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媒体时代的艺术经典传播方式
——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例*

翁再红

（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3）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媒介技术高度融合的全媒体时代。在这一时代语境下，艺术经典的传播方式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作为一种经过时间洗礼的“历史流传物”，艺术经典对于当代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经典文本传播在当代文化中以何种方式进行，又产生了何种区别于传统的传播效应，便成为一个极具现实与理论意义的议题。而这一议题的展开背景，既与新的时代语境中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变迁有关，更与大众传播的媒介环境直接相关。以此为依据，本文将以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经典文本为例，从两个方面对此予以重点讨论：其一，经典文本以一种传统媒介方式在当代文化中的传播方式及其新的时代特征；其二，经典文本通过一种媒介的跨文类转换之后的传播和传承方式。这两个方面所蕴含的艺术经典传播效应、传承策略等相关问题，也将由此得到必要的揭示和说明。

一、传统媒介方式的经典文本传播

仅就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来说，出版业的兴起具有极为关键的文化意义。这是小说作为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样式，在传播媒介方式层面的一个关键性的历史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印刷术和出版业的发展，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轨迹、传播效应乃至经典化历程，都将受到根本性的影响。从传播媒介上看，中国古典小说的当代传播与传承的基本方式仍是纸质出版物。这当然是和小说这种艺术样式的自身媒介特征直接相关的。不过，即便如此，古典时期印刷媒介方式的小说文本传播与现时代相比仍然表现出诸多差异性。

首先，立足于艺术经典的历时建构，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先行说明。进入当代文化语境，中国古典小说的传播已经不是在其原初意义上进行的了。在文化属性上，它在传播之外还包含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即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这里面蕴含了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前提，即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古典小说传播，是以小说本身的经典性为依据的。这其中，以刊行数量和版本最多的四大名著为代表、曾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经典小说文本，无疑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古典小说出版发行的主要对象。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小说经过漫长的传播过程，早已作为文学经典或文学史经典，成为传统文化精华中的一部分。很显然，小说文本自身文化属性的变迁，也使得其传播过程与古典时期的出版发行状况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就文本选择而言，当代语境下的古典小说出版无疑具有更明确的对象性。经典化作为一个历程所显现的文化形塑力，在此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以传统方式进行的文本传播，不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更现实的意义上强化了这一力量。时至今日，古典小说的出版发行在事实上只是一种选择性的文本传播。它的每一次出版发行都在进一步强化和巩固特定文本的经典地位。仅以“四大名著”为例，据统计，自1978年至1996年上半年间，曾出版过《红楼梦》的出版社计有34 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则分别有38家、25和23家。这期间，《红楼梦》的版本累计更是达到53 种之多①详见阎京萌《四大名著：出版社争吃的祖宗饭》，《出版发行研究》，1997年第1期，第16-17页。。其他影响较小的小说文本的刊行量则与此形成天壤之别。由此可见，中国古典小说在当代的传播状况，是与具体文本的经典化历程密切相关的。那些位列经典的文本——尤其是在文学史上占据关键位置的经典文本，会在古典小说的当代传播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经典地位。

其次，这一经典地位的强化过程，即便仍是以传统媒介方式来实现的，它所涉及的各个传播环节还是随时代变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文本在当代文化中的传播，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影响。相对于古典时期，中国古典小说以传统方式在当代文化中的传播至少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新特征。

第一，在媒介技术手段上，古典小说的当代传播无疑拥有此前难以企及的出版条件。相对于明清时期作坊式的出版方式，现代形态的出版社一方面可以大批量地刊印装帧更为精美、文字更为清晰准确的图书；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助远为畅达的营销渠道，将图书推销到四面八方。事实上，无论微观层面的印刷流程，还是宏观层面的运营体系，中国古典小说文本的刊行都变得更加便捷和易于普及。尤其是为了获得更理想的传播效果，图书的制作越来越针对不同的受众进行了细分化。这也是当代语境下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四大名著”这类最核心的经典文本的刊行版本日益丰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就传播受众来说，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使得能够直接阅读并欣赏小说文本的读者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由于这些文本经过长时期的传播和文化积淀，不仅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当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所倚重的重要传统资源之一。大众文化对于这些资源的多元化处理方式，也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提升了受众对于文本内容的熟悉程度。当然这也同时改变了人们对于文本的传统接触方式和接受习惯。

