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积弱”抑或“造极之世”1
——民国以降两宋评价的嬗变与纠结

朱永清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如何评价两宋的历史地位，是宋史学者必须回答的一项基本问题；而这一评判的标准，在于两宋的社会形态与时代特征。由于教科书的长期影响，今人对宋朝的整体印象大致为经济政治“积贫积弱”、思想文化“造极之世”。然而，随着宋史研究的日益深化，部分学者开始对“积贫积弱”说进行反思。新世纪以降，学界还一度掀起关于“积贫积弱”说的大讨论，至今依然聚讼不休。与此同时，少数学者也对“造极之世”说提出质疑。虽然李华瑞对这一现象已有扼要的溯源与精辟的述评①，但是限于时空、囿于篇幅，不仅“积贫积弱”说的梳理尚有未发之覆，而且“造极之世”说的脉络未能加以说明。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拟按时间顺序分别对这两种观点的发展历程作出清晰勾勒，并尝试对其发生争议的过程与此消彼长的原因进行简明分析。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积贫积弱”说的演变

学界普遍认为，钱穆是“积贫积弱”说的代表。有学者甚至断言，宋、元、明三代都没有明确提及宋朝“积贫积弱”，此说因钱氏民国出版的《国史大纲》始风靡于世②。李华瑞进而修补，尽管古人并未对宋朝冠以“积贫积弱”一词，但是自宋以降历代均有人持宋朝“积弱”说；而古人的“积弱”一词，往往与今人的“积贫积弱”同义［1］。可是民国时期的具体情况，二者均语焉不详，始终是笼而统之。因此，笔者重点对民国时期“积贫积弱”说的逐步酝酿与正式出台作进一步考察。

民国学者的两宋评价集中而系统地呈现在通史性著作之中，其影响远胜一般的学术文章。1945年，顾颉刚曾对当时的通史论著作过总结：

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然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周谷城、钱穆三四的书外，其余均属未完之作。钱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2］

顾氏所谓“较近理想”的通史作者，既包含坚持中学的旧式学者（如邓之诚），又涵盖借鉴西学的中间学者（如吕思勉），还囊括力主西学的新式学者（如周谷城），可谓公允。而这些著名学者，均主张宋朝“积贫积弱”。

吕思勉20年代出版的《白话本国史》认为，“总而言之，宋朝对辽的交涉，是始终处于弱国的地位”［3］376。因此，该书第四章直接取名为“北宋的积弱”［3］375。同时，是书还指出，宋朝“最可痛心的，就是民穷财尽”［3］382，“财政上很觉得竭蹶，而察看民力，租税的负担，业已至于‘不可复加’的限度”［3］383。这几乎就是“积贫”一词的变相。直到40年代，吕氏出版了新著的《中国通史》，它对宋朝的论断依旧如初：“兵多而不能战，财用竭蹶而不易支持，已成不能振作之势”［4］。这简直就是“积贫积弱”说简洁的诠释。

周谷城30年代出版的《中国通史》认为，宋朝“变法的动因，不外两者：一曰外部的压迫，二曰内部的贫弱”［5］51。此书还进而解释，“此两者又互为因果：辽、夏的压迫愈甚，则宋室为要养兵，筹饷，派役以抗敌，自然日趋贫弱。宋室既日趋贫弱，则愈感觉辽、夏压迫之甚”［5］51，“至于当时宋室内部，经济财政军事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腐败，都成了宋室贫弱的象征”［5］52。简而言之，所谓的“内部的贫弱”，即宋朝经济贫困与军事软弱。至此，“积贫积弱”说的缩写已然诞生。

