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词研究综述

田瑞

摘要：颜色词研究一直是语言学家的关注重点。文章按照时间顺序将国内外的颜色词研究的发展情况做出了简要梳理。国外颜色词研究者对多种语言的调查比较，进行了价值重大的探索。国内学者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历史发展、词义内容、语义结构以及词汇系统取得了一定成果，颜色词的修辞研究和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近年来，颜色词的对外汉语方面以及认知语言学方面成果颇丰。

关键词：颜色词;语素;综述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9）04-0278-03

语言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人类的文化遗产大多数是通过语言文本保存下来的。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颜色总是被赋予某种特定的含义，这种超越颜色本身的特殊含义，有着悠长的渊源、深厚的文化背景，融人了政治、宗教、民俗及社会生活多方面的意识和内容，是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折射。汉民族有关颜色的观念反映在词汇中，就形成了汉语颜色词汇特殊的文化寓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对这些词汇的文化信息进行解读，能帮助我们了解先民的生活状况、心理特征、认知方式及审美趋向。

近年来，国内外的颜色词研究成果颇丰，本文将对颜色词（语素）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国外对颜色词的研究更加关注共性和个性，一直存在颜色词的普遍先验理论和独特民族性的分歧，但近些年发生了认知语言学的转向，更加关注颜色词的视觉和心理研究。国内对颜色詞的全面研究大致始于七十年代，对颜色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文学作品中的颜色词研究、颜色词的文化研究、语言角度的颜色词研究以及翻译和教学角度的颜色词研究，当前研究同样存在认知语言学的转向。下文将进行详细说明。

1.国外颜色词研究情况

国外颜色词研究始于《荷马史诗》颜色词研究，研究者分析其中的颜色词得出古希腊人的色觉器官的缺陷，这一研究方向奠定了其之后颜色词的研究方向，更加关注颜色词形式和结构的历史比较，以及与颜色词相关的其他领域研究，这与其表音文字的特性紧密相关。二十世纪以来颜色词的研究出现分析语义结构的转向，此间柏林和凯提出了著名的基本颜色词理论。九十年代以来，颜色词的研究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开始关注视觉和心理的研究，

国外的颜色词研究当前普遍认为是从英国学者格莱斯顿（W.Glad-stone）对《荷马史诗》中颜色词的研究开始的。他在《荷马及荷马时代研究》（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1858）中，比较分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颜色词的使用，发现只有少量几个颜色词，认为古希腊人相对于现代人可能有色觉器官的缺陷，辨色能力不如现代人发达。随后，1867年在一次德国动植物会议上，德国语言学家盖格尔（L.Geiger）提出了与格莱斯几乎一致的说法说明了古代人的感知器官与现代人的诸多差别。认为随着人的辨色能力的提高，能逐渐认知并命名越来越多的颜色，首次提出了颜色词普遍发生顺序的假说。不久之后，德国眼科专家马格努斯（H.Magnus）他的调查方法主要是让传教士、商人等将其十种颜色的色片（包括：白、黑、红、绿、黄、蓝、棕、紫、橙、灰）带到原始部落做分辨颜色的实验，最终获得了51个部落的实验数据。在其《关于原始民族的色觉的调查》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到了二十世纪，美国人类语言学的倡导者鲍阿斯（F.Boas）强调应该更加重视语言的文化内涵和独特性。其学生萨丕尔（E.Sapir）和沃尔夫（B.L.Whorf）进一步提出“语言相对性”的假说，强调不同语言对不同经验世界进行分类，而记录分类结果的语言会对语言使用者的思维和行为产生制约。此后的研究主要关注具体语言称名颜色的特殊方式。其中，康格林（H.c.Conklin）和格里森（H.A.Gleason）考察了诸多语言之后得出结论：研究一种具体语言的颜色词，必须考虑到其语言及文化特点，而无须依赖任何先验的普通语义理论。

