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唐五代马匹贸易研究综述

丁 君 涛

(湖北经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都与周边各民族政权建有非常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特别是历史悠久的互市贸易。这些互市贸易交易频繁、互通有无，增加了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为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唐的统治区域内外，存在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是，普遍存在工农业发展水平有限，畜牧业为经济的主要支柱等情况，在经济上对农耕地区的汉族有非常强的依赖性，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无法自行满足，只能够通过贸易或者战争来获得。因此，开展马匹互市成为了满足双方需求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的马匹贸易品种繁多、方式多样、数量庞大，成为唐五代时期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其深远的影响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松田寿男[1]、斋藤胜[2]等，中国香港学者陈美亚[3]，内地的李明伟[4]、杜娟[5]、樊保良[6]、吕岩[7]、商兆奎[8]、李健[9]等学者也对于唐代的马匹贸易进行了一些研究，产生了非常多的成果。如马俊民先生所著的《唐代马政》一书，系统的阐述了唐代养马业的发展、政府对马匹使用、购买的管理，是研究唐代马匹贸易的重要著作之一[10]；王晓燕所著《官营茶马贸易研究》对各个朝代的茶马贸易进行了研究，梳理了茶马贸易的起源，认为茶马贸易起源于唐代[11]；海外学者爱德华·伯曼所著《长安向西，罗马向东》认为马匹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更是重要的商品，大量的贩马活动刺激了丝路沿线的商业活动[12]。

一、民族间的马匹贸易

唐代国力强盛，统治区域极为广阔，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相当多，唐王朝积极的与他们政权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为马匹贸易广泛、顺利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的马匹贸易对象非常广泛，东起渤海，西至西域，遍布唐的马匹贸易对象。这一时期的贸易规模也非常庞大，为民族间的团结和互惠互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张泽咸先生所写的《唐代工商业》[13]一书对唐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贸易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从民族政策、交通线路、贸易对象等方面分析了唐代的互市活动，认为唐代继承了前代重视民族友好的传统，制定了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这一政策为唐与边境少数民族的马匹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与突厥、回鹘、吐蕃、南诏、渤海、奚及契丹等进行了非常紧密的马匹贸易，其中与回鹘的马匹贸易极为庞大，后期买马的数量每年过万匹，成为唐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马匹来源。唐与各民族间的马匹贸易各有其特色，买马的数量也并不一致，但他们之间的马匹贸易具有非常强的延续性。这一时期民间的马匹贸易也极为活跃，受到利益的诱惑，脱离于官方互市之外，还有大量的民间贸易，即便在战争状态，在军事战场的前沿，民间的马匹贸易也正常进行。唐五代时期的马匹贸易，从安史之乱后逐步达到高峰，到五代时期，受限于国力，马匹贸易的规模则明显下降。唐代的马匹贸易中官方贸易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唐代前期的马匹贸易有着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马匹贸易本身在唐代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并不算高，仅仅被统治阶级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满足其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并不完全是各民族人民间的自由贸易。

管彦波所写的《论唐代内地与边疆的“互市”和“朝贡”贸易》[14]一文认为唐代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贸易除了以互市的形式进行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贡赐。唐代马匹贸易的主要对象有回鹘、突厥、吐蕃、吐谷浑、党项、羌人，其中回鹘与突厥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马匹来源，向唐政权供应了大量的马匹。彭丽所写的《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北疆突厥、契丹民族关系研究》[15]一文认为唐代与突厥、契丹都举行过非常密切的马匹贸易。卞亚男所写的《唐代龟兹商业贸易状况研究》[16]和张安福所写的《唐代丝绸之路中段西州与龟兹的商贸研究》[17]都认为唐代在西域地区进行了大量的马匹贸易，龟兹、突厥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马匹贸易对象。王尚达所写的《唐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贡赐贸易管窥》[18]认为西域诸国以朝贡的形式与唐进行了大量马匹贸易。康雨晴所写的《唐代青海畜牧业发展研究》[19]和才让加的《吐蕃时期贸易经济概论》[20]一文认为唐在青海地区与吐蕃、吐谷浑、党项都进行过很密切的马匹交易。李锦绣所写的《史诃耽与唐初马政——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二》[21]、冯敏所写的《丝路贸易与唐前期陇右养马业浅析》[22]均认为向周边民族互市买马是唐代监牧取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周聿丹所写的《唐五代时期的通贡贸易研究》[23]一文认为随着唐朝的国力日益强盛，原有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也日益扩大，周边的政权通过朝贡的形式向唐朝提供了大量的马匹，也为双方的马匹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到五代时期，朝贡活动逐渐缩小，远不如唐朝，马匹贸易的数量也明显的减少。孙彩红所写的《唐、五代时期中原与契丹、奚的互市贸易》[24]一文认为唐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与契丹、奚建立了非常紧密的互市关系，契丹、奚也以互市的形式向中原王朝提供了大量的马匹，河北藩镇更利用其地理优势大量向契丹、奚购买马匹，以增强同中央抗拒的实力。在五代以前，由于回鹘、突厥是唐的主要马匹供应方，契丹实力还比较弱小，供应的马匹数量有限。到唐末五代时期，由于回鹘西迁，前往中原路途遥远，贸易不便，而中原地区又战争频发，对马匹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契丹成为马匹的重要供给方。倪立保所写的《“马绢”贸易与“丝绸之路”的繁荣》[25]、张程所写的《浅析绢马贸易与回鹘灭亡的关系》[26]、徐伯夫所写的《唐朝与回纥汗国的关系》[27]和殷红梅所写的《回鹘西迁后对丝路贸易的贡献》[28]都认为回鹘长期向中原卖马并逐渐形成了依赖，到后周时期，高昌回鹘都在向中原卖马以获取利益；陆庆夫所写的《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29]一文认为甘州回鹘以朝贡的形式大量向中原王朝卖马。

