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吗？
——基于省级财政分权视角的空间效应研究

邹 璇，李冉冉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 41007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经济结构上也明显有所改善，如图1所示，一产比重不断下降，三产比重不断上升。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29.6∶48.1∶22.3转变为2016年的8.6∶39.8∶51.6。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方式仍存在一些问题，粗放式增长的特征显著，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张卓元，2005；吴敬琏，2014)。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产业结构问题，并持续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性。“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2015年，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侧重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获取高质量发展。中央政府在规划和政策上不断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不仅说明中央对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之难。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那么如何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呢？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而产业政策的实施主体是地方政府，实际执行则依赖于地方官员[注]本文提到的官员均指对地方发展有重大影响力的官员，如省长、省委书记等。。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官员手握一些重要的权力和资源，如行政审批权、土地征用和出让、贷款担保、金融信贷政策等等[1]。因而地方官员受到的晋升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随着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压的不断强化，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压力，陷入财政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通过手握的权力及资源，寻找多种途径增加政府收入，包括大力招商引资、出让土地、向金融机构借款等等，这些行为无疑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影响。

本文旨在研究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晋升激励对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制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效应，并将通过实证模型来验证。本文将分析时段设定为1998—2015年，构建了一个包含空间外溢变量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以反映晋升激励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考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效应。

二、文献综述

(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相关研究

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研究，是从产业结构的变迁开始的。第一，从部门生产率的角度。Baumol(1967)[2]最先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动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Ngai 和Pissarides(2007)[3]将产业结构演变归因于不同部门生产力进步率的变化。McMillan 等(2014)[4]发现非洲2000年以后的产业结构变动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第二，从技术的角度。Bustos 等(2016)[5]认为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取决于技术进步对特定要素的偏向性因素。Tomasz(2017)[6]对45个国家1970—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技术进步的行业偏向型因素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最大。黄亮雄等(2015)[7]认为中国产业结构愈发高级化，其演变更多地倚重技术效应。第三，从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的角度。Uy 等(2013)[8]认为国际贸易促进了韩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张翠菊和张宗益(2015)[9]指出FDI对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Sindzingre(2016)[10]指出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的贸易及投资带动了后者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王双燕等(2016)[1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时间上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此外，还有学者从供需[12]、收入和价格[13]等角度研究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

(二)晋升激励研究现状

晋升激励是指中央政府通过官员职位的提升来降低官员的代理成本，激励地方官员更好的发展本地区经济，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政治上的晋升，围绕GDP而展开竞争(周黎安，2004)[14]。已有文献主要围绕晋升激励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展开了研究。徐现祥等(2007)[15]指出现行的人事制度和财政体制是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基础，地方干部之间存在交流，会对晋升激励作出理性反应，即为晋升而努力工作，获得更高的晋升概率。王贤彬等(2010)[16]认为在面临横向的晋升竞争时，地方官员会更加倚重投资扩张来达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钱先航等(2011)[17]指出中央采用相对绩效考核的方式来评估地方官员是否能获得晋升。Chen 等(2017)[18]发现在中国城市层面上，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增加官员晋升的概率，并证明了相对绩效考核评估方式的存在。Rochlitz 等(2015)[19]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不如中国的原因在于政府的机构设置不同，相比于中国官员，俄罗斯的官员人事变更率较低，几乎从不会被调任异地就职，也很少因经济增长而获得晋升，因而缺乏足够的动力发展地区经济。Jenny 等(2015)[20]发现中国省份的经济增长与官员的晋升概率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晋升激励对环境污染的影响。Kahn 等(2015)[21]指出若中央政府的晋升标准包括环境污染指标，那么地方官员则会致力于降低环境污染以获得更大概率的晋升。现有的文献表明，地方官员会致力于发展那些中央政府更看重的考核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失业情况、基础设施等等。

(三)财政分权的相关研究

财政分权体制在产业结构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Tiebout(1956)[22]曾指出财政分权制度下，基于信息优势，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更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居民通过 “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居住地，地方政府为此展开财政收支竞争，通过这种竞争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Tiebout模型前提条件在中国并不能成立(Cai et al，2004)[23]，但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资源的争夺毫无逊色，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发展地方经济，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方面不遗余力(张军，2005)[24]。就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尚不多，且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Liu 等(2017)[25]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大，越提升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而魏福成等(2013)[26]得出的结论则相反，他们认为财政分权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综上，已有文献多从生产率、技术进步、投资、国际贸易等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鲜有文献注意到晋升激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结合财政分权考虑这种关系的文献则更少。在现有的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官员手中掌握着重要的权力和大量的资源，对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起着关键性作用，研究官员晋升激励如何作用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晋升激励对产业结构作用机理及空间效应