60年代，柏林（Brent Berlin）和凯（Paul Kay）以二十多种语言的调查结果为一手资料，并从其他著中提取到了78种语言为研究材料，提出了基本颜色词（basic color terms）理论。认为人类语言中有11个基本颜色范畴，并提出了颜色词七个阶段的普遍发生顺序。1978年凯和麦克丹尼尔合作的文章“基本颜色词的意义在语言学上的重要性”对原有观点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修正和补充，一方面将模糊集引入到颜色范畴的确定中，另一方面试图从生理结构上寻找造成基本颜色词语义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汉语列为疑例。

70年代，麦克内伊尔（Macneill）坚持“语言相对论”，他认为近代人工化学染料的广泛使用为颜色词专名的普遍运用奠定了基础，因此柏林和凯的观点不足以推翻“语言相对论”。他注意到英语中有许多颜色词源于客观事物的名称，Iose（玫瑰红）、lemon（柠檬黄）等，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丰富多彩的颜色词产生于需要，例如表示红的有red、rubicund、russetauburn crimson scarlet vermillion maroon等。故认为颜色范畴的结构化不仅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其名称和焦点与可用性和生活中的使用频率有关。

九十年代，维日比茨柯（A.Wlerzbicka，1990）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柏林和凯的基本颜色词演变阶段做了新的阐释，还提出颜色词的语义结构问题，认为英语中的“最基本”的颜色词基于一种可认识的语义图示（scheme）。他还注意到非基本颜色词词义中的“非颜色意义”，认为颜色词不是一个自足的、内部同质的语义场。露西（J.A.Lucy，1997）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柏林和凯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他指出，他们所利用的色彩图标这种特殊方法事先确定了人工刺激物，分析也仅被限制在色调、亮度和浓度这三种维度中，这种方法和手段的语言学研究是非常不够的。

综上，国外颜色词的研究注重形式和结构的对比分析，直到基本颜色词理论的提出。然而，在基本颜色词理论中，汉语是被作为疑例的。即便后期许多学者依然坚持“语言相对论”的观点，但究其本质来说，国外研究中颜色词特有的基于语义的文化内涵研究是比较欠缺的，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更是将颜色词的研究引向了生理和心理研究。

2.国内颜色词研究情况

传统小学的发达使得我国的颜色词研究一开始就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胡朴安就曾从训诂学出发，对汉语上古五个颜色词——白、赤（丹、朱）、黄、黑、青的产生、发展情况作了分析，也为之后从传统小学角度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受到西方颜色词研究的影响，我国的语言词研究呈现出对颜色词形式和搭配的关注，这表现在随着七八十年代西方颜色词研究理论的大量引入，我国现代汉语颜色词的研究的全面展开，成就了八十年代末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几十年的研究繁荣期。如今已呈现出认知语言学的转向，学界对汉语颜色词的生理和心理研究不断深入。

在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影响下，汉语颜色词的翻译和教学研究、文学作品中的颜色词、颜色词的文化研究以及语言层面的研究都硕果累累。

2.1翻译和教学领域

语言学开始兴起的研究领域就是翻译和教学领域，七十年代的研究注重翻译技巧的研究，而近几十年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比较和教学研究十分兴盛。

六七十年代的相关研究中最突出的就是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培基的《英语声色词与翻译》（1964）。该书详细地介绍了英语颜色词的词源、演变、构成和作用等，并于汉语的颜色词做出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此外，1965年李倩雯发表了《带一Cg和不带一Cg的表示颜色的动词》（1965）则是对俄语表色彩词的讨论。

近十几年的颜色词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有蒋秋萍《汉泰颜色词对比研究》（2011）、王秀丽《对外汉语常用基本颜色词修辞义教学研究》（2018）等。

2.2文学角度

文学领域的颜色词研究是从修辞开始的，随后具体到各大作家作品的分析和研究。此后，对文学作品中的颜色词研究更加多样，文学作品中颜色词的研究从修辞扩展到了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近二十年来，随着文本所指范围的不断扩大，广告词的颜色词研究也成为一个新的热点话题。

