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国人的旅行观及其嬗变
——以《旅行杂志》为对象的考察*

储竞争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旅行，泛指人们“离开常住地至异地……并按计划返回的行为”，与强调游览者“精神文化享受”的旅游相较，其内涵与外延更加宽泛。简言之，“所有的旅游都要经过旅行过程，但并非所有的旅行都是旅游”[1]。步入近代，中国传统的旅行活动，亦开启了近代化进程。旅行的近代化，不仅是指旅行工具的革新、规模的扩大及过程的组织化，更在于传统旅行观向近代旅行观的转变。所谓旅行观，即指人们对于旅行的功能、价值、目的等的认知与观点的集合。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旅行观是对特定社会思想文化的反映，同时它又在实践中形塑着社会文化。因此，对于近代旅行观及其嬗变的研究既可以窥视时代的脉动，又可加深我们对于社会变迁的认知。然而，当前学界对于近代旅行观的研究尚付之阙如，即便是对旅游观的研究①相关论文有：谢贵安《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第3 期，第55-59 页；陈建勤《论“游道”——明清文士旅游观研究之一》，《旅游学刊》，2000年第4期，第64-68页；陈建勤《议景观——明清文士旅游观研究之二》，《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92-96页；宋立中《晚明大旅行家陈第旅游观初探》，《福建论坛》，2014年第8期，第110-117页；等。也多附属于旅游史之中，时段上也集中于前现代社会。故而，本文以近代创办最早、发行时间最长的旅行类期刊——《旅行杂志》为对象，考察近代以来国人的旅行观及其嬗变，以求教于方家。

一、个人中心型旅行观在近代的延续

“旅行”与“旅游”两词分别出现于先秦与南朝时期。唐代两词在语义上进一步融合，都表示“远行，去外地办事或游览”，从而形成两词语义纠葛的滥觞。近代，“日语中只有旅行一词，而无旅游”，故“晚清至民国，受日语影响”，中国使用旅行一词的频率远高于旅游，甚至用旅行代替旅游②参见刘红妮《词汇化与近义实词的辨析和教学——以“旅行”和“旅游”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51-53页。。以至于现当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亦未严格区分两词，甚或直言“旅行，亦即旅游”[2]。因此，传统社会的旅行观，可从学者对“旅游观”的研究中窥得一二。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旅行观（旅游观）受儒、道思想影响，形成儒家“父母在，不远游”的慎游思想，和“比德”观。以及道家“道法自然”“天趣自然”，以自然为独立审美对象，视旅游为审美愉悦方式的观念。时至明代，旅游理论中出现“游道”思想，追求品山鉴水中的“畅适愉悦”①参见谢贵安《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第3 期，第56 页；秦学颀、赵静《中国旅游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页；陈建勤《论“游道”——明清文士旅游观研究之一》，《旅游学刊》，2000年第4期，第68页。。然无论是“仁者乐山”的比德观，还是纵情山水的“逍遥游”，其落脚点皆在个人，即强调个人之实现与精神文化享受。如有学者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士之游历，只显露了游之意识的主观面，欲透过远游去实现自己的抱负，成就自我，甚或自游于心”[3]256。至明代，徐霞客等人更是“‘以主入客’，进入山川景观之中，全身心地投入旅游，以欣赏风光物色”[3]258。相较来说，宋代旅行者更“强调旅行能帮助开阔旅行者思想、增长他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以及加强他们的个人道德修养”[4]。近代旅游理论家佘贵棠也认为：中国传统游览观为“出世的而非入世的”“个人的而非大众的”。并解释说：“古代游人之着意点在出世，故以游客本人之情绪为重……游览之观念殆以各个人之人生观为依归。”[5]总之，在传统旅行观中，旅行的动机与目的皆以旅行者个人为中心，对旅行功能的认知，亦局限于它在旅行者自我实现与精神文化享受方面的功用。这与西方古人“不会认为旅行是自愿的、利他的行为”[6]20的判断是一致的。此种旅行观，我们可称之为“个人中心型”旅行观。