第三，就传播主体而言，当代文化语境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古典小说的本源传播主体在这里已经不是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更需要注意的是复制信息的传播主体和筛选信息的传播主体。从当代文化实践的角度来说，后两种类型的传播主体其实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出版机构作为复制信息的传播主体，在古典小说的刊行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信息筛选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这些出版机构代表了包括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所构成的权力话语系统。其中既有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政治性诉求，更包含了大众文化在经济原则主导下对于传统艺术经典的商业性立场。所有这些文化形态背后的意识形态诉求，都直接或间接地左右了传播主体的文本传播行为和立场选择。其背后则隐藏着对传统文化资源无处不在的“再发明”过程。

最后，所有这些变化最终都导致了文本传播与经典传承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深刻影响。

一方面，在表层结构上，即便是以传统媒介方式进行的经典文本传播，与古典时期相比也存在较为直观的不同。除了以上已经有所揭示的几个方面之外，当代出版物仅仅在字体、排版方面便与古典时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其中排版由竖到横反映了人们书写和阅读习惯的变迁；字体由繁入简，则充分体现了时代状况对于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干预和影响效果。语言文字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则是这种差异性的至关重要的现实依据之一。汉语由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的过程，是中国文学在表达形态上的一场带有颠覆意味的文化革命。中国古典小说中优秀作品得以进入文学史书写的经典序列之中，为这场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合法化依据。很显然，立足于这一文化背景对古典小说的传播，必然倾向于选择语言更为通俗化的文本。更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是，由小说经典衍生出的各种文字类的出版物，在当代文化中既不少见，又明显区别于古典时期。对于中国古典小说而言，其文本生产总会受到各种需要遵循的“惯例”的约束。仅以叙事问题为例，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1]。尽管古典时期围绕优秀作品也会衍生出各种续书和仿书，但遵循的惯例是一致的。进入当代文化语境之后，这种惯例的约束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彻底消解了。这不仅体现了现代白话文在组织语言方面的高度灵活性，更重要的是文本的组织结构和方式已经彻底多元化。文本生产机制的高度产业化，也为形式和内容各异、与小说经典相关的新文本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当代大众文化中，以中国古典小说经典文本为依据的各种文字改写和戏仿之作可谓层出不穷。它们作为大众文化产业链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经典文本之间既存在着显在的逻辑关联，又在最大程度上脱离了文本原本所蕴含的文化规定性。这种显著的差异性是我们考察经典文本——尤其是其当代传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时，需要予以重点关注的。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代文化对艺术经典跨文化传播的推动，也在一个更具辩证意味的视野中凸显了这种差异性。与古典时期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系统不同，当代文化是在一个远为开放的全球语境中进行的。对于小说这一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样式来说，翻译既是其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又包含了艺术形式在表层结构方面的根本性转换。在这种转换背后，则隐含着不同文化意义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按照德里达的解读，翻译在文化维度的题中之意反映了这样一种理想化的翻译观：“翻译的前景是建立一个语言和谐的王国。这一前景是把两种语言当做一个更大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加以接合、匹配和结合的象征性事件，它要求一种真理的语言。”[2]仅就小说来看，翻译作为文本在表层结构上必须完成的第一道“工序”，同样隐含着遴选等一系列深层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也是在进入当代文化语境之中才真正显现出来的。