刘云泉的《语言的色彩美》（1990）论述了颜色词构成的借代、移情、转喻、变易等辞格和这些辞格的区别，立足于语言学科，结合文学、艺术、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物理学和纺织学等学科知识，在相互比较之中深入地挖掘颜色词的性质和特点，较为早期地对颜色词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

具体文学作品中的颜色词研究涵盖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叶水林《文学作品色彩词初探》（1982）、刘琳的《文学作品中色彩词的运用》（1986）、周延云的《文艺作品中色彩词的语言义初论》（1994）、岳东生的《文学语言的色彩世界》（1996）等从宏观上分析了颜色词在各类文学作品中的修辞功能，同时少量涉及到了文学作品中颜色词的语义研究。另外，还涉及到了一些具体文本中的颜色词研究，例如：辛尚奎和周成的《（骆驼祥子）中色彩语辞的功能凸视》（1989）从含有颜色词的色彩语辞出发分析文学作品的审美效果，其研究切入本质上还是颜色词的修辞效果研究，结合了色彩语辞表层意义的感知开掘其构筑的深层意象。边勒奋的《张爱玲散文色彩语言的运用特点》（1996）、郝世宁《论鲁迅作品色彩词的艺术功能》（2008）等主要从修辞角度研究了具体作品中颜色词的艺术功能。

对文本中的颜色词的研究从上世纪的修辞研究扩展到了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例如：应利的《<全唐诗>颜色词语研究》（2008）、潘峰与黄健的《论莫言小说作品中的红色词》（2012）、唐甜甜《<金瓶梅词话>颜色词计量研究》（2014）、廖正刚和杨忠的《<黄帝内经>中颜色词的认知解析》（2017）等。

广告语中的颜色词有朱镇《汽车广告语研究》（2010）、聂智楠《基于语料库的手机颜色词研究》（2011）、杨先顺和邓琳琳的《广告话语中三音节颜色词的符号传播探析》（2016）等。

2.3文化研究

色彩文化是民族文化中一个比较醒目和特殊的部分，一个民族的颜色词同时也是色彩文化的物质载体，透过这些载体可以了解到这个民族色彩文化中蕴藏着的历史、宗教、社会、思维等诸多内涵。颜色词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文化差异对比研究、具体颜色词的文化研究、具体领域的文化研究、某一具体时代的文化研究。

（1）文化差异对比研究

文化差异对比研究是颜色词翻译和教学领域的深化，这一方面研究成果颇丰，占颜色词研究的主要部分。苑逸飞和季明平《英语颜色语的社会文化意义分析》（1997）从颜色词所表示颜色色调的冷暖、深浅与转义，民族发展史及生活环境对转义的影响，实物颜色词的修词作用，习语、俚语四个方面探讨了英语颜色词的社会文化意义。蒋栋元《论颜色及颜色词的文化差异》（2002）从同民族的生活环境、心理因素、宗教信仰、思维定势和文化背景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颜色及颜色语言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

朱王芳《韩英语基本颜色词对比及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2011）从汉英颜色词构成、语法、文化差异的对比研究出发，基于留学生汉语基本颜色词的偏误，得出对外汉语教学的有益启示。

（2）具体颜色词的文化研究

具体颜色词的文化研究是颜色词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这一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汉语色彩词与汉民族物质文化》（1995）、黄有卿《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含义》（2006）、程娥《汉语红、黄、藍三类颜色词考释》（2005）、《古汉语黑系词疏解一一古汉语颜色词研究之一》（2007）等。《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含义》现代汉语中的最基本的颜色词“红、黄、绿、白、黑”等为例，着重阐述不同颜色词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固定含义，并对汉文化中不同颜色的文化象征意义做了详细的阐述。《古汉语黑系词疏解——古汉语颜色词研究之一》以古汉语黑系颜色词作为研究对象，经全面系统地考察，审定出古汉语黑系颜色词151个，按其产生来源分为八类，坚持文化与训诂、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原则，对每类中成员进行了详细疏解，揭示其命名特点、语义及其形成过程、文化内涵、每个成员的共同特征和区别特征。

