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力与关联性:媒介技术视域下的时尚传播

■ 赵振祥 阮翠琼

德国社会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曾经说过:“技术进步,无疑是与文化进步并行的。”①事实上,这句话如果倒过来表述更具意义:文化进步,无疑是与技术进步并行的。对时尚文化传播的历史考察发现,媒介乃是时尚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时尚传播的重要推进器。这其中,媒介技术的发展又是关键因素。媒介技术的进步与时尚传播关系密切,无论是基于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还是基于电子技术出现的电视媒体及基于互联网出现的网络社交媒体,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所引发的信息传播革命,都带动着一波甚至多波次的时尚潮流踪踵而来。而且随着媒介技术进步的加速越来越压缩了信息传播的在途时间,时尚风潮及其传播也日渐呈现出快速、多元、迭代频繁等特点。

一、时尚传播的研究状况

学术界对时尚传播的研究已有多年,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服饰、艺术品等实用领域对时尚开展的研究。国外如克里斯妥夫·布莱沃的《时尚文化:时尚服饰新史》、伊利莎白·威尔森的《梦中装束吧》、詹姆斯·拉弗的《谦逊的着装:时尚基本原则研究》等即是专门考察研究服饰时尚的演变历程及时尚原理的。国内如杨道圣的《时装美学》、周进的《服饰、时尚、社会:大师的理论研究》、华梅的《服饰与时尚》等亦多是从服饰的角度解读服饰与时尚文化的关联发展。康凯的《十八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程庸的《国风西行——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三百年》则从建筑、家具、服饰、工艺品等多方面研究中国在欧洲掀起的时尚风潮。万明的《青花瓷的参与:16-18世纪中欧景观文化的交融》、吴自立的《 19世纪美国“中国风”——中国瓷的文化影响》 、刘寒的《欧洲文化艺术交流视野下的景德镇青花瓷》等则专从中国陶瓷艺术的域外传播进行研究,展示中国古代和近代陶瓷艺术在西方国家广受追捧的盛况。

二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和时尚发展历史角度对时尚开展的研究。前者以欧美学者为主,如法国加布里尔·塔尔德、美国的E·A·罗斯、德国的齐奥尔格·西美尔等均注重于时尚心理机制的研究。波德里亚即认为时尚遵从的是欲望的逻辑,与实用无关。挪威的拉森·史文德森的《时尚的哲学》则进一步上升到哲学审美的高度来讨论时尚的社会心理机制。后者以国内学者为主,如康民军、刘金浩的《欧美时尚100年》、刘清平的《时尚美学》重点讨论了时尚的演变轨迹。

上述这些学者由于多数缺乏媒介研究的学术背景,因而较少从媒介传播的角度来审视研究时尚风潮的演进规律,更缺乏从媒介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解读时尚传播现象。这一缺憾在近年有所改变。杨道圣就注意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视的发展对时尚风潮的强力引领作用。他认为“尽管有模特理想身体的展示,如果不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推广,时装的魅力就仅仅只为极少的人欣赏到。在时装发展的过程中,特别在被承认为艺术的过程中,时装画、时装摄影和时装评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②赵春华则从视觉传播的角度论述了电视、杂志在时尚传中的角色,她认为在流行文化领域,视觉传播在媒介传播中处于明显的主宰地位,“因图像具有直观性、易读性,因此更成为跨国界、跨文化的最便捷的沟通内容。这些特征也加速了图像在媒介中的传播,巩固了其特有的主宰地位。时至今日,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图像,时尚杂志、明星新闻如何吸引受众的眼球。”③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古维烈在《时尚不死——关于时尚的终极诘问》一书中则讨论了互联网发展对时尚风潮的推动作用。他认为网络大大加快了非物质空间的形成,并持久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④

