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学中“文人词”的审美含义
——从夏承焘词作研究说起

谭若丽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文学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又号谢邻、梦栩生，浙江永嘉（今温州）人。他自幼好学，《十三经》中除《尔雅》外，均能成诵，具有很深的小学、经学根底。成年后设绛帐于东南，任教于浙江大学、之江大学等高等学府，不少弟子都是现今词学领域内的骨干力量。夏承焘是现代词学的奠基人，他在词学研究的目录、版本、校勘、以及词论、词人年谱等领域都有开拓性贡献。他不但词学研究造诣宏深，而且精通倚声之道，其词取辛弃疾、姜夔、元好问等诸家之长而自成面目，是民国词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位。夏承焘词作有生前自选本《瞿髯词》，后经友人增补，改名为《天风阁词集》，存词共450 首，乃是当代难得的高水平词集。

刘梦芙在《夏承焘〈天风阁词〉综论》［1］一文中认为夏承焘词作义理深厚，文化丰赡；立意拙大，书写国忧家难、心志抱负；内涵深厚，格调典雅，融合中有创新，乃是“诗人”之格，而非搓脂抹粉、闺情风月的小道词人之色，认为夏词是“现代词坛的诗人之词兼学人之词”。施议对也道：“夏承焘先生词作，大致说来，三十前后，涉世尚浅，故多天籁之声。尤其是《浪淘沙·过七里泷》，灵心一颗，更加坦荡澄明，如天际洗月星辰（琦君语）。其后，步入中年，初闻哀乐，环境与心境，也就有所变化。不过，正如其早年入室弟子潘希珍（琦君）所云：瞿禅先生尽管不谈禅，谓一谈就不是禅了，但其于夜坐时，置身云天之外，却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因而，由此所达至精神上的提升，又令其回复天籁；其所造空灵之境，如布目前。”［2］夏承焘青年时期的词作学姜白石，风格空灵幽雅。中年知识丰富后，其词作将文人之心与学者之智巧妙融合，境界开阔，沉郁顿挫。

刘梦芙与施议对二人都特别指出夏承焘词作中学识与灵性圆融结合的特色，以此直接或间接地称夏氏词作为“文人之词”。何谓“文人之词”？与诗人之词、学人之词有何区别？前贤论及“文人之词”的概念最早见诸于渔洋山人王士祯所编选的词集《倚声初集》。王渔洋在《倚声初集》序中云：“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君子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王氏这段文字将古代诸家词人词作的面目通过分类排比的方式加以区别，以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秦观等诸人词作为文人之词，以柳永、周邦彦等人的词作为词人之词，期间的区分标准除了创作者的身份之外，更多的则是以境界、格调、体式等为划分准则。不同于王渔洋的归类标准，王国维认为词作的不同类型主要与作者相关，文人、诗人和词人将各自不同的面目气质注入词中产生了不同面貌，所以有文人之词、诗人之词、词人之词等多种类型。

与文人之词相近的如文人词、士大夫之词、诗人之词、词人之词等。“词人之词”是指以词人身份专职为词之作。从作者的身世与性情来看，多为以高才沉沦下僚，穷困抑郁，而又痴迷执著，入而不返，以柳永为代表。其词作具有公众化和朴实化等特色，以第一人称口吻更能鲜明直观地表达情感际遇。以叙事入词，语言平实，浅近，给人以真实、真挚之体会。词作的层次分明，构思紧密。

有学者在论述“诗人之词”时指出“诗人之词”盖属于两大系统：一是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而存在，意即诗人之言或诗人之诗；其二则是一个词学范畴，有诗人余力所填之词和融“诗心”“诗法”的词两个内涵，后者立足于词作自身。以上观点是将王渔洋的作者身份说与王国维的词作气质说全部涵盖在内，以弥补二者单独强调一方面造成的含义缺失。以此推论，“文人之词”也可有两种不同的归属范畴，一种是指词作者文人身份的属性范畴，所强调的是“文人”的广义含义范畴，即文字工具产生后，出现的运用文字工具进行词作创作的人。另一种是指词作的文化属性范畴。

