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审美文化“意蕴”与“形美”的动态追溯

李 天

（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传承民族性美学典范是构筑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础，洞悉民族审美意识的伦理框架与价值体系是领悟民族审美意识的敲门砖，但是民族审美理念同传统儒汉审美取向的间断性截然不同，民族审美意识以外在看似随意的意蕴与形美的美学塑造却包含以民族传统习俗理念为主的伦理纲常当中，使民族审美处于动态的固化当中。比如：中原汉族的丧事仪式注重用“悲”与“奠”的审美形美换点缀，其背后是中华传统孝道纲常的折射，而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在丧事活动中侧重以“娱”为主的另类审美形美，其背后的审美基调则以“灵魂不灭”“愉悦鬼神”为主。虽然，少数民族群体在自然敬畏伦理要旨下堆积了繁杂的随意性审美意蕴，但是纵观民族群体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民族群体的审美观念基本上均合乎民族群体的伦理法则，且在岁月的洗礼中始终延续着。比如：裕固族群众受民族传说的伦理影响，在文学、戏曲中审美意蕴几乎游离于游牧民族秉性与格萨尔王事迹之中，其中《神箭手射雁》不仅直白地宣泄着裕固族群体善恶分明的审美伦理思维，还无微不至地流露着裕固族群体“英雄式”的审美理想。换言之，要剖析民族审美意识就是要以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蕴”“形美”两个哲学范畴着手，统筹整个民族群体的风俗，使看似脱离传统儒道价值取向的审美意识在富含民族渊源的为伦理框架下成为具有隐性哲学思维审美意识，从而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铸就浇筑审美形态。

一、基于审美“意蕴”塑造下的民族群体性审美

（一）源于自然万物的审美意蕴锻造

“意蕴”“形美”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是东方审美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一方面审美意蕴是审美主体情感的寄托与审美理想的转化；另一方面审美形美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浓缩；以“形美”“意蕴”为切入点探究民族群体性审美意识的伦理构建是对民族审美虚与实、时与空、古与今的一体化囊括，是构筑民族文化共同体机制下审视民族审美意识的生命线。因此，基于审美“意蕴”塑造下的民族群体性审美透析要避开审美意蕴“符号式”与“寓言式”的表达，以回归人与自然的本能赋予“意蕴”超脱世俗的新知。

源于自然万物的审美意蕴是民族审美意识铸就的起点。一方面少数民族基本上久居边疆山区，在长期的自然生活中逐渐将逐水草而居视为“情感摇篮”，在与自然万物交织的过程中源于自然情感日渐成为特定的情感定势，使之成为民族群体本能的审美情感。而草木兽禽成为寄托民族群体情感，折射民族审美理想与标准的符号。比如：哈尼族群众在审美意蕴中独爱“日月星辰”，通常在幼童衣帽中绣以太阳、土坯等，在建筑方面倾向于“蘑菇房”等自然体态。[1]另一方面在长期的自然生活中民族群体不断形成了“自然敬畏”与“感恩自然”的审美情愫，并在生活中逐渐将审美愿望“自然化”锻造，使自然万物在审美视域下富有灵魂感和生命气。比如：水族群众原始宗教信仰中提倡“自然崇拜”，树木、山水都是寄托水族群众愿望，祈福庇佑的审美想象。在服饰色彩刺绣中崇尚白色等冷色调，也是对自然万物审美形态的线性平移。总之，自然万物作为民族审美形态的起点，是民族审美意识伦理构建的基础。

（二）源于族群图腾的审美意蕴审视

民族图腾是民族审美形态伦理构建的摇篮。一方面妇孺皆知的民族图腾作为群体审美意蕴的情感指向与行为标准，使民族群体审美意识的承载同群体好爽直的民族秉性相融合。[2]比如：畲族原始图腾崇拜盘瓠传说、景颇族民族图腾“目瑙示栋”在群体生活中具有超自然的审美功能，在审美形态构建中将民族图腾（传说）赋予超自然的力量，使之成为民族群体的审美愿望与审美信仰。另一方面民族图腾同民族生活息息相关，民族群体在审美表达中巧用民族图腾作为意蕴传情表意，更能突出民族群体审美的地域性、道德性。比如：蒙古族图腾——蒙古包，在蒙古族群众审美中涵盖审美主体的所有本真情感，给予外界无限的遐思与揣摩。另外，民族图腾的审美意蕴具有浓郁的寓言哲理，比如：傣族图腾金孔雀，在审美期望中有着幸福、美丽的寓意。

