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传播与老龄化社会健康认知

■ 师曾志 仁增卓玛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划分标准,一般认为,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各类调查与统计数据不断地告知我们,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17.3%,预计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①这意味着每10人中,就有2人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到2050年,每10人中,就有4人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从表面上看,老龄化社会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老年人占人口总量中的较大比例,然而,在更深层次上指的是,在这一社会现实面前,湮灭在数字背后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无分老幼,共同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老年人自身、子女、亲属、家庭、社会及建制、结构都要应对老龄化社会所带出的种种困难与挑战。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当前的养老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概括为一个字就是“缺”,既缺适老设施、护理人员、专业陪护等硬件,缺老年人群体自我积极应对老龄化现实的正确理念与认知,更缺整个社会对个体生命历史性的认识,导致对老年群体心理状态及情感需求没有明晰认识与积极回应。目前,学界、业界在老龄化社会诸如政府管理、市场化运行、社会组织协助、志愿者服务等各方面已有大量的论述与实践,本文拟从老龄化社会中的交流沟通出发,以生命传播理论为视阈,强调健康认知不单单是指从医学角度出发的老年人身体健康意识与行动,而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全社会面对老龄化所应有心理状态与认知思维方式、行动方向。

一、老龄化社会的研究思路

目前,关于老龄化社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养老产业、养老方式、医养结合等领域,有为老年产业中资本大有可为鼓与呼的；有为医学技术飞速发展将如何延长人的寿命而欢欣雀跃的；有探讨何种形式的养老方式最适于未来社会的；也有人工智能发展如何解决养老问题而充满期待的；自然也不乏有老龄化社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何影响的论述。如此多乐观且似乎言之成理的文献,却让人生出某种悲戚之感。因为绝大部分的研究始终缺少一个最为根本的维度,即老年人本身生命、情感交流的维度。

本论文旨在关切面对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老年人正遭遇着除了环境、食品、医护欠缺等带来的生理上的窘境外,关注互联网世界通过思想、观念等正在将人类连接为一个整体的当下,逐渐被边缘化的老年人的内心或精神世界面临着怎样的问题。本论文试图回到老年人生命和健康认知本身,去关注处在社会急速变动之中老年人的精神与情感上的缺失与希求、误构与认知,以传播学特有的视角出发,力图回应老龄化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生命传播:回归情感,回到生命本身

在现代化、工业化及少子化的多重压力下,不管我们怎样强调孝道文化,传统居家养老方式的变革势在必行。不管是医养结合还是社区养老,社会不应简单将其视为投资热土、产业形态；作为子女也不应将父母送进养老院、担负起其开支作为回报养育之恩的唯一途径。

当我们将老龄化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着手解决时,老年人的情感诉求,应作为首先考量的因素。这一问题最易解决,也最为棘手。简单是因为情感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它是人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维度,而这也正是发端于传播学视阈的生命传播的核心要义。这里的情感不单单指某一种情感,例如亲情,而是滋养我们每个人生命完满发展的那种情感。这种情感包括人类亘古以来心向往之的那些词汇:真、善、美、爱、包容、理解和承认等。棘手是因为宗教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在探讨这一原初的命题,至今却未有关于情感的标准答案。互联网社会,万物皆媒,而以媒介研究为长的传播学试图回应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时,生命传播也就愈来愈走进了人们的研究视阈。

生命传播关切的是人类交流互动形式、方式运行的机制,强调交流互动中生命的自我觉知与觉醒,揭示生命生生不息背后政治、经济、文化、专业、技术等各种复杂力量的博弈。生命传播不仅关注心灵、自我、社会等的相互关系,而且希望关切的是对交感、交流、交往形式的反思与理解,以及交流、交往的权力结构对个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生命传播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是与自我卷入相关,是个体性的、活性与具身性的,又是关系的、间性的；第二,强调实时性,认知在感觉流动中、在交流对话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第三,认知情境是动态与变化的,其中更加强调感觉、情感、情绪的力量,这些力量也在不断改变着认知情境本身；第四,强调审时度势与择机而行的能力,时机及机缘稍纵即逝,认知在事物的性质、形式、属性上展开而不仅仅延展与深挖内容本身；第五,正是由于时机与机缘的重要性,彰显出传播中表达、行动乃至改变的重要性,强调认知过程与创变过程的合二为一；第六,认知与创变的多措并举,打破人们思维中确定性的指向,突出了事物发展变化在生成中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这导致过程更重于结果。②