王东所写的《五代宋初党项马贸易与西北政治格局关系探析》[30]一文认为党项由于其特殊的经济结构而对中原经济有非常强的依赖性，这是五代时期党项与中原马匹贸易活跃的重要原因，党项也视其马匹为重要的战略资源，通过大量开展马匹贸易促进自身实力的提升。反过来，也正是由于马匹贸易有利可图，党项乘五代时期中原各国实力有限的机会，大量扩展其牧场，把持了重要的商业贸易路线。由于贩卖马匹利益可观，党项在与五代政权进行马匹贸易时更愿意以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甚至以各种手段打击其他贸易竞争者，以保证其马匹供应的垄断地位，获取更大的利益。

二、互市的制度与性质

唐代为了更好的进行互市，保证政府对于贸易的控制力，制定了完善的互市制度和法令，这些政策和法令反映了唐政府对待互市的态度，以及当时互市的发展状况。学界对于唐五代互市的法律制度建设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如薛平拴[31]、蔡汝栋[32]、程喜霖[33]、张艳云[34]、刘信业[35]等学者都对唐代的互市制度做过一定的研究。

李叶宏、惠建利所写的《唐代互市法律制度探析》[36]一文认为唐政府为了促进互市的进行，把互市法作为对外贸易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互市组织、互市场所、互市形式、互市程序、禁止互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唐代的互市贸易制度具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自由程度明显不足，法律以成文法为主，部分是贸易惯例。唐五代互市中欺诈等情况时有存在，为了规范互市的活动，强化政府的控制，唐政府制定了详实的法律，通过在法律上的限制，保证了唐王朝国家经济安全，规范了互市贸易行为,极大的促进了民族间的商业交流。刘玉峰所写的《试论唐代民族贸易的管理》[37]一文认为唐代主要是用政治的手段在进行民族贸易的管理，承继了前代的管理习惯，在边缘州府设立了互市监，专门负责与所临的少数民族开展贸易，中央对互市有严格规定，交易的物品、时间等都严格控制。唐前期，国力强盛，官方互市主要由少数民族政权提出申请，唐朝廷予以同意，贸易的规模事先也有所约定。唐后期，互市的主动权已逐渐丧失。政府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间贸易主要持限止或禁止的态度，在总体上严格禁止民族间的自由贸易，大量物品列为禁物，禁止出境，但是允许在政府控制的前提下，进行民族贸易。主要是在设定于边境上的固定场所进行贸易，由政府机构进行交易秩序、交易时间、交易物价等方面的具体管理。也有不设互市机构，仅派官吏予以监莅的互市类型，民间贸易总体处于政府的严格管控下，并不利于民族间的自由交往。刘晶芳所写的《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析论》[38]一文认为唐代的贸易管理制度根据贸易的发展状况不断进行调整，推动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李叶宏所写的《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探析——以过所为例》[39]一文认为唐通过过所对商人进行严格管理：一方面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保护了行商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关于唐与周边少数民族互市的性质，特别是唐与回鹘马匹贸易的性质，学界的争论非常的激烈。有很多学者认为唐与回鹘的马匹贸易，是一种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唐受到了回鹘严重的勒索，给唐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政府的财政实际已无力承担这样的马匹贸易。李德龙先生所写的《敦煌遗书S.8444号研究——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40]一文从出土的敦煌遗书入手，分析这一文书的时间及马匹的价格，认为从文书来看，唐与回鹘确实建立了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而且双方的绢马贸易一直延续到了晚唐时期，绢马贸易在双方的政治生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文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一匹马可以易绢大约23.75匹，以往每马40绢的价格是唐为了报答回鹘助唐作战之功，这样的交易明显带有一种“赠予”的性质。40绢的高价给回鹘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给唐政府以重大的财政负担。从这一文书也可以发现，唐代末期河西回鹘“得帛无厌”的迫切性。由于回鹘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具备开展中转贸易的条件，回鹘正是通过马匹贸易获得了大量的丝绸，再贩卖往更西的地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虽然为唐提供了大量的马匹，但并不是一种公平的经济贸易关系。刘正江所写的《回鹘与唐的马绢贸易及其实质》[41]一文认为在唐与回鹘的交往中，绢马贸易是双方经济、政治往来的一项重要内容，贸易的长期维持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是唐执行羁縻政策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唐以后，唐与回鹘间的马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回鹘成为了主要的马匹供应方，虽然马匹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严重背离了商品的价值规律，但是唐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与回鹘的马匹贸易，试图通过在绢马贸易中付出经济代价，以换取政治上的回报，实现羁縻统治的政治目的，保证边防的安宁和内部的稳定。因此，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总体还是各取所需的贸易。黄畅所写的《回鹘汗国与中原商业贸易探微》[42]和向红伟所写的《论唐代陇右马政衰败与西北地区吐蕃化》[43]认为回鹘畜牧业经济发达，拥有大量的马匹供应中原，其与唐的贸易主要以官方的形式进行，有一定勒索的成份，并不是平等的商业贸易关系，回鹘从马匹贸易中获利极大，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文明水平的提高。

