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的反讽艺术与生存体验1

卫琳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故事新编》不同于鲁迅早期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鲜明战斗色彩，在语言风格、叙事艺术和思想主题等方面都属于异质类创造，被誉为鲁迅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为题材，收录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五年间创作的小说八篇，不仅对国民劣根性与封建社会的腐朽展开冷峻而深刻的批判，也包含鲁迅对生命意义与现实困境的思考。在艺术形式方面，鲁迅在行文中创造性地运用反讽的艺术手法，在戏拟的语言、颠覆性的英雄形象与叙事艺术方面都透露出对现实社会无奈、愤怒的凄凉，这种与现实政权相悖立的荒诞感大多来源于反讽手法的创造性表达。

“反讽”作为汉语词汇是指说话或写作时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其含义为说此指彼，甚至正话反说。而作为一种现代主义手法，反讽在西方古代文论中早已产生。古典时期包括“佯装无知”，“苏格拉底式的反讽”（指对方在请教和追问下不自觉露出破绽）和“罗马式反讽”（指字面意义与实指意义不符或相反）三种含义。19世纪上半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对反讽概念进行改造，使其从修辞学概念拓展为文学创作原则。到二十世纪的英美新批评时期，布鲁克斯将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反讽内涵得到进一步阐发，成为广泛运用的文学批评术语。从《故事新编》的艺术风格来看，鲁迅正是恰如其分地运用反讽的艺术手段、技巧彰显了文本的艺术魅力。

随着文学批评方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学界关于《故事新编》的研究热点由文体争议、主题思想等方面的探讨转向文学内部的形式研究。反讽艺术研究的专著与文献大多立足于文本，以形式主义理论对小说进行个性化阐释，挖掘独特的主体精神特征，得出异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科学、系统地阐释鲁迅的文学与精神世界。这种研究趋势一方面避开前期研究集中在小说文体与“油滑”手法的两难论争，整合分歧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因专注于具体文本的细读，研究更具有客观性与科学性，不再带有主观政治色彩。通过引入新颖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挖掘出鲁迅更为本质的思想内涵，使其精神世界的解读更为丰富深刻。试以《故事新编》的文本解读为出发点，由语言语境、英雄形象的重塑与叙事艺术等角度阐释小说集的反讽艺术，从而关照鲁迅隐匿于文本下的深层精神世界的生存体验与内在意蕴。

一、言语的反讽

鲁迅开创了“油滑”的语言修辞形式，消解了传统小说中言语的正统肃穆，在崇高的语境中流淌着油滑的趣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解与认知方式，“油滑”是对传统文体的一种反叛与超越，也是对传统阅读习惯与期待视野的挑战，辗转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反传统之道而行之，是鲁迅独有的创造性文学类型。鲁迅也承认“《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1］”。第一篇《补天》“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的古衣冠的小丈夫“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2］341。小丈夫的小人物角色在历史文献中并无缘由，是根据现实的表达需要增设的，也是鲁迅认为最典型的油滑之处。小丈夫的言语是“裸裎淫佚”类的古语，却又用现代汉语抒写其“偏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的行为，不仅在言语与行为间构成对比性的反讽，其用语本身也因时代的超前性具有滑稽的讽刺效果。同时，“油滑”的语言大多指涉现实，《理水》中的“水利局”“幼稚园”等现代建筑的呈现，“古貌林！”“好杜有图！”等口语化英文的运用，治水监察大员眼中的水乡沿途风景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的，与民不聊生、灾情泛滥的现实形成讽刺性关照。

