人的劣根性、专制强权中的权力半径，甚至讨论了“富不出三代”的原因在于咱们的规则的基石不是物权不是私有财产权，肆意地剥夺私有财产、抄走家产很容易实现，“西方的历史短，但人家有几百年历史的资本家族，连日本也有三菱、三井这样绵延几百年的老商社。而我们的老字号，充其量也不过是卖卖鞋袜、烤鸭和剪刀的店铺”。这些思考，都非常深刻，每一个问题都值得长篇大论。可囿于篇幅，便不再继续。在这丰富内容的背后，是张鸣对社会、对民众最默默而深沉的爱。

史学通俗化的探索

张鸣在书中避免使用晦涩的书面语言，乐意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把事实讲清楚、把道理讲明白，甚至不惜使用一些粗鄙之语。不过做事情为了强调某一点，就往往会过火，平实的语言其实足够了，可是那样又太枯燥，让历史又神秘不可接近。因此，口无遮拦必有苦衷。该书的内容也丰富，习惯于从细节入手，可这种碎片化的叙述方式，有时又让人觉得逻辑太跳跃。比如讲军阀，张鸣很乐意用一个特征来代表一个军阀，仿佛这个特征就决定了这个人的做法乃至命运。可是历史是复杂的，除了自身因素，还有历史形势，更有运气等偶然性因素，这样分析欠妥，实际还是把这些人物脸谱化地贴标签而已。可是人都不是完美的，但也是具有强大能动性的，远远比标签复杂。作者总结的曹锟就只是三傻子，唐生智不过是滥用靠佛法打仗的武夫，王怀庆做一切事都是马桶思维。可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了很多事情，怎么就能用一个符号代替？如唐生智是否是滥用佛法，也先得真懂佛教才能下结论，不能随随便便就说释迦佛陀不高兴。以小见大、知微见著，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学术进路，但是“见”并非“是”，“大”究竟是怎样的，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地分析，切忌囫囵吞枣。

而且张鸣注目的历史并非以往人们心目中的主流，真正做到了梁启超提倡的不写“帝王将相的家谱”，写了不少人民大众的历史，这也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理解。例如，写军阀占全书五分之一，他认为“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也在创造历史”。的确，军阀在当时就是实际统治者，他们的一举一动必然地影响着历史。只要在现实中存在过的事，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就有研究的价值。与以往贯通古今、立于史外的角度不同，作者站在百姓身旁，以自下而上的姿势抬头去看历史，并把直接统治我们的军阀军官们与社会角落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写下来。这样去写历史，不失为史学界的一种新声音。

目前通俗史学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说到底，通俗化是史学焕发生命力的正确的路，但怎样既有趣又准确，的确是个复杂的课题。作者本身“提倡史学要通俗化，不要轻易地将本该属于自己的阵地交给写本子的作家”。这不失为宣传史学，提高文化素质的一种有益探索。毕竟只有真实的历史才会有真实的经验，才会于现实有益，况且当前的某些戏剧文学作品玩弄历史已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些对历史的不正确印象。但是从历史严谨性的角度上看，历史通俗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该书中某些词语不准确，甚至达到了有辱斯文的地步，如“鸟气”“吃老米”“白面皮”等。是写史者去迎合人们的语言口味，还是提高国民素质形成冷静思索的风气，这是两条不同的但又能结合的路，但实事求是地讲，在应对历史与人民大众脱节的现象，通俗化无疑是一种途径。好坏至今尚无从定论，但起码作者已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比不去尝试的人强。

鲜明的批评风格

史学批评是一种很鲜明的风格，也是一种很流行的风格。张鸣并不是因为个性差而非要嬉笑怒骂地批评，而是有自己的一份倔强。批评讲究稳准狠，张鸣这几点都做得非常好。即使使用通俗的语言，但他看问题总是针针见血、直击本质。他以反思的、现实的角度再次考察人物，一本书，后人总能读出与前人不同的见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角度在不停转变着。随着一次次的变换角度，我们一步步地接近着真实的历史，一点点地获得接近完美的思想。在“晚近人物脸谱”部分中，作者即思考了许多近代风云人物。诸如张之洞、章士钊在大势莫测、革命涌起之时如何做到生前顺心、死后美名？倘若没有曾国藩之能容、只有左宗棠之妒才，一个不团结的中国还会有那次中兴吗？慈禧热爱京剧，没上过学堂的她是不是从京剧中学会了报复康梁、报恩岑春煊的朴素心理？宋美龄没做长孙皇后也没做武则天是不是由于她中产阶级式的情怀？反思一点，我们就深刻一点；深刻一点，我们就睿智一点。每个人都可以看历史，每个人都可以说历史，但我们必须深深地思索。历史并不是少数人的一亩三分地，每个人都能来品历史——这是作者深层的愿望，也是历史学进步的不竭源泉。