步入近代，受“居留外人之影响”[7]，特别是一战后，欧美“青山碧水俊侣如云，佳日春秋，竞谋游赏”[8]的休闲旅行热影响，国人持休闲旅行观念者日众。有人表示：“旅行即娱乐也，平生初历即佳境，境无穷斯乐亦无穷。”[9]有人提倡亲近自然，认为：“山深林密之处，策林闲行，尤获得无上乐趣。”[10]为满足国人日益增长的旅行需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23年特设旅行部，以阐扬中国名胜、提倡旅行事业为宗旨。②参见赵君豪《编者之言》，《旅行杂志》，1934年第1期，扉页。1927年旅行部改组为中国旅行社，并创办《旅行杂志》。杂志创办之初，即以服务行旅为已任，相继于1928年、1929年发行“春游特刊”，1931年发行“清夏专号”，并指出：“消夏之区，若匡庐、若北戴河、若青岛、若莫干山，今岁莫不有人满之患。……年来国人于夏假之暇喜作清游，其兴趣之浓郁，初不亚于西人。”[11]可见，民国初期以休闲消遣为目的的近代旅游，已在中国初露端倪。

除休闲旅游外，以自我实现为中心的旅行也在近代延续，“富有新思想者，固亟欲远涉重洋，遍游世界，以资博览精取。即平昔意志消极株守故乡之士，亦多数改变思想，以游历为必不可少之事”③参见《创办旅行社缘起》，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编《游滇须知》，1923年，第1页。。此现象的出现，与近代中国培养“新民”的国民改造运动不无关系。20世纪初，“‘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基础理念”[12]36，因此“改造国民的身体与思维开始成为一个紧迫的工作”[12]20。而旅行正具有改造国民身体与思维的双重功效，时人曾言：“天地之大，到处都是学问，社会上的一切，就是一座大学。……旅行在身体上，学识上，和经验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有益的。”[13]黄伯樵也指出：“旅行者在车里马足之间、跋涉山川之际，筋骨于以锻炼、胸襟于以开拓、阅见于以增长，其裨益于身心者，固为人所习知。”[14]3此外，“旅行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品格……可以强健体魄，激起人类爱群的天性，智德体群，四育兼教”[15]。总之，旅行可在“个人精神上、智识上、经验上、体质上增加无限的好处”[16]。强调旅行对个人身心的增益与培养，自然是个人中心型旅行观的延续。但此旅行观延续到近代，较之于传统又有所发展。因为，此时旅行对个人身心的改造已被看作国家改造的前提，旅行的背后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诚如李涯所指出：民初至五四的旅外游记，“表现出的是作者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确立。而提倡与主张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即所谓‘人格的觉悟’，来源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层面上建构民族国家的努力”[17]。

总之，传统上个人中心型旅行观，在近代虽有延续，但内涵已有所变迁。突显为国家意志对旅行的渗透，这种渗透在抗战时期达到顶点，民族国家最终取代个人占据旅行观的核心地位，从而促使传统上以个人为中心的旅行观，嬗变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族主义旅行观。

二、国族主义旅行观的兴起

国族主义是近代中国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联系最为密切”[18]的思潮，是民族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它以国族与国家为关注焦点，实现两者的统一与民族国家的持续强盛，是其思想核心与行动目标。故而，国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统领、涵盖、弥漫其他思潮的特点的综合性的社会思潮”[19]。以至清末以来的各种思潮，都可看到国族主义关怀，视为国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态。①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73页。国族主义的弥漫性随着国势的日危，而愈益加强。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国族主义思潮愈加汹涌澎湃，它不但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更形成一种统治性话语霸权，侵入国民的私人领域，影响乃至指导国人的生产、生活，这其中自然包括对国人旅行活动的渗透。

在国族主义的浸润下，传统个人中心型旅行观逐渐发生改变，旅行的旨趣由个人转向国家，从而形成国族主义旅行观。具言之，所谓国族主义旅行观即旅行的动机与目的皆出于对国家的关怀，旅行被视为建构民族国家并实现国家复兴与强盛的重要途径。国族主义旅行观认为，旅行对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可从两个层面进行。

