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与科学家合理交往的逻辑理路
——基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陈 琼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收录了哈贝马斯在1963年至1968年间发表的5篇文章：《劳动和相互作用——评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1967）、《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纪念H.哈贝马斯诞辰七十周年》（1968）、《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生活世界》（1966）、《科学化的政治和公共领域》（1964）以及《认识与兴趣》（1965）。针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式运用产生的严重负效应，哈贝马斯在《科学化的政治和公共领域》（1964）一文中开出了理论药方：一是在实用主义模式下推进政治家与科学家的沟通合作；二是在科学与政治的交流转化中重视公共舆论的力量。笔者正是以《科学化的政治和公共领域》（1964）一章为研究重点，集中探赜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合理交往的逻辑理路。

一、理论渊源

马克斯·韦伯在《政治论文集》中指出，在现代国家官僚统治的背景下，政治家和科学专家二者都无法单独实现政治实践的科学化。追根溯源，一方面，政治家娴熟地运用科学技术以此辅助开展政治实践，但却未能合理地论证政治实践、决策方针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科学家的专业知识能够提供科学政策方案，但政治实践的合理性却并不能充分论证其政治目标、政治价值的合法性。因此，韦伯认为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既要合理分工、各司其职，亦需交流沟通、辑睦合作，由此才能正真实现政治的科学化。哈贝马斯在韦伯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于政治家与科学家合理交往的逻辑理路的探析。

二、政治家与科学家交往的三大模式

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的交往，标志着把实践问题转化为从科学上提出问题，以及反过来把科学信息转化为对实践问题的回答［1］106。依据专业知识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我们对政治家职能与科学家职能进行划分，由此明晰二者之间交往的三大模式。

（一）技术统治论模式：政治家依附于科学家

在技术统治论模式下，专业知识决定政治实践，颠覆了传统的科学家从属于政治家的关系，开启政治家依附于专家的新模式。科学家综合考量现实社会状况、资源储备、科学技术，科学定制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而政治家仅仅是担任战略决断的执行人。随着实践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技术专家的建议转化成为科学分析和技术规则，而政治家实际上从事着“虚幻的决断活动”，成为政治统治合理化的漏洞填补者，而科学家成为处于优势地位的发号施令者［1］99。

（二）决定论模式：科学家从属于政治家

在决定论模式下，政治家凌驾于科学家之上，科学家负责规划政治家想要贯彻的事务。这一模式基本上还是秉持技术知识同政治统治的对立。一方面决定论指责技术统治论模式下的科学家从事的依然是政治实践。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手段的增长和改进，“政治家们能够拥有的技术手段的成倍增长和改进，以及随着政治家能够使用的战略性的辅助决断手段的增加，纯决断的活动空间受到了限制”［1］100。如此说来，纯决断的空间则被限制压缩，合理决断的数量、质量得到提升。合理的决断是指政治家根据科学信息所做的科学决断，纯决断是指政治家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所作出的实践决定。在这一模式下政治家依据科学信息做出合理的政治决断。然而在科学化、合理化的政治实践以外，政治家仍然试图开辟一个特权领域，并且将由个人意志在此特权领域做决断。这样，决定论模式中合理化被中断且被纯决断所代替，科学的、有纪律的讨论被排除在这一模式以外，致使客观合理的社会整体利益被怠忽。然而，由全局利益产生的价值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延续新的价值系统会在新的技术系统中生成。由此说来，潜存在决定论模式下旧有的价值系统将让位于新的价值体系。显而易见，决定论模式力图将传统价值体系与新的价值导向完全割裂开来，彻底抹杀原有价值系统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这在理论论证上是不完备、不科学的，在政治实践上亦是不充分且抽象的。

（三）实用主义模式：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合理交往

政治家与科学家在实用主义模式下进行有效沟通，政治家依照现时的社会状况、整体需求而给科学家指派科研任务，科学家则根据目前可掌握和运用的技术与资源为政治家提供合理方案。这样，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研发创新将受到来自整体社会需求即价值系统的控制，而“价值系统中的社会利益将通过检查满足这些社会利益的技术可能性和战略手段加以控制”［1］102，社会的整体利益将得到充分的诠释和表达。另一方面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合理交往关系取代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政治家与科学家将会坚持开展关于可支配的技术与实践决断关系的合理讨论，政治实践开始以科学决策为导向，为现代国家官僚主义政治统治添补新的合法性基础。