然而，正如并非能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创作的“文人之词”并非都是“文人词”。“文人”是指在人文方面有人文情怀，能够创作出具有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的写作者。这一含义归属源于中国古代对文人的定位。“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王充《论衡·超奇篇》）。这里的“文人”是为修饰字句、增彩文章之人，这种区分反映了汉代对于这两者的角色划分和认识。钱穆《读文选》一文中所说“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之语也是指创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文人是加工文字，润泽文章的艺术者，文人之文是由文人创作的，同时又体现着创作者的个性特征和主体意识。文人和文人之文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并不平衡，后者由于其易传播、久保存等特性，往往在前者信息缺失的情况下，成为研究和探索前者文学成就的重要媒介。反之，文人创作者缺少文人之文的有力支撑则难以被研究者窥测其真实面貌，容易淹没于文化长河中。由于二者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不对等关系，文人之文对文人的作用往往更被后人所重视，成为二者关系中的主导，也就成为文人之文的主要含义。在这一背景下，文人之文中的文人身份属性被弱化，而作品的文化属性凸显。文人之文的概念范畴由广义的二重含义转化为特指具有文人特质的作品。以此类推，“文人词”是指“文人之词”的狭义概念，强调的是具有独特的“文人”个性与精神面貌的词作，是文人精神的具象化体现，具有审美意义的内涵，这正是本文所运用的“文人词”的含义概念。

“文人词”是“文人之词”中具有审美特征的部分，是“文人之词”的下属范畴，前人与后世学者在研究中会交叉使用，只能从倾向上加以区别。后世一些学者论述的“文人词”，实际上指向的是“文人之词”，如方学森的《论中晚唐词与文人词渐兴之内因》则从唐代词人讲起，叙述了文人词嬗变的历史过程，还有苏州大学丁昊的硕士学位论文《初盛唐文人词研究》，叶帮义的博士论文《北宋文人词的雅化历程》等。

“文人词”这一概念到清代才正式被提出来。张兆勇曾撰专文探讨“文人词”这一概念范畴及其流变，他在《关于文人词概念的提出及思考》［3］一文中认为“文人之词”这一概念虽提出较晚，但“文人画”这一含义概念古已有之，它与“文人词”有很多相似性，在两者的对比中，可以概括出了“文人词”的审美含义：（1）以体证性情为主，深入日常，并从日常之中来表现人生感悟与理趣。表现其写景是从极艳处见萧散，其写情是从极俗处见超越。此所谓主情致是也。（2）无论写景、叙事、写情都能不即不离，至放而不迂，最终返于对灵睿之性灵的表现。（3）书卷气。儒释道三家的深沉理趣，晋唐以来文人超越之生活的行状，在“文人词”中频频呈现。“文人词”对词从义理到表现形式等均有广泛的吸取，并以此作为抒发自己人品及胸次品味的依托。（4）不协律，甚至有意发挥词于韵律之外以达于对内在自律的符合。

文人的风骨、个性与“词”这一艺术形式相结合，形成了特殊的词学类型——“文人词”，它重视作品的内在精神和气质，重视神似而非特别重视严格工细的文本形式。从审美角度来说，“文人词”乃是用“词”这种修饰性语言的体裁来表现词人的情感、生活、趣味，抒写性灵，来抒发文人独立的思想、情感与追求等。“文人词”倾向于主情，却非放肆任情，同时它尊重词的格律形式，却非词句雕琢、词韵平仄至上。词经历了从燕乐，曲子词的萌芽，到晚唐五代花间词的兴起，到两宋“文人词”的兴盛，再到明清低潮后又中兴的历史过程。在词史中，“文人词”也经过了从温韦的创作启蒙期，到李煜、苏轼等的创作成熟期，到辛弃疾的改革，再到南宋后期的创作衰落期，直到清代遗民群体、浙西词派、阳羡词派等中兴期的一个发展过程。