近几年中国国内的新闻传播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时尚传播领域的研究,并相继举行了三届“时尚传播国际论坛”,一些站在新闻传播角度研究时尚传播的成果开始出现,像童兵的《时尚:“中国梦”愿景下的想象与约制》、张昆的《时尚传播与国家形象》主要从国家传播战略高度论述了时尚传播的功能及重要性；喻国明的《互联网时代的时尚传播策略》、英国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的《互联网时代的时尚传播》则主要就时下互联网环境下时尚传播的特点及传播策略进行论证。这些研究亦同样存在着不足。一是缺乏从文化传播的宏观视野来解读时尚传播。香港浸会大学孙彦珠在《中国时尚传播研究的主要趋势》一文中,曾对2000至2009年中国大陆发表的研究杂志的文章进行了梳理,发现“学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通过消费的视角对时尚杂志进行批判式研究”,而较少从话语的视角、文化的视角来进行批判研究,研究显得趋同、重叠、缺乏新意；⑤二是而对于媒介技术在时尚传播历程中的角色作用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事实上,在时尚传播历史中诸多时尚潮流的形成,都与媒介技术的进步有着深密的关系。

二、媒介技术进步是时尚传播的关键推力

所谓时尚,是指在一段时期内为少数人所引领、并为公众所追捧的服饰品用、生活方式或思想文化风潮。这里我们把时尚风潮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具有时尚性质的服饰品用,包括服饰、家具、饮食、屋宇、园艺等；第二层次是代表时尚潮流的生活方式,例如汉唐时代尊崇的燕瘦环肥、现代社会流行的极简生活等；第三层次是为人们所追捧的时尚思想和文化风潮,例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劲吹的港台风等。

一方面,时尚由于与人性密切相关,所以最具人性的温度,因而也最为社会所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也正由于时尚与人性关联至近,所以也最是变幻万千,难以把握。从事时尚研究的学者最困惑的问题就是对时尚发展规律的把握。如果把时尚风潮作为一个系统来观照,那么其初始状态有如旋风初起,既难以确定其方向性,也难以预估其裹胁性,呈现极度的混沌与多变特征。“老祖母的衣服是最时髦的衣服”,这句格言就很好地诠释了时尚发展的不确定性。20世纪美国人类学家阿尔佛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试图用统计学的、可定量的方法来揭示时尚传播规律,他以女裙这一特殊的时尚载体作为研究对象,他兴奋地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文明社会女裙在宽度上变动的规律,”即在150年的时间里,时装的流变是一个对称的曲线。据此他认为“时尚的周期性极为重要,它影响着任何个体的着装变化。”⑥但是这一研究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服装时尚的演变并不能概全社会时尚的发展规律,而且他把1785到1936年这些年时装风格的不稳定归结为社会生活的不稳定,乃是指旁因而论正果,未免失之武断。亦有学者如詹姆士·莱佛(James Laver),则把时尚的巨变归因于“时间的胜利”:他认为“上流社会以出身地点为荣,同时用着装风格区别大众。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当时间成为主宰后,一年一次、甚至三个月一次的女装时尚发布会变得引人瞩目,服装的演变周期反映着社会时尚发展的程度。”⑦把时尚风潮的迅速变迁归因于时装发布会的频度,这同样是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所在。

那么,引导时尚风潮巨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传媒技术进步引发的媒介革命。“无传播,不时尚”,这句流行于今日时尚界的格言很恰当地概括出时尚与传播、与传媒的深密关系。无数次时尚浪潮的发展表明,时尚需要与传播尤其是大众传媒紧密结缘,它需要在传播中获取能量,在传播中增值,通过传播来演绎时尚的神话。而推动时尚传播的核心就是媒介技术革命。从媒介技术进步的轨迹来考察时尚风潮的演进,我们会发现两者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

