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要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的农民

冬青

杨友泉，一个诚恳实在的作家，他对你说创作时，回忆自己写作时的细致思考与长途跋涉，会诚实地告诉你他的秘密;当你们谈到社会，谈到写作的环境时，他沉吟片刻，又一条条列出有序的论点，再铺排出理据，——句句又完美分寸地切合你的心，引来你会心的笑。

他是如此一个人，长者的风范，导师的质地。

——他的话却是没有说完，他从未说完，他将一直沉着地说下去。

在其厚重美丽的作品《杨友泉小说精品选》序言中，杨友泉说了这样的话：农民有着土地的沉默，隐忍。（《杨友泉小说精品选·序》）

这似乎正是他自己的品格：努力地做，沉着地思，分寸地说（写）。

杨友泉生长在边疆农村，祥云县的坝子，对这片代表着云南朴素平凡景观的土地有深厚感情，他务农，学农，尽管后来考学成为一个老师，但没有改变了自己农民的本性，或者说，正是因为身为农民而具有的隐忍品格使他最后获得了成功，三十多个年头的创作，究其隐忍的品格，全程皆为一步一个踏实的脚印，筚路蓝缕，于边疆的写作荒野中开垦出了一片诚实的小说园地。

一个农民本性不变的作家，今生要写就一个农民！如此的决心和立意，使他笔下汩汩流动出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泥人，色彩之斑斓，形容之惨痛，令人震惊。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作为大多数的农民，自古以来，在文学中并不是没有出现过，现代时期，鲁迅、蹇先艾、许杰等等乡土文学先辈们剥离出中国农村的惨痛真相，作品深刻理性地警醒人们重新认识我们大部分人之所来处，为国人培养起一种有别于古的现代式乡愁。从此，大部分的乡土文学作品都辗转于乡土农村的生之艰难，唯有揭剥出这生之艰难，方能引人正视现实，方能为这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吐气。

杨友泉身负使命，自然尽力琢磨这个“最难写的人”（《杨友泉小说精品选·序》），把他们一个个具体化，试图以庞大的小说农民图集呼告出那些“一直活在他心中”，却从来被追求上层生活流的人们忽视，甚至鄙视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

中国农民是愚昧的。

中国农民的愚昧是一种值得考究的愚昧。这愚昧是本能，是天性，——更是人为。

先看他笔下的农民是什么样。

出离土地者和田土的歌者。

出离土地者补锅匠杨培金（《出师》）是令人震撼的，因为他有着令人震撼的愚昧。最初的表现是，杨培金使劲地朝着没有锅子的人家喊锅，朝着无食而不需要锅的人家喊锅，并且还给自己的一天定下宏大的目标：喊满第九千九百九十九口锅;给自己的一生定下雄壮的事业：出师补锅。锅，民以食为天的根本，这个道具以此形象出现，阅读者难道还不能知晓作家的用意？然后，杨培金被师傅耍，——他似懂非懂，——这个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含蓄深透地揭示出为了生存，愚昧的人们精巧的斗争。这些都是最初的表现，杨培金简直愚昧得可爱。然而更深的愚昧则是，单纯的杨培金所信奉的补锅匠出师规矩，这个并不能为他解决人生基础温饱，不切实际甚至还违背着基本人性的事业及其规则，他异常深刻坚定地信奉。任何没有经过自觉理性过滤的信奉都是迷信。杨培金们只是按照惯常之规矩来信奉，按照本能来信奉。也许人类一些传统技艺的传承延续需要特别的规矩加以支持保护，杨培金们凭此“理性”去信奉，显得多么的无私纯粹，但杨培金以空腹之躯还接纳和承担起榛子这个累赘，这便显示出更纯粹的人性：善良。两者相较，哪一个是真愚昧？

在那些被人类社会遗弃的底层，愚昧总是难以摆脱的困境，因为愚昧需要帮助，正像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既然遭到了遗弃，愚昧便以自在本能的无知本相茫然不知所措了。杨培金们即是如此。

也有智商相对高些的，某种程度地脱离了愚昧。他们对生存的严酷、社会的冷漠体察明了，于是以某种决绝的方式挣扎出自我的空间。这样的人，比如杨培金的兄长们便是。更为典型的数《恶之花》及《跟踪》里的主人公。

