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共识的形成机制析论

2019-03-01 06:58刘飞
理论导刊 2019年1期
关键词:形成机制道德

摘要:道德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在道德的认知上所达成的一致性认识和理解。道德共识的形成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主体条件、客观条件和中介条件基础之上。所谓主体条件即道德共识的主体是相互关系的主体和相互理解的主体;客观条件是指道德共识的产生需要社会提供必要的外在条件,包括物质基础和合理的利益关系;中介条件则表明道德共识的形成还需借助一定的中介和平台。通过主体的主观努力、社会的有效引导和交往理性的成功建构,道德共识得以形成产生。道德共识的形成以道德分歧的有效化解、道德理性的成功交融和共识道德的产生为标志。

关键词:道德;道德共识;形成机制;交往理性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1-0084-06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研究”(2018JKSJD80);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一般项目“道德记忆视域下文化自信问题研究”(XYYB201802)资助成果。

作者简介:刘飞(1988-),男,湖南邵阳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所謂道德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在道德的认知上所达成的一致性认识和理解。人类道德生活需要道德共识,道德共识对于人类道德生活的延续、传承与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探讨道德共识的形成机制问题。

一、道德共识的形成条件

道德共识的形成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主体条件、客观条件和中介条件基础上。

1.主体条件。所谓主体条件即道德共识的主体是相互关系的主体和相互理解的主体。

其一,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主体。道德共识的形成是主体间在一定场域中,通过相互对话、交流,主要以语言为中介,以某一道德价值观念和规范为对象的道德认知活动。双方只有在语言或话语意义上首先相互理解,才能理解和认同相互的差异,才能形成共识。就此而言,道德共识的主体是这样一种主体:主体的存在以他人的存在和在场为前提。主体内容的构成是在主体与他人的关系中共同实现,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唯有如此,道德共识才能不是抽象的主体之间或不断变化的主体之间的共识。

其二,能够相互理解的主体。道德共识的目的是化解主体间的道德分歧并形成主体间一致性的理解。这一目的之实现,其前提是主体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否则就是缘木求鱼。“要实现说话者和听者之间交往和理解的目的,就需要对其语境即可理解的条件进行构造,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相互交流和理解才有可能。”[1]12

2.客观条件。客观条件是指道德共识的产生需要社会提供必要的外在条件,包括物质基础和合理的利益关系。

第一,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每一社会和群体的道德共识都体现着所处的生产方式阶段的特征,也反映着生产方式的特定内容。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来说明道德共识的形成只能是抽象空洞的,也无法理解道德共识的真正本质及内涵。

第二,合理的利益关系。人们合理的利益关系是形成道德共识的重要条件。合理的利益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受众对象的普遍性。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时,强调“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2]689,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689。并且,现代社会公正的一个方面就是发展的共享。这种共享表现在发展过程和成果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分享,个体之间相互尊重,每个人的合理需要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成员的道德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利益内容的普遍性共享。不仅包括物质财富方面的利益,还有精神方面的价值。合理的利益关系不仅是对于实际利益分配的公平,更是在人们意识里有着一种正义观念和道德观念,包括对共享价值的追求和努力,实现社会全面的发展进步。