实用主义坚持价值信念要与可使用的技术相联系并且可以加以控制，坚持开展关于可支配的技术与实践决断的关系的合理讨论，坚持用实用主义检验技术的实践效果。哈贝马斯在探析政治家与科学家的交往合作中指明，只有在实用主义模式下政治家和科学家才能实现合理交往，同时要克服双方交往的阻碍因素、有效发挥积极因素的促进作用，最后政治家和科学家才能通力合作完成历史交给他们的任务。

三、政治家与科学家交往的三大任务

（一）建立引导研究的现代化官僚体制和科学咨询机构

政治家与科学家双方的交往仿佛是在实践和科学之间展开一张合理讨论的网。一方面，只有看到多种理论解决办法和令人满意的设计方案，实际需求才能得到明确表述。另一方面，只有科学技术知识转化为物质实体，社会的价值系统本身才能明确其规定性。

由此说来，政治家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共赢需要构筑制度化的保障。首先就政治制度建构层面而言，需建立积极引导科学研究和科学规划技术发展的现代化官僚政治体制。其次就行政机构设置层面而言，要正视和重视科学咨询机构的建设与发展。现代科学咨询机构承担着两项重任：“一是用指导性的利益观解释科研成果。二是评价科研规划，以及鼓励和选择那些能把研究成果引向实践问题的项目。”［1］108总之，现代化官僚体制和科学咨询机构之间的合作与转化，充分表征着科学领域与政治实践之间互动交流的独特的辩证关系。

（二）定制长期研究政策

现代化的官僚体制和政策咨询机构在制度层面得以建立，标志着在科学领域同政治领域之间构筑起了长期且稳定的交往关系。当科学研究与现实社会实践相关联，则开启了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的新的交往任务——定制长期研究政策。

被大肆渲染的科学理性理论、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式发展及应用，以及僵化传统的价值系统，三者混乱和麻痹着社会公众的大脑。社会公众沉溺于科学技术创造的幻境之中，而忘却对技术进步本身加以反思。针对以上情况，定制长期的研究政策需要将科学技术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相联系。长期研究政策需要综合考量社会整体的教育水平，以此论证科学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另外，这一政策允许对社会需求和总体目标重新导向。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表现为筹建新型科技工业、培育培训未来型技术人才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新型的科学研究政策是在试图自觉掌握技术进步与大工业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并且发展着社会大众的科学知识启蒙与反思之间的辩证关系。

多年后提及此事，里根也备感懊恼，他曾对一位好友回忆说，“我当时真的并没有想过要在5分钟后轰炸苏联”，“我以为此时麦克风还没与导播室连线呢。话一出口，我也意识到，自己玩得委实过火，这太不应该了”。

（三）规划全社会的科学发展

当政治家与科学家在划定的范围内进行交往时，往往会受到总格局的制约和限制。由此，需要合理规划全社会的科学发展。在规划全社会的科学发展这一任务上，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必须以具体的情况为出发点。一方面要以历史的传统状况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又必须以科学技术的工业利用既定水平为出发点。需要强调的是，政治家与科学家通过合理讨论定制全社会发展纲要，这必将启迪政治家们适时调整对科学技术发展与使用所持有的传统态度，同时客观公正地诠释社会整体利益，进而实事求是地规划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合作规划全社会科学发展这一任务再一次反映出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互相取长补短的友好关系。

四、影响政治家与科学家交往的三大因素

（一）障碍因素：

在实用主义模式下政治家与科学家能够建立合理交往关系。然而，审视实用主义模式下的政治科学化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政治领域同科学领域之间合理交往的条件尚不完备。

1.官僚主义的信息封锁

在制度层面上政治家设法取得民众的支持，事实上依旧实施传统的官僚化政治统治，在官僚化政治统治下的公众社会也仅是发挥着装饰门面的作用。军事上严格的保密制度阻碍着科学信息往社会生活领域的自由流通。恰恰是最富有成效的科技成果最难为社会大众所利用，因为这并不取决于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从前由于私人经济竞争的原因，工业上具有使用价值的信息被加密保护起来。而今天军事上的保密规定封锁信息的自由流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研究成果其发布时间往往会比其发明时间延迟几年甚至十几年。军事保密制度这种官僚主义的封锁，从原则上破坏了专家与政治家的交往渠道。由此，启发我们在方法论上用科学信息自由流动交换的原则来替换军事保密的原则，将科学信息的自由流通纳入到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合理交往之中。