其他学者的观点，大致与吕、周相同。邓之诚认为，宋朝军政上“兵额虽多，而不训练，故多而不精，外患愈烈”［6］94-95，“平时养兵费已巨，每出戍，又各有赏赐，国力所以不支，而姑息已久，兵所以不可用”［6］95；财政上“是宋之财政所以竭蹶者，因外耗于‘募兵’与‘馈遗’，而内耗于‘祀祠’与‘冗禄’也”［6］97，“民穷财困，已至此境，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挽救，王安石变法之议，乃乘时而起”［6］98。陈恭禄认为，宋朝真、仁二帝时“武备之废弛”［7］406、“民生之苦”［7］408：前者是“军队战斗力历时久而益降低，士卒数字则与时俱增”，其原因在于“武器之不进步”、“士卒之素质甚低”［7］406；后者在于“宋为农业社会，土地不敷分配，为贫穷饥饿之根本原因”，同时“税重，增加人民之贫穷”［7］408。缪凤林认为，“宋初冗兵冗官冗费之结果，徒令‘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这就是当时“兵政财政之积弊”［8］。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虽至东汉即截止，但据其遗稿《两宋史纲》的残文，宋神宗变法的原因乃是军政“承积弱之后”［9］139与“财政不足”［9］143。总之，虽然他们未曾明确概括宋朝是“积贫积弱”，但是其遣词造句与具体论述却与“积贫积弱”基本相符。

或许有人会质疑顾颉刚所论失之偏颇，明显忽略史观派学者的通史著述③。然而，无论马列史家的代表范文澜，抑或“战国策”派的领袖雷海宗，都对宋朝持类似“积贫积弱”的判断。范文澜认为，“宋朝内政最腐朽，外患最强烈，成为历史上怯弱可耻的一个朝代”［10］389。针对北宋军政与财政的关系，他还指出“这样庞大的军队，坐废衣食，纪律废弛，当时已有‘将骄兵惰，空耗赋税，竭天下之财，养无用之兵，兵愈多而国势愈弱’的定论”［10］391。显然，范氏是非常赞同宋人这一评价的。雷海宗认为，宋朝“国防生命线之始终缺失”：“已往中国在统一时代总有藩属，积弱不振的宋朝不只没有对外发展的能力，连中国本部的国防要地也不能占有”［11］550。此外，“财政与民生是任何国家对内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宋代也始终未能解决”［11］544。因此，雷书此章的标题直接命名为“宋之积弱与变法失败（公元960—1085年）”［11］541。

也许还有人主张通史认识多是宏观概论，难以代表真正的学术水平。遗憾的是，即便是断代史论著，也对宋朝持近似“积贫积弱”的看法。众所周知，金毓黻的《宋辽金史》是民国时期两宋断代史的典范。金氏认为，宋朝积弱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文臣主兵”［12］16，二是“重内轻外”［12］17，三是“财用匮乏”［12］17，进而指出“宋室之积弱，悉与立国之政策相缘”［12］17。另外，他还主张：“宋室积弱之原因，不必尽属于内部，其在北边之辽金，西北边之西夏，亦与有关系焉”［12］17。因此，金氏干脆把这章的题目定名为“宋室积弱之原因”［12］15

由此观之，“积贫积弱”说并非钱穆的独门高见，而是民国学者的老生常谈。钱穆的功绩，主要是在综合百家之言的基础上④，不但首次给宋朝冠以“积贫积弱”一词，而且将这一学说加以系统化。据笔者所查，钱氏正式提出“积贫积弱”一词，首见其1937年的论文：“北宋自真、仁以来，积贫积弱，已处于必变之局”⑤。而“积贫积弱”说的系统化，则主要反映在40年代的《国史大纲》。它不但明确主张宋朝是“贫弱的新中央”［13］523：“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13］527、“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13］533，而且着重强调“三冗”（冗兵、冗官、冗费）与“二积”（积贫、积弱）之间的因果关系［13］540-549。从此，“积贫积弱”说因《国史大纲》的广泛传播而为人所知。