首先，在个人层面，旅行可以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增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因为，“国民爱国，须认清所爱之对象，忠爱之情绪乃克发生滋长，欲认识祖国真相，理宜实地观察，以与史地互相印证，庶几合乎实际”[20]1。通过旅行，“睹山川之壮丽而思国防，览方物之多庶而念建设，不知不觉之中，民族意识于焉发扬”[21]。最终，“把爱一乡的观念，扩大到爱整个的国家”[22]。加之，“前贤往哲之嘉言懿行，足以鼓舞群伦者，所在而有。……矫励风化，激发志气，每在于此。”行者旅其地、识其人，“憬然于我国人物之伟大，文化之优长，则其认识国家当尤深切；而爱护之心当尤真挚也”[14]4。所以，中国旅行社强调，其“最终之目的，则欲以旅行之方式，启发国人之爱国思想，而聊尽区区报国之忱耳”[23]。

其次，从国家层面来看，旅行之利益甚巨，“无论为政治问题、为社会问题、为经济问题，利益皆不可胜计，且又为宣传之利器”[24]。具体言之，时人从经济、思想、文化以及国族认同诸角度，阐释旅行对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之作用。

（一）旅行事业可吸纳资金，发展经济民生。

佘贵棠指出：“外国游客在国内支付之接待及娱乐之代价，即无异国内输出货物在外国销售所得之代价，故游览事业称为‘无形之输出’”，且“游客入国，往往促致其对于本国货物之爱好，或对于本国工商业之投资。”[25]秦理斋亦解释说：“我国实业落伍，以言振兴，人材物力，两感缺乏，到处皆是……苟能内加整理外事宣传，藉以招致外宾观光中土，不难岁得数千万之收入，足以裕民生而补通商之漏巵。”[26]王焕文举例说：“北平之手艺美术作品，每年售价向有数百万元，若能多数诱致旅客，则收入当更有增无减，是于社会民生，亦不无间接救助也。”[27]67对于地方经济来说，“由于游览旅行之往来频繁，因而促进运输、商贾、金融、旅馆各项营业之发展，使地方日趋于繁荣”[20]1。总之，“游客之往来攸关于一般商业之盛衰及土货推销与外国投资之可能，自不仅以车船、旅馆之直接收入为限”[28]。

（二）旅行可促进跨文化交流，解除各方隔阂。

时人认为：国外旅客的诱至，除“藉之以资增进本国与他国人民之交谊，更以彼此国民之接触，而利国交之亲善”[29]外，可使外人“对我国政治实况目瞩亲瞻，反面宣传，不攻自破，此旅行事业关系解除国际误会者”；且“欧美人士不远万里而来，对我国之政治文物礼教风俗，皆得有直确的认识，再为乘机宣传，联络情感，邦交于以日敦，地位无形增高，此旅行事业关系增高国家地位者”。更进一步，“乘旅客之来，谋文化之推广，引世界之倾向就我国之范围，其有造于国际更有不可思议者矣”[27]65。国内旅行，在促进各族群文化交流的同时，亦能增强其对于国族之认同。唐渭滨曾言：“民众族繁之国……当互相沟通，养成其共通之习尚与公诚坚凝之团结性。游览旅行富有此种作用，能使不相往来自为同气之各地人民，因此而相接近，各异之语言风俗乃得渐趋于统一，区域情感，亦日臻于融洽。”[20]1孙福熙亦言：旅行可“使地大物博的中国赖交通而逐渐灵活，逐渐团结起来……以至于免除精神上的你疆我界，达于全国融和的境地。”[30]总之，旅行可促进“本国人与外国人的联络感情，本省人与外省人的互相谅解，很可帮助国界和省界隔阂的解释”[31]。