老龄化,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生命历程。当我们在谈老龄化问题时,切不可将自己排除在这一议题之外。如何对待老年人,事关我们如何对待亲近的人,如何对待社会上的弱者,甚至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以及当我们年老时被如何对待。

老龄化社会的问题是每一个人的问题,唯有卷入其中,而不是隔岸观火才能明白如何对待身边的老年人,回应他们的情感诉求。老年人的健康认知,不仅仅是老年群体自身改变其健康观念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全社会对生命健康的认知,它不能仅停留在依靠医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疾病本身的疗愈上,而要将老年人的身心统一起来,重视他们的情感与情绪的力量,关注老年人心理的健康与安宁。

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不是养老方式的改变、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等表象,而是要营造某种氛围,让每一位老者体面地、有尊严地活到老。不管是顶层的制度设计还是具体的社会与家庭支持,都应具备这种过程意识,而不是简单地把养老的目的变成缺失情感的手段,粗暴地把养老的问题交付给技术或资本。

“衰老和死亡从来不是医学技术的某种失败,而是对生命本身规律的尊重。接受个人逐渐衰老的事实和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过程,而非某一时刻的顿悟。”③生命传播是一个无法间断的过程,克服我们对老龄化社会的恐惧、焦虑和不知所措,需要我们回到生命本身,返观向内,找寻每一个人在当下媒介化社会、社会化媒介中如何作为,如何行动与改变。

三、媒介化中的老龄化社会凸显的问题

1.老年人的媒介化社会交往:从中心退居到边缘

老龄化社会,不是空中阁楼般无根的存在,它的形态取决于更大的社会环境。这个大环境是现代化、工业化,更是媒介化。媒介化社会④最大的特点便是快速流动与迭代,一切的事物、关系都处在流动和变迁中,不确定、偶然性成为常态。媒介化社会是随着以网络技术为中心的传播媒介在中国得到爆炸式发展而兴起的一种社会形态。大数据、云储藏、云计算、智慧城市等新事物、新技术、新概念不断涌现,以手机为主的移动媒介的广泛普及是媒介化社会的主体风景。

今日的老年人也被技术裹挟着,不得不面对这一社会景观,以或慌乱或缓慢的姿态去适应这样的社会变迁。这些老年群体还来不及好好适应这一现实,他们惊觉地发现,支撑一个人体面生活的社会关系、话语系统、情感世界等都发生了改变。

以老人、家庭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加强,老人与子女、家庭、社区、单位甚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在被解构与重构着,其社会交往关系的改变构成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群体与其他人关系、甚至包括子女关系处于一种新的生成性的关系中。在这样一种新的关系中,最突出的变化便是在关系秩序中老年人从中心退居到了边缘。

考基尔和霍尔摩斯在1972年出版了《老龄化与现代化》一书,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结论是老年人的地位与社会现代化程度成反比。当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小时,他们的地位最高；随着老年人数量和比例的上升,其地位趋于下降。在文盲社会中老年人的地位很高,而在科学文化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老人地位相应降低。

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较少,彼此间差别不大；生活相对稳定,每下一代都继承前一代人的传统和习俗；社会所遵循的习惯是靠记忆口授的传统传播,这意味着人们必须要向有经验和智慧的老人学习经验和知识。

现代社会人们在竞争激烈、分工明确的秩序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变化才是生活的常态,风俗和传统不再是人们必须继承之物；信息得以储存,不一定要靠老年人的记忆,经验可能不如创新重要。正如本雅明早在1936年《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科夫》中指出的那样,“交流经验的能力”似乎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而这种现象的原因很明显:经验已贬值。

2.老龄化社会中的交流与沟通的无效

互联网技术所引发的动荡在更宽广、更深刻的层面上解构与重构着社会结构与关系,这不仅仅对法律制度造成挑战与冲击,人们据以生存的感知、连接世界的方式与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媒介化社会,信息与知识都是公开的,对个体考验的是信息的快速接收力与领悟力,而老年群体囿于身心两方面掣肘,面对快速流动的信息世界,往往力不从心。而信息时代,信息接收的程度与话语权之间呈现正相关。

关系与秩序背后是权力与资源。现代医学技术确实延长了人的寿命,与之相对,技术的普及也使得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话语权本身就是权力最为根本的一种体现。正如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传统社会,老人被置于中心,他们是智慧的象征,是秩序的维持着；现代社会,没有话语权的老人越来越被边缘化,被贴上过时与保守的标签,甚至成为创新与发展的“绊脚石”。