己丑（1949）鼎革之后，学界也随政局变化而分为大陆与港台两脉。据笔者观察，“积贫积弱”说得到了港台学界比较一致的认同。尽管少数老辈学者并未直接采纳“积贫积弱”一词，但是所表达的意思俨然“积贫积弱”说的翻版。如港台首部两宋断代史是方豪50年代所著，书中同样认为宋真宗以降变法的原因是“受西夏侵扰后，国用愈感不足，而民生亦更困苦，加以武备废弛，吏治腐败，弱点尽露” 。多数学者（尤其是中青年辈）则接受了“积贫积弱”一说，如陈垣的高足陈致平80年代出版的《中华通史》，就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是“宋初政治上有两大积弊，一是‘积贫’，一是‘积弱’，而两者又有相互的因果关系”［15］164，导致“积贫积弱”的根源正是“冗兵”、“冗官”与“冗禄”［15］165。

大陆学界与之相似，不但普遍采信“积贫积弱”说，而且还有所发挥，尤以漆侠的贡献最大。虽然漆侠对“钱穆提出南北地域之说来解释变法派同反对派斗争的原因和实质”［16］5相当不满，认为“钱穆《国史大纲》完全立足于这种唯心论的基础上，以片段的材料歪曲地解释了我国历史的发展”［16］8，但是其1959年出版的《王安石变法》却对《国史大纲》借鉴颇多，“积贫积弱”说就是其中典型。漆书首章首节的主题之一即“积贫积弱局势的形成”［16］14：

如果说积贫包含着两个意义，就是冗官、冗兵所造成的国家财政的困难（国穷），以及为解决财政困难而扩大赋敛所造成的劳动人民的贫困（民穷），那末积弱也包含着两个意义，这就是：宋封建统治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暴动，对外日益无力抗拒辽夏的侵扰。从这两者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之，积贫、积弱不仅是宋封建国家的外部标记，而且透过积贫、积弱的现象，还可以看到宋整个政治经济当中复杂关系。［16］27

与钱说相比，漆说无疑更进一步。就内涵而言，钱穆只是认为宋朝“对外积弱”、“对内积贫”，而漆侠则主张宋朝无论内外均是“积贫”与“积弱”。就理论而言，钱穆只是将“积贫”、“积弱”视作宋朝外在的两大基本特征，而漆侠则主张透过“积贫”、“积弱”的表象以发现宋朝社会内在的本质。至此，“积贫积弱”说发展至顶峰，此后关于该说的探讨最多是细节方面的小修小补，如何忠礼将“积贫积弱”说分成了“显现”（宋太宗）［17］76、“加深”（宋真宗）［17］88与“形成”（宋仁宗）［17］136三个阶段，学界再也未能作出重大的结构性突破与理论性创新⑥。50年代“古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中，北宋以降乃“封建社会下行阶段”的观点占据学界的主流⑦，恰与“积贫积弱”说同属“贬宋”基调，于是“积贫积弱”说也为学界所推崇。

二、“造极之世”说的形成

与“积贫积弱”说的经历相同，“造极之世”说亦非陈寅恪的标新立异，而是北宋以来历代的通论，更是民国时期诸多学者的共识。北宋以降，宋、元、明三朝学者多以汉、唐、宋为“后三代”，大加赞誉［18］。民国学界虽然一度延续清代“汉宋相争”的局面［19］，但是“对于赵宋一代的学术文化渐趋推崇”［20］却乃大势。兹举两例，以作证供：

20年代，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21］。

40年代，柳诒徵指出：“有宋一代，武功不竞，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22］660，“要之，人师之多，人格之高，蔑有过于宋者也”［22］672。

因为王、柳二公都是民国学界的泰山北斗：前者是新式学者的楷模，后者为旧式学者的宗师。所以，他们的观点极具代表性。而二者对宋朝文化的评语，均与“造极之世”说大同小异，只是未曾明确提出这一词组而已。更重要的是，两人还分别从文学、史学、哲学等角度进行多方阐释，为上述论断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实证根基。