（三）旅行可体察国内外时情，为国家建设提供参考。

唐渭滨认为：“政治、经济、文化，恒须取人之长，补已之短，随时代以推陈出新，因此既须出国游历考察。”[20]1通过“借镜异邦”，于“多方考察”中“锐敏目力、甄别体会、借助他山、截长补短”[32]。在国内旅行方面，时人认为：“不遍历各方，不知土地之肥瘠、形势之险易、事业之宜与不宜；必也亲临游览，而后知有所轻重、有所取舍、有所先后，此实建国之一大助也。”[33]如在经济建设方面，“我国资源丰富而工艺未兴，产区所有物资，不知如何制造以供推销；销区所需，又不知应向何处觅取，因此无以启发其进行之动机，而一切皆归于停顿。游览旅行最能针对此项缺点而补救之”[20]1。尤为重要者，“苟各地旅行者，能将其旅行地方的社会现象及发见的问题，随时注意，报告于国人。则负责当局及关心社会问题者即可根据各地发见之社会事实，早为设法消祸于无形，防患于未然”。是以旅行“能够帮助社会的安全，促进社会的建设，解决社会的问题”[34]。

近代以来，国民“个人”的身、心刚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随即就被编织进“民族国家”的叙事之中,“身体的‘殖民’权利由家庭和礼教体系转移到国家的手上”[11]23。随着国家权威对个人思想与行为的侵入，旅行的社会性愈益增强，由旅行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公共资源。正如佘贵棠所言：游览一事起源甚古，但“惟如现代游览事业及游览旅行之对于国家经济发生密切联系者”[35]。近代旅行社会化的增益，一方面使得旅行成为社会变革的促进因子，甚至“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文化转型，往往是以大规模的行游作为先导”[6]107；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尤其意识形态的变革）又会在旅行观上形成烙印，促其因应时代而嬗变。这一点可从抗战时期国族主义旅行观达到高潮中看出。抗战结束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的时代脚步无疑又将在国人的旅行观上形成新的足迹。

三、政治主导型旅行观及其内容

抗战胜利后，国人曾很重视旅行在战后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认为：旅行“是广义的教育里最重要的一部分”[36]1“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旅行事业的协助”[36]2，旅行可使“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外资”[36]3源源而来。然而，随着内战的爆发，中国旅行事业未能走出低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意志进一步侵入旅行事业，国人旅行观再次发生嬗变。其具体内容可以从1949—1954年间《旅行杂志》①1954年8月，《旅行杂志》因收入不敷开支等原因，正式停刊。中，时人就旅行的性质、功能、意义等问题的讨论中看出。

抗战时期，《旅行杂志》虽极力宣扬国族主义旅行观，但仍强调杂志在特质上“无政治意味”[37]。但1949年之后，杂志却因“无政治意味”受到诸多批评，批评者指出：“我们是生活在新中国的人……任何人都脱离不开政治。因此，今天任何一种刊物，一定要有政治性。”[38]旅行书写更要与政治相结合，“使旅行文字能够很好地为政治服务”[39]1。时人对旅行书写的政治要求，实则是强调旅行的社会政治属性。易辞言之，此时旅行亦开始政治化，旅行成为政治实践的途径与工具，旅行的价值、意义等皆取决于它与政治结合的紧密程度，此种旅行观可称为政治主导型旅行观，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核心旅行观，其内容及要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旅行需发挥文教功能，促进思想改造

为此，时人呼吁：“同志们！为旅行而旅行的时代过去了，必须把旅行当作教育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重要手段，旅行才有意义！”[40]“在毛泽东时代，旅行是一种教育。……在那种教育里，有千百万人民作为你的教师，有无数新鲜事物作为你的学习资料”[41]1。特别是团体旅行，即“充实了集体生活的内容，也增进了国土的认识和人民相互间的联系，对于新中国的人民教育，具有深刻的意义”[42]18。此外，旅行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因为“在旅途中经常可以接触到的，还有无数为我们生活圈子极为狭小的智识分子所不能理解，或虽然理解而认识不深刻，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上不起重大影响的事事物物，这些事物中的大部分，往往又是思想改造中极端需要的具体材料”[39]1。对资产阶级来说，当“他们在旅行途中，见了美丽的祖国河山、优秀的祖国文物、勤劳的祖国劳动人民，从心底里发出真挚热烈的爱恋时……等到他们鄙弃说洋话、用洋货的恶劣习惯和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盲目崇拜时，他们的改造功候已完成了一大半”[43]。