进一步追问关系变化背后深层次的缘由,便是由媒介使用渠道的不同而导致的交流鸿沟及代际间认知心理与心智模式的冲突。交流的无奈与沟通的鸿沟成为老龄化社会面临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

互联网作为最为根本的媒介形式,它的特点决定了语言风格与形式。“快”“去中心”“扁平化”是互联网的特点,相应地,对话语的要求也是“轻”与“活泼”。这套话语系统随时兴起,随时消散,处于快速流变之中。由于接受新兴事物的层次与能力不同,代际之间的话语系统处在一种断裂之中。

在传播学研究中,关于这种断裂被命名为“知沟”“信息茧房”,其形成是由于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内容等不同而导致。互联网时代,代际间的“知沟”或交流的鸿沟越发被凸显出来。老年群体常感叹的一句话便是“没法沟通”,而做为子女也同样在感慨和上一辈“没法交流”。

话语系统断裂引发的交流和沟通的无奈,在全社会中将随着社会快速流动变迁而越发显现出来。这不仅是当前的现实而且是未来的趋势。从心理和生理上说,人类的感知和感情都是每个人独特的东西,人类的神经末梢是以自己的大脑为终端,而不能与另一个人的头脑直接相通,这便使得交流成为一个问题。只有弄清交流的问题,才能解决我与他、私密与公共、内心思想与外在词语分裂所引起的痛苦。因此交流的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问题,更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

3.老龄化社会缺乏情感维度的行动

人与人之间思想的隔绝,是人类最根本的特征之一。这种思想间的割裂,是自然界中最绝对的割裂,于是,不论宏大的人类历史还是日常的生活中便充斥着交流失败的例子,交流失败的悲剧、喜剧和荒诞剧也比比皆是。

物质丰富的年代,对于物质需求相对较低的老年人群来说,更多的是心理需要,其中尤以对情感的需求最甚。但正如前文所述,老年群体在社会秩序中被边缘及代际间话语系统不同引发交流的无奈,进一步加深着老年群体的孤独感。和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年老的父母越来越少与子女共同生活。这一现状,不仅事关孝道观念的变迁,而且是少子化、现代化社会必然的后果之一,“空巢老人”成为现象级话题而引发人们议论便是最好的例证。

老年群体最终只能选择在养老院度过自己最后人生。然而,机构化的养老方式却很难具备家的温情,无法给老人们带来情感的抚慰。50多年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就在其著作《收容所》里写到了监狱和疗养院之间的相同之处:

“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权威领导之下进行的；

成员日常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是和一大群人一起完成的；

日常活动各个方面都是紧密安排的,一个活动紧接着另一个已预先安排好的活动,活动的整个流程由一套明确的正式规定和一群长官自上而下强行实施；

各种强加的活动被整合为一套计划,据称是为了实现机构的官方目标。”(阿图·葛文德,2015)⑤

戈夫曼在50年前的比较也许有可商榷之处,但观察周围的养老机构似乎大多如此。不管是专业的养老机构还是空巢,面对人生最为艰难的一段“丧失期”,面对慢慢地丧失记忆力、听力、老朋友、固定的生活方式,直到最后丧失自主生活能力的艰辛旅程,机构显然无法给予老人足够的耐心与倾听、温情与抚慰。子女们迫于生活自顾不暇,社会更像一台急速飞驰的机器,无暇顾及行动缓慢的老年群体。

人文学科自大力推崇精确量表为主杲的定量研究后,关于情感的研究似乎也趋于式微。同样关于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的研究也鲜少涉及老年人情感需求,提出的行动方案大多也是目标导向,缺乏过程中对老年人及其亲属的情感维度的关照。虚无缥缈且捉摸不定的情感,似乎成为可忽略不计的一个小因子。但纵观人类精神和文化发展轨迹却表明:人类精神世界发展的起点是感觉,情感是感觉的序化,也就是说,先有感觉达到情感,而后达至理性。当我们关注老龄化社会问题时,便不可忽略老年人的情感。一言概之,当下被孤寂笼罩的老年人的情感世界与鲜少得到回应情感需求之间的矛盾。

四、老龄化社会,我们如何“能”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介化社会中,最核心的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如何产生信任,并在信任的基础上产生合作相互受益。互联网时代社会有机团结中彰显的是长期隐匿于个体差异性背后的个体的情感、感知、感觉,信任与合作主要来源于人类情感的共情与共鸣,个体认知叙事的能力。