(一)无财政分权下的晋升激励对产业结构作用机理

政府官员是否有动力和能力来影响地区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呢？回答是肯定的。地方官员有动力影响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在动机可能源于晋升激励。由于政治晋升具有排他性，一名官员的晋升直接导致了其他官员失去晋升的机会。官员为了获得政治上的晋升及其相关的经济利益，需在中央的绩效考核中获胜。为此，地方官员会努力发展本地区的经济，带动产业结构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央政府的考核主要依据可以量化的指标，此前一直是经济和就业指标，如经济增长率、招商引资力度、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收支、就业情况等(周黎安，2004[14]；钱先航等，2011[17])。在根据这些指标考核官员时，主要根据相邻或相近地区的相对绩效评估来决定官员是否有机会升迁。这种考核方式激励地方政府不遗余力招商引资，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地方官员有极大的动力发展本地的经济，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因此，如果中央政府将“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工作重心，那么理性的地方官员必然会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

晋升激励使得官员有动力和动机去发展经济、改善基础设施，那么官员是否有能力这么做呢？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官员有能力影响到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上下级的地方政府间主要施行“首长负责制”，首长在经济发展中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行政干预能力，使得政府在市场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相对于企业而言，地方政府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和资源分配优势，有利于制定更合适的产业政策，从而引导地区产业结构往高级化的方向发展。因而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具体来说，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第一，直接作用。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为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政策的支撑，对能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工程和项目予以支持。第二，间接作用。其一是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利率等金融政策，实施较低的利率政策，刺激企业投资，从而提高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其二是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通过竞争效应和技术效应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由此提出命题1。

命题1：地方官员在晋升激励下，有动力和能力影响到地区的产业结构，并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地方政府官员受到的晋升激励强度越大，对该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就越有利。

(二)财政分权下晋升激励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

财政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其大小反映地方政府对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支配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程度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殷德生，2004)[27]。过高的财政分权将威胁到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而过低的财政分权又使得地方政府丧失财政自主权，不利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范围内，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表明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支配力度越大，地方官员就越有可能将财政资源分配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项目上去，从而增加在考核中取胜的机会，以获得更大概率的政治晋升。因而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官员受到的晋升激励越大，由命题1可知，也就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由此提出命题2。

命题2：越是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区，晋升激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越强。

此外，财政分权也会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具有更直接的信息优势，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地方政府有更好的资源配置能力。Qian 等(1997)[28]指出，财政分权从资金使用效率及市场配置资源两个方面促进了经济的有效运行。具体来说，一方面，在现行的分权体制下，随着财权的上移和事权的下放，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变大，这迫使地方政府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及竞争资源的动机被调动起来，如何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以及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提供更多的服务，是各个地方政府努力的方向，这带来了更高的资源配置效应。此外，财政分权迫使地方政府增加支出，更多的财政支出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竞争效应，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晋升激励作用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理见图2。

(三)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效应分析

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证实，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要素禀赋和要素投入，也依赖于其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而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联，且产业结构的发展总是与地理区位相联系。地区的产业发展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特征，也依赖于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

一方面，已有文献证实[2～7]，技术进步和部门生产率的增长能够促进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很明显地，技术进步和部门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技术进步为例，本地区取得了某方面的技术进步，这会促进本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同时，技术的空间溢出性也使得周边地区也享受到了技术进步的好处，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产业高级化发展。因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在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的作用下，地方政府间进行着各类投资和资源争夺大赛。其一，基于GDP的考核方式，本地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类支出，周边政府也会增加相应的支出，造成重复建设等问题，从而导致周边地区政府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扭曲；其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发展地区产业，可以通过政策优惠、税收补贴、人才引进等方式，与其他地方政府竞争资本、技术、人才等对产业结构发展有利的资源，使得这些资源从周边或经济程度相当的地区流入本地，从而恶化了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因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空间竞争效应。综合两方面的分析，提出命题3。

命题3：产业结构高级化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竞争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产业结构高级化空间效应的方向。

四、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一)实证模型设定

1. 静态面板模型

在不考虑空间外溢的情况下，本文设置了静态面板模型，考察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静态面板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UPGit=C+β1INCEit+β2EDit+β3INCE×EDit+γXit+φi+ut+εit

(1)

其中，UPG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INCE表示晋升激励，ED表示财政分权程度，INCE×ED表示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X为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居民消费水平、贸易开放度、城市化率、物质资本投资、经济增长率)，C为常数，φ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u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2. 空间杜宾模型