在大众传媒尚未出现以前,时尚传播需要借助人际传播,以及小众媒介如绘画、玩偶、手抄书籍、信函等来进行传播,包括身体亦成为时尚传播的载体。像欧洲早期的宫廷贵族,就是用他们的身体、时尚玩偶、时尚肖像画、云游诗人的吟诵等来展示他们的生活范式和理想诉求,埃利亚斯就曾经指出,一些大封建主热衷招募和蓄养吟游诗人,“大封建主面对对他们及其贵妇歌功颂德的游吟诗人慷慨解囊,大宫廷于是成了‘文学资助者的潜在中心’,成了撰史者的潜在中心。”⑧他们通过层层传递、模仿来带动时尚风潮,把宫廷时尚传播给翘首以待的市民社会。“由于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的媒介来传递宫廷和贵族的身份和地位,他们的身份地位更多借助于对自己身体和生活方式有意识的展示来传递出去。”⑨而这些贵族们也会不失时机地抓住一些机会展示他们的时尚的服饰和高贵的生活方式:“由于一直处于观众的面前,近代早期的贵族们明白,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像演戏。他们必须为那些观看他们行动的人表演,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或迟或早会向外部世界报告他们看到的东西。”⑩这种引领时尚的手段方式卓有成效,甚至在报刊等大众传媒出现之后,它们仍然并行不辍。例如曾经引领宫廷时尚风潮的路易十五的情人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就委托制作了大量的肖像画,很多大师都给她画过像,像布歇、万卢、那梯尔、拉图尔、杜瑞阿斯、利欧他德、维恩、皮嘉尔、法尔孔奈、布夏冬等。这些画家的一些画作就拿到沙龙中去展示。她所代表的精致、细腻、繁复又带有文人的高雅的洛可可式的时尚就通过这些特殊的媒介传之遐迩。

大众传媒的出现毫无疑问加速了时尚传播的进程。事实上,时尚风潮与媒介技术的进步确实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对应规律。以古登堡印刷术、彩色印刷技术为例,这些印刷技术的出现推动大众传媒迅速变革,进而引发时尚潮流的遽变。由媒介技术进步而引发的时尚领域的第一场众声喧哗,就是专业时尚传媒——时尚杂志的出现,它标志着时尚传播进入了快车道。这些时尚杂志风靡欧美洲,迁延数百年,从作家让·维热(Jean Donneau de Visé)于1672年创办的第一份时尚刊物《墨丘利风格》(LeMecuregallant)、到美国出版家路易斯·安东尼(Louis Antoine 1804-1878)于1830年创办的第一份美国妇女杂志《戈迪的妇女之家》(Godey′sLady′sBook),以及于1892年创刊的VOGUE杂志等,时尚杂志一直是标引时尚风潮最亮丽的旗帜。尤其是VOGUE杂志,把摄影艺术引入杂志,是世界上第一本用彩色摄影展示时装作品的杂志。该杂志先后推出了英国版(1916年)和法国版(1921年),影响百年。时尚杂志用新颖生动的视觉形象引领时尚风潮,冲破了中世纪宗教和道德对人的禁锢,在解放人性、张扬个性的同时也释放着欲望,人们用羡慕的眼光追逐奢侈,用惊艳的目光欣赏时尚,从此拉开了大众传媒引领时尚风潮的大幕。

从人工绘画和印刷版画插画,到被摄影、摄像技术一统天下的时尚杂志、电影、电视乃至今天的互联网,时尚传播一直围绕着人类的视觉而极尽讨好、媚惑之能事。而媒介技术的进步也一直致力催生着视觉媒介的更新换代,推动时尚传播走向更高层次。“时尚传播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同于其它传媒分支,而在很大程度上依托视觉传播”。 “在流行文化领域,视觉传播在媒介传播中处于明显的主宰地位。电视、杂志中的时尚信息以大量的图像出现……,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图像,时尚杂志、明星新闻如何吸引受众的眼球”。也正因于此,时尚传播从一开始就与视觉类媒介深度结缘,两者相互借重、相互促动,颉颃而行、快速发展。事实上,自进入20世纪以来,获得最快速发展的也正是视觉类媒体:随着彩色印刷技术、摄影摄像技术、电子传输技术、网络传输技术等等的发明和应用,彩色时尚杂志、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亦依次登场,它们对时尚风潮的引领广泛而生动,把时尚风潮推波得风起云涌。

