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变迁论略

庄仕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呈现出多元化、民主化、理性化的趋势，表现为从一元政治价值到多元政治价值共存、从义务本位价值观为主导到权利本位价值观为主导、从感性到理性、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创新。这种变迁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政治文明的进步、社会利益的分化及网络政治的兴起等。法治理念应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价值发展的主要趋向，法治社会是当代中国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政治价值；政治价值观；政治发展；法治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1-0010-05

政治价值指政治主体衡量和评价政治现象和从事政治行为的依据和原则，亦可以说是人们衡量社会政治生活的标尺和准则①。 作为政治文化结构的一个层面，政治价值是特定社会政治实践的体现，影响着社会政治制度的运行和人们的政治行为。对政治价值问题的探讨既可以丰富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研究，也有助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学理支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拟在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价值变迁轨迹与外部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市场经济、政治发展、社会利益分化、网络政治等因素对政治价值演变的影响，并以法治为例来说明当代中国政治价值演变的主要趋向。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过程

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的关键词为划分依据，可以把40年来政治价值的变迁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现代政治价值的初步发展时期。“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开始被打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摈弃了之前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等领域的各项改革逐步推行。1987年党的十三大不仅强调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也频繁提及政治体制改革，凸显出对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反思。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之前极“左”的政治价值观开始解构，现代政治价值逐渐萌生并发展，新旧政治价值观处于共存与交织的状态。

2.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价值的构建时期。1987年党的十三大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速推进。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以公平竞争、自由开放为内在要求的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兴起成为政治价值变迁的强大推力和重要背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经济孕育的独立精神、自主人格、平等理念、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使这一时期政治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物质化、世俗化的特征。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文化建设与依法治国提上日程，成为政治价值变迁的重要推动力。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基本内涵。

3.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民生本位与社会公正政治价值的构建时期。进入新世纪之后，各类社会问题和矛盾日渐凸显，发展理念的转变、民生问题、社会公正问题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政治价值。这表明我们对社会公正缺失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价值指引。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此相关的权利、民主、平等、法治等词汇都高频出现，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内涵。从总体看，在21世纪的头十年，“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被高度重视，既表明了党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认识的深化，也表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政治文明建设等在“人本”价值取向上的统一。

4.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深化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党中央的治国理政不断取得新成就。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家治理”“伟大复兴”“文化自信”“共同富裕”等词汇频频出现，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建，也凸显出人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中心地位。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词都多次提及。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精神旗帜，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认识更加深入。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变迁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在认知特点、判定方式、思维模式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民主化、理性化的趋势与特征。从总体上来说，这种演变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密不可分，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进步。

1.从一元政治价值到多元政治价值的冲突与共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结构表现为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制型的政府管理和单一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是政治价值观的一元化，其突出表现就是集体主义至上、理想主义至上。革命化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既是社会主导价值观，又是唯一的价值观。这种集体意识使当时的社会呈现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笔下那种“机械团结”[1]的状态，人们思想比较僵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断加速分化，一元化政治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产生了多种政治价值观的相互冲突和碰撞。社会主导政治价值与多元政治价值从以前那种统治与被统治、排斥与被排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逐渐形成共存与冲突的关系，表现出转型社会的鲜明特点。单一的一元化政治价值观向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多元化政治价值观的转变给社会带来了较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开辟了新的价值空间，也彰显出一种社会多中心治理的前景。

2.从义务本位价值观为主导到权利本位价值观为主导。在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管控一切，形成了一种政府全能型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把人们的思维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之内，束缚了人们个性的发挥，造就了盲从性的政治心理和依附性的政治人格。这种依附性人格内含了对个体权利的否定，人们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没有得到充分彰显，自然也不可能产生对个人权利的清醒认识和行为选择。维护集体利益为至高价值取向的集体主义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集体主义不仅是人们处理经济关系的原则，而且上升为社会政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所倡导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逐渐萌生和发展。“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时代最强音。”[2]人们不再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而是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公民权利，在追求正當的物质权益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开始追求合法的政治权利，从而逐渐形成独立平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3.从感性思维方式向理性思维方式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革命时期的斗争思维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影响，绝对化的、感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始终占据着政治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之前3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以革命化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行。这些频繁的政治运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革命思维、斗争思维被异化为社会核心价值，甚至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由无所不包的管制型管理向民主型治理转变，由管制思维向服务理念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原先那种感性政治价值及其残余形态将不断走向弱势，由认同走向认异。”[3]妥协、宽容等政治理念逐渐发育，理性、务实的政治思维和政治价值观逐步形成并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理念，政治价值呈现出从感性的二元对立到理性的务实宽容的转变趋向。

