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大学的心跳

张一文

近年来，读书界对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人文社科类书籍，颇为关注。不过，作为业内公认的原创性学术著作的出版重镇，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口碑也不错，例如去年底，该社出版了赖明谷的《大学的道与治》，仿佛让人聆听到现代大学强劲的心跳。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博士生导师黄文斌教授，称赞此书为中国高教管理类佳作。

作者赖明谷教授，是南昌大学教育学硕士生导师，上饶师范学院副校长。其20余万字的《大学的道与治》共6章，各章标题分别为：复杂的大学——大学治理面面观，优雅的大学——大学文化之作用，地方的大学——服务社会创特色，人才的大学——守正创新为根本，德育的大学——立德树人是核心，他者的大学——他山之石可攻玉。作者带着“大学何以笙箫起”的问题意识入手，用学者朱寅健的话来说，“串起了自己对大学治理、大学文化、大学服务、大学根本、立德树人等的思考和研究，颇多见地，读后确有启迪，收获多多”。

在我看来，赖教授的《大学的道与治》，在价值、创新、操演三个层面，具有阐释空间，实为一本有多重价值的论著。

价值方面，该书是近年来第一本从大学之道、大学之治二者结合论述高校管理的专著，是路碑式学术成果，隐含其间的学理价值、风险价值与前瞻价值满而不溢、藏而不露，值得挖掘。

大学的道与治，是一个不断改变、建构的开放过程。该书追求实证，并以众多个案、文本参与讨论，讨论建构大学的道与治的价值与代价，强调说明“他者的大学”所具有的借鉴作用。作者为此进行了较为细致与符合实际的社会学分析，在立论上显得自信而有生机。置于历史的脉络中，《大学的道与治》是目前多如牛毛的高教管理研究的较为可靠、较有分量、系统性与整体性成果，堪为路碑，应为持平之论。

众所周知，大学问题一直存在，特别是高校扩招后，大学的神秘感、精英意识日渐式微，大学的心跳也出现杂音，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与整个社会互为人间，自成宇宙。作为一家公办大学的高管，在时代“共名”的潜意识要求下，要触及并企图解决这些大学问题，是有一定的体制风险的。一般来说，任何研究都有风险，风险越大，研究的收益越高，克服风险的过程就是研究价值不断累积的过程。在赖明谷看来，写作就是战斗，儒家伦理的根本就是“生存乃斗争”。他坚持把大学问题“事件化”，临文不讳。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风险分散机制与融情杠杆，但是总的研究，忠实于问题本相并还原了大学现场，在累积了实战经验的基础上，没有违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也没有忽视大学问题的社会存在。他在这一研究上的匹夫之勇，并未勇于不敢，在风险价值增益全书研究价值的同时，该书对中国大学特别是地方性高校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前瞻性价值与预示性意义，预示了新时代新大学在新的全球化境遇中的丰富可能性。

创新性方面，一本好的学术著作，重要的标准是义理创新，“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有的体现在观点创新，有的体现在材料上的创新，也有的体现在角度和提炼概括上的创新，究其核心还是思维方式的创新。《大学的道与治》在这几方面，都表现不俗。

在观点创新方面，该书创见迭出，一新耳目。面对复杂的大学，作者指出：大学制度“约束着大学人（师生与员工）的行为，又为大学的创新发展提供自由的空间。大学治理要以文化为纲、制度为目”。在谈到大学文化的作用时，作者认为：“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中保持一份清雅、一份纯洁，拷问着大学的今天与将来。”其实也是拷问整个社会的每根神经，只要这些神经末梢还粘连着大学。

在论及地方大学治理时，作者的观点富有激情：

地方大学是中国式的称谓。大学当然既是国家的也是地方的——国家是由地方组成的，大学也总会落实于某一个地方，所以这个称谓有写实的意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所办的大学就应该有其地域的文化品质。地方大学既然担任着大众化的重任，其服务方向就要更多地立足于地方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

这对许多地方大学，千方百计脱地方化、改大名头、动辄要做国际化，是个很好的棒喝。

大学培养人才，同时人才支撑大学。说起“人才的大学”，这名服务高校30多年的资深教授，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在书的第四章，作者写道：“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那么，是培养经济人还是培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有特定指向的，那不是对所有有知识有能力的人的泛称，而是专指那些既献身于专业工作又能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人类进步的人。今天的大学不论属于哪个层次，都存在培养怎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作者把“既献身于专业工作又能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人类进步的人”定义为知识分子，观点新颖，也令许多自称知识分子的经济人颜面尽失。

在对江西省不同层次大学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对高校德育教学更有洞察。在《德育的大学》这一章中，作者语出激越：“不管大学的职能怎么变，育人是大学永恒的主题。而育人的根本不是育之以智、育之以技，而在于育之以德——培养学生的德性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中的“根本不是”之判断，固然值得商榷，也足见其立论之大胆与激昂了。

在精细化勾勒中外大学教育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轨迹图方面，作者不遗余力、穷而后工，体现了提炼概括上的创新。

作者这个学者型校长，既有“全球在地化”的经历，又有“在地全球化”的雄心。他曾经多次出访北美、东亚、东南亚高校，也曾在东京经济大学研修，对“他者的大学”洞若观火，对中外高校的差异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在书中感叹：

肇始于歐洲中世纪的现代大学，在移植到美国后经过几百年的培育已成就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高原和高峰，这是不争的事实。日本以西为师，立足自身，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能够强大起来，离不开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重视。东南亚国家虽然经济社会还在发展中，但高等教育的开放程度、办学的水平，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笔者对此深有同感，本人从东南亚国家获得博士学位，海归回国任教，目睹了中外教育的大不同，也希望中国大学的道与治，能够早日踏上全球化的高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大学的道与治》在成书与写作操演方面，亦即“通过规则化的形式或不断出现的活动，来构建某种认同”方面，没有武断地为理论而理论，也不曾套用各种彼此相冲的西方教育学说，而是灵活善用了材料、数据与各种文本阐释方式，对立论的形成、论证的展开与结论的收束等一整套“规范动作”，做到操演有力、手法老到、合乎逻辑、曲折多变、活泼清新、令读者感到愉悦并自成高格。

（作者系上饶师院文传学院教师，语言学与教师教育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