《恶之花》，叫人惊悚的一个开篇，短短万字，以波涛汹涌般的阵势带给阅读者一时间不能承受的冲击，杨友泉想表明创造一个跌宕繁复的农民众生生存图景的气魄与雄心。

《恶之花》作为一个短篇，其实只是写到一个另类人生的截面，其间与人性有关的内容包括：个体生命的求生本能，同类生命的互助良知，以及恶中向上的人性美。四个人：残疾人，残疾人的老婆花儿，他们的孩子翠与红，——都是另一个类型的出离土地者。他们比起杨培金们来，对自己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于是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求取生存。残疾人，瞄准国家法律及管理制度的缺陷，以偷盗等捷径的方式求取生存，以残疾之身爆发残存之力与抓捕警察正面对抗，一次次向社会表达自己生命存在的权力。另外三人，更是做为妇女儿童的弱者，识相地以屈服的姿态求取低下的生存。这个畸形的家庭是如何形成的？分明的同病相怜互爱互助甚至同仇敌忾，叫人明白了这个家庭最初构成的起点。他们的愚昧乃是一种切合自身与适应社会的称得上明智的愚昧，这种愚昧中一定程度地保存着恶中向上的美，比如残疾人偷盗并非为自己，他远比世间诸多男人更勇于承担父亲的责任;但他不想让两个女儿知道自己偷盗，罪恶与残酷中仍要供奉给两个小女儿童话般的世界……

《跟踪》给我们提供出另一个典型的出离土地者：朱虎，一个农村恶霸的典型。在八九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深入及之后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的语境中，朱虎们成为比较早的响应号召的人。朱虎受过点教育，脑筋活络，最先接受了城镇生活方式的洗礼，瞄准了城镇建设中的新兴市场和行当，脱离土地走向城镇，在镇上以另一种身份和方式与农民们交流：屠夫卖肉。屠夫的职业在过去被人崇仰。人们以为屠夫想怎么吃肉就怎么吃肉，多叫人羡慕，而杀猪，又是难得且血腥的事情，又使得屠夫在人们心中多了英雄般的气魄。理所当然，这个行当里便有了许多不为普通人所知的秘密。勇敢地去面对此行当中的秘密，是那些勇猛的人。这个勇猛的人，在杀猪卖肉中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勇猛，觉出了农民的无知与懦弱，于是自以为是地欺负起同胞来了。朱虎在作品中尚未发展成黑社会，据说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恶霸屠夫还有一个特别的浪漫的原因，但朱虎一类的农民在新时期的中国当代农村却不少見，从一个普通的种田农民变成一个恶霸屠夫，其间是有着太多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并可以现出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农村的变化。作家杨友泉真是贡献了一个特别的形象，只是作者将重点放在了跟踪朱虎的吴凤书上，因此朱虎这个人不够立体，结局也过于仓促。

残疾人和朱虎，于愚昧之中挣扎出自我生存空间的出离土地者，他们的愚昧只是一种没有训练过的无知，杨培金的愚昧则是一种天生之本能。出离土地者还有许多，比如《疤痕》里的陈大胜，《一个人的战争》里的皮得等，一个个在绝境中辗转，不能明了人世的真相，亦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有朝着出离土地奋斗的，《弹簧床》的谢龙和阿天等青年，他们明了愚昧的困境，想要摆脱羁于土地带来的愚昧，——但最终却仍是以另一种愚昧的方式困于生存。这一个个左冲右突的人，试图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土地，终是把一切困境的根源负载在了土地上，看起来，似乎只有出离土地，才能活成人样。

然而真相并非这样。有深爱着土地的人们把自己的生存价值都交给了土地了的。

杨友泉本质上就是一个深爱土地的写作者，他明白对土地的那份爱是怎么回事，他说他的这本书就写一个叫做农民的人，而农民，却是拥有着土地所拥有的天赋，——所以他要讴歌土地，讴歌那些热爱土地的人，田土的歌者。

田土的歌者在作品中有两种类型。

《田土的歌者》中的父亲，《你得赔我田》中的李广发，一种保守型的田土歌者。他们与土地有着特别的交流方式：手掌插进田土。这种奇异的方式看起来似乎稀松平常微不足道，但“父亲每次从田土里拔出手掌都有一种兴奋和紧张”“父亲每年都用这样的方式和田土交流无数次”。至于李广发，深更半夜从瓜田里掏出泥巴来嗅，嗅出别人嗅不出的柴油味。——他们了解土地比了解自己还深。为此，他们容不得别人对土地的玷污，但他们又无力对抗，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地使土地保持原生如初的形态，比如不施化肥只用农家肥，不为了莫名的爆发而伤天害理地往心爱的田土里浇柴油，等等。他们这种保守型的对田土的保护，基于朴素的关于土地的认识，也是一种在农村暴力发展的时代大潮中的退守姿态。

《烟垄上的人家》使人稍有振奋，因为出现了年轻一代对土地的无畏的保护，杨天建、兰兰等人充满朝气的利索让人看到了些希望。他们是新型的田土歌者，他们能感受真正的由田土带来的美，并无畏地对抗那些破坏田土破坏田园的泥流。