将空间外溢变量引入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构建包含空间外溢的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为了考察变量在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遗漏变量和不可观测效应的空间溢出影响，本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注]下文也进行了相应的计量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是更为合适的模型。，得到如下的模型：

UPGit=C+ρW×UPGit+β1INCEit+β2EDit+β3INCE×EDit+β4W×INCEit+β5W×EDit+β6W×INCE×EDit+γW×Xit+φi+ut+εit

(2)

其中，权重W反映空间关系。同时，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设置了地理距离矩阵W1、经济距离矩阵W2和地理经济距离矩阵W3。地理距离矩阵W1的元素为各省份省会球面距离的倒数，根据各省会的经纬度计算而来;经济距离矩阵W2的元素用各省份人均GDP的年均值的差额的倒数表示(邵帅等，2016)[29];地理经济距离矩阵W3的元素为W1的元素与W2的元素相乘得来。

上述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具体设定如下：

(3)

(4)

(5)

其中，dij为两地区距离，gdp为地区生产总值。文中的空间权重矩阵均经过了标准化处理，保证每行元素之和为1。

(二)变量说明

1. 产业结构高级化(UPG)

根据付凌晖(2010)[30]的定义，用三次产业将GDP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空间向量的一个分量，构成一组三维空间向量X0=(x1,0,x2,0,x3,0)，分别计算X0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向量X1=(1，0，0)，X2=(0，1，0)，X3=(0，0，1)的夹角 θ1，θ2，θ3：

(6)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计算公式为：

(7)

UPG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变化趋势见图3，由图3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利用我国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1998—2015年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数据，计算出不同时期各个省区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值(UPG)。

2. 晋升激励(INCE)

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现有文献对晋升激励采用了不同的测度方法(傅勇和张晏，2007[31]；方红生和张军，2009[32]；钱先航等，2011[17])。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相对绩效考核，本文采用钱先航等(2011)[17]构造晋升激励指标的方法，以中央较为看重的GDP增长率、财政盈余率与失业率指标为基础，得出本文的晋升激励指数，这三个指标的高低可以反映出官员受到的晋升激励强度[注]其中，GDP增长率和财政盈余率，值越大，表明晋升激励强度越大，而失业率为负向指标，值越小，表明晋升激励强度越大。。具体指数构造如下，一是对于各个省份的GDP增长率、财政盈余率与失业率大小进行排序，其中，GDP增长率和财政盈余率为升序排列，失业率为降序排列。财政盈余率=(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失业率为当地城镇登记失业率。二是根据政府对三个指标不同的重视程度，分别赋予三者1/3、1/6、1/2的权重(邹璇和贾蕾玉，2017)[33]，对三个指标的排序进行加权加和。构造出的晋升激励指数越大，则表明地方官员受到的晋升激励强度越大。

3. 控制变量选取

(1)主控制变量——财政分权(ED)

(2)其他控制变量

除以上的解释变量和主要控制变量以外，本文还纳入了以下控制变量。一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利于改进产业技术，促进形成新兴产业，从而加快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本文用各地区研究与实验发展内部经费支出占GDP比重(KY)来表示技术进步。二是居民消费水平。市场需求的结构及规模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变迁。本文采用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来衡量需求水平，记为RC。三是投资因素。本文纳入外商直接投资、物质资本投资作为主要的投资因素，分别用FDI和FAI表示。除此之外，本文还控制了贸易开放度(OPEN)、城市化率(URBP)和经济增长率(GDPG)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各个控制变量的取值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其他控制变量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定1998—2015年作为研究时段，以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区域样本，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及EPS数据库。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五、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前述所构建的模型，依次进行面板模型检验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以检验在财政分权下，晋升激励是否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促进作用，并进一步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即以空间杜宾模型检验这种作用是否存在空间外溢性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效应。

(一)面板模型回归

在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之前，本文首先考虑不加空间项的面板回归方程，由豪斯曼检验的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因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更好地估计模型，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回归结果见表3。

表3汇报了普通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为了更好地分析地区之间的差异，本文还区分东中西三大地区[注]参照国家统计局对三大地区的划分。分别回归。表3中模型(1)、(3)、(5)、(7)为晋升激励和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回归分析，而模型(2)、(4)、(6)、(8)则是加入了财政分权及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表3 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分别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Obs.为观察值，下同；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由表3可知，从全国范围来看，晋升激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正且显著，引入了财政分权和交互项后，结论仍然成立，验证了命题1。财政分权的系数为正，表明从总体上来看，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尚在合理的范围内，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促进作用，但其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为了考察晋升激励和财政分权的交互作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引入二者的交互项，其系数为正，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晋升激励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就越偏向正相关，即越是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区，晋升激励强度加大越有利于产业结构往更高级化的方向发展，初步验证了命题2。