另一方面，在深层结构上，无论字体从繁到简、排版从竖到横，文字从一种语言形式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或者是对“原典”进行各种尺度的文字改写、戏仿甚至恶搞，都并不只是外观形式的变化那么简单。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一种媒介中对信息进行编码或解码所需的技能和学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这个社会中谁能使用该媒介发送信息以及谁能获取媒介所携带的信息。即使在一种给定的传播形式中，如书写，不同的符号系统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复杂的书写符号有助于文化阶层控制文化信息和礼仪”[3]68。就此而言，以上从表层结构所做的说明，事实上本身也是经典文本的传播在深层文化结构方面发生变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代大众文化对中国古典小说经典的传播，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文本的接受方式，并产生了区别于古典时期的社会效果。这些文本不仅以一种更易于打破“文化阶层控制”的方式得到传播，而且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当代大众文化的生态系统之中，从而受到大众文化产业经济原则的束缚。这意味着传统艺术经典的当代传播和传承，必须以此为参照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把握。作为文化产业中特定类型的文化资源，经典文本是无法脱离其所属文化领域孤立存在的。如霍尔所言：“文化形式的意义和它在文化领域中的场所或位置并不是文化形式本身就含有的。它的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偏激的形象符号或短语会被中和为明年的时尚；而到后年，又成为深沉的文化怀旧的对象。”[4]传统艺术经典在大众文化中的传播也不例外，其传播方式及其文化意义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大众文化表意实践的深度影响。仅从传统媒介方式的层面，上述分析已经对此有所说明。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在更能代表当代文化传播特征的新型媒介系统——“全媒体”媒介平台上面，传统艺术经典的当代传播及其文化后果，将会得到更深入的揭示。

二、全媒体平台系统中的经典传播

对于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传统文化资源而言，其在当代文化中的传播和传承是无法脱离一个完全区别于传统的文化实践语境来讨论的。这就是当代大众文化对“全媒体”媒介生态系统的依赖。在文化实践层面，当代大众文化的总体特征主要是以一种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视觉化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传播媒介系统的多元化，及其由传统印刷媒介向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的重心转移。具体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当代传播，除了其固有的传统方式之外，也越来越依赖更具时代特征的新型媒体的参与。

首先，当代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多种媒介所编织的传播网络。仅以中国古典小说为例，对其当代传播路径及其文化效果的考察，必然要以此为依据。这其中，如果以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的区分为依据，古典小说在当代文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传播方式有漫画改编、影视剧改编和游戏改编等。以四大名著的当代传播为例，根据小说文本自身的特点，这几种传播方式都扮演了各自不同的关键性角色。

第一，以漫画改编来说，这是一种虽然以传统媒介方式进行传播，却在文本形式上进行了重大变革的传播方式。作为小说文本的当代衍生物，它所针对的受众一方面以青少年群体为主体，另一方面又不再特别针对识字能力比较有限的成人群体。这也和当代文化动漫受众成人化趋势有关。如果说古典时期逐渐发展出的绣像本小说出版物，是作为文本的附属品出现的话，那么当代漫画对小说文本则进行了系统性的视觉化改造。视觉形象相对于文学形象，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在以视觉化为总体特征之一的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根据经典文本改编的漫画出版物可谓不胜枚举。就四大名著来说，从儿童启蒙绘本到大型成人动漫系列，这些漫画一般都会根据不同的市场需要和受众特点进行形象符号的重新设计和叙事内容的重新调整。与经典文本本身相比，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便在于艺术形象和叙事内容的接受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艺术形象，从通过语言文字间接把握转换为通过图像来直观。从文本传播的角度来说，这种转换既是一种直接的推动力，又在根本上改变了传播过程的“编码—解码”方式。

第二，影视剧改编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在当代传播最引入注目的一种方式。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典小说经典都曾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根据文本衍生出的相关影视剧就更是数不胜数了。比如，1986年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至今仍未完全消散，其重播率一直都很高。另外《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之后，都曾产生过令人瞩目的社会反响。如果将故事情节部分取材于这些小说的电影和电视剧归到一起的话，数量就更巨大了。以与《西游记》的故事情节有关联的电影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享誉世界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到90年代的《大话西游》，再到近年来集中上映的《西游·降魔篇》《三打白骨精》《大圣归来》等，电影界一直都将《西游记》作为最值得改编的中国古典小说文本之一。电视剧方面同样如此，比如《西游记后传》《春光灿烂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喜气洋洋猪八戒》等等，都曾产生过小说文本在当代传播过程中很难实现的观看热潮。毫无疑问，小说文本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这一类最具有典型性的当代大众文化文类，所产生的传播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但与此同时，小说文本本身的艺术魅力又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视觉影像及其背后的商业化、娱乐化逻辑所解构。