马俊民所写的《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唐代马价绢新探》[44]认为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公平贸易，唐大量向回鹘买马主要是基于军事需要和预防、打破河朔方镇与回鹘结盟等方面的需要，有其特定的目标。中唐以后，唐自身面临各方的军事威胁，急需购买大量的马匹以满足需要，买回鹘马不仅满足军事需要，还可以达到包围吐蕃、孤立割据方镇的目标，这就是唐尽管财政支出压力非常大，仍然要长期坚持绢马互市的原因。从马匹的价格来看，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价格并不算高，一方面其卖马的价格与突厥的价格相差并不大，没有特意的提高马价；另一方面，回鹘远居于乌特勤山北，运送马匹路途遥远，成本高昂，其马匹价格自然会较高。此外，唐代无论是在中唐以前，还是在中唐以后，在购买实力强盛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匹时，价格并无差别，回鹘并没有乘势讹诈而导致马价昂贵。唐代始终以较高的价格购买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匹，不仅可以保证马匹的供给，同时也可以达到羁縻的政治目的，双方都是各取所需。因此，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仍然是一种相互有利的贸易，以互市的形式实现了民族团结。舒苑所写的《市以微物通以友情——唐代汉回纥贸易》[45]和景兆玺所写的《唐代的回纥与中外文化交流》[46]认为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是双方关系密切的象征，两族人民的贸易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这样的贸易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经济繁荣。虽然双方在马匹的贸易中有一些争端，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唐与回鹘的贸易，双方的贸易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王有道所写的《论唐与回纥的关系》[47]一文在论及绢马贸易时，认为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是公平的，并不存在讹诈的问题。中唐以前，唐自身并不缺乏马匹，因此双方的马匹贸易规模极为有限，但是双方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政治关系，与回鹘的政治关系和联姻为后来的绢马贸易创造了基础。中唐以后，唐需要大量的马匹，而自身无力提供，回鹘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拥有足够的马匹，能够用马匹换取绢帛，经济上的互补为绢马贸易的历久不衰提供了条件。回鹘的马只能够卖给有大量马匹需求的唐，所需要的绢帛也只能够从唐获取，如果没有绢马贸易，也不符合唐的利益，因此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实际是唐内政外交总战略的一部分。谷训涛所写的《论贡赐体系中的漠北回纥与唐朝关系》[48]一文认为唐与回鹘的绢马贸易虽然给唐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开展绢马贸易有其必然性，政治上满足唐的战略诉求，经济上双方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因此，回鹘亡国后，西迁的回鹘人仍然大量往中原贩卖马匹，这表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的这种各取所需的贸易，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同时，唐与回鹘绢马贸易规模的扩大不仅与唐急需马匹有关，还与吐蕃侵占陇右有关。吐蕃占领陇右后，丝绸之路北移，回鹘居于东西方贸易的中点，对于绢帛的需求量剧增，使得回鹘更急于向唐卖马以换取绢帛。日本学者斋藤胜所写的《唐、回鹘绢马交易再考》也认为绢马贸易的扩大是由于吐蕃入侵导致唐朝马业政策改变而引起的，并不能完全责怪回鹘人过于贪婪[49]。