陈寅恪“造极之世”说的诞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中。据笔者管窥，陈氏的“造极之世”说萌发于1936年：“中国文化史，在秦以后，六朝与赵宋为两个兴隆时代，至今尚未超越宋代”⑧。不过，他在这只是笼统概括，并未展开陈述。六朝的文化是否可与两宋媲美，其也未予以答复。“造极之世”说的正式登场，是在1943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23］具体而言，主要有三点：一是史学“造极”，“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于宋”［24］。二是文学“造极”，“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25］。三是哲学“造极”，“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26］。直到晚年，陈氏持论依然如故，坚持认为“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27］。

虽然陈氏的“造极之世”说出台较晚，但是影响却后来居上。诚如王水照所云：

他（笔者按：陈寅恪）的有关宋代的论述虽较零散而观点却自成体系，用语大都简要而含义又极明确，而不少大判断、大概括，其中所包含的深邃的历史意蕴和沉重的现实思考，仍有待我们后人寻绎探求。

由于陈氏不但自身在学界有着崇高的地位，桃李也遍布海内，而且其推崇赵宋文化的相关叙述又散见于其他著名学者论著的序言（或报告），所以“造极之世”说的名气逐渐盖过了其他相近的观点，广为今人所传颂。当然，在共和国前30年，因“封建社会下行阶段”论的影响，故持“褒宋”立场的“造极之世”说鲜有问津者，其盛行乃是改革开放之后。而港台地区因与国际学界接轨，聚焦于“唐宋变革”视域下的文化比较，对“造极之世”说则显得漠不关心。

邓广铭既是最早受到“造极之世”说影响的学者，也是率先发展“造极之世”说的专家。谈及陈寅恪为其所写的《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言时，他曾坦言：

当其时，我虽已致力于宋代史事的研读，然而对于宋代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所据有的地位，我们对宋代文化应给予怎样的评价，却还是有些茫然的。只有在陈在此序文中这样指明以后，我才愈来愈有一些深切的体会，特别是在我讲授了多次中国通史的课程之后，更确凿不移地认定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其所达到的高度，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已往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是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的。也就是说，它固然是由秦汉到隋唐诸代的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而以其后的元明清三朝与之相较，也很难找出其有什么大为优越之处。［29］

邓氏反复强调，“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⑨。在此，除了沿袭陈寅恪从文史哲角度着眼的路数，他还简单地列举了农业、科技、商贸等经济方面的史料，以此作为两宋物质文明“空前绝后”的论据。可惜的是，邓氏虽然注意到了宋朝物质文明的鼎盛，但是与精神文明相比，其关注的重点仍旧是后者，以致所引经济方面的史料只有5条，所占篇幅不到1页，而文化方面的论述却超过了3页，所用文献众多。

漆侠是继邓广铭之后，对“造极之世”说发展贡献最大的学者。漆氏不但继承了其师对宋朝的评价，也主张“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总过程中，宋代不仅他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最高峰，而且他的文化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30］，而且补充并完善了“造极之世”说在经济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两个马鞍形”的著名论断：

从总的方面考察，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由于基本上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因而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到秦汉时期便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社会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急剧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便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从明中叶到清初，社会生产力虽然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迟缓和停滞，从而展现出了中国封建制的衰落。［31］

漆氏凭借丰富的材料，分别从冶铁技术和铁制工具的进步、人口数量的增长、垦田面积的扩大以及田亩产量的提高等四个方面加以论述，进而证明宋朝的经济发展程度是“造极之世”。另外，他还始终坚信，“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32］，“宋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向理学的演变，无不与两宋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30］。沿着这一思路，漆氏先后写成了《宋代经济史》与《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两部皇皇巨著，对“造极之世”说作出了系统条理而深广细微的论证，至今在学界的影响仍然无出其右。