与许多学者埋头学问不言不语不同，张鸣结合着现实的舆论导向在说着明白者应说的话，以清醒国人的责任。该书内容很多也超出了晚近中国的范畴，如他尤其谈了康雍乾的问题。娱乐界与学界努力把康熙捧成千古一帝，但作者引用传教士马国贤的回忆录说，康熙自以为是个大音乐家及更好的数学家，但徒有兴趣，其实对音乐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因也知之甚少。虽然每座殿堂中都放了音叉或古钢琴，可无论他自己，还是他的妃子们，都不会弹奏。直到今天民众顺着康熙的想法一起捧他，总觉得那时的祖先中有个伟人自己才能挺直腰板。电视剧《雍正王朝》热播之后，大家又觉得亏欠了雍正，过去将他说得如此不济。可实际上雍正的确性格乖戾、行事天真，本已是天子，还要自以为聪明地为自己解释而洗刷自己。至于乾隆，张鸣仅在字里行间偶尔提及，诗兴泉涌，虽到处题字却比雍正的差。张鸣讨厌这种自负的人，比如杨广，诗作“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笔那么俗气”，确实有才华，也想做大事，可他的大手笔，如修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屡次征伐辽东，最终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展现真实历史于社会，是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反腐成为今天百姓关注的头号话题，张鸣也在与民众同呼吸，关注了权力问题，及教育改革这种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第三部分“历史的坏脾气”中，作者直指几千年缺少制约的权力膨胀，造成了中国人骨子里的皇权意识，造成了“有为政府”的胡作非为，造成了“夫人路线”可穿插的制度空隙，造成了听信安禄山的一肚皮“忠心”，造成了以排场为形式的虚荣，造成了鸡犬升天到任人唯亲到家散人尽的往返循环的三部曲，造成了被权力同权力背后的一系列反应分析得淋漓尽致，与矛盾的中心针锋相对。还有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分析的各种官场潜规则，其实就是不要尊重而向权力低头，没权力你就是奴才，有权力你就是皇帝。而权力必须靠排场与礼仪实现外显与量化，为了形式上的满足总要动些小心思，而实际上什么也没变。有权力就会实现鸡犬升天，就可以有钱，甚至可以用权力破坏别人的财富。第四部分“不确定的道路”中，又讲了四个问题：诗人的话信不得——文学创作中总有艺术加工；权力压制文化——文字狱之流造成文人失语假语；文武应共同发展——武举制之创立并未为武人提供实际地位与用“武”之地；从同文馆低效的教育旧体制到梅贻琦无为而治下强大的清华，再到大跃进中莫名其妙冒出的众多大学，再到私塾的消逝，作者用一颗赤誠之心关注着自1905年新政之后缺失的农村教育，缺失的汉语教育，及至今尚未完成的教育体制改革。历史就是在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养料，关注现实，关注百姓，是该书最大的特色，彰显的是历史工作者的“良心”。

批评的思考

没有一种存在是完美的，张鸣的批评也是如此。敢于对任何东西提出反对意见，冷静地对任何事物提出反对意见，绝不盲从膜拜，正是张鸣批评真正的精神。

此书的副标题是“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可书中明显不全是晚近中国的故事。比如苏东坡，比如安禄山、史思明，比如独孤皇后、武则天，绝不是晚近中国的人物。当然图书出版环节众多，选这一副标题也未必是张鸣的本意。张鸣讲明此书的写法：

我写历史文化随笔，起于上个世纪末。那时候刚落脚北京，一文不名，也百无聊赖。以前在黑龙江的时候，就喜欢《读书》杂志，于是就试着给它投稿，没想到居然被采用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越写越多。……反正平时没事总要在写随笔，无非是把过去的读书笔记扩展开来，弄规整一点。

当然该书不是张鸣的学术著作，纠结于副标题也不过是鸡蛋里挑骨头，也是只囿于细枝末节而忽略大是大非。而且史学要通俗化，要去神秘化，必须保证史料扎实，史实准确。但作者在此书中有少数史实的叙述并不准确，如在《“胭脂虎”和夫人的路线》一文中，张鸣提到杨坚说了“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是汉语“自由”一词的最早出典。但据他人考证，汉代郑玄在《周礼》的注中的“去止不干自由”是最早出处。

批评是“破坏旧世界”的活动，可事实上，“建设新世界”也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更加艰难。一切不以“建设新世界”为目的的“破坏旧世界”的活动，只不过是人类的自毁行为。张鸣的某些批评，破坏力很大，却没有考虑现实中之后的出路。比如张鸣认定梅贻琦是清华的无冕之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无冕之王，清华才真的从一介藉藉无名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了一所世界知名大学”（P206）。但仅仅是依靠梅贻琦的一己之力吗？那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加之外患，控制并非那么深入，梅贻琦才得以维护教授会这一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归根到底，还是应该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某个校长的魄力， 这与依靠清官依靠人治的旧想法，没有区别。

总之，该书即使有这些小缺陷，仍旧是瑕不掩瑜，读张鸣的该书，不仅享受知识上的丰收，更可获取史观上的进步。张鸣忧国忧民的情怀不容置疑，学识方面功力也是扎实的，他一直有独立的思考，因为研究政治也更有做事的技巧，尤其对明里暗里的一些事情看得准。批评不仅是一门技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艺术，尺度拿捏得当，则令人心服口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张鸣的批评风格，相较之下是通俗而深刻的，是峻烈而非平实的，言辞有些激烈尖锐，仿佛内心充满怒忿。

（作者简介：张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伊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