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文物随笔

敬一兵

双耳红陶罐

钥匙插进暗锁孔一扭动，讲解员打开了陈列室。她顺手摁下电源开关，室内文物尽显眼前。恰恰是雪亮灯光，让我确信，文物更适合栖身在泥土下的黑暗中。它们散发的静谧、冷清、沉重和隐秘元素，契合了黑色的属性，也佐证了我的判断。

玻璃橱窗内，双耳红陶罐朴实憨厚，令我莞爾。

讲解员叙述双耳红陶罐，过程不到一分钟。除了新石器时代，出土于武威市古浪县外，再无下文。她没有掩饰无语的尴尬，无话可说的罅隙，尴尬也无法掩饰。历史过于久远，陶罐像断线风筝，谁也说不清它坠落前后的事情，最多从陶罐上推测，新石器时代是一个由水、泥与火做成的世界。

有种通灵的感觉，从陶罐身上传递到我身上。

陶罐是摸得到的黑夜。那是白天的背面，泥土的下面，历史的昨天，新石器时代隐遁的符号。

除了形状、体积、重量和红色外，陶罐无欢乐痛苦与憧憬希翼。即便有，也是人放进去的。轮廓残损，线条缺失，棱角模糊，色泽斑驳……种种迹象表明，陶罐入土之后，依旧难逃多舛的命运。这是它的结局，也像我的宿命。

我从西南到西北，地理环境上的差异，使得看见的房屋，室外的树木、室内的灯光、近处的篮球场和远处的山峦，都有陌生味道。更不要说文物了。

陈列室里，陌生感擦亮了我生锈的目光，我看出陶罐应该属于随葬品。古人死后，陶罐被他们的亲人紧急邀集，梦游一般进入泥土中，把古人做陶罐不是留给我们看，而是留给自己用的生活实质，变成没有说出真相的秘密，藏匿在泥土覆盖的黑暗中。

有人在打篮球。球触地和碰篮板的声音，从陈列室窗外传来。我不难判断是放学时间，之后就到下班时间，再之后，是吃晚饭的时间。在陈列室和周围的医院、学校、商店、餐馆、招待所及运动场中，生活用流动的时间，不断碰触古人凝固在陶罐身上的慢时光。

声音从罐口溜进后，再没见它溜出来。那一刻，直觉掠过我心头。陶罐是人的另外一个胃。古人把食物放进去，胃经由新陈代谢把废物排出来。民以食为天，在陶罐身上再次得到应证——无论在新石器时代还是今天的社会里，它都不会改变。

从陈列室出来，我又看见了白杨树。白杨树是有生命的文物，代替陶罐活在地上，挺拔的身躯向我诠释：陶罐是树根，更迭的年代是树干，而生活是搭在树枝间的喜鹊窝。

没有藏匿在地下的陶罐，地上生活的内容与实质，就不能凭空存在。

雷台汉墓

威武，武威。两个字颠倒一下位置，字还是同样的字，词性却有了天壤之别——前者是形容词，后者是地名的专有名词。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去河西讨伐匈奴，为彰显其武功军威，将凉州改名武威。

很难想像，历史最擅长制造谜语，并将谜语铺排到特定的地域之中。就拿武威来说，即便它具备了城市的所有特征，并用这些特征，把自己来龙去脉的真相隐藏起来。然而，位于城区北关中路的雷台汉墓，还是像一个揭秘者，向我泄露出它是武威的吉光片羽，武威是甘肃大地上一个巨大文物的真相。

地上的世界在白天要比天上的世界更具体更复杂。雷台汉墓似乎是为验证这句谶语而存在的。

我对雷台汉墓早有耳闻，它是东汉晚期的大型砖石墓葬地，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组成，内藏多种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俑。从马俑胸前铭文记载，雷台汉墓是“守张掖长张君”之墓，但墓主人身份至今无法确定。

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俑，已经被人悉数复制到了地面上。我打消了入墓参观的念头。我不避讳死亡，只避讳死亡制造的静谧，被我有意无意滋扰。葬在雷台汉墓里的祖先，书写过属于自己或宏阔正义、或荒诞离奇的历史。他或她已经用腐烂的代价，在静谧中凛然复归于原初了。

围着复制在地面上的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俑，游人拍照留影，走马观花看热闹。做买卖或者从事收藏的人，对这些复制品品头论足，有的还为值多少钱争论不休。像我这种半路出家搞写作的人，更关心的是它们背后隐藏的世界。文物就是这样，对你的需要很少很少，而给你脑袋填补的东西却很多很多。

