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市新生儿听力损失筛查情况及危险因素分析

屈建强 孙绪娥 曹玉晖

听力损失是临床常见的一种出生缺陷，将会对患儿言语发育和社会交往产生不利影响[1]。随着新生儿听力检测技术及治疗方法的日益进步，新生儿听力损失的防治逐渐成为临床的热点问题。听力损失新生儿中，约50%有高危因素[2]。若能对确诊为听力损失的新生儿在出生半年内开展科学治疗与干预，大部分患儿能够回归主流社会。本研究分析了商洛市新生儿听力损失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以期为该市听力损失的预防、监测与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6年1月～2018年6月我院进行听力筛查的4038例新生儿。纳入标准：临床资料完整，由耳鼻喉科完成听力筛查，且有随访记录的活产新生儿。孕产妇年龄18～41岁，平均27.43±5.36岁。新生儿男2074例，女1964例；胎龄28～44周，其中28～36周1439例，37～41周1840例，≥42周759例。

1.2 资料收集

参照原卫生部《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3]，收集我科新生儿听力筛查临床资料，包括新生儿的性别、胎龄、出生体重、产次、产妇年龄、Apgar评分、胎数、听力障碍家族史、羊水过少、妊娠期糖尿病、新生儿颌面部畸形、孕产期应用糖皮质激素、胎盘异常、妊娠期高血压、辅助生殖等情况。

1.3 检查方法

根据新生儿听力筛查指南[4]中的筛查方法，新生儿出生后3～5 d，在安静环境或熟睡下进行听力筛查，采用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POAE）（英国Otodynamic公司，ILO-92型）进行听力初筛，测试时间10 s，刺激强度为40～65 dB SPL，测试频率为2～5 kHz，自动显示pass或refer。为了减少假阳性和假阴性对结果的影响，在检测中控制了相关因素，选择安静环境下及合适的耳塞，测试时用棉签擦拭外耳道，正确放置探头，保持耳塞与外耳道的密闭性，防止耳塞漏气。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新生儿，初筛结合听性脑干反应（ABR）检测。初筛未通过者，在出生后42 d内进行复筛，采用DPOAE检测联合新生儿听力筛查仪（美国Natus公司，AL-GO3i型）检测自动听性脑干反应（AABR），记录电极置于前额部，参考电极置于乳突部，接地电极置于耳后，用35 dB nHL的短声刺激，频率范围为750～5000 Hz，刺激声相位交替，仪器自动显示pass或refer。复筛仍未通过者，在出生后3个月内进行再次复筛，采用听性脑干反应（ABR）检测，同时结合DPOAE、AABR、声导抗等检查进行听力学诊断。

根据筛查结果，由同一组耳鼻喉科医师进行会诊，确诊听力损失程度。6个月内实施干预。

1.4 研究方法

根据听力筛查结果，将新生儿分为听力正常组与听力损失组，对两组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发现的危险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1.0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听力筛查和诊断结果

本研究4038例新生儿中，初筛通过2047例，未通过1991例，通过率为50.69%；复筛中1398例通过，593例未通过，通过率为70.22%；再次复筛后，通过491例，未通过102例，通过率为82.80%。经过筛查后将未通过的102例确诊为听力损失，占2.53%。其中，单侧左耳34例，占0.84%；单侧右耳31例，占0.77%；双耳37例，占0.92%。听力损失程度：轻度58例，中度21例、重度17例，极重度6例。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81例，占79.41%，传导性听力损失21例，占20.59%。

2.2 新生儿听力损失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两组的多胎妊娠、出生体重、Apgar评分(1 min)、新生儿颌面部畸形、听力障碍家族史、妊娠期糖尿病和孕产期应用糖皮质激素等因素对新生儿听力损失有显著差异(P＜0.05)，见表1。

2.3 新生儿听力损失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多胎妊娠、出生体重＜1500 g、Apgar评分(1 min)＜5分、新生儿颌面部畸形、听力障碍家族史和孕产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均为影响新生儿听力损失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2。

3 讨论

听力损失会对婴幼儿的言语功能、认知功能、注意力、性格、智力发育以及情感造成不利影响，导致儿童出现沟通障碍，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5]。新生儿听力筛查可以早期发现儿童的听力损失情况。目前，我国主要采用快速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和耳声发射法检查。快速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查具有较高的特异性，是听神经病新生儿的首选检查方法，可以有效反应新生儿听神经、脑干听觉通路的活动情况，且不会受中耳道碎屑的干扰影响，适用于听力初筛未通过的新生儿，能明显降低假阳性率[6]。耳声发射法检查具有灵敏度高、操作简单、特异性高等优点，能客观、有效地反映传音结构和耳蜗外毛细胞的功能情况，但是，易受中耳状态、外耳道及环境因素的影响，易遗漏耳蜗后病变[7]。因此，将二者联合应用于听力复筛中，可降低假阴性率和假阳性率。同时，医疗机构应提高家长对新生儿听力初筛、复筛的重视，将不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的危害告知家长，对于有听力损失的新生儿应及时采取治疗措施。