（二）旅行要配合社会运动

为强化旅行的政治性，时人提倡旅行与社会运动的结合。如时人建议：“春游活动必须与抗美援朝、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使春游活动有丰富的内容，以贯彻爱国主义教育”，通过郊游“到农村去访问农民，了解土改后的农民生活”[44]。为此，有人结合春游，“到首都郊区农村里进行了抗美援朝的宣传”[45]。有人为了响应“文艺工作者应去到工农兵大众中去体验生活的庄严号召”，到乡村“去作实际体验”[46]。土改中大量机关人员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工作队”，前往土改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47]。还结合增产节约运动，“以旅行为对象，指出其可能发生的浪费现象”[48]。在此过程中，时人对相关旅行书写的需求日益增长，《旅行杂志》就曾因“结合运动似乎还进步得较为迟缓”[49]，受到读者批评。

（三）旅行要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

时人认为，社会主义下的旅行应像苏联一样，“是工人生活的一部分”“再也不是过去资产阶级的特权了”[50]47。“要把过去只有少数人享有的旅行权利，扩张到广大的社会阶层中去。……工人，尤其是重工业的工人，会有休假期间的旅行，农村的劳动英雄和工厂的劳动英雄会有交换旅行”[42]18。此外，旅行也应具备无产阶级特性。“资产阶级的旅行，很大部分是消费的旅行，目的在于个人的享受。……无产阶级的旅行，从来不会是纯消费的旅行。他们有的为了就业，有的为了人民大众的需要，譬如为了革命，为了生产，为了研究祖国文物”[51]。时人还指出，正确的旅行观是“为人民服务的旅行观”，“在这个旅行观下，旅行的任务和旅行中的具体活动，首先应环绕在有利于群众的生产、文化、政治各种活动下面”[52]。旅行除应为人民服务，更应为国家建设服务。应“学习苏联人民建设祖国而那样勤劳奋斗的精神”，“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把旅行的矛头，指向开发和建设的岗位上去！”[53]在旅行途中，旅行者有“义务”改变注意力，注意到各种矿产资源，成为“祖国开发的一员”[50]48。特别是青年学子，更须“在祖国大建设的前夕……在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前夕……把身体锻炼得像钢铁一样坚强”[54]。最终“使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在实践中认识了真理、开拓了心胸，从而把献身人民事业的抱负更加坚定起来”[41]1。

四、结 语

旅行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文化是其核心要素与价值，甚至“人类的文明，便成于旅行之中”[6]序,2。旅行与文化的紧密联系，不仅来源于旅行以空间位移的形式实现跨文化的交流，还在于人们倾向于在旅行中将精神体验与物质体验相结合，以突显文化及其象征。由此，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表达往往形成于旅行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旅行是晚清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时代命题，它深深地参与到现代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国族认同和自我建构等一系列行为之中”[55]。社会文化通过旅行来表达的同时，亦在形塑着人们对于旅行的功能、价值、目的等的认知，从而形成特定的旅行观。

总的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旅行观，是在传统个人中心型旅行观基础上发展嬗变的。清末民初，在国族主义思潮的浸润下，民族国家成为国民认同的中心，国家对个人的控制逐步加强，个人与社会及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旅行被视为建构民族国家并实现国家复兴的途径，旅行的动机与目的皆出于对国家的关怀，从而形成国族主义旅行观，并在抗战时期得到普遍践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人旅行观再次发生嬗变，旅行的政治化日益加深，旅行成为政治实践的途径与工具，旅行的价值、意义等皆取决于它与政治结合的紧密程度，此种旅行观可称之为政治主导型旅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