第三，电脑游戏作为当代大众传媒向数字媒介发展过程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媒介类型之一，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当代改编，同样具有重要的考察价值。与影视剧的改编不同，游戏制作对于文本叙事有其特殊的预期和情节设计。因此，中国古典小说被纳入当代电脑游戏中的经典文本并不多见。但是一旦纳入其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便是不可估量的。这其中，尤其有典型性的莫过于根据《三国演义》《西游记》改编、设计的单机版或网络游戏。与三国故事相关的游戏目前已经开发出很多不同类型的产品，其中有一些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比如三国题材的桌面游戏《三国杀》、角色扮演类游戏《梦三国》《三国群英传》、即时战略类游戏《萌三国》《三国志》等等。与《西游记》相关的电脑游戏同样众多并且玩家数量巨大。比如网易公司自主开发的大型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梦幻西游》，便是以小说《西游记》为故事背景展开的。其拥有注册用户已超过3亿人，同时在线人数峰值曾达到2 百多万人。在这一游戏系统中，不仅包含与《西游记》故事有关的各种人物形象，而且其叙事线索和叙事内容被彻底重新进行了设计和编码。参与游戏的每一个人都自成一体，并纳入到游戏所提供的叙事关系之中，在其帮派系统、聊天系统、婚姻系统、法宝系统、商业系统中不断“练级”成长。可以说，对于参与游戏的人来说，《西游记》作为一个叙事框架或故事背景，由此成为一种植入式的“受迫性”传播体验。从经典文本传播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完全区别于传统媒介方式的传播过程。

以上从媒介类型的角度所做的讨论，充分说明了当代文化语境下传统艺术经典所面临的新的传播方式。这就是文本在不断被改编的过程中，借助不同形态的媒介在一个跨界媒体平台上传播。由于这一跨界平台的存在，经典文本一方面得以在远远超出古典时期的媒介环境中最大限度地传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当代文化无所不用其极的媒介改造。从形象符号的直观效果来看，这种改造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对视觉性的强调。其背后则既隐含着文本“全媒体”传播所带来的“媒介间性”以及传播效果的连锁反应；也隐含着媒介形式的变化所必然导致的文本“编码—解码”过程的系统性转换。正如格罗斯伯格等人在《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一书所指出的，“媒介并不生产物质的东西——汽车、烤面包机或咖啡杯等，媒介组织生产的是文化‘形式’。即讲故事的结构、模式和方法。所谓媒介形式是指媒介技术是如何生产媒介文本的，媒介组织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媒介的含义是如何被编码的”[5]。媒介的这种“编码—解码”过程及其意义生产，无不遵循着文化经济的商业化逻辑。这是考察传统艺术经典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如何传播的核心背景之一。确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几乎所有的媒介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循环周期。最初，某种文化产品的小规模、个人化生产迅速发展。分配和消费开始分离并且商业化。当新技术进入媒介时，生产开始工业化，消费开始成为大规模和非个人的”[6]。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媒介类型不断丰富并纳入文化经济的总体格局之中的过程。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经典作品最终也在其中作为可供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被转换为能够进行“大规模和非人的”消费的文化产品。全媒介平台系统的参与，无疑是这些文本得以发挥其作为文化产品最大潜能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其次，具体到这一全媒介平台系统的各种不同媒介类型，其传播形态、编码方式以及传播效应又是不同的。因此，对于传统艺术经典的当代传播而言，理解不同媒介类型的特性及其对文本文化功能的影响同样非常必要。正如媒介环境学一再强调的，每一种媒介形式都有影响人类的特征，对人的意识的视觉冲击和听觉冲击也是根本不同的。①详见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8页。尤其是随着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主导的时代来临之后，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及其影响力越来越显现出来。以电子媒介为例，如梅罗维茨所言，“由于代码的不同，电子媒介打破了印刷媒介所塑造出来的专门的、互不相通的信息系统，现在各不相同的人群共享着更多的信息”[3]73。更确切地说：“与印刷相比，电视倾向于将各种年龄、教育背景、性别、职业、宗教、阶层、种族背景的人包括进相对类似的信息世界中。不同‘类别’的人的区别消失了。群体身份、社会化的程度和等级制度的级别之间的传统区别是建立在印刷媒介所形成的孤立场景基础之上的，从这种程度上看，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会模糊这些区别。”[3]86当包括古典小说在内的传统艺术经典通过新型媒介方式在当代重新焕发光彩时，它必然要接受这种来自社会文化最深层的改变。与此同时，这种改变还需要通过对不同媒介类型的差异性进行考察才有可能被准确把握。