三、媒介是时尚传播最重要的渠道

无论是13到17世纪“中风西渐”在欧洲掀起的“中国热”、还是近代“西风东渐”在中国掀起的“西方热”,都昭示着时尚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跨地域的信息交流往往是时尚风潮的诱发因素,而这种跨地域的信息交流又主要因媒介而起,并依媒介的放大而渐成时尚。在印刷媒介产生以前,这种跨地区的信息交流主要是通过人的交流来完成的,有学者在论及唐以前东西方文明交流发展时说:“人员的交往,是两种文明或文化之间交流的一个重要前提。”书籍、报刊等大众媒介出现以后,它们开始成为信息时尚传播的主角:“媒介是时尚传播的现实渠道,是承载时尚并将其广泛传播的平台,是时尚实现其商业属性并将其扩大的重要保证。”媒介的作用不仅是传播时尚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对时尚人事的形塑功能,它能够把时尚符号化、标签化,这其中就包括时尚人物如明星等。研究时尚传播的杨道圣即认为“时尚之所以形成,一定要借助一定的方式传播,这种传播的载体便可成为时尚媒体。如果没有媒体,时尚就无法形成,明星也无法被制造出来。”

以欧洲持续数世纪的“中国热”为例,它的出现,就是始于中国宋代兴盛起来的印刷媒介“形塑”的结果。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中国书籍印刷出版的繁荣,以南宋福建建宁府的麻沙、崇化两地为例,由于书坊众多,所刻印销售的建本书籍质量好、价格便宜,因此这里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书籍批发销售中心,建本书籍“得以北销临安、开封、洛阳、鄂州(武昌),南下福州、泉州,经海船行销日本、高丽、暹罗。”当然也有大量书籍销往西方国家。当时有大量的波斯和阿拉伯人来到中国,把印刷术和书籍带去了西方:“中国的雕版印刷品,自然引起了来华的波斯、阿拉伯等地人士的注意。这种先进的技术遂迅速西传。1880年在埃及法雍地区出土的大量纸张等文物中,发现了50件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印刷品。经鉴定,这些印刷品的时间分属10到14世纪。……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出,这些印刷品同中国内地与新疆土鲁番出土的印刷品极为类似。在20世纪50年代,在法雍又发现了30块镌刻阿拉伯文的木板。这些出土的木板,同中国的雕版完全相似,连印刷的方法也同中国一样,在铺平的纸上使用刷帚蘸上油墨轻轻印刷,印成白底黑字或黑底白字,个别的甚至用红墨印刷。”从这些考古发现可以推断,在欧洲手抄书与古登堡印刷机发明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雕版印刷书籍的阶段,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所断言的那样“印刷术带来的宏伟而革命性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印刷术之前的每一本书都是手写稿。”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在其《中华大帝国志》中亦佐证指出:“今天还可看到德国开始发明之前五百年中国人所印刷的许多书籍。我本人就有一本,我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印度群岛也见过另一些中国书。拉达及其同伴从中国回菲律宾时,带回他们在福州城买的许多不同内容的印本书,这些书在中国不同地方印刷,其中多数印于湖广省。”

中国印刷术和书籍的西传在欧洲人面前揭开了古老东方帝国的神秘面纱,也刺激了欧洲人寻访东方的好奇心。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时处元朝的中国,回到欧洲后口述其见闻,被狱中难友整理成《马可·波罗游记》传之于世。虽是手抄,书中所述中国之见闻亦被欧洲人斥为“荒诞不经”,但其说流波甚远。《马可·波罗游记》后被生距马可·波罗时代不远的同乡赖麦锡(Ramusio)编纂收入《游记丛书》,之后西班航海家科伦布、英国的卡勃特、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哥伦布幼时尝读《马可·波罗游记》,“为其宣传所动,钦慕中国、印度之文明富裕,因之立志东游,自幼即做预备,练习航海业,……今代西班牙国赛维尔市(Seville)科伦布图书馆所贮水师提督科伦布之遗物内,有《马哥·孛罗游记》一册,为拉丁文译本,科伦布不独阅览过,且于该书边之空白处,加甚多注释,可见其对于是书研究之热心,所受马哥孛罗之影响若何矣。”佛罗伦萨的皮果罗于1340前后撰写的《商业手册》中也记载了中国的富庶繁荣；摩罗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于1342至1347年来到中国,回去后撰写了《伊本·巴图塔游记》,书中对中国的物产丰饶、技艺超群,印象极深。另外还有许多在元朝供职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对中国的见闻也多有记述和传播。诸多欧洲旅行家们的口述见闻和书籍传播,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自兹而有中国的服饰、中国风格的园林建筑、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家具等大量涌入西方,成为西方上流社会甚至宫廷所推崇的时尚用品,在欧洲形成了迁延日久的中国时尚风潮。