谈及《故事新编》的文类归属，鲁迅自认为是一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3］”。作家主体生命意识的介入，言语的颠覆性创造使小说呈现出与历史文本相异的风貌，造成新旧文本语言的相悖。而任何语言都置身于具体语境与历史语境的相互作用中，如《理水》开篇对禹治洪水的社会背景的描写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猎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种”，百姓只能靠树皮、水草度日，“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2］371的混沌场景。而文化山上聚集的学者们与以考察水灾名义为由的大员们却作威作福、倒行逆施。段末却用“很富于诗趣”来概括此处境，与人民艰难生活的现状存在悖立与隔膜，导致文本与历史语境甚至文本语境相矛盾的状态，在表象与事实的反差中影射文化山学者诗意生活的丑态，悲惨、凝重的情节被泰然视之，鲁迅在一贯的叙事笔法中常以悠然自得的态度关照笔下芸芸众生的悲剧，加以幽默趣味的点染。

现代英美新批评中后现代主义艺术思维的发散表现为鲁迅对其他语体的借鉴与模仿。《故事新编》中对传统语体的模拟也多有涉及，属于更为隐蔽的反讽。如关于《铸剑》中的三段歌谣，鲁迅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道：“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4］”。但能够感受到凄冷阴森的复仇基调，与宴之敖者慷慨、激越、悲凉的复仇情绪相伴而生的是隐蔽其间的绝望与虚无。《补天》中顶着长方板的古衣冠小丈夫指斥女娲的文言为尚书语体，《非攻》中曹公子的演说，《出关》中先秦说理文的展示等也是借鉴古语的典型。

二、英雄形象重塑的反讽

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推崇英雄崇拜论，英雄形象经由历代作者的渲染、修饰、神化，在文化传播中演变为神话，对圣人、先贤形象的褒扬即属于中国历来传承的“英雄叙事”。《故事新编》所塑造的英雄形象既有古代神话传说中备受赞誉的神，如女娲、后羿、嫦娥等，也有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文化名人，如大禹、伯夷、叔齐、老子、墨子、庄子等，还有小说中穿插出现的虚构人物，如后羿家的王升、女乙等家将使女，文化山上的学者等。在英雄形象的重塑中，既有对伯夷、叔齐、老子、庄子一类圣贤形象的否定态度，也呈现出对英雄人物肯定与批判相交织的现象，如对神话人物女娲、后羿的改造。无论对古代英雄人物秉持何种态度，重塑形象本身与神话传说、历史记载的人物评价存在显著差别，对英雄形象的反讽不仅异于中国传统小说中正统、严谨的艺术手法，也不同于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描画方式，新异的反讽艺术奠定了影射现实的基调，也营造了油滑戏谑又蕴藉深刻的艺术氛围。

英雄形象重塑产生的反讽效果首先表现为庸众与群小对英雄人物的消解。鲁迅别出心裁地将两组身份、学识、品行等毫无对话资格、甚至完全对立、具有阶级差异的人物形象置于同一空间背景下，以平民化生活消解圣贤的外延。《奔月》中的羿与《理水》中的禹都是上古时代的英雄，羿和禹本是“善射”与“为民造福”的战斗英雄化身，作者却泯灭其神圣光环，将他们置于平凡琐碎的生活中，使其英雄本质被平庸的生活日益消磨，透露出深刻的苦闷、寂寞与孤独感。两人在历史中的正面形象都无从表现，羿射日的丰功伟绩一直作为文本背景存在，嫦娥对此早已不屑一顾，而作为平民代表的老太太甚至不知其人，将其射封豕长蛇的功劳归于对手逢蒙，羿在众人眼中失去存在价值的同时沦为凡人，其英雄性色彩在庸众映衬下消解。《理水》的夏禹在小说第三节才出场，本代表着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文本前两节却在淋漓尽致地描绘“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灾考察大员们的种种丑态，作出“禹也真好像是一条虫”的评价；即使出场后也处于“一声也不响”的状态，被昏庸腐朽的官僚们夺取了话语权；甚至“身穿深蓝土布袍子”的禹太太到场后发出粗俗不堪的谩骂，消解大禹的实干家精神；禹治水的伟大功绩在第四节也无从表现，英雄色彩同样遭到削弱。

