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命运三部曲”论凯尔泰斯的屈从与反抗

2019-03-13 03:27侯艺璇
青年文学家 2019年5期
关键词:反抗写作

摘 要:凯尔泰斯的写作对奥斯维辛进行自杀性的思辩,思考人类的存在境况。从罪孽中感受屈辱,生存即屈从;但同时,屈从中也有抵抗。个体被高压的专制机器几近碾碎时,他将写作看做一种救赎,以对绝望的深挖反抗绝望。

关键词:凯尔泰斯;屈从;反抗;写作

作者简介:侯艺璇(1996-),女,汉,陕西西安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2

凱尔泰斯·伊姆雷是被诺奖发掘出来的作家,诺奖热过后,凯尔泰斯似乎也被随之遗忘。究其原因,与其特殊的写作内容与艰涩的文学风格有很大关系。奥斯维辛是他永远的主题。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那么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如何可能?如果可能,写什么?向谁写?如何写?经历过战争灾难的人们更多不愿再回首,即使是愿意言说或需要言说 ,也往往会思虑再三。那么,作为“奥斯维辛代言人”的凯尔泰斯是怎样进行他的写作的呢?

1、不一样的奥斯维辛

《无命运的人生》主人公感激每日的面包,犹太人和看守和睦相处,这些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奥斯维辛”。《给未出生的孩子作安息祷告》(以下简称《祷告》)认为行凶者纳粹和受害者犹太人共同建立了一个罪恶的父权制社会,而正是通过希特勒和集中营,犹太人才真正自视充满了操纵关系的过往。凯尔泰斯想要说明的是更常见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逻辑,警示大屠杀的危险余毒。

“无命运三部曲”所捕捉到的奥斯维辛是封闭的自成一体的组织,人们出于职业热情成为杀人犯,屠杀因此区别于谋杀而在“工作道德”的掩护下,支撑着“关于朝霞、价值的重估、崇高的非道德性的令人陶醉的讲演”。[1]凯尔泰斯是以未来的角度审视奥斯维辛、审视极权下的人的生存的。他把大屠杀看作一个现代社会的事件,是人类集体文明化进程中的反噬,其中充满悖论。《祷告》中被称为“老师”的囚犯意外多拿了一份干粮,想送还给原主,违规穿越车厢后惨遭杀害。在野蛮残暴的极权专制下,在谋杀成为一个集体场所的地方,在每个人的行为都只受保住自己生命的思想的支配时,理性之光是如此微弱苍白。那么,个体该如何生存?

2、个体之屈从与反抗

柯韦什被投入集中营,但他内心并不把自己当作犹太人,而不论作为犹太人还是作为匈牙利人他都受到冷遇。这就是命运的失落。极权下外部意志的强加把生命逼迫到无助的境地,人们把这种屈辱当作现实加以忍受。《祷告》开篇就是“不要”二字,是主人公对自己和妻子关于要不要孩子争论的回答——他不想让孩子继续犹太人的命运,“将我的生存视为你的存在之可能,将你的不存在视为对我的存在之残酷且必要的消灭”——反本能战胜本能而成为了本能。同样荒谬地,《惨败》的主人公肩负一项任务,孤身一人来到一个未知的地方,一步步走向孤独的命运。就像在集中营一样,恐惧悬浮在空气中,人们战战兢兢地活着,服从却不思考。小说展露的人性的脆弱不只是在奥斯维辛里才能产生。柯韦什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用书中女秘书的话来说是一种“幼稚的无辜”,是“无知”,所以他遭到了一连串的惨败,而惨败就是人类的生存境况。生存与精神是对立的 ,但人类的精神之维在于不得不选择生存。凯尔泰斯对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有十分深刻的认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犹太人的话,他们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人;所谓的‘犹太人,实际是一种在极权主义下的境遇”。[2]他认为犹太人正是人在苦难侵淫中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屈辱;在这种屈辱下生存,人们只能屈从。暴力与人性相悖,施加者和忍受者都放弃了人性。但凯尔泰斯的屈从是否等同于放弃自己呢?