本研究结果显示，当地新生儿听力损失的检出率为2.53%，常见为双耳听力损失，损失程度主要为轻度，损失性质以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为主。张素莹[8]报道了陕西省渭南市中心医院出生的952例新生儿听力筛查结果，96例未通过初筛，85例参加复筛，1例确诊为双耳感音神经性聋，与本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异。相关文献报道显示，听力筛查未通过的婴幼儿最后确诊为听力损失的比率分别为，68.54%[9]、7.4%[10]、98.2%[11]和5.98%[12]，分析原因主要为研究对象所在地区不同（城市和农村），研究对象不同（高危因素新生儿和正常出生新生儿）、听力损失确诊技术和标准不同（筛查所用仪器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表1 新生儿听力损失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例）

表2 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的高危因素分析

分析本研究结果的原因主要是陕西省商洛市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地理位置交通不便，尤其是住在农村偏远地区的家长，进城较困难；其产前教育不到位，听力筛查起步较晚；新生儿听力筛查没有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不能很好地配合筛查工作；由于经济的限制，家长不愿意负担相关费用；对于重度、极重度听力缺失患儿，家长更是无力治疗，主动放弃。因此，政府和医疗工作者应紧密配合，大力宣传产前保健，加强民众对新生儿听力筛查工作的认识。

影响新生儿听力损失的因素较多。自身疾病、母亲疾病都有可能导致出生后听力损失[13]。具有高危因素的新生儿听力损失发病率更高[14]。本研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多胎妊娠、出生体重＜1500 g、Apgar评分(1 min)＜5分、新生儿颌面部畸形、听力障碍家族史和孕产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均是影响新生儿听力损失的独立危险因素。听力障碍家族史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因此，对存在听力障碍家族史的家庭，应及早对父母进行宣教，对诱发致聋的敏感因素进行防范，并且密切监测[15]，部分遗传性聋是迟发性的，必须做好随访工作。

出生体重＜1500 g是听力损失的高发人群，听力损失的程度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呈明显的负相关[16]。主要是因为低体重新生儿外周听觉器官和中枢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对外界的刺激反应差，易出现听力损失。颅面部畸形新生儿的症状包括外耳道畸形、腭裂、耳廓畸形唇裂等，其对听力的影响大多表现为传导性聋。Church等[17]通过动物实验研究发现，反复给予糖皮质激素后，会明显提高孕鼠子代的听性脑干反应阈值，表明其为影响新生儿听力损失的高危因素，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多胎妊娠成为危险因素的原因可能与多胎儿存在更高概率的听觉系统发育迟缓以及宫内发育受限等有关。Apgar评分可以有效评价出生时的窒息程度，分值越低，其窒息程度越严重，缺氧窒息对听觉系统的不利影响在Biswas等[18]研究中已被证实。

本研究新生儿听力损失筛查中，特别注意了假阴性、假阳性的影响因素。为避免假阳性的出现，对筛查时环境、筛查人员手法、设备及新生儿体动等因素进行了控制，减少了假阳性的发生率。筛查时出现漏筛，如蜗后病变（听神经病），则会出现假阴性，为了避免假阴性，筛查时须选择适当的方法。因此，新生儿听力学诊断医师须客观的认识假阴性、假阳性，减少其发生率。本研究6个月确诊结果与筛查的一致性较高，说明诊断的准确率高，同时，在后期应定期进行随访与观察，对于听力损失患儿及时诊治，以提高当地的新生儿听力诊断与治疗水平。

综上所述，本地新生儿听力损失的检出率为2.53%，常见的为双耳听力损失，损失的程度主要是轻度，损失的性质主要为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其中多胎妊娠、出生体重＜1500 g、Apgar评分(1 min)＜5分、新生儿颌面部畸形、听力障碍家族史和孕产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均为影响新生儿听力损失的危险因素。后续研究应当扩大样本量深入研究，在开展孕期保健指导的同时，加强对存在听力损失高危因素新生儿的早期筛查、诊断和干预，有助于降低新生儿听力损失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