《采薇》《出关》《起死》同作于1935年12月，是《故事新编》中创作时间最晚的作品。不同于群小对英雄主义的直接性消解，英雄与先贤自身的性格缺陷与弱点成为悲剧结局的直接动因。在陌生而怪诞的世界里，一贯为人尊崇的神、圣贤褪去高尚、庄严的外衣，暴露其内在的荒谬、滑稽与世俗相，在文本中打造了没有英雄的时代。如《采薇》中的伯夷、叔齐是被正统儒家思想奉为楷模的人物，甚至是“圣人之清者也”。却被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仁义、孝悌、礼让及维护先王之道等观念严重禁锢，不敢越雷池一步，导致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表现出可悲的迂腐与无能感，从不满走向消极逃避，拒食周粟，企图寻求超然，躲入首阳山采薇度日而饿死的悲剧。

小说中英雄人物结局的逆转意味深长，具有令人反思的滑稽感与颠覆性。《补天》中女娲死后被自称为“嫡派”的禁军在肚皮上安营扎寨，“检选这些事是很伶俐的”，挑选了最膏腴之处，具有英雄形象被亵渎的讽刺意味。《理水》结局的反转性更为鲜明，曾被百姓议论纷纷，满脚底都是栗子般的老茧，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自回京后变为“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穿着漂亮的”［2］386禹爷，在腐朽官员与庸俗群小的包围下被同化，社会现状并没有因此改变，百姓仍然生活在蒙昧与黑暗中，“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这是对英雄色彩最典型的消解，充满对英雄形象崇高性、正义性的无情解构与嘲讽。

三、叙事艺术的反讽

《故事新编》独特的叙事艺术在于将中国古代故事与现实题材的重新整合与编排产生的叙事张力。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指出“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采用“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2］342的手法。八篇小说无一不是多个历史神话故事的融合，由新的文本结构巧妙连缀而成，赋予其传统时代意蕴与战斗精神。

首次提出“互文”概念的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5］”。“互文性”理论表明，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不同程度地以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文本的重新组织。就《故事新编》而言，以神话、历史、传说为主的传统文本与当代社会人物、事件交织而成的现实文本交相辉映。两种文本在《故事新编》中并非以平衡而稳定的状态存在，而是经由鲁迅的精心剪裁加工，构成传统文本与现实文本相互消解的局面，从而形成反讽效果。

茅盾在《〈玄武门之变〉序》中指出，最能体现《故事新编》“内容的深刻”之处，是作品“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6］。在《故事新编》构筑的艺术世界里，鲁迅将神话、历史、现实三种维度的时间叙述熔为一炉，打破了单一化的历史叙事，进入融古铸今的境界。《起死》作为一篇戏剧体小说，从故事场景设置、人物出场方式到动作性、言语性的强化都是对戏剧体裁的模仿。庄子和汉子都是古代与现代矛盾性交织的人物，庄子表面看似乎是战国时代的庄周，作为“漆园吏”以蝴蝶为梦，张口闭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俨然是战国时代唯无是非的糊涂主义者，但其精神实质与细节特征却表明他是生活在现代，继承了庄子衣钵，充满庄子气的现代庄子式人物。与庄子处于同一阵营的警察局长与巡士更是现代人物的化身，却冒充古人搅入商周时代的矛盾纠葛中，属于新奇又荒诞的叙述之笔。

丑角“油滑”之处还在于以滑稽幽默的形象对现实进行讽刺，古今交错的目的也在于对“今”的嘲讽和批评。《奔月》中逢蒙的人物形象直指高长虹诽谤、攻击鲁迅事件，高长虹的背叛给鲁迅留下无奈的反思与心灵拷问，他痛心疾首地感受到这些文学青年对自己的态度：“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7］”。而其笔下的后羿充满困顿与无奈，更像是鲁迅自身状态的真实写照，面对四面楚歌的敌意，只能自我治愈社会隔膜带来的冲击。《非攻》中老作家的优待与提拔新作家的观念，《理水》的文化山意象也无不关涉社会积弊现象。