（三）源于族群传说的审美意蕴焦聚

源于族群传说的审美意蕴焦聚是民族审美形态由自然向人性过渡的转折点，换言之，民族群体的审美意识由自然万物转移到审美主体。[3]族群传说的审美意蕴对民族群体审美意蕴的叠加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族群传说在审美尺度划定时以忌讳性表达方式牵引着民族群体在审美意识中形成鲜明的倾向性，比如：哈尼族群众在色彩选择上以黑、红色为主的审美取向源于本民族传说（相传哈尼族群众在战争逃荒时受喜鹊的启发，随之将衣服染成黑色，幸免于难），于是黑色作为吉祥之色的审美意识逐渐形成。而民族传说中的特定语言和行为方式成为民族群体审美意蕴的潜在性标准。二是民族群体在群居族群传说的审美伦理指引下注重审美的传承。比如：水族受民族传说的审美影响，在待客礼节中重酒而轻茶，特别是在建筑设计方面审美意蕴始终脱离不了依山傍水的情调，“依树为巢”与“坐山朝向”的审美意图是水族群体对审美意蕴的不断传承。[4]

（四）源自习俗乡约的审美意蕴借代

乡约习俗孕育着民族审美标准和群体性审美的美学基石。换言之，民族乡约习俗是群体审美观念的逻辑起点和审美法则。比如：水族吊丧要忌荤吃素以鱼主祭品，在具体仪式审美中以马、水牛表达男性丧事审美期望，以猪等借代女性丧事。从而用别具一格的审美姿态，诠释着朴素审美意蕴所蕴含的主体审美意图。纵观民族群体审美中习俗乡约的审美意蕴借代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在服饰穿戴习俗中通过特有搭配展现别样的审美思维。二是特定节日习俗的审美具化，即少数民族群体通过特定的节日习俗表达潜在的审美意图。[5]三是民族群体通过习以为常的乡约寨规承载自身难以言语的审美认知。

（五）源于民族艺术的审美意蕴塑造

源于民族艺术的审美意蕴是民族审美意识塑造的温床，是类化审美意蕴的源泉。首先，民族群体通过文学、乐舞等艺术载体，利用艺术化的意蕴表达众所周知的审美向度和审美的思维定势，比如：待嫁的畲族姑娘织绣的绣帕或彩带作为审美意蕴，一方面彩带作为定情物妇孺皆知，托情于物彰显着畲族别样的审美思维；另一方面彩带、绣帕作为人化的意蕴，表达女性羞涩直白的爱慕心理。[6]其次，民族群体通过民族文学作品宣扬族群认同的审美趣味。比如：哈萨克族话剧《战斗的家庭》等通过刻画民族英雄，使之成为民族群体表达家国情怀的审美意蕴，从而用通俗易懂的艺术手法勾勒特定的民族审美维度。再者，民族群体通过音乐舞蹈传递着祖先审美的标准，使特定乐调成为审美形态的艺术释放，比如：瑶族群众音乐长调的“跟声”、畲族的二声部合唱"双条落"等都表达一种古老的审美意识的传承。

二、基于审美“形美”勾勒下的民族群体性审美

（一）基于民族艺术创造的格局性审美形美

民族艺术创造中通过反复多元的审美形美承载群体性审美格局，进而以群体认同伦理道德审视艺术创作的审美形美。首先，民族群体通过艺术创作的整体格局承载群体喜闻乐见的审美意蕴群和永恒的审美逻辑结构。[7]或是文学作品，比如：仫佬族《恳王山》通过叙述性审美的展开，表达着仫佬族群众善恶分明的英雄情结与英勇无畏的审美形美：或民间手工艺术，比如：蒙古族马头琴作为乐器其外形审美形美仿佛囊括着一望无垠的草原；或民族音乐艺术，马头琴、呼麦的节拍与旋律似乎使人身临其境，艺术的审美形美尽在其中；或民族雕画艺术，比如：独龙族“黥面遗俗”不仅是抽象的身体装饰艺术，实则蕴含深邃的审美形美。

其次，民族群体审美向度将关联审美群体移植到具体载体上，使之成为审美化的艺术和艺术化审美的统一，从而在复杂的艺术表达手法中攫取审美形美特有形态。比如：独龙族“木刻请柬”以细小的审美载体承载着庞大的审美形美，仿佛在“木刻请柬”中聆听到诚意与欢呼的形美与场合。再者，民族艺术创造中对于族群审美形美的勾勒给予无限空间，使艺术的审美形美转移至审美主体，即生命意蕴与艺术审美形美的共生。比如：鄂伦春族群体音乐“赞达温”歌词虽朴素暗淡，但词曲形美审美和情感世界则需倾其生命去审视。[8]因此，民族群体性审美形美的格局性勾勒是民族群体逻辑与美学伦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基于民族生活习俗的细节性审美形美