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晋升激励系数均为正，说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晋升激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晋升激励系数及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系数显著为负，可能是受到产业结构的空间竞争效应的影响，本文将在下文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分析。

控制变量中，FDI、技术进步、居民消费水平、贸易开放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市化率和物质资本投资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与预期不同的是，经济增长率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增长率越高，越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这可能是由于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容易看重经济总量增长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控制变量不是本文研究重点，故不作深入分析。

面板回归结果初步验证了前文的命题1和命题2，但是如果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空间相关的，而静态面板分析忽略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则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差，此外，为了考察主要变量的空间效应，本文将接着进行相应的空间检验。

(二)空间面板模型

1. 空间相关性检验

我们采用莫兰检验，来检验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限于篇幅，只报告了部分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在三种权重W1，W2，W3下，产业结构高级化都存在显著正的空间相关性。LR检验结果见表4，可知在三种空间矩阵下，都无法拒绝空间误差效应和空间滞后效应，故而本文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

表4 Moran’I 值及LR检验结果

注：***表示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2. 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在考虑了空间关系后，样本数据服从空间杜宾模型。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晋升激励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全部为正，这说明在控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外溢效应之后，晋升激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具有促进作用。官员受到的晋升激励强度越高，越可能致力于提升经济增长率、发展地区优势产业，带动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这进一步验证了命题1。财政分权的系数全部为正且显著，表明财政分权对本区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正向的影响。财政分权程度越大，相应地，地方政府对地方投入的资金和各类资源越多，带来了地方政府横向竞争的加剧，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本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系数为正，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晋升激励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就越偏向于正相关，进一步验证了命题2。

在W1模型中，晋升激励的空间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本地区的晋升激励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有促进作用，距离越近，这种效应则越显著。而在W2和W3模型中，晋升激励的空间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由W2和W3两个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益，表明一个地区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发展程度相近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财政支出程度越高，该地区地方政府的支出投资相对就越多，引起其他地区政府相应的增加财政支出，这种竞争则恶化了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且经济发展程度越相近，抑制作用越明显。

在W1模型中，ρ为负且显著，表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会抑制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且距离越近抑制效应越显著，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空间竞争效应大于正向溢出效应，即验证了命题3。原因可能在于各地区之间争夺资源，以邻为壑的发展方式恶化了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

表5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全国)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分别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由于篇幅限制，本表及后续表省略了控制变量的相关结果；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分地区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因篇幅限制，表6仅报告了在地理权重矩阵W1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的晋升激励系数均为正，表明越看重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财政盈余率，越有利于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在控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效应后，发现西部地区的晋升激励系数显著为正，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未考虑空间效应的回归结果是存在偏误的。东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系数均为正，即在三大地区内部，财政分权程度在合理的范围内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结合表5和表6，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全国来看，还是分地区看，财政分权能促进本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则存在不利影响。总体上，晋升激励对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促进作用，尤其是在西部地区之间，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与全国结果一致的是，三大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空间系数均为负，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会显著抑制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由命题3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竞争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总体表现为竞争效应。

表6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分地区)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分别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晋升激励、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采用199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探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负的空间外溢效应。地区之间尤其是相邻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发展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明显的空间竞争效应。在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居民消费水平等潜在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因素后，发现晋升激励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制度动力，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负的空间外溢效应。

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主要的经济目标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率逐渐过渡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来。在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如何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是个广受关注又充满难度的话题。本文的研究发现晋升激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首先，基于现有的政绩考核观，地方政府有充分的动力发展本地经济和产业结构。晋升激励机制有效地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因而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尤其要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官员的晋升激励，加快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

其次，在考核方式上，注重从多角度多层次考核官员，如将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状况、经济发展质量纳入到官员晋升的考核中去，将官员的政治自利性动机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官员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性，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

再次，为了减少财政分权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应降低由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不匹配所造成的财政压力，尽可能使财政支出同收入均衡，减少对企业经营发展的负面干预，从而弱化地方政府对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平衡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二者的政府支出，确保地方政府不过度偏向基建而忽视民生。

最后，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负向空间效应，不同地区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充分认识到自身资源优势禀赋和区位优势禀赋，做到因地制宜，不盲目跟从，有针对性和导向性地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产业政策，引导资源在地区之间合理流动，减小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促进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