（3）某一具体时代的颜色词研究和具体文化领域研究

某一具体时代的颜色词研究和具体领域文化研究虽然数量较少，但也是颜色词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肖世孟的《先秦色彩研究》（2011）、赵晓驰的《隋前汉语颜色词研究》（2010）等。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依据文献结合实物考证，并利用了色谱实测的方法试图建构先秦色彩的视觉系统，在对先秦颜色词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清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广义的五色及其相互关系。

颜色词的文化研究可以大致可以以于逢春的研究成果总结。他的《轮汉语颜色词的人文特性》和《论民族文化对颜色词的创造及意义影响》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与颜色词有关的诸多文化因素。《论汉语颜色词的人文性特征》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观察，论证了颜色词所蕴含汉民族思维具象性、直觉性、偏爱“对称同构”以及审美意识的人文特性。《论民族文化对颜色词的创造及其意义影响》系统地理论上从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原始宗教和五德终始说三个层面逆向地把握了汉语颜色词和文化的关系，正是此三方面的原因才使得颜色词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使用的高频性。

总体观之，颜色词的文化研究中中外对比占据了非常大的部分，但这些研究成果整体大同小异，重复率相对较高，出色的文章不多，具体的颜色词文化研究也仅仅从单一颜色词出发，同质化的研究较多，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趋于停滞，同时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研究的分离的问题。

2.4语言研究

（1）颜色词的形成研究

八十年代颜色词的形成研究十分兴盛，符淮青、姚小平和张清常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后期颜色词形成研究的重要基础，后期研究在此框架下展开，越发趋于具体。

符淮青《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上、下）》（1988，1989）在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的词汇中词群存在结构设想的启发下，从训诂学的角度对古汉语中表“红”的颜色词群做出描述，反映了其存亡状况。下篇针对现代汉语“红”的颜色词群词的构成、意义内容、意义关系和词的语法性质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表现出于古代汉语的极大不同。姚小平《基本颜色调理论述评——兼论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演变史》（1988）系统地介绍了伯林和凯的基本颜色词理论，并对其产生背景和学界评论都做了具体的说明，指出基本颜色词理论与汉语颜色词演变事实的不相符合之处，最后从文化角度对颜色词产生和发展的某些事实做出了一定的说明和解释。这样的总结和说明是顺应当时颜色词发展而出现的。张清常的《汉语的颜色词（大纲）》（1991），从卜辞金文、《尔雅》《说文解字》说起，说明了随着社会发展，旧的淘汰，新的增加，汉语的颜色词和语由少到多，发展到现在数量相当可观，并指出汉语颜色词的产生和逐步发展丰富，是由于社会生产逐步发展兴旺而造成的。

（2）颜色词的语法研究

颜色词语法研究主要涉及颜色词分类、构成、词性、搭配组合及用法等。冯广艺在《定中式超常搭配中的色彩词》中分析颜色词在超常搭配中的分布情况、语义特征和修辞功能。李尧《汉语色彩词的词性分析》从分析颜色词的构成与语法功能的对应关系，确定了汉语颜色词的词性有四种：名词、形容词、动词、区别词。高永奇《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组合情况考察》一文，对汉语基本颜色词的两种类型：偏正式组合与联合式组合，进行统计分析后，揭示汉语基本颜色词组合序列的基本规律。石毓智的《现代汉语颜色词的用法》（1990）按照能否用程度词“有点、很、太、十分、最”分量级，把现代汉语单音节的颜色词分为两类：非定量词和定量词。然后通过统计词频分析颜色得出：非定量颜色词语义范围宽句法受限制的结论。

（3）颜色词的语义研究

学者们借鉴西方基本颜色词普遍发展理论、西方现代语义学理论分析了汉语基本颜色词发展演变、词汇构成和词义系统等。联想意义也是颜色词语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类研究往往与颜色词的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张旺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从理论上为颜色词的联想意义开辟了生理、心理与社会因素结合的道路，启发了许多联想义的研究。