基于民族生活习俗的细节性审美形美是民族群体生活生产中特定审美情结的哲学化认知。具体而言：包括民族群体生活性审美形美与民族仪式信仰的忌讳性审美形美，所谓民族群体生活性审美形美主要指少数民族群众在潜移默化的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审美意蕴群，一方面民族群体在生活中将富含审美趣味的词汇、语言表达整合，在表达中脱离本意而产生的美感，比如：裕固族群众将不同的马赋予不同称谓，在表达过程中超乎语言之外的美感，以游牧为本色的审美形美似在其中。另一方面民族群体在生活中通过看似反常性的举措，给外界以截然不同的审美形美。比如：藏族群众在劳作中以歌做乐，其中《砌墙歌》形美深远。鄂温克族在生产中禁止捕捞幼苗，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审美形美不言而喻。所谓民族仪式信仰的忌讳性审美形美旨在以特定的审美忌讳铸就空旷神怡的审美形美，使审美形美有着特定的空间。[9]

三、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构建的框架与体系

（一）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构建的框架审视

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的构建同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一脉相承，民族群体在审美心理、审美标准及审美理想的预设中始终难以避开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一方面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中伦理道德框架是其审美哲学的内涵与尺度，确定着审美主体的情感与目标。另一方面民族群体在审美意蕴与形美建构中离不开伦理纲常的文化矫正与内涵浇筑。换言之，要透析民族群体的审美意识就是要从民族群体审美伦理框架和价值体系着手，以文化认同与共同发展理念为基石，[10]在尊重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整体认知民族审美意识。就民族群体审美意识的伦理框架而言：一是民族群体性审美意识中的“自然敬畏”，自然敬畏是民族群体塑造审美意蕴，寄托特定审美愿望的前提，在民族群体审美观念中山、水、草、木都是生命的存在，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面前，自然万物在民族群体的审美思维中赋予神秘的神灵色彩。比如：水族原始自然崇拜中山水花木均是神灵，在审美情感中具有超凡的祈福庇佑功能。此外，自然万物在民族群体性审美意识中具有审美的生存基础和情感寄托，比如：蒙古族等游牧民族在自然审美中则本身蕴含着游牧民族的天然审美秉性。

二是民族群体性审美意识中的“祖先崇拜”，这是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构建的道德基础。一方面在民族审美形态中祖先崇拜造就了民族群体特定的审美定势与思维逻辑。比如：“唱哈调”是京族传统“哈节”中的仪式曲调，由祖先世代传承，在艺术审美改造中一直延续着固定的音乐审美形态。另一方面祖先崇拜在群体审美意识具有权威性，换言之，民族群体审美尺度的稳定性基本上源于祖先崇拜的权威性。比如：京族服饰“斗笠”的审美形态就是源于传承的动力。三是民族群体性审美意识中的“图腾祭祀”，这是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构建的道德动力，在民族群体的审美意识中图腾在生活中运用，反映出民族群体对审美情感的表达与审美向度的延展。比如：壮族风雨桥作为民族图腾纹样，无论在装饰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表达着审美主体强烈的美学诉求和神圣的美学理想。四是民族群体性审美意识中的“习俗忌讳”，这是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构建的直接反映，在民族审美形态中民族忌讳直截了当地体现民族群体审美的道德尺度。[11]五是民族群体性审美意识中的“宗教诉语”，这是民族审美意识伦理构建的本源，宗教文化在民族群体中以超脱主体的审美伦理道德启迪着审美主体的灵魂，使审美成为特定宗教习俗。此外，民族群体特定的寓言表达也是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构建的道德源泉之一。

（二）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构建的体系聚拢

民族群体审美意识的伦理构建具有与之相对应的价值体系，民族群体审美意识的整体把握与评估除典型伦理道德框架的制约外还具有相应的价值体系，即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的认同体系、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的信仰体系、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的情感体系，这是民族群体审美意识伦理构建价值依据，是民族群体审美意识在时代变迁的冲击下俨然传承的关键所在[12]。

总之，要剖析民族审美意识就是要从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蕴”“形美”两个哲学范畴着手，统筹整个民族群体的风俗，使看似脱离传统儒道价值取向的审美意识在富含民族渊源的伦理框架下成为具有隐性哲学思维审美意识，从而为民族文化共同体铸就特定的审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