《无命运的人生》中邻居对即将步入集中营的父亲送行时说:勇敢地低下你的头。 “敢于低头”是犹太人的生存箴言,以屈从保存自己独特的存在;但这种低头不是彻底地放弃,而是保持沉默、不与极权为伍。这是一种包含着抵抗的屈从。如果没有领受过集中营稀汤的苟延残喘,那就没有立场对其作评判。《惨败》世界中的人会被毫无缘由地拖走、遇难,钢琴师夜夜宿于公园长凳上,只是为了不从床上被拖走;垂死的柯韦什以为自己会被烧死,尽管很想知道自己的去处,但还是没有去问那些像推货物一样推着他的人,那时他才知道“虚荣心是那种一直会陪伴你到最后一刻的情感”。[3]所谓的“虚荣心”,实质上是人的尊严感,是人在遭受非人化对待时自己不把自己当作货物看的情感坚守,是人在荒诞境遇下依旧保持内心真实的微弱理性。贝尔格是一个纳粹看守,战后在狱中写了《一个刽子手的自白》,声称恩惠是一种强制性。在一个强制性决定一切的世界里,人们通过服务某个制度获得生命意义,而他的行为只是这个意义所要求的很小的一部分。此外,被判有罪和他有罪感是两码事——罪感源于道德,人们只是从道德的高度评判他的角色,而实际上这个现在看来不光彩的角色是他替别人承担的;人们与他划清界限是因为害怕承认每个人其实都有刽子手的本性。人们在世上别无选择,只能轮换着当刽子手和牺牲者。这种解释柯韦什并不能认同。在柯韦什服兵役当狱卒时,他拒绝走贝尔格指出的恩惠的道路:如果屈从于狱卒可以对犯人为所欲为的这种纯粹的化学行为的诱惑,30000具尸体的道路就会从此展开。随后柯韦什被解除兵役。柯韦什经历了一连串的惨败,却都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如果有牺牲者和刽子手的选择,他永远选择当牺牲者。这种选择何尝不是一种抵抗?

在《惨败》中,写作被比作西西弗斯的石头,是痛苦的起点,也是幸福的救赎。幸存于奥斯维辛的许多作家纷纷自杀,奥斯维辛之后,没有人不受到玷污。凯尔泰斯回忆奥斯维辛,记录奥斯维辛,写作奥斯维辛,是因为写作对他来说意味着拯救,尽管这种拯救只是继续挖着死亡赋格曲中的“空中的坟墓”。熟悉凯尔泰斯作品的人对其写作风格的评价恐怕会惊人地相似:一而再、再而三地描述他的个人经历,反复地证明在以前的作品中陈述过的事实: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大屠杀。所有曾经的疫病、伤痛、鞭打都是身上或显或隐的伤疤,所有曾经为生存吞下的屈辱、低下的头都是体内叫嚣的风口。当凯尔泰斯被投入集中营的时候,一个年轻明亮的灵魂就已经永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鲜血淋漓的、战栗着的、不断毁灭又新生的灵魂。而正是这样的灵魂,使凯尔泰斯获得了写作的生命。一个人开始写作,是因为他想从重症中康复,想要成为精神疾患的主人。奥斯维辛赋予了凯尔泰斯独特的洞察历史、看待人类的角度切面,并且因为他是真的在废墟疮痍中站立着的人,因此也更比其他任何人想要帮世界剜开黑血,揭露堕落。“其实任何东西都引不起我真正的兴趣,唯有‘奥斯维辛的神话: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4]他以犹太人的身份经历、目睹了一些事情,并且也明白了一些他无法舍弃的事情;他记下这些事情,在尖锐的疼痛中进行写作,与主流时代保持着距离。他拒绝以看待过去的眼光看待大屠杀,拒绝以浅尝辄止的笔触勾画人类的存在与局限。卡夫卡曾说:“某一个人,他的生命并没有生机勃勃便完结了,他需要一只手去稍稍地击退对他命运的绝望——这种发生很不完美——但他却能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之下看到的东西,因为他比其他人看到的东西更为异样,以及更多,可是他在生前已经死了,是那种真正的幸存者。”凯尔泰斯把写作作为救赎,在写作中找寻生存的意义以及自己的存在方式,以幸存于遗忘,幸存于现实,幸存于绝望。

3、结语

昆德拉论卡夫卡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外在决定性具有如此摧毁性力量、以至于人的内在动机已经完全无足轻重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还能是什么?”凯尔泰斯的写作为我们呈现了一道屈从与反抗角力的深深轨迹。脆弱个人在野蛮强权下毫无还手之力,但清醒地打呼噜而不是绝望地呻吟的状态是绝对不正常的。人可以矛盾地活着,但不能妥协地苟活。凯尔泰斯的作品背负着奥斯维辛的命题,包括死去的、存在的和未诞生的。苦难奔涌在他的灵魂中,他的笔陌生、深刻而艰涩。这样的作品处于阅读的边缘,却刻在理解的最深处。就像弱星,不是不亮,而是离我们太远,但同样照亮了黑夜。

注释:

[1]凯尔泰斯·伊姆雷《惨败》,卫茂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2]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余泽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3]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许衍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4]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余泽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参考文献:

[1]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M].许衍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2.

[2]凯尔泰斯·伊姆雷.惨败[M].卫茂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0.

[3]凯尔泰斯·伊姆雷.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M].宋建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0.

[4]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M].余泽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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