3.中介条件。除了主体条件和客观条件外,道德共识的形成还需借助一定的中介和平台。交往是道德共识主体之间实现彼此相互理解的重要中介,“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524道德共识需要人们正常的交往形式,而非不正常的交往。当前社会存在诸多影响道德共识形成的非正常交往方式,极大地阻碍了个体对他人和社会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归属感。人们正常交往的实现也受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是社会发展阶段和劳动分工状况。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交往的工具和手段也不同,例如原来人们交往主要是通过面对面进行的,彼此共处同一地理位置,现在则通过网络这一虚拟化交往手段进行。劳动分工影响了人们交往的范围,一般而言,人们的交往内容与其所处的环境和涉及的具体分工是一致的。二是道德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因为不同文化的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反映到人们的交往形式也不尽相同,甚至会出现彼此冲突乃至引发暴力和战争,这都是对道德共识最现实的否定。三是现实交往工具不同。言语作为人们最为普通的交往手段,总是在特定情境中进行的,目的也是为了主体之间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交流。但是由于文化不同,言语表达形式和内容及意义也会有所区别,甚至产生歧义,由此也会对道德共识形成带来障碍。四是扭曲性社会交往的存在。哈贝马斯认为,科技在现代迅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人工具行为和劳动的所谓“合理化”,但是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却没有因此“合理化”,反而“不合理化”。因为交往主体所处的环境并非真实的,而是扭曲的,主体不是自由个性的,而是被外在所异化的人,是片面和局限的人,所以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往与理解无法真正建立起来。正是交往条件受到上述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人们之间的道德共识形成需要人们之间正常的交往方式,也需要彼此之间能够平等对话、自由讨论的中介条件。

二、道德共识的形成路径

通过主体的主观努力、社会的有效引导和交往理性的成功建构,道德共识得以形成产生。

1.主体的主观努力。主体的主观努力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从道德态度、道德情感等方面,主体要在尊重他人道德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理解彼此的道德价值的共同点。主体的主观努力并非接受他人的道德价值观念而放弃自身原有的道德价值观念,因为道德共识是建立在彼此差异基础上的,没有差异也就没有共识。一般说来,不同主体之间的需求和利益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使不同主体之间形成道德共识成为可能。道德共识并非对主体彼此原有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否定,更不是对他人道德价值观念的简单认可或全盘接受,而是在坚持双方所持有的具有差异的道德价值观念前提下进行的共同努力。此外,差异不是不可消弭的。不可否认的是,具有共识性特征的道德观念确实存在,这些共识性的道德观念为道德共识的形成准备了前提和基础。不仅如此,这些共识性的道德观念同时也具有着道德判断标准的作用,使个人行为在这一参考系中不断得到纠正,实现行为上的道德一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生道德共识。

二是从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等方面,主体要在自身道德价值观影响下,表现出对道德共识结果的一种认可和肯定。作为现实的存在物,人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在这一基础上,现实的个人总是通过一定的群体或社会,与其他个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而现实的个人又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活动的存在物,必然会与其他个人存在一些共同的需要和利益需求。因此,现实的个人之间也必然会产生一些共同的道德意识、观念和规范,这些共同的道德意识、观念和规范就是形成道德共识的基础。换言之,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共同的需要构成了道德共识赖以形成的现实基础。从主体方面而言,虽然现实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需要和分歧,但共存于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必然让其面临共同的生存问题、产生共同的希冀,这就让主体之间能够互相认可彼此之间的需要以及基于需要产生的各种道德意识、观念和规范,这是产生道德共识的现实前提。可见,对共同需要的认可需要主体之间彼此的不懈努力。

2.社会的有效引导。社会的有效引导包括个体认知引导、社会舆论引导和习俗引导三个方面。

其一,个体认知引导。个人道德的养成是以个人对道德认识为前提的,换言之,个体内在道德的养成是建立在最基本的对道德的具体内容的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提高个体的道德认知,除了需要个体通过学习与思考、省察体悟、慎独等途径和方法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之外,还需要通过外界各种因素对其进行引导。

在现代社会,提升个体的道德认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教育。对个人而言,要不断学习道德知识、道德模范和他人的道德经验并结合自身道德经验,进行理性的思考,把握道德必然,形成道德认知并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意识,最终形成科学的内在道德知识系统和道德意识系统。对社会而言,则主要通过社会道德教育、风俗习惯、社会舆论、榜样表率等形式提升个体的道德认知,其中社会道德教育是最为主要的提升个体道德认知的途径。首先,家庭道德教育最直接影响个体道德认知水平,具有对道德认知的定势作用。在家庭道德教育中个体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和良好的家风获得最基本的道德认知。其次,学校道德教育是个体最为正式、正规的获得道德认知的途径。道德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按照社会道德需要向个体灌输道德准则、规范、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标准,是获得和把握个体道德认知的导向环节。最后,职业道德教育则主要是从个体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中具体把握应该具有哪种道德,并能够最直接体悟到道德具体内涵以及如何遵守必须具备的道德。职业道德教育使个体的利益与职业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个体能够在社会实践中更加直接而有效地感知道德,提升道德认知水平。