三、马匹贸易的演变

唐代是我国马匹贸易的一个重要的转轨时期，逐渐从原有的绢马贸易向茶马贸易演变，这一转变的原因、过程和影响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密切关注。魏明孔先生所写的《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50]一文以时间为脉络，从茶马贸易入手，梳理了茶马贸易的发展历程，分析了茶马贸易的产生和衰亡的内在原因。认为茶马贸易的产生是由于中原王朝以绢帛易马并不合算，经济上无力承受，而以茶叶交换马匹则比较有利，同时西北少数民族也愿意接受。因此，茶马互市逐渐成为唐以后各朝代与西北少数民族贸易的主要形式。并认为茶马互市起源于唐，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在这个过程中，官方主导的互市逐渐衰落，而民间的自由贸易则日渐兴盛，政府的管控越来越松弛，民间贸易最终成为西北民族贸易的主体。王晓燕所写的《关于唐代茶马贸易的两个问题》[51]一文认为唐代由于无法承受绢马贸易的重担，开始了茶马贸易的试探，但是由于少数民族饮茶之风并未盛行，茶马贸易的规模仍然非常有限，茶马贸易不仅限于官方，民间贸易也开始出现。唐代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规模一直不大，主要受限于唐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自身的马匹供应、藏区饮茶尚未成风等因素，这些因素使得唐与吐蕃的茶马贸易规模还非常有限。唐代在进行马匹贸易时，主要还不是以支付茶叶的形式购马。李睿所写的《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52]一文认为唐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市场，为绢马贸易向茶马贸易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代前期，政府多以铜钱或绢帛易马，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绢帛不足以支持马匹贸易的扩大，而且以钱、绢作为支付手段，带给政府很大的财政负担。因此，逐渐转为以茶叶支付，而以茶叶支付，又给中原经济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茶叶经济日渐繁荣，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聂静洁所写的《略论历史上的茶马贸易》[53]一文认为茶马贸易始于唐代。方健并不认同，其所写的《茶马贸易之始考》[54]一文认为唐代的马匹贸易仍然主要以绢帛、钱等物品支付，茶叶还只是少数，真正开始茶马贸易的年代还是在宋代。唐代前期茶叶还属于奢侈品，到晚唐五代时期，虽然茶叶的规模有所扩大，逐渐普及到民间，五代时期，高昌回鹘卖马，所收的也主要是钱和绢帛。因此，说茶叶贸易始于唐代乾元以后是不准确的，真正形成规模的是宋代的茶马贸易。

尚平所写的《中唐至北宋前期西北市马贸易的变化及动因》一文认为中唐到五代时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由不缺乏马匹转而马匹严重缺乏，不得不与回鹘大量开展马匹贸易，但随着回鹘与吐蕃陷入衰弱以后，中原王朝也陷入分裂，像唐与回鹘那么大规模的马匹贸易难以重现，中西方的商路在这一时期也中断，马匹贸易中的政治色彩明显降低。张家琪所写的《唐宋时期农牧关系与茶马贸易的兴起及发展》[55]一文认为唐代的茶马贸易主要发生在唐与回鹘、吐蕃之间，到五代时期，茶马贸易总体上发生了多元化的趋势。白振声所写的《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56]一文认为唐代茶马贸易对于其境内的茶叶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马金的《略论历史上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57]、陈白的《茶马蕴深情 佳话传千里——唐宋时期汉藏贸易交流》[58]、刘俊才的《历史上甘孜地区的边茶贸易》[59]和高玉蓓的《吐蕃经济研究》[60]都认为唐代汉藏之间的茶马互市就已经很活跃。