4.从封闭保守价值观念向开放创新价值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这种封闭性不仅表现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隔绝，也表现在国内各地区、各行业、各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绝。受这种封闭性的影响，人们的社会流动性较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范围有限，社会交往的形式也相对简单。这样一来，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趋向保守，造就了一种封闭的政治心态。绝对公平、墨守条规等是主导人们思维的主要价值观念，思想上呈现出一种“大一统”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形成、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过去那种封闭的、泛政治化的政治价值观逐步向开放、包容型政治价值观转变。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封闭僵化的保守思想得到解放，与市场经济相符的开放型政治价值观念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同，社会政治价值呈现出由封闭保守向开放创新转变的趋势。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变迁的社会基础

政治价值渗透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之中，由一定社会的经济体制、政治发展状况、利益关系等多种因素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发展、利益格局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政治价值，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1.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了政治价值的多元化。始自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启发了人们对于切身利益的思考，權利哲学因而开始深入人心，捍卫权利、限制权力的现代权利哲学受到追捧和阐扬。”[4]143市场经济所内含的平等、独立、法治等价值规范逐渐转变为人们的意识自觉，成为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过去那种以集体主义淹没个体性的传统，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逐渐摆脱了对政府和体制的臣属心态与依附心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有了显著增强。第二，市场经济强调市场竞争和等价交换，肯定人们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确认，使人们的自由观念、平等观念不断深化，并逐步内化为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观。第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必须遵守市场的各种规则及法律，厉行法治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内在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法律制度不断健全，法治实践不断深入，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

2.政治发展促进了政治价值的民主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管理是一种权威主义模式，表现出很强的人治和管制色彩。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以权威主义为突出特征的集权型管制逐渐向以法治为特征的民主治理过渡。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渐解体，各项制度建设逐渐规范，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定位和职能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型管制逐步转向社会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责任政府意识和法治政府意识两个方面来考察政治发展对社会政治价值的影响。第一，责任政府意识不断强化。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监督机制的完善，人们意识到政府不该以“官本”“权本”为导向，而应该切实履行自身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并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及时回应，积极满足社会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第二，法治政府意识普遍增强。法治政府的核心理念是指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公共权力要受到法律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政府的各项权力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随着社会政治的进步，政府的公共管理逐步实现程序化、法制化，人们的法治意识明显增强。

3.社会利益格局变化使政治价值差异与冲突扩大。利益关系是人们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推力，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政治行为都是围绕其利益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和政治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必然会带来社会政治价值观的差异与冲突。第一，利益主体多元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各种利益关系分化交织，逐渐形成了一批以新组织和个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利益主体，使利益主体呈现出由一元到多元的发展态势。第二，利益差别的扩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的管制政策和对利益的调控能力较强，利益差距与贫富差距很小，社会处于一种普遍贫穷的状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与利益差距呈现出扩大化的态势。第三，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在政府管制色彩较强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是至上的，“公”对于“私”具有一种压倒性的内涵和意义，要求人们普遍以“大公无私”的思维来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关系。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改革，社会的利益关系逐渐多元化，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冲突也明显增多。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多元化、利益差别不断扩大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平等意识、竞争思维、法治观念等必然会随之增强，多元政治价值的差异和冲突也会不断扩大。

4.全球文化的碰撞及网络政治的兴起带来了政治价值的新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是一个双向契合的过程。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打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界限，改变了以往的时空观，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处在紧密的世界联系之中，日益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在全球化的场景下，“人们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超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全球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一个人首先成为地球人。”[5]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人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处于多样化的文化影响之下，从而使政治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异质化的发展趋向。另外，近年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一方面，网络的发展使人们可以方便、即时地交流思想、发表意见，实现了信息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充分共享，大大扩展了政治文化的传播方式；另一方面，网络政治以其开放性、便捷性等特点为社会民众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新渠道和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日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公民的个体意识和主体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彰显，独立的政治人格开始逐渐养成，这种独立的政治人格正是现代政治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基本要求。[JP]