其二,社会舆论引导。社会舆论是道德共识形成的重要载体。从社会舆论的涵义来看,其反映着一定社会群体的思想观点、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这是建立在社会群体共识基础之上的,虽然表现形式多样,但总是通过赞成或反对、褒扬或谴责的方式对社会问题或人物进行评判。社会舆论在现实层面具有广泛性,如果说人是社会性存在,无不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那么,其肯定会受到一定社会舆论的制约和影响,与此同时也参与着一定的社會舆论。在一般情况下,除了法律强制手段对人们的外在约束外,成员之间的价值评价,即社会舆论会对个体道德形成造成心理畏惧或约束。此外,社会舆论不仅对个体道德态度和思想、行为造成影响,其也是道德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因为舆论总是以一定道德价值为标准,通过向接受者传播某种价值信息,引导其价值取向。社会舆论主要以某种道德价值为载体,向道德主体宣传和传播相应的道德价值信息,从而使个体了解关于善恶的评价标准以及预测道德行为后果;还有以相应的道德价值肯定或否定方式,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进行相应奖励或惩罚,以此影响主体原有的道德价值取向。从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上看,社会舆论的形成主要通过自发和自觉两种形式产生。前者主要是人们根据生活经验和已有的传统习俗结合社会问题而自主产生的思想、观点,直接形成自我道德意识;后者则是通过外界获得产生,即一定的国家权力机关、政党机构、社会团体等通过教育、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对符合其道德要求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有明确目的和指向的宣传,进而影响个人道德判断并最终内化为个人的道德意识。相比较而言,前者的影响力或者说强制性都要弱于后者。事实上,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产生的社会舆论其影响力要远远高于自发产生的社会舆论。伴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社会舆论在社会道德建设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愈来愈大。总之,社会舆论在人们的道德共识的形成上表现出强大的引导作用,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道德的认知水平,而且可以使人们参与到道德共识形成的过程之中。

其三,习俗引导。习俗,又称为风俗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群众性的行为模式。一种习俗在一定的社会区域内经过长期的沉淀一旦形成,就会烙上这区域内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的标识,成为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因此,可以看出习俗自形成之始就是一种已经形成的道德共识。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习俗的形成是以人们的道德认同为前提的,是社会道德调控的一种重要机制和手段。首先,习俗的形成依赖于人们道德认知的共同性,是人们对风俗、习惯达成一致的道德认可之后形成的道德共识。当然,这种道德共识必须符合人们所认知的道德要求,不然就不能形成共识并得到传承延续。其次,习俗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规范。在行为上遵守习俗和思想上认同习俗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与习俗所蕴含、要求的道德规范达成共识,接受习俗所要求的道德义务。因此,遵守习俗是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另外,人们对习俗的遵守不是完全主动的,习俗多半是通过外界各种因素、环节内化到人的行为和思想之中的,习俗得到人们遵守的过程也是人们接受习俗所主张的道德规范、道德义务的过程。最后,习俗对个人的行为具有道德评价的功能。习俗作为“一种群众性的一律化的行为倾向,是众人的行为的习惯和风气”[3]。这也就决定了习俗要求人们以一种固有的规范定势去看待和把握事物,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往往用“合俗”和“不合俗”来判断“善”与“恶”。在这种情况下,被评价者就会以习俗所主张的道德要求来对自身进行道德“他律”,在行为上符合习俗的主张,最终实现在习俗意义上的道德共识。