四、马匹贸易的地点及路线

随着唐代马匹贸易的日渐活跃，特别是西北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马匹贸易的地点和路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贸易的地点和线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算多，形成的成果也比较有限。谷中原、鲁慧所写的《西南地区茶马古道论略》[61]一文认为唐代以来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区形成了独特的茶马古道，藏区产马匹而缺茶叶，而川、滇地区多茶叶而缺马匹，在地缘上形成了资源上的互补。唐代时，吐蕃王朝为了便利贸易，打通了一条重要的滇藏交往通道，开始了区域内的马匹贸易，滇藏马匹贸易以大理、丽江、中甸、德钦、昆明等地为关键的枢纽和主要市场。随着区域马匹贸易的不断发展，这些线路不断扩展，并形成了完整的贸易网络。线路的扩展也促进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间的交流，极大的推动偏远山区的经济发展。张泽咸所写的《唐代工商业》[62]一书认为唐与边境民族在进行商业贸易时主要有8条路线，与不同的民族进行贸易所走的商路大多不尽相同，与突厥、回鹘等主要马匹供应方有关的线路主要是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设置有三受降城，这一线路成为西北的一条重要商路。闫智钰所写的《唐宋时期鄂尔多斯及边缘地区茶马贸易研究》[63]一文认为唐代鄂尔多斯及边缘地区的畜牧业发展水平比较高，而农业和手工业水平有限，因此需要用马匹与汉族交换生活必需品，这一地区大量进行马匹的贸易以交换唐的绢帛。鄂尔多斯及边缘地区的马匹贸易主要以绢马贸易为主，茶马贸易还不居于主导地位，在南缘地区和黄河北岸地区形成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市场区域，这种贸易主要以过境外向型贸易为主，区域性贸易为辅。唐代这一地区的马匹贸易主要以灵州、西受降城、六胡州、定襄、云中等府为中心，这些贸易中心主要是政府确定的贸易地点及州府所在地。唐前期的路线主要以灵州至庆州线，到唐后期，随着吐蕃的侵犯，灵州线路时断时续，鄂尔多斯的交通中心便转移到了夏州，以这两个地区为中心的交通四通八达，形成了分段的马匹贸易路线。市场的中心主要在鄂尔多斯南缘地区的灵州、夏州等，及黄河北岸的丰州地区。何双全、谢晓燕写的《唐、宋时期甘肃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64]一文认为唐五代时期，甘肃地区有多条承继前代的商路，这些商路四通八达，成为茶马贸易中的关键一环。甘肃地区也因为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贯通和茶马贸易的活跃而具有非常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多元化也极大的促进了甘肃地区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等。马俊民所写的《关于唐代胡马引进及其历史作用》一文认为中唐以前官方的市马主要有营州、幽州、西受降城、云中府、朔方、安西、赤岭，这些交易地点相对活跃，交易规模也较大，也存在一些相对临时使用的交易地点，如北楼关、临渝关等。此外，张云[65]、皮坚[66]、王蓬[67]、赵贞[68]、周得京[69]、薛正昌[70]等学者都对唐代五代的商贸路线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五、结语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学界对于唐五代马匹贸易的研究已经非常的深入，成绩斐然，特别是在探讨马匹贸易的性质、贸易的对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充分利用了传世文献的资料对马匹贸易进行解析，视角独特、观点新颖、不落窠臼。但是，也应该看到前人对于马匹贸易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数学者单就马匹贸易而论述马匹贸易，没有打开视野，只有少数学者将马匹贸易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唐五代马匹贸易的繁荣是在这一时期商业经济日渐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不能够脱离唐五代时期其他行业的发展而单论马匹贸易。同时马匹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学界对于各个朝代间马匹贸易的形式、对象、交易方式等都没有进行比较分析，没有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分析唐五代马匹贸易。唐五代时期，出现了由绢马贸易向茶马贸易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如何产生的？其影响如何？特别是这一转变对于中原地区的经济结构产生了什么影响？学术界没有深入分析。在进行分析时使用的资料多为传世文献，对于出土文献的使用也并不充分。在当今国家推行“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背景下，学术界对于唐五代时期的马匹贸易研究虽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当时的贸易状况及影响，并没有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索马匹贸易的特征。通过从经济学和历史学双重角度分析唐五代马匹贸易不仅可以梳理马匹贸易所具有的特征和形式，分析贸易在维护边境稳定、保证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统一上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角度分析马匹贸易的开展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如当时的养马业、还有丝织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马匹贸易的发展变化对于这些行业构成了深远的影响，养马业、丝织业等行业的发展变化也对马匹贸易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行业间的联系非常的紧密，可以从分析唐五代的马匹贸易入手，管中窥豹，对唐五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

总之，唐五代马匹贸易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有值得继续挖掘的余地。在今后进行唐五代马匹贸易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传世文献的使用，还要注意发掘出土文献的资料，特别是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各类少数民族资料，进行对比、印证，以求研究的客观、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