四、“媒介即时尚”——媒介的时尚属性

加拿大学者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麦克鲁汉这一著名论断的重要价值,就是把媒介与媒介内容区别开来,并充分强调了媒介的物理属性,以及该物理属性所传递的讯息。“由于媒介对于人无所不在的影响,媒介本身成为了讯息,而不是其内容成为了讯息”“使社会受到更加深刻影响时,是人们借以交流的媒介的性质,而不是交流的内容。”中国学者对媒介的定义也充分注意到了媒介的这一特质:“媒介是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媒介作为一种“物质实体”,或者叫物质载体,它因应媒介技术的进步而更新换代。它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发展轨迹,并形成新的“尺度”仗量着这个世界。

从雕版印刷技术和活字印刷技术与版印媒介的关系,到古登堡印刷术与机印媒介的关系,再到电子技术与电子媒介、互联网技术与网络媒介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媒介技术进步与媒介两者的清晰的关系发展脉络。而麦克鲁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命题,应即指抛开内容不谈,媒介本身就是讯息,这种讯息就是媒介所载荷的媒介技术进步信息。由新媒介技术进步所创生的新型媒介,其本身的信息载荷丰富而生动。

按着对“媒介即讯息”这一命题的理解,在新媒介与时尚的关系上我们同样可以获得“媒介即时尚”这一命题,并对“媒介技术-媒介-时尚”三者的关联关系做出更确切的诠释。有学者在论及随印刷技术而出现的时尚杂志时曾经指出:“品味与时尚的形成特别同这一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印刷文化密切相关。”仍以时尚杂志为例,从17世纪开始,时尚杂志逐渐成为时尚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同时也成为资产阶级品味塑造的重要工具。“上流社会如何生活,家庭的装修装饰、车马、饮食、衣着,包括各种娱乐的活动都借助时尚杂志传递给资产阶级的女性。正是由于时尚刊物的出现,时尚影响的范围急剧扩展,这也是促使18世纪时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是必须看到,时尚杂志对时尚潮流的形塑是基于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内容上的形塑,也就是时尚杂志所刊载的内容,包括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生活用具、娱乐形式等等；另一方面则是形式上的形塑。事实上,在时尚杂志风靡之时,当一位法国上流社会妇女手捧一本印刷精美的时尚杂志时,无论杂志刊载的内容如何,也无论她读不读杂志的内容,她的这一行为就已经被定义为时尚。时尚杂志这一形式既宣示着时尚,也在塑造和传播着时尚。“媒介即时尚”,就在这种互为因果的循环推动下,时尚杂志与时尚风潮得到迅速发展,风靡欧美并持久不衰。

事实上,“媒介即时尚”这一命题在时尚传播历史的很多重大节点上都得到过完美的诠释。留声机于20世纪初传到中国时,曾经是上海文化圈时尚生活的标配。20世纪50年代便携式收音机在美国时尚而昂贵,配上时尚的摇滚乐,亦成为美国年轻人的最时尚表达。20世纪80年代港台风“登陆”时,中国大陆青年人中最时尚的标配亦是提着很稀见的卡式录放机,在大街上高分贝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边走边摇。手机在中国大陆刚刚出现时,亦曾经以砖头一样的“大哥大”作为最时尚的通信设备夹在人们的腋下招摇过市。对新媒介的拥有同时也标志着时尚而出类的身份。新媒介的最初面世,多是作为信息传播领域的奢侈品出现的,其特点就是新颖、昂贵、少量、不易获得等,这与时尚的性质合拍。