父亲，李广发，杨天建，兰兰等人，他们的愚昧是另一种愚昧，——是那些出离土地者，或者城市人看出来的愚昧。他们是不懂得出离土地能带来的机遇和好处吗？恐怕不是。他们是完全无能于出离土地吗？恐怕也不是。若说父亲和李广发做为老一代已越过了梦想出离土地去爆发的年纪因而成了固守土地的田土歌者，那么做为年轻人的杨天建和兰兰等则是仅因为爱着土地想要守护土地的田土歌者。他们，都是对自我以及农村状况有清醒认识的田土歌者。若说真是愚昧，那么是表现在只会看天种地这一点上。

杨友泉试图诚实地以创作集结一群曾被国人所忽视，所鄙视的农民，——他们显著地生活在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期。这个时期正是杨友泉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从一个朴素的小小村落，来到坐落在县城的农业学校专业地学习农业。改革刚刚开始，在那里，一切生机勃勃，他们是全镇最有文化最有前途的青年，他们对农业农村与农民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后来，他又在村落、县城、州城、省城辗转，切身体验了新时期云南农村的发展变迁，农民命运的起伏跌宕。为此，把一群于国家政策翻天覆地中翻滚跌打的农民的故事讲述出来，杨友泉是非常有资格的。

中国这个农业的国度，人们却历来地看不起农民，农民在千年的历史中总是被伤害得最大的那个群体。从建国直到本世纪初，中国农村政策有无数次调整和改变，基本原则都是全力为了基础城市建设、基础工业建设和经济建设。如此，广大农村被要求承担最重的担子，政府一会儿鼓励农民进城一会儿又遣送农民回乡，需要时农民进城干苦力，多余时回村生产物资，其总趋势是限制农民进城，让农民拘于土地，在农村为国家的城市建设、工业建设创造和生产廉价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1958年新中国的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更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构筑了一堵高墙，堵死了农民自由流入城市的通道，限制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因为新中国的一个实情是：人多地少。这样的管控到改革开放以后才以很慢的速度放松，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2001年10月中央政府开放县级以下的户口限制，深入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引导与规范农村劳动力流动。

新中国能取得今天的繁荣，广大农村做出了不可计量的贡献，千万农民付出了难以言说的代价，农民的命运多舛也即无可避免。

于是，农民，一个个小人物，在这个跌宕的时代里，勿言左右自己的命运，但，也可以说，他们只能自己左右自己的命运，——拔自己的头发以离开地球，——自己在摸索中打拼。

杨友泉作品中的农民就是这样自己挣扎在生存边缘。

补锅匠杨培金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民典型，其挣扎无人帮助，单纯变成愚昧，再被愚昧之命运卡死。《弹簧床》的谢龙、阿天等是改革开放之后，为摆脱被别人摆布的愚昧命运而挣扎的青年典型，——当然很显然，又一代被误的青春。老一代的父亲等人，是对土地有深深热爱，还把自己的命运自觉地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一代，他们明了国家牺牲农村先发展城市的政策，心甘情愿地付出血泪，——或许这也是一种愚昧了，即人为的愚昧。

我想多说一点点的，还是《恶之花》，残疾人一家，抓捕残疾人的保安，警察，以及踹了残疾人关键性一脚的“我”。这一群，是特别的出离了土地的人。通过几个保安与警察抓捕偷东西的残疾人，这个残疾人一生中的一个小小截面，杨友泉无意中让我们想到了以下内容：国家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无法对残疾人的偷盗行为定性和处罚），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残疾人难以生存），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企业的仓库无人监管），甚至教育制度的缺失（残疾人的女儿的处境，保安和警察的幼稚与不知所措，“我”的以暴制暴和心理矛盾），等等。生命的存在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无论哪一种形态的生命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为自己的生命争取存在的理由时，尊重自我与尊重他人在这个战斗的截面中被强烈地扭曲了，——然而，这仍然不是生命个人的原因，这恰恰是国家或者社会的责任。这些，都是新时期以来城镇化道路上的重要问题。

所以，这本《杨友泉小说精品选》，杨友泉以其农人的眼光纠集出了这诸多“没有惊涛骇浪的经历，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无法剥出一个光耀瞬间”的沉默的农民（《杨友泉小说精品选·序》），实在是一群农民众生真实的生存图集。

杨友泉是一个非常踏实用功的人，他对短篇小说结构的静静琢磨，情节线索的布置都是很有心思的。部分作品比如《嫁夫》《一个人的战争》稍微有点牵强，有的作品个别人物不够丰满立体，那应该是由于短篇小说而囿于篇幅或结构所要求的机巧的缘故。一部文学作品，當其文学技巧到达一定理想程度后，人们自会注意到它的思想内涵，杨友泉的这十多篇小说正是以其对凛冽的农民生存境况的思索获取了阅读者的心。但若此后稍加回忆，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看，关于他的技艺，其语言的大方有力，细节描写与编撰之真切生动，——会再次叫人叹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