四、塑造法治价值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

众所周知，人民民主、共同富裕、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都被看作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不可否认，这些理念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体现出当代中国发展的目标指向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主旨。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矛盾主题，这也使得不同时期党和政府治理的重点有所不同。本文认为，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最缺的是法治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法治理念应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首要的价值追求和政治价值发展的主要趋向，法治意识教育应该成为当下中国公民教育的重点。

法治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现实的制度设计和行为秩序。其内涵涉及到政治行为要以法律为依据、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至上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对私权的保护和对公权的有效约束。一方面，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说，以法律保障个人权利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遍认知和行为自觉。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社会成员赖以保障其权利的工具不是特权，而是法律。法律从权力的“异化”状态解脱出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从公权力的角度来说，“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得到严格遵循，法律对公共权力能够起到有效的规范、制约和监督作用。“法律不但得到权力的有效支持，而且它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力量对权力发挥着制约的作用。”[6]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控制，这是法治精神的核心所在。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社会领域中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德治的作用，但在国家事务中我们必须依靠法治。”[7]全面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法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JP]

首先，从现实的角度看，法治的缺失是造成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和成就，但当前人们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依然是普遍缺失的，离现代法治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法治意识的缺失严重阻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也是当前产生以权压法、以权乱法等种种社会乱象的重要原因。例如，相当一部分公共权力执掌者和行使者不但不具服务意识，反而动辄欺上压下、知法犯法、公然践踏人权。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时有发生。从一般社会成员的角度来说，通过政治权力“走关系”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使他们热衷的对象是政治权力而非法律。理论图景与现实的错位是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也是近年来我们不断强调培育法治思维的重要原因。当然，法治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健全的法治制度设计和普遍的法治意识的提高是遏制此类社会乱象的必要条件。

其次，从传统影响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人治思维对现代法治具有极大的消解作用。政治文化的濡化性等原因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场域”是分不开的。尽管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影响着当代社会大众的思维和心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可以说，当代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从传统政治文化的羁绊中完全解放出来。“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法治的传统（只有人治与刑罚的传统），这是我们的根本问题所在”[8]。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德治文化，它尊崇道德伦理，教人恪守道德规范，加强道德修养，从而维护尊卑有序的政治关系和等级秩序。尽管德治政治文化在传统社会有效规约了人们的行为、调整了社会关系、维持了社会秩序，但这种模式过分放大了道德的作用，与当代道德治理在价值追求、基本路径等方面有明显不同，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也不符。几十年来社会道德的滑坡与信仰的缺失，可以看作是一个明显例证。这既是法治理念缺失的表现，也对法治起着极大的消解作用。当前社会的争相入仕、家长制、官僚主义等现象都可以从这种人治主义传统中找到解释与说明，这也凸显了法治理念的培育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性。

最后，从社会发展趋向的角度看，法治包含了自由、平等、权利等政治价值的内涵。与自由、民主等政治价值相比，法治不仅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起到一种保障作用。因为，自由、平等、民主在本质上可以看作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既是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的体现，又要靠法律制度来固定和确认。社会法律制度既是对特定的自由、民主、公正等政治价值的确认，也对此类价值观念起到有效的保障作用。正如金耀基所说，“法治是通向自由最真实之路，也是实现民主所涵内容元素最必要之路。”[9]从一定意义上，法治可以看作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载体和重要保障。在社会成员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自身权利的过程中，在社会公众按照法律规定对公共权力实行监督的过程中，法律文本意义上的各项权利规定必然会转化为人们的意识自觉和实际行动，从而使社会公众在政治参与和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切实体会“法”大于“权”，坚定法治的信念。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呈现出多元化、民主化、理性化的趋势。这种变迁与市场化改革和政治文明发展相契合，与社会利益的分化与网络政治的兴起相贯通，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进步。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的实际离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党和政府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倡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定包含了法治的內涵。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10]。建设法治国家不仅是我们党科学执政的自觉选择，也是当代中国政治进步不可或缺的环节。唯有在加强法治的基础上，当代中国的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才有保障，以人为本、公平、公下、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才能落到实处。立足于当前的社会实践，我们必须在深化各项改革的基础上，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引领，以引导社会公众有序政治参与为途径，构建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体系，不断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

注释：

① [ZK（]政治价值与政治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区别，但二者都涉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标准和原则，都涵盖了人们对政治问题的立场、观点和看法，因此本文从同等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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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2.

[8]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93-94.

[9]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11.

[10][KG*2][ZK（]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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