四、生存体验的现实关照

《故事新编》是鲁迅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荒诞、腐朽反动本质的集中揭露与清算。鲁迅谈及做小说的“主见”时，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8］。就是以含蓄幽默而笑中带泪的反讽方式揭示现实社会病苦，寄寓人生体验而引起疗救的注意。《故事新编》创作于中国社会日益殖民化的时代，帝国主义的入侵促使封建主义解体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使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封建主义乃至奴隶制和原始社会残余同时存在，古今混杂、中西合璧的二重事物和人物混沌交织。同时，国内的北洋旧军阀尤其是国民党新军阀施行的黑暗统治，文化政策的专制主义、“围剿”方针限制了鲁迅等革命作家的言论自由，这种非人间的荒诞生存境遇构成小说的深层生命体验，孤寂悲苦的情绪也贯穿整部作品，社会环境与个性发展迫使鲁迅创造出避免反动派迫害而具有战斗力的巧妙斗争形式。

《故事新编》的反讽艺术蕴藉着鲁迅深沉而真切的人生体验，当他以笔为戟，从惯常直露的现实批判跃入历史时，其人生经验与现实姿态就经由反讽的艺术品格流露出来。鲁迅曾表示“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9］”。这种饱含现实主义因素的自我解剖寄托在对人类生存环境与生命意义的关注中，鲁迅对国民的热爱与现实困境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人民对压迫者的反抗、英雄先驱与腐朽中国的针锋相对，革命文学激进改良的要求也与其坦荡赤诚的创作风格、个性主义构成冲突。鲁迅洞悉现实的严峻和斗争的残酷，也切身感受到改造现实的艰难与沉重，对中国社会本质的深刻洞察衍生了小说特有的悲剧性基调。反讽的艺术手法即来源于作家的世界观，由作家个性化的精神内涵与客观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是于“无物之阵”中搏斗后悲凉心境的再现，将这种状态寄托于历史中以抒发苦闷愤懑的情感。鲁迅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振兴中华之志难以实现，便在文学视阈中以洒脱从容的心态、戏谑嘲讽的手法关照自身，通过与先贤对话寻求精神解脱，由此达到广阔的文学心境。虽然深谙虚无，却以更坚定的姿态在社会现实中与旧势力、旧文化、旧习俗作战，这也是《野草》中反抗绝望的精髓所在。

《故事新编》以创作年代与鲁迅思想变化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补天》等前三篇小说中，作家对反动派及其统治下的旧社会表示强烈的愤怒与抗议，揭示社会的黑暗、腐败与污浊，表达创造新社会的愿望与人民的反抗、复仇精神，苦闷寂寞基调较为鲜明。而《非攻》等后五篇则“在题材选取和喜剧性人物的穿插等方面，都表现了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使之能够更好地为思想文化战线的现实斗争服务［10］”。表明鲁迅对旧中国的历史本质与不可挽回的崩溃命运有了更清醒准确的认识与把握，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趋势有更为清晰的分析与结论，正义事业的斗争精神对反动势力占据压倒性优势，作品中洋溢着英雄主义激情，已经具备现实主义的性质。具体而言，小说多数篇章围绕当时的社会环境展开，隐含不同的现实主题。《铸剑》与《采薇》致力于坚守彻底革命的有效斗争方式，反对消极逃避的社会问题，与大革命前后三十年代初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同时也在批判伯夷、叔齐、老庄等传统文化象征的先贤时作自我反省；《理水》是对国民党反动腐败统治和革命人民前仆后继、坚持奋斗的社会现实概括；《出关》《起死》是对三十年代社会，尤其是文化思想领域中现代老庄思想及代表人物的清算；而《奔月》中射日英雄羿遭妻子嫦娥的叛离背弃则折射出家庭、亲人带来的切肤之痛，隐含着更为深沉的人生经历。历史题材孕育的反讽艺术融合了鲁迅悲喜交织、纷繁复杂的人生体验，更是作品流传于世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赵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