当然,报纸的发展轨迹似乎有点另类,与“媒介即时尚”这一命题有所乖离。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诠释着新闻的根本属性——普遍兴趣,即最大限度地以吸引公众眼球和最广泛的发行量为目的,与高端和时尚无关。报纸从它出现伊始就不以登“大雅之堂”为目的,这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一媒介的非时尚性质。以我国报纸发展为例,宋代小报一开始走的就是里巷叫卖之路:“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近代在中国率先出现的教会报纸,亦多以普及宣教为目的,报纸办了很多,但大多数报刊都是“有对年,无三载”,“销路不畅,未几即废”几成规律。至于清末出现的大量官报如《北洋官报》等,观其名即知系以“官阅”为目的,不仅不提供给普通百姓阅看,而且有意制造隔阂,不使民知,以利于统治。因此这类报纸从文化传播角度说,“可谓毫无影响”,据此亦可推知其在引领文化时尚方面,也是无所作为的。在中国近代,最终使报刊与时尚发生关联并风靡一时的,是政论报刊的出现,从洋务与守旧之争、维新与洋务之争、到革命与立宪之争,尤其是迁延十几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多政论报刊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论争的主战场,在新锐激进、富有煽动力的报刊言论的推动下,西方各种新思想迅速席卷国中,形成一波波时尚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正如1907年3月《新民丛报》第92期载改良派人士黄与之文章《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所言:“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当然,这种因思想内容的时尚而致媒介风靡的,与我们所说的“媒介即时尚”不是一回事:如果人们从报童手中疯抢报纸只为一阅内容,那么报纸媒介本身并不具时尚属性；而如果有人手持一份《新青年》招摇过市来宣示自己的“新青年”身份、或手持一份《新潮》来宣示自己的“新潮”时,那么这份报纸就有了“媒介即时尚”的意义。可以推测,后一种情形在当时亦应属一种普遍的现象。当然,包括报纸在内的所有大众媒介与其他的时尚用品毕竟不同,正如新闻以普遍兴趣为第一价值要素,大众媒介乃以最大程度普及和大众化为最终目标,因此大众媒介的这种时尚性质也会随着它们的普众化而迅速消退,收音机、电视机、手机莫不如此。

五、媒介在时尚传播中的多重角色

时尚因媒介而起,媒介是时尚传播最重要的介质,是时尚传播的载体和助推器。媒介在时尚传播中所展现出的多功能角色,既见之于丰富的时尚传播历史,亦于未来留有无限的畅想。

首先,媒介是社会感知时尚的皮肤。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说,人们需要通过媒介了解外在世界发生的新闻事件,感知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从时尚传播角度来说,人们同样需要通过媒介了解社会的流行趋势,感知外界的流行现象与时尚事物的变化。事实上,自有大众媒介以来,历史上的时尚风潮多依大众媒介传播而起,更因大众媒介传播放大而渐成风潮。应该说,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媒介的不断创新,人们用于感知社会时尚的这层“皮肤”越来越敏感,人们对于时尚潮流的反应也越来越快,最时尚的文化亦总是会率先选择搭载最新型的媒介传之遐迩,这很难说是新媒介最为时尚风潮所借重,亦或是时尚风潮为新媒介最敏锐地率先感知。总之,回顾时尚传播历史,每每伴随着媒介技术的重大革新引发新媒介变革,紧随其后便是时尚传播最活跃的时期,几成规律。