清代政治统治严酷，缺少言论自由，文字狱频发，人们的精神压抑与内心苦闷需要输出和缓解的渠道，文学作品就成了最好的载体。晚清更是风雨如晦、国事蜩螗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亦是仁人君子鸡鸣不已的时代。以张惠言、周济等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应时而盛，它强调词作要反映现实，要有寄托、要载道，主张词作“敛情约性”。常州词派的主张符合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需求的，为词这一传统文学形式的发展增添了生命力，但同时也将词紧紧锢于格律平仄之中，使词失去了应有的韵味，失去了通俗、自然的审美性情，使词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值得庆幸的是，词坛从来不是一个词派可全部笼罩的，“文人词”成为当时不可忽视的存在，邓廷桢、林则徐特别是堪称巨擘的龚自珍，以时代的歌手唱出了历史的幽愤心曲。

清词到晚季，词境已呈垂暮景观。况周颐主张词要“拙重大”才有况味，是对常州词派主张的继承发扬，况词铸意遣情，锤炼词句而不失自然，时见妙语慧词。王鹏运词密而不涩，较为健朗，学问语比朱孝臧少，所以显得透灵动，但又不如郑文焯的精心于音律，于是也拯救不了词不称意的弊端。文廷式重意崇势，苍劲却难免晦涩。王国维《人间词》出入欧、秦，描写人间之苦，感情真挚悲痛。清末四家及文廷式、王国维将时代感受、历史沧桑一一注入词作中，在词作中记录时代心音，并济以个人才情，继续延续着“文人词”的文脉。

“文人词”不同于民间词，它是雅化的，带有文人色彩的。它受格律、学问的限制和影响，比之为守格律不顾内容及只以学问掉书袋式的填词游戏又活泼有趣得多，它的特色是介于民间词和格律精严而受到形式束缚的词中间，不能是粗糙的，也不能是太专业化而淡化了文人气质神韵的，它的发展与格律规则等的严宽限制有着直接的联系。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廓清了“文人词”这一概念的含义与特点。夏承焘是近现代词史上重要的词作家，他的词作灵性与哲理并存，雅致而不枯涩，堪称“文人词”的代表。夏承焘的词作注重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山水陶冶性情，历史明了是非，夏先生对前人往事、文化积淀自有一番创见。如“过眼秦皇与汉皇，马头但有路尘黄。”（《鹧鸪天宿潼关》）“昨夜禅床听雨，啖灯无数蛟龙。篆烟一炷忽摇风。句里千峰飞动。”（《西江月》），词人从旁观的角度体会历史，冷静略带感伤，虚无而又无奈，文人历经千年出世入世命运的支配，积淀而成一种或积极关注世事，实现自我抱负之自豪，或消极隐退，冷眼旁观历史之性格，词作中自带有几分兴会自得、旁观从容的风格。

夏承焘的与时代相关的社会民生词抒写的则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如《鹧鸪天郑州阻兵》（1925）：“鼓角严城夜向阑，楼头眉月自弯弯。梦魂险路辕曲，草木军声寒战山。投死易，度生难。有谁忍泪问凋残。纸灰未扫军书到，阵阵哀鸿绕古关。”这首小令，声情并貌，缓急相间，寄予了作者深厚的感情，对战争进行了痛斥与控诉，对多灾多难时代中的广大人民表达了关切与同情。夏承焘这个时期的词作已开始呈现情感沉郁、立意拙大的风格。

夏承焘的词，写景放而不迂，其中抒发人生感悟与理趣，最终返归于对灵睿之性灵的表现。在表现特色与情感蕴藉层面上，夏词属于“文人词”，而这一性灵是夏先生通过阅读积累，情感思想上升开悟，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后自然显现出来的。就过程而言，乃是学人之思，就词作表现而言，词作多用典，形式上典雅整饬，这也是刘梦芙称夏词为“学人词”的原因所在，二者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