随着当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的思想、行为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加之习俗本身结构具有两重性,即任何社会的习俗都有新旧两种习俗共同存在,传统的习俗能否在面对当今人们思想、行为多元化的同时,还能够被接受并达成共识,乃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倡导和树立新习俗,使其能够符合当前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在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人们道德判断和道德认知的一致性,开辟新的道德共识形成的新路径。另一方面,要利用和改造那些能够继续适应社会的旧习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获得新的内涵,继续发挥道德调控的作用,更好地发挥道德共识的精神平台和路径形成的作用。

3.交往理性的成功建构。道德主体之间对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共识,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主体都有求善或认同善的倾向。换句话说,主体愿意并自己选择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种求善的倾向,可以视为主体的理性思考的结果,只有这样,道德共识才有形成的可能,道德规范才对其有约束力。因此,道德共识的形成除了主体的主观努力和社会的有效引导外,主体间交往理性的成功建构也是重要途径。

主体间交往理性的成功建构,通过对话沟通而相互理解,并形成历史的、相对的道德共识,这有助于整合社会道德向心力和文明秩序的建立。当然,这种交往理性从理想化角度而言,只是在主体间主观意识方面对道德价值和规范有着共同性认识,这并不代表着道德共识的现实形态。如果从道德共识的形成历史过程看,普遍规范和共识道德的产生,往往是一个历史性和延续性的发展过程。不同道德价值和规范从差异到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道德价值和规范,这种一般性总是折射出社会的需要和历史的发展趋向。从某种角度而言,交往理性的成功建构实现了主体间在存有彼此道德价值差异的前提下,能够相互理解并包容差异,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道德共识。

三、道德共识的形成标志

道德主体之间沟通和相互理解,不仅仅是指向对于道德价值和规范意义的澄明,更需要主体间建构一种交往理性,让彼此能够包容差异,形成共识。道德共识的形成以道德分歧的有效化解、道德理性的成功交融和共识道德的产生为标志。

1.道德分歧的有效化解。只有道德分歧得到有效化解,才能说明道德共识真正得以形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化解并非仅仅是同化。所谓同化,通常而言,就是实现双方持有同样的价值和观点,即在思想上的同一性。同化在道德认识活动中,主要是通过改变一方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思想、道德态度,使道德分歧的双方有着相同或相近的道德观念、道德思想和道德态度,从而消除分歧,形成共识。人们形成道德共识的结果是对某一道德价值标准和规范有一致性认可和意见,其虽然不是以化解道德分歧为最终目的,而是谋求彼此之间和谐共处的道德生活,但这种和谐共处的道德生活都是需要道德分歧的有效化解为前提和基础。

尤其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共识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对双方道德分歧的化解或消解。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后现代知识并非权威者所役使的工具:它能够使我们对形形色色的事物获致更细致的感知能力,获致更坚韧的承受力宽容异质标准。后现代指示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论推理或矛盾论。”[4]当前道德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之前,人们生活的世界基本是一元化的,个体之间的交往范围和程度受到地域和文化的限制,基本都局限在同一道德文化传统的社会中相互理解和沟通。所以西方基督教有“上帝”,伊斯兰教有“真主”,中国古代有“圣人”,这些都是超越现实世界的,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终极价值的期许。而现代社会是强调个体自由和個性的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原有一元化的那些终极价值被现实逐渐解构并消解,人们从彼岸世界的伦理期许转为了现实世界的自我价值实现。在个体个性和自我得到不断彰显的同时,原有道德所具有的终极价值也逐渐被工具价值所遮蔽。即使工具理性在实现人类社会巨大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如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做的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发扬工具理性,可支撑社会发展的最终、最有力量的却是那些人类孜孜以求的道德价值。工具理性只是关于如何利用外在条件为己所用,满足自身欲望和需要,而人的欲望和需要是无限且扩张的,这就导致一个欲望和需要满足的恶性循环:人与人之间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把他人视为工具和手段。人除了工具价值,原有的终极意义被消解和去除了,成为了一个没有信仰的生物,造成了人类的诸多道德分歧。