其次,媒介的高度发育也为时尚思想文化交流传播提供迅捷的交流渠道和交互平台。像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美术学院和贵族沙龙成为资产阶级展示自身品味与时尚的重要场所,他们讨论严肃的问题,境界宏观论调高扬,并通过机印报刊和书籍等媒介传之遐迩。“由于有了通过俱乐部、沙龙、学院、报刊、书籍、论著的媒介交流意见的原则,民间社会的文人们把他们个人的内心思想形成某种共识,形成可以与统治者意识抗衡乃至超过它的一种公众意识。”人际关系的繁密和信息交流的活跃为时尚的产生创造条件,法国社会思想家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曾提出“流动社会”概念,他认为“在一个没有社会流动性的社会中是没有媚俗的”,也就是说“流动”推动了时尚的产生,这里所说的“流动”,即指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亦指爆炸性增长的信息流动。这种“社会流动性”是时尚风潮产生的基础和动因。而在信息流动中,大众传媒贡献卓著,大众传媒以敏锐的触角感知时尚、追风时尚,并强有力地统合着人们的认知,在社会上形成较为一致的时尚审美趣味和流行倾向,甚至泛化成为风行一个时代的时尚潮流。

再次,大众传媒刺激个性化的时尚生产与时尚传播。时尚尊崇、倡导个性,这一点是时尚传播的原动力,而个性是与大众相比较而言的,也是在与大众的比较中突显出来的。而大众传媒是助力完成这一“比较”过程的主要力量。一方面,大众传媒的批量化生产和传播使富有个性的时尚表达蜚声遐迩,在大众的追捧膜拜中愈发突显出时尚个性的魅力,甚至引领、泛化为一个时代的时尚潮流；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传播会极大地刺激文化艺术生产中极力追求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欲望,也会极大地刺激公众消费过程中追求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欲望。有学者在论及古登堡印刷术与文艺复兴的关系时就颇有洞见地指出了大众传媒与艺术个性包括艺术流派的深密关系,“和以前的杰作比较起来,文艺复兴时期杰作的独特个性大概和新的保存技术有关,通过复制面孔、名字、出生地、生平,保存作家和艺术的个性就有了新的可能性。”各路艺术批评家、鉴赏家、收藏家、商家也有了围观评价的机会,“与作曲家、剧作家和诗人那样的文化英雄一道,艺术家被印刷术的保存功能抬举到‘不朽’的高度。他们渴望这个被拔高的地位,所以他们越来越疯狂地追求新奇……”。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型媒体对时尚传播的这种影响愈趋明显,“传媒对时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其中有两大原因:媒介越来越渗透到个人空间并成为日常真实的一部分,大传媒集团成为消费社会巨型欲望制造机器的一个关键齿轮,或者说媒体就是生产欲望的巨大产业链。”在大众传媒的助推之下,引领时尚的人和事物一直在矛盾中疾速前行:一方面,他们需要把自己引领倡导的时尚通过大众传媒昭告天下,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从家喻户晓甚至人人习得的时尚风潮中迅速抽身出来,以鲜明的个性去创造新的时尚。

最后,大众传媒对媒介事件的关注报道推动时尚传播走向机构化、规模化。“媒介事件”这一概念是由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其著作《媒介事件》中提出的:“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他们认为“媒介事件”的素材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即“竞赛”“征服”“加冕”。这些“媒介事件”都具有很强的预置性,它通过铺天盖地的预告,不断拉高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和期望值,使之成为公众瞩目、并为媒体(包括纸媒、新媒体而不仅仅是电视媒体)所热点关注的事件。在时尚界,各地的时装周、时尚周、影视大片首映以及一些大型体育赛事、文化活动等都属于预置性媒介事件,它们不仅是时尚传播的重要载体,有时甚至成为时尚风潮的策源地,一些具有时尚元素的人、事、物或者生活方式会因此而广为流行。

由于时尚传播背后蕴含着不菲的商业价值、文化价值甚至政治价值,现代社会时尚传播越来越为社会各类组织所重视,甚至上升成为地方政府乃至国家行为,因此时尚传播也越来越呈现明显的机构化和规模化态势,一些政府机构、大型企业和时尚传播机构更加主动预置一些重大媒介事件,来吸引大众媒介的关注报道,以此推动时尚文化的建构与传播。这些媒介事件服务于各类组织品牌传播目标,诉求明确,受众定向精准,组织化、机构化特征明显,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力,因此往往能够成功地推高公众的关注度,而这些预置的媒介事件亦往往成为时尚传播的重大节点,甚而演变成颇具规模的时尚风潮,成为驱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