老年群体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边缘位置,话语系统断裂使得代际间的沟通与交流越发艰难,机构化养老体系不成熟加之少子化的社会现实致使老年群体愈加孤苦寂寥,情感虚空。面对凡此种种,除了顶层制度设计,宏观养老产业发展外,老年人自身、子女、家庭和社会应该从更加微观、具体的视角去关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尽量消除代际间的交流鸿沟,以更富人情的方式共同应对这一现实命运。

1.互联网时代的联结与自主性

生命的圆满应该包括优雅而体面地老去。如果社会对之不予考虑,在面临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时,将要面对的就是这种后果:入住回应各种社会目标(从腾出医院的床位,到解除家人的负担,到应对老年人的贫困问题)的机构。这些目标从来不是居住其中的人们最为关切的目标:任何一位老年人首先想的是在衰老脆弱、不再有能力保护自己时,除了偶尔扮演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不再承担其他任何社会角色时,如何使生活存在价值。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罗伊斯在其著作《忠诚的哲学》中,他想弄明白一个简单却根本的谜:为什么仅仅存在,仅仅有住、有吃、安全地活着,对于我们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我们还需要什么才会觉得生命有价值。他认为答案是:我们都追求一个超出我们自身的理由。对他来说,这是人类的一种内在需求。这个理由可大(如家庭、国家、原则)可小(如一项建筑工程、照顾一个宠物)。重要的是,在给这个理由赋予价值、将其视为值得为之牺牲之物的同时,我们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因此,面对不断走向死亡的个体来说,让其生命变得有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某种更大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区乃至社会。

老龄化社会应该给老年人提供更多的自主性与社会参与空间。在不断解构与重构的社会关系中留一席老年人的容身之地,为他们的生命赋予存在的价值。天不变,道亦不变。不管社会如何变迁,生活本身所需的智慧却万变不离其宗。老年人经过世事沧桑,那些关于人、关于生活、关于真善美的经验与体悟,值得整个社会去聆听与尊重。

作为老年人,也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自身的衰老及社会关系中退居次位的处境。越发缓慢的行动能力和不断退化的记忆力甚至是偶尔糊涂都是生命发展的必经过程。老年的平静和智慧是在时间的历程中实现的。老年人在向外寻求社会系统的支持外,也应返观向内,面对自己走向衰老的事实,尊重自然生命的规律性发展。

互联网出显的是“能”时代的到来,随着技术本身的普及和老年群体平均知识掌握水平提升,技术将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互联网技术使得联结渠道越加多样化,建立关系成为易如反掌之事。借助于这一态势,老年人自身应主动成就自己的“能”,在家庭与单位外,积极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交网络,在多中心、扁平化的社会秩序中,找到适于年纪的立足之地。

2.电视与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认知的重要性

话语表征着现实世界,不同的媒介语言表征着完全不一样的现实世界。互联网作为最大的媒介,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年轻一代几乎将从吃穿用度到社交娱乐学习等全部的生活搬到了互联网上。而老年人使用的最为重要的媒介依然是电视。在作家曲兰的《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一文中,多次提到了老年人最为倚赖的媒介形式——电视。

“5层的楼梯,对他们就构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他们就被禁锢在家中的小天地中,日复一日,只能互相面对,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那台电视。”

“要说儿女们有本事是好事,可惜忠孝不能两全,越有本事,他们也就走得越远。剩在巢里的两只老鸟,也就只能终日与电视为伴了！”

“这些老人丧偶后更加孤独,子女只好把他们接到国外。但老人在国外很难适应,由于语言障碍连电视都看不了,反而更苦闷,过一段时间后只好回国。”(曲兰,2003)⑥

可见电视作为老年人与外部社会联结的最为重要的媒介,功不可没。许多调查数据表明,目前电视受众中,老人占据很大比例。老年人与电视的关系不是静止的、单向的,而是动态的、相互作用的。一方面,老年人在电视接触中的行为表现、心态感受与意愿需求将对电视的运作方式及发展态势带来多种可能的影响；另一方面,电视的运作方式及发展态势则或多或少会直接、间接地对老年人生活的诸方面产生多种可能的效应。目前,电视内容中各种养生保健类栏目、以保健品为主电视购物节目数目繁多便是很好的例证。