此外，以陈植锷、姚瀛艇为代表的学者对“造极之世”说的推进，虽依旧为文化方面，但也不容小觑。由于陈、邓诸公对“造极之世”说未曾全面而具体的阐释，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又尚未成稿，所以后人势必对宋朝文化进行深入发掘。1992年，陈植锷以宋学作为博士论文的讨论中心，依次对宋学的时代背景、发展阶段、主题精神，以及与佛老等其他文化的关系作出了详细而条理的阐述，令人信服地指出“儒家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有两次繁荣，一次是汉武帝时期的定儒学为一尊，一次即是11世纪宋学的勃兴”［33］1，而宋学又胜过汉学，“宋学兴起之后，方才重新回到无所不包而又归之于一”［33］2的新儒学道路。作为近代以来首部全面、系统、深入探讨北宋文化史的专著［34］，它所宣扬的“造极之世”说对学界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不过，陈书并未涉足南宋文化，值得扼腕。同年，姚瀛艇主持编撰的《宋代文化史》弥补了这一缺憾。姚书集众家所长，先从宋朝的右文政策、馆阁制度、刻书行业、科举制度等方面阐明两宋文化高度发展的原因，后主要论述三教合一思潮、疑古惑经之风与新儒学的演变，再对宋朝文学、史学、书画、歌舞、婚丧、民俗的变迁与特点进行归纳，最终证明“绚丽多姿”的两宋是中国文化史中一大“承上启下”的转捩点［35］。正如韩毅所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广铭、漆侠、陈植锷及其他学者对宋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于宋代学术思想与文化向纵深领域内的拓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理论开拓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6］。从此，“造极之世”说在文化层面的论证蔚然可观。

三、两说争论的过程与原因

据李华瑞研究，赵永红、程民生80年代最早对“积贫积弱”说提出挑战，反对宋朝“积贫”。［37］9近来，李氏又略作修订，指出赵俪生50年代即对“积贫积弱”说持有异议［38］。其实，赵俪生并未正面对“积贫积弱”说有所回应。其侧重的是两宋的历史地位，而非时代特征。最早批评“积贫积弱”说的，当是张邦炜。他在1980年声明：“历代史家往往褒扬汉唐为‘盛世治世’，贬抑北宋曰‘积贫积弱’。这种看法不免失之偏颇。平心而论，北宋弱而不贫。”［39］可是这些质疑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⑩，直到21世纪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顾宏义还历时十余载，撰成《天衡》、《天倾》、《天裂》、《天平》等系列专著，分别就宋辽、宋夏、宋金、宋元之间的和战进行纵深剖析，以期改变世人对宋朝的“积弱”印象［40］。可关键是，上述挑战与“造极之世”说尚无直接关联。

新世纪以降，李裕民首先以“造极之世”说全盘否定“积贫积弱”说。李氏既反对宋朝“积贫”，又驳斥宋朝“积弱”：针对前者，他依次从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角度说明宋朝经济发达，还分别反驳了宋朝政府财政赤字、岁币导致财政负担这两种观点；针对后者，他先后从军事实力、综合国力等方面证明宋朝不但不弱、反而较强［41］。此前，李氏还对“积贫积弱”说的三大有力支柱之一“冗官”问题发起冲击：他把宋朝增多的官员分成了“因行政事务需要而设的”与“与行政事务的需要无关”两类［42］7，主张前者主要起积极作用，“基本上是合理的”［42］8，后者尽管“看似极不合理”［42］12，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仍然有其合理的成分”［42］12。总之，李氏高度赞扬陈寅恪的“造极之世”说，强调“积贫积弱”说是钱穆对宋朝的偏见，呼吁学界“重评宋代的历史地位”［43］124，认为两宋政体“最为民主”、经济“最好”、科技“最为辉煌”、思想“最活跃”、教育“很成功”、科举“最先进”、知识结构更为“合理”［43］125，“宋代的文化把中国古代文化推向了最高峰”［43］126。显然，其在批判“积贫积弱”说的同时，还将“造极之世”说推至顶峰：既往国内顶多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皇朝，而他却主张宋朝不仅是中国历代之最，而且是同时代世界之最。此后，学界对“积贫积弱”说的批判，基本是在李文框架下的精耕细作。