2.政策咨询机构的专断决策

在定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及考评科学技术使用所带来的负效应方面，科学政策咨询机构仅是在其内部展开讨论，并不会将社会公众引入到广泛的决策讨论中来。追根溯源，一方面，社会公众并未得到可靠的机构支持，并未在其支持下展开对科学技术相关论题的讨论和反思。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明晰的研究系统和专业官僚化的政治统治机构，二者之间的协同合作的前提即是排除公众社会这一因素。现代科学研究系统只有在剔除社会公众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而高效的利用知识潜力。而现代官僚化的政治统治亦是需要潜移默化地将科学技术知识注入到政治意识形态培育的过程中而让社会大众不自知。政策咨询机构并不欢迎社会公众参与到科学技术相关话题的决策讨论中，从根本上阻断了科学与社会公众的交往渠道。鉴于此，需要畅通社会公众参与技术讨论的渠道，科学引导社会公众反思科学技术本身以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式使用。

3.专业政治委托人的缺位失职

现今，大型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主持科研活动，其勿需担心研究成果是否会被社会公众所理解与认可。接收科研成果的第一人并不是社会公众，而是一般所指称的政治委托人。作为专业委托人，其关心的仅是科学研究成果的推陈出新和科学技术使用的疾风迅雷，其并不会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以及客观审视科学技术使用的双面效应。专业委托人的缺位失职，难以科学引导社会公众客观地理解科学技术和公正地考核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式运用，本质上抑制社会公众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

（二）推动因素

在实用主义模式下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合理交往的主要目的是将科技和战略成果有效转化为实践。科学家的双重角色的矛盾冲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作为积极动因推动科学技术的合理化发展。

1.科学家们的角色冲突

科学家具备双重身份主要表现为：一是作为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二是作为国家的合法公民。但是科学家的角色冲突对于科学技术的实践后果的讨论是有利的。尽管现代工业社会人们沉溺于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狂欢之中，但是总有负责任的科学家倡议讨论科学成果的实际后果。另外，随着科学技术被政治实践所利用，客观上也强迫科学家对其研究成果产生的实践后果进行反思，并试图从社会影响方面评定其科研成果。因此，应鼓励科学家打破自身属于科学领域的限制，鼓励他们不仅在科学政策咨询机构内展开反思性讨论，更要采取直接求助社会舆论的的办法来批评和反对那些与实际生活利益相违背的研究投资。

2.国际社会的压力

现代国家施行最严密的军事保密制度，对最新的科学技术研发成果进行垄断。在国际上，这种科学信息的军事垄断则普遍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然而，军事威慑力所具有的极大不稳定性要求现代国家在军备竞赛的同时要施行紧迫而严格的军事监督。如何使相互竞争的现代国家之间实现和平共处，就是将科学信息的自由交换原则扩大到现代国家之间的技术竞赛与互相监督上。基于此，在方法论上启发我们要用自由交换原则替代军事保密原则，将科学信息的自由流通交换拓展到现代国家间的军事技术研发上，其终极目标在于实现科学领域与社会公众生活领域之间自由健康的交往，其具体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公众共享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

（三）中介因素

“科学和政治之间的转化过程，最终关系到公众舆论。”［1］110在实用主义模式下实现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的合理交往，亟需依赖于社会公众的中介作用。

1.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

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政策决断，需要以社会整体利益和价值导向为出发点。通过在社会公众领域展开主题为科学技术的潜在能力同人们的实际需要的普遍、自由的讨论，将能够克服官僚化统治的非理性影响。这种讨论能够启发政治家纠正在发展科技上的传统利益态度，同时引导政治家与科学家在协同合作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政策时，以公开自由讨论所表达的社会公众整体诉求为依据，客观科学地决断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2.社会公共的日常语言

在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交往、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转化中，社会公众日常语言发挥着中介作用。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分化致使科学出版物倍增。许多刊物都服务于相同的目的——为不同的科学家之间的交往服务——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依赖于科学信息转化和翻译。而这些重要科学信息则是被转化和翻译成为公众社会的日常的语言、日常的理解。这种科学信息的日常转化，使得科学外部的公众社会成为互不了解的技术专家之间互相了解的桥梁，同时也服务于不同领域的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的对话沟通。在科学化的政治和公共领域我们要关心的是科学知识能否被纳入到人们相互交往的语言体系之中。只有科学技术与生活实践相联系，一个科学化的成熟社会才算建成。

科学技术的使用和发展的合理化是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观察政治家与科学家的交往过程中，需要关心的是科学技术信息能否自由流通、科学知识能否被使用技术的人掌握，以及科学知识能否被纳入社会公众相互交往的语言体系之中。只有实现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的高效沟通和合理交往，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取长补短的合作模式和亲厚和睦的友好关系，才能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由此实现政治社会的科学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