对于不同媒介类型参与传统艺术经典传播活动的差异性，我们不妨以电影这一媒介类型为例证给予进一步的考察。诚如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强调，比起任何其他传统艺术形式来，电影是最擅长表达我们现实世界的图景，以及人们对时间和空间最基本的把握的。如其所言：“电影，通过它的特写、远景，通过不断变化的事件和无处不在的视角，通过它不断变换的时空场面，通过镜头中相互作用的物体，通过把远景拉到近处毗邻的位置——就像即时交流那样，最后通过它表达主观成分、变形扭曲和幻觉的手段，使它成为唯一能够以任何具体形式来表达当今独特世界观的艺术手段。这种世界观使我们的文化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所不同。”[7]就中国古典小说来看，电影在其经典文本的当代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几乎所有古典小说经典文本都一直是电影改编的重要传统文化资源。这些年随着电影市场的迅速扩展，这一趋势愈发明显。但必须意识到的问题是，这一角色转换并不是依附于小说文本进行的。因为在根本上，“一部小说‘转换’为电影不是故事要素向形象的一对一的转换，而是小说最为重要的方面及其意义的视觉操作”[8]158。如果将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这一点就更易于理解了。依据巴赞的观点，原著仅仅是作为创作灵感的源泉而存在的：“影片不是企图替代小说，而是打算与小说比肩而立，构成它的姐妹篇，如同闪烁的双星。这种设想只有靠天才作保证才能实现，影片的成就甚至能超过文学原著，如雷诺阿的影片《河流》。”[9]真正成功的跨媒介文本改编，并不在于原著的叙事内容是否得到完整的呈现，而是能够创造出既符合新媒介特性、又汲取了原文本精粹养分的新文本。由此所构成的一种互文关系，可以说是体现经典文本当代传播效应的重要参照依据。

因此，可以认为：“小说与电影之间进行比较的关键不在于对‘忠实’于原作作美学上的确认。毋宁说，是将小说和电影看作是它们在其中起作用的文化中同样地体现出来的东西，比较有助于详细说明其中的每一个通过各自叙述学的构建如何向它们的观众进行讲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属于一种互文性、也是一种杂语性的关系。”[8]162包括电影、电视等所有不同媒介共同参与古典小说文本传播所形成的媒介互文关系，既是后者得以在当代文化中有效传播的根本条件，又深刻改变了文本的编码—解码过程。原本以语言为艺术媒介的小说文本，被转换为更适合大众文化规模化生产和消费的视觉文本。其背后则隐藏着如下事实：文字阅读不断受到视觉观看的侵扰，以及“超级注意力”对“深度注意力”的僭越。文学经典因此受到的影响可谓是全方面的：“超级注意力”模式业已成为今天非常普遍的阅读状态。注意力的焦点在不同任务间不停跳转，喜欢多重信息流动，喜好刺激性的东西，不能容忍单调乏味。而阅读恰恰是单纯和单调的。今天太多的电子装置提供了太多的花样和玩法，把人对信息解读和体验的期待提升到很高水平，所以读者会追求更为多样、有趣和多媒体的信息。①详见周宪《从“沉浸式”到“浏览式”阅读的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143-163页。

这意味着，无论传统媒介方式还是新兴媒介方式，经典文本的传播其实在一个全新的媒介环境中进行的。如果不理解这一环境及其所属的文化语境，将很难真正理解经典文本在当代文化中的传播效应乃至传承策略。本文从上述两个方面对这一议题的探讨，无疑从艺术传播学的角度为此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