虽然不少学者始终坚持“积贫积弱”说⑪，李华瑞还就学界对“积贫积弱”说的两点主要批评予以了明确的答复，指出“积贫积弱”说与“造极之世”说并无根本性冲突［37］10-11。可是，“造极之世”说还是飞速崛起，大有取“积贫积弱”说而代之的趋势。2006年在“宋代历史地位的再认识”专题讨论中，王曾瑜、朱瑞熙、邓小南、张邦炜、胡昭曦、何忠礼诸公均对宋朝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度评价［44］，“造极之世”说的地位愈加不可撼动。2009年在“两宋历史地位重新审视”专题访谈时，李裕民、何忠礼、柳平生、葛金芳、范立舟诸公再次对宋朝的历史地位予以高度评价［45］，“造极之世”说的影响更是如日中天。如今除了中学课本，其他论著动辄征引“造极之世”说已经成了宋史讨论的一种潮流。质而言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积贫积弱”与“造极之世”两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后者才是历史的真相。

那么，有人不禁要问：以漆侠为代表的老辈学者，为何既承认宋朝“积贫积弱”，又主张宋朝“造极之世”呢？对此，宁可有过合理的解释：

一直有两种互相对立的看法，一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一是积贫积弱，保守因循，屈辱投降。这两种看法各有其事实依据，其实是着眼点不同，看待历史的角度有别。造极说更多地是从经济文化着眼，强调的是两宋经济繁荣，思想进步，科技发达，社会稳定。贫弱说，更多地是从政治军事和对外关系着眼，强调的是财政紧张，军力孱弱，保守拖沓，因循苟且。［46］

换句话说，在漆侠等前辈眼中，“积贫积弱”与“造极之世”只是宋朝的正反两面，并无任何冲突。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造极之世”说方兴未艾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呼吁保持冷静，理性看待宋朝，张邦炜即是典型。在肯定宋朝历史地位的同时，他还敏锐地发现：“就宋代历史而言，从前的主要倾向是贬低宋代。目前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同时似乎又出现了高估宋代的倾向” 。之后，张氏还先后撰写《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48］、《史事尤应全面看——关于当前宋史研究的一点浅见》［49］等文章，反对过度拔高宋朝的历史地位，批评极力美化宋朝的历史形象，提倡看问题要全面、论两宋宜客观。可惜的是，应者寥寥。

其实，李伯重早在新世纪初就对“造极之世”说的两大支柱之一——经济“造极”论作出驳议。2000年，他从方法论角度出发，指出无论“两个马鞍形”论，抑或“宋朝经济革命”论，都是因误用“选精法”与“集粹法”而造成的历史“虚像”［50］。次年，他还对学界相关的商榷观点予以回应，进一步阐发“经济革命”的概念、类型、特征、时空等问题，重申“宋代经济革命”或“江南农业革命”难以成立［51］。近年，魏峰也对社会上盛行的宋代经济“造极”论表示异议，既指出以麦迪森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宋朝GDP的统计方法存在问题，又强调“宋代相关的资料缺乏，不但无法进行GDP的统计，甚至进行估算亦无可能”［52］。

既然如此，为何今人大多扬“造极之世”说而抑“积贫积弱”说呢？我想，除了因各自理解不同而导致彼此争议以外，大概还基于以下五点原因：

其一，近现代中国国力显著变化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不断，积贫积弱加剧，国人又喜欢借古讽今，于是历史成了现实的投影，两宋化作晚清民国的替身，“积贫积弱”说也逐渐变为大家的常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政治稳定，富国强兵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一纸空文，因而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与日俱增，现代的富强感知最终取代了近代的忧患意识，对宋朝的认识再也不能满足于“积贫积弱”的陈见，进而重新转向“造极之世”的旧说。正如亲历者所言：“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53］。