面对衰老,面对死亡的恐惧,老年人开始更加关注养生保健无可厚非,但作为电视节目制作者,不应主动窄化自己的传播范畴,针对年老群体只提供类养生节目。这需要电视媒介的内容生产者要改变惯常思维与认知,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多样且丰富的内容,帮助他们建立更为积极的健康认知,而非一味地寻求延年益寿之道而忽略了生活本身。正如哈佛医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在其著作《最好的告别》中写道的一样,许多临床医学上的研究表明,只有不去努力活得更长,才能够活得更长。

除了内容,电视媒介应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尽力消除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话语与观念的鸿沟。尽管代际间使用媒介形式不同决定了认知与话语的差异,但电视应努力成为年轻人与老年人话语系统的转译者,减少代际间认知与感受方式不同而带来的交流无奈。

首先,在某种意义上,电视可被称为“家庭”媒介,声画于一体的电视传播内容鲜明、直观浅显,从而能够面向更多受众；其次,电视一般都是摆放在客厅中,承担着家庭中的公共娱乐工具角色,成为一家人共享的媒介。“看电视” 成为一家人集体的活动,是一个家庭的公共娱乐方式。无论是父母与子女,还是祖孙之间,都能够在“看电视”的氛围中交谈说笑,其乐融融。无论是对电视特定节目的共同爱好,还是对“看电视”这种氛围的享受,这种聚合过程都加强了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成为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电视作为“家庭媒介”功能的真正发挥,需要家人的共同在场。自古以来,对中国人而言,家庭是最为重要的情感归属地。不同于西方,我们的文化,还是偏向于居家养老。但现实是,许多居家老人变成了“空巢”老人,电视不是全家人的共享媒介,而只是老年人排遣寂寞的最后选择。面对此情此景，电视作为家庭媒介的功能还应继续发挥。

3.人诗意地栖居在“语言的家”

节假日是沟通情感、加强家庭纽带的最好时机。近些年来,国家有关方面加大了对节假日的重视,从放假时间、高速公路免费、公共文化建设等方面为家庭成员的团聚创造了较为便利的条件。团聚时刻,除了共享电视媒介,老年人和年轻人还有别的共同的媒介形式吗？这种媒介形式就是语言。

语言作为人类最持久的媒介,构成了人类交流、交往中最根本的存在。选择信息渠道与载体的不同,欣赏内容的差异,都会造成语言间的断裂与冲突,它们构成了交流的羁绊与无奈,也构成了家庭成员间交流的障碍。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就能发挥家庭成员间在场的作用。

终其一生,每个人有限的时间,对他人的关爱也是有限的。大部分人能做到的恐怕只能是爱比较亲近的人,爱之悖论是,具体的局限性和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渡过共同的时光,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亲临现场的沟通,使得语言这一人类至今为止最为伟大的媒介出现,其他一切的媒介形式都无法超越语言本身。

在场的沟通,可以消弭符号表征的话语世界的断裂,在这里,那些最为古老的话题,关于生活、关于日常、关于真善美,都可以成为交流的内容,更重要的是通过人们的交往行动,在无言有情的气氛中,感知生活与生命。必须承认,过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与田园牧歌式老年景象在已然来临的老龄化社会中无法再被还原,但被技术和媒介构筑的话语鸿沟并非不可逾越。除了电视、网络等媒介发挥积极作用,回到在场的交流是我们的出路之一。

亲临与在场带出的不仅仅是语言,更为重要的是情感维度的显现。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这一句略显矫情口号,用在此处却最为得当。无论是怎样的政策、措施,还是积极的社会行动等,其实都很难解决老年人心理孤独的问题。唯有家人与亲人的陪伴才是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之一。

五、结语

老龄化社会或许面临许多外部的挑战,但只要全社会通力合作,合情合理合宜地安顿好老人的内心与情感,那么外部的问题相信在政策、资本与技术的合力下也能迎刃而解。安顿好老人的内心与情感需要的是每个人的勇气与智慧。勇气是面对知道需要害怕什么或者希望什么时体现的力量,而智慧是审慎的力量。在年老和患病时,人至少需要两种勇气。第一种勇气是面对人终有一死的事实的勇气,寻思真正应该害怕什么、可以希望什么的勇气；令人却步的是第二种勇气,依照发现的事实采取行动的勇气。⑦而面对的挑战是,个人必须决定他所害怕或希望的事项是否应当是最紧要的,这个决定绝不是可有可无、一时兴起的,而将贯穿生命的整个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