詹人凤对现代汉语颜色词聚合体和非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特征作了分析。他认为“红、黄、绿、蓝、白、黑”是汉语的基本颜色词，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通常以“实物语素+基本颜色词语素”的方式派生出非基本颜色词，派生能力很强。李红印《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是对现代汉语颜色词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对词汇系统作具体研究的可喜成果，展现了词群研究的多个层面和内容。

张旺熹《色彩词语联想意义初论》（1988）提出色彩词语反映的色彩所引起的主体上的刺激特征，是以色彩的生理、心理效应及社会各因素对色彩的影响为基础的。接着提出，扩散性是色彩词语联想意义的主要特征。最后提出，色彩词语联想意义往往具有“双重语义”的特征。三个方面相互联系，体现了人的主体与语言、语言形式与文化价值之间的种种关系。《色彩词语意义形成的社会因素》（1989）从民族因素、社会生活观念因素、文化传统因素以及个人因素四个方面考虑其对颜色词意义形成的影响。进一步说明颜色词的意义不仅受科学和语言方面因素的影响，还与人的主体和社会生活相联系。

张旺熹的文章在国内的研究是具有一定开创性的，他很好地将中西方语言学科联系起来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后许多联想意义研究都深受其启发。但是当前颜色词的联想意义面临着与颜色词文化研究相似的问题，同质化比较严重，内容重复率高。

2.5认知语言学研究

认知语言学对颜色词的考察十分兴盛，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基本颜色词的研究、专书或特定朝代颜色词的研究、跨语言颜色词认知研究、跨学科颜色认知研究。例如：吴建设《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进化阶段与颜色范畴》（2012）、孙淑芳《论鲁迅小说中色彩语码的隐喻内涵》（2014）、赵曦《上古时期黑色认知与中华文化的色彩审美取向——从<尚书·禹贡>篇之黑色说起》（2016）、薛亚红和杨忠的《认知语义视角的英汉非基本颜色词对比研究》、王娟和张积家的《颜色词与颜色词认知的关系——基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视角》等。

综上，国内比较全面的颜色词研究始于翻译和教学的中外差异对比，八十年代的学者开辟了颜色词主要的研究方向，之后的学界研究即是在既有的方向之下不断的交叉和细化，在颜色词的各方面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其语义和文化研究方面依然有所不足。

3.展望

综合上述颜色词研究成果，发现当前颜色词的研究还存在如下问题：

颜色词的研究一直以来因循着以词切入的传统，长期关注颜色词的表色功能。颜色语素作为一种文化特征的“标示”性存在在词语中，含有颜色语素但是不表示颜色概念的词语在汉语中为数甚多。学界从颜色语素切人的研究依旧集中于颜色语素与其他语素的组合搭配问题。叶军强调“含彩词语”的概念后，一些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含彩词语研究出现，而关注点在于含彩词语的文学表达效果。可以说，颜色语素的研究依旧具有比较广阔的空间。

研究颜色词联想意义的成果涉及到了颜色词中的颜色语素意义，但是仅限于颜色词语中文化性意义的陈列。这既缺乏意义之间的系统构架，也造成了学界颜色词的联想意义和文化研究高度同质化。从研究方法上看，前期的研究應用了训诂学的方法，对许多颜色词考据的研究十分细致透彻，当前认知语言学对颜色词的研究不断深入。基于小学研究方法，将中西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对颜色词进行研究是可以尝试的颜色词研究方向，同时这也是对“语言相对论”之争的有效回应。

颜色词联想意义和文化研究的高同质化也反映出古代汉语的文化研究的停滞。而现代汉语的认知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文化研究完全依赖于现代心理学，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颜色词古今研究的断裂，颜色词研究也很难健康地发展。

如果能以以语素贯通大量颜色词，就能极大拓宽研究视野，更容易挖掘汉语颜色的丰富文化内涵。同时，颜色语素以一种以今溯古的视角，更好地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贯通起来，从中了解文化的发展和变异，使原本沉寂的古汉语颜色文化意义与现代研究结合从而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