其二，国外学说传入所引发的共振效应。如所共知，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是20世纪对宋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历史假说。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宫崎市定主张宋朝乃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文明顶峰，而且远胜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54］。此说一度在欧美盛行，还衍生出宋朝“经济革命”之类的观点，改革开放以后更与“两个马鞍形”论合流；加上国内“宋朝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启迪，以及“富民社会”论的影响，“造极之世”说更是如虎添翼。上述李裕民对“积贫积弱”说的驳斥，就有许多论点直接源自这些说法。崇洋媚外情与民族自豪感的互相作用，学界推崇与网络普及的双重促进，都把“造极之世”说推向历史的新高，“积贫积弱”说则被视为土生土长的陈见而打入历史的深渊。

其三，陈寅恪热的方兴未艾。莫砺锋指出，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分界，共和国的学术典范从郭沫若转向了陈寅恪［55］。的确，陈寅恪热自80年代的悄然兴起，到90年代的大力宣传，再到新世纪的家喻户晓，陈寅恪已经成为今人眼中民国学术的楷模。其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均受到后人的景仰；其传奇经历，今人更是津津乐道。因此，陈氏诸多观点也成了不刊之论，倍受推崇，“造极之世”说就是一例。钱穆虽然与陈氏齐名，同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56］，但是他一度遭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57］，晚年又曾大肆吹捧蒋介石，如今还是广义新儒家的一面旗帜，所以不少学者对他颇有微词。恶乌及乌，“积贫积弱”说自然也难逃被抨击的命运。

其四，皇朝本位主义的潜移默化。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断代史研究渐成历史学界的主流，通史研究则变为民国大师的不传绝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科体系的完善、历史研究的深化，断代研究彻底战胜了贯通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通识眼光，攻秦汉的言必强汉，学隋唐的话即盛唐，元、明、清三代的粉丝更是自我陶醉、互相攻讦，这在网络贴吧中几乎随处可见。“造极之世”说之所以日渐压倒“积贫积弱”说，与宋史爱好者的自我吹嘘不无关系。虽然“欧洲中心观”与“皇汉中心论”之类的立场屡受学界的责难，但是却难免有人会坠入“皇朝本位主义”的陷阱。

其五，二元对立思维的根深蒂固。如所周知，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因斗争哲学的推广而深入人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力度日益增强，但是二元对立的思维始终未能彻底清除。这在宋史研究中尤为明显，“绝对对立的思维定势”与“先入为主的惰性心理”长期挥之不去［49］82。因此，在绝大多数人心中，两宋的评价要么“积贫积弱”，要么“造极之世”，两者只可存一，不能并行不悖。加之上述四点原因的交织作用，最终“造极之世”说占据主流，“积贫积弱”说则退居边缘。

四、结语

综上所述，“积贫积弱”说始于钱穆，盛于漆侠：钱穆本来指的是宋朝对内积贫、对外积弱，而漆侠则发展为宋朝内外均是积贫积弱。“造极之世”说源自陈寅恪，陈植锷、姚瀛艇继承，邓广铭、漆侠光大：陈寅恪最初指的是宋朝思想文化登峰造极，陈植锷、姚瀛艇进行了全方位的展开论述，而邓广铭、漆侠更是补充了经济方面的内容，将“造极说”发展为文化与经济两大板块。这就为当今学者以“造极之世”说反驳“积贫积弱”说奠定了基础。

然而，“积贫积弱”与“造极之世”两说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本是民国学界的共识。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两说的地位才与世沉浮：改革开放前，“积贫积弱”说占据上风；改革开放后，“造极之世”说跃居主流。中国国力的显著提高、内藤假说的广泛传播、陈寅恪热的方兴未艾、宋史本位的潜移默化、对立思维的根深蒂固等因素的交织互动，是“造极之世”说战胜“积贫积弱”说的主要原因。其实，“积贫积弱”与“造极之世”乃两宋历史的一体两面：“积贫积弱”是对宋朝横向的概论，是两宋显著的时代特征；“造极之世”说是对宋朝纵向的考量，是两宋突出的历史地位。治学应当秉承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既要微观考察两宋社会，不能极力贬低宋朝，也要宏观中国通史，不应大肆吹捧宋朝。无论过褒或过贬，都将干扰正常的学术研究，毕竟历史真相从来不以后人意志为转移。