2.道德理性的成功交融。理性是人思考和分析的能力,韦伯以理性为切入点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作出经典分析,但也没有明确界定“理性”的涵义。一般而言,学术界认为中国文化属于情感理性范畴,而西方强调的则是工具理性较多,但都有着主体理性的参与。道德理性虽然有着人们认知理性的参与,但更多的需要从人的行为理性中表现出来,所以道德理性是着眼于“行”。一方面人们通过道德理性来把握道德的合理性状态,并认知理解外在道德原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借助于道德理性,人们把理解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内化于自身,成为自我素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理性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手段,通过道德理性,人们认识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德性、什么是美德,也理解如何提升和完善自我。由于不同道德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人们的道德理性思考的角度和方式也各不相同,这就产生了价值观差异,甚至冲突,而这也就影响了实现平等交往、和谐共处的生活目标。道德共识之所以能够实现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实现了人们道德理性的成功交融,即相互尊重和理解彼此的道德价值观念,共同认可这种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

道德共识是在主体之间道德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需要主体之间不断的积极交往。在主体间的交往过程中,道德理性是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从道德共识的内容而言,其首先就是关于主体的道德观念方面,并且主体之间必须在道德观念上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才能进一步形成共识。换而言之,道德共识是通过主体之间对话、交流,在双方道德理性不断交融、反复相互认识过程中实现的。以道德价值和规范为对话、交谈和讨论的对象,主要围绕道德价值和规范的合理性、有效性等问题展开,这种道德理性的交融,不仅涉及对人们具体特定的道德行为的评价,更包含着某种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具有普遍性、有效性的道德规范的认同。

主体间关于道德价值和规范的对话、交谈和讨论,与个体思考不同,因为个体思考主要是自我理解,是指向个体自身,而对话、交谈和讨论则指向主体双方,是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这种主体间的道德理性对话也可以看作是个体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思想不断外化的过程,其有效性就需要人们道德理性的可理解性。这种可理解性可以视为人们道德理性交融的一个方面。

3.共识道德的产生。道德共识并非只是指人们对道德价值观念的共识,而是指针对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各种不同的道德观念和规范,解决人们的现实道德难题和困境。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具体的共识道德。所以,道德共识形成和发挥作用的重要标志就是共识道德的确立。人们对道德共识的认识也是通过一些共识道德来理解的,例如对于中国传统道德共识,就表现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之后才正式形成并为统治阶级所采纳的。在这一发展历程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三纲”名称的是董仲舒,第一次把“三纲”规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是《礼纬·含文嘉》。自此,“三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伦理准则,包括政治统治的重要原则,最终成为人们的道德共识。中国传统社会人们日常行为的基本和主要规范就是“五常”,可以说其决定着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道德素养,同时也决定着作为政治统治者和施政者的

道德素养,“五常”以“三纲”为原则,通过把伦理道德具体化,变为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和要求,成为了“放之四海皆准”的社会道德共识。所以,共识道德成为人们确立道德共识是否形成,以及发挥作用的重要标志和形式。道德共识一旦形成并成为了生活秩序的一部分,其就会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道德共识对于人类生活秩序的意义就在于,一定的道德共识能够实现人类在不同领域中行为模式的统一和协调,促进实现良好的道德生活秩序,有利于优化、整合和革新现实道德生活的习俗习惯,促成现实道德生活向理想道德生活的转变,从而实现有道德意义的生活。而这种成为人们生活秩序一部分的道德共识,往往就表现为共识道德。

结语

道德共识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史的重要内容,对维系人类道德秩序及稳定,推动人类道德生活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形成一种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并自觉践行的道德共识尤为重要。道德共识的形成机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因为道德共识的形成不但需要一定的主觀条件、客观条件和中介条件,而且必须以主体的主观努力、社会有效引导和交往理性的成功建构为主要途径,最终以道德分歧的有效化解、道德理性的成功建构和共识道德的产生为标志。

参考文献:

[1]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00.

[4]利奥塔.后现代知识状况[M].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30-31.

【责任编辑: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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