注释：

①参阅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第8-11页；又见氏著《宋朝“积弱”说再认识》，《文史哲》，2013年第6期，第33-36页；等等。

②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75-76页；又见氏著《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第123页。

③譬如，王家范指出，顾氏此言不但在史实上存在贻误，如“谓钱书最后出，似有误”，而且在史观上也有失公正，如忽略了范文澜等人的通史。（王家范《百年史学回顾之三：中国通史著作编撰历程》，《史家与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2页）

④据钱氏高足余英时所言，钱穆“多年在北大等校讲授中国通史的过程中，读遍了同时史学专家在一切重大关键问题上的研究文字，然后根据他自己的通史观点而判定其异同取舍”。（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这恰可与钱氏的《国史大纲·引言》互相印证，说明此言不虚。

⑤钱穆《论庆历熙宁之两次变政》，《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7页。李华瑞认为，虽然“首先用‘积贫’和‘积弱’形容宋朝历史的学者是钱穆”，但是“把‘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使用可能首见于1959年出版的漆侠《王安石变法》”。（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第8-9页）此说似误，故今不取。

⑥值得一提的是，李华瑞主张：“翦伯赞《中国纲要》第三册在叙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时采用了漆的观点，认为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第9页）此说似误，理由如下：这部分的撰稿者乃邓广铭，他既是漆侠的导师，早年又曾“帮助钱穆整理校点他为讲授中国通史而搜辑的一些史料，亦即后来他所写《国史大纲》的《长编》”（邓广铭《邓广铭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并对《国史大纲》赞誉有加（邓广铭《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邓广铭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3页），因而邓氏应该比漆氏更早接触“积贫积弱”说。况且漆氏《王安石变法》的序言明确表明，“第一部分有关宋代立国规模和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来自于先师邓恭三多年的研究”（漆侠《王安石变法序》，《王安石变法》增订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2001年，第2页），而漆氏的“积贫积弱”说恰好位于第一部分。因此，笔者以为，虽然漆老发展了“积贫积弱”说，但是邓老接受的“积贫积弱”似乎直接源自钱老，受漆侠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⑦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第6页。需要补充的是，此说本是苏联学者的发明。（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第100页）国内似由郭沫若首倡：“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农民起义如陈涉吴广、赤眉铜马、黄巾、李密、黄巢以及其他，都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郭沫若《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序〈蔡文姬〉》，《曹操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271页）侯外庐疑是紧跟其后，对这一观点加以阐释并发扬光大而已。

⑧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69页。据吴宓记载，陈氏至迟在1919年就已注意到宋代文化的昌盛：“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1917～1924）》，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3页）

⑨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第138页。虞云国认为邓氏后来对此说略有调整，“把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虞云国《论宋代文化》，《两宋历史文化丛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2-223页）然而据上文所引资料显示，邓氏晚年持论最终回归原点，并无变动。

⑩李华瑞指出，“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似接受了这个说法，没有使用‘积贫积弱’”。（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第9页）笔者对此存疑，理由有二：第一，虽然该书受到一定的冲击，没有明引“积贫积弱”说，但是却采用了与之类似的“贫弱”一词。（周宝珠、陈振主编《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第二，该书的主编之一陈振，始终坚持“积贫积弱”说。（陈振《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9-189页）

⑪譬如，王曾瑜认为，尽管北宋的综合国力远胜唐代，但是终因国家政策而导致“积贫积弱”。（王曾瑜《王曾瑜说辽宋夏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7页）邢铁认为：“宋代的‘积贫’指国家财政亏空，与赋税的‘宽柔’有关，不是社会经济的衰退；‘积弱’是军队战斗力弱，是因‘文’而‘弱’，不能简单地视为落后。”（邢铁《也谈宋代历史的重新认识》，《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32页）杨高凡认为，虽然“宋朝‘三冗’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通病’，其危害程度尚不及宋人渲染的那样严重”，但是“宋朝‘三冗’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却是事实。（杨高凡《宋代“三冗”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