很多游人拍完照片离开了，急匆匆赶赴到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留在他们身后的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俑，还有这些青铜器复制品背后的雷台汉墓，顿时显得孤寂冷清，像一场大戏结束后，被人丢弃在舞台上的道具。

如果与游人背道而驰的，仅仅是青铜器和雷台汉墓倒也罢了。可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它们是游人的岸，是上岸后能够寻觅到的遗传链条。

一言蔽之，雷台汉墓，青铜器和枚不胜数的文物，是人寻根探祖的手杖。

游人少了。我开始用手机给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俑拍照。手机取景框内，拍摄对象的轮廓和线条十分清晰，阳光下我投在地上斜长的倒影，也十分清晰。影子像黝黯的精灵，闯进取景框后无论我怎么驱赶，它就是不肯离开。

我的倒影看得见逮不到，态度执著，一边与我迂回，一边接近那些青铜器。摸得到的接近，譬如接近我单相思的女人，一辆豪车或者一桌满汉全席，那种得不到的滋味苦不堪言。摸不到的接近，像我的影子接近青铜器，却令我想入非非。

影子为虚，青铜器为实。虚实两个字毗邻而居，青铜器的炽热与影子的柔软，瞬间便构成了伸手可握引颈可吻的距离。

这应该是摊开在我面前的图像说明书——我置身雷台汉墓，相当于我生活在遗物的包围中。我先前过斑马线，在街沿上行走的过程，就是走在遗物上的过程。甚至，就连我目睹的白杨树、祁连山、沙漠和我一路上引以为豪的所见所闻，也是祖先曾经拥有过的。

祖先已经星散四野，但雷台汉墓与青铜器却留下来了。就拿奔马和车马仪仗俑青铜器来说，它们从东汉晚期一直走到今天，身上披满绿色的铜锈和无法剔除的污迹，足以证明人的生命时间是熬不过青铜器的。它的不朽性质，来自于它象征前凉国王的灵钧台，还有凉州畜牧甲天下的历史，不暗示今天和未来，只暗示逝人的精神。

雷台汉墓不知姓名的墓主，带着被册封为将军和武威郡的郡主头衔走了，属于他的东汉灵帝历史也烟消云散。只有“马踏飞燕”气壮山河的铜奔马，威武动魄的铜车马仪仗俑，继续留在雷台汉墓，默默演绎着人在泥里，气在云端的场景。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雷台汉墓出土的青铜器，是人精神不朽的最高抽象。

真相于武威，是历史、质地、重量、光环和不朽性质;真相于我，是遗传链条、文物不死的故事，一个置身在我身旁的谜语。

天梯山石窟

越野车在通向天梯山石窟的雪地上行驶。左侧是蜚声中外的祁连山，右边是无名无传的荒山。山峦对峙，不断变换角度和坡面走向。

我在心里提醒自己，山峦停止角度和坡面变换，意味着抵达了天梯山石窟。那是我没有去成敦煌、无奈把天梯山石窟当成敦煌石窟的替代品。

远香近臭，舍近求远，墙内开花墙外香……诸多无声的语言，像缄默卧地的白雪，可以覆盖强横坚硬的东西，但却无法覆盖我的失落。我越是失落，它们在我心里演绎葵藿倾阳、慕名而来的画面，就越是毕肖生动。

这不能怪我贪图名声好高骛远，要怪只能怪“大舌头”。

大舌头是我一个同学的绰号，起因于他说话含糊不清，定目标做事情也含糊不清。他读大三时把目标锁定在张大千身上，用他的话来说，绰号比自己大名响亮无所谓，改弦易辙半途而废仅仅是美丽的错误，成为画坛上的张大千才是最重要的。大舌头到敦煌石窟临摹，用绘画证明自己是张大千的想法，我至今难忘。

天梯山石窟别名凉州大佛窟，位于甘肃武威城南的灯山村，被国家列入文物保护名单。石窟中大佛依陡峭崖壁而坐，脚下黄羊河水碧波荡漾，山、水、佛、云浑然一体的格局巍峨壮观。

透过阳光看大佛，我看出了大佛的丰腴感与线条轮廓的层次感。要是沿循石窟的纵深方向，尤其是大佛与身旁雕塑的间隙，我还能从暗色调里，察觉到时间的厚度与历史深邃的元素。明与暗在这里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突出了大佛沉默的特征。沉默不是大佛无话可说，而是意味着大佛正在酝酿重要的话题。

“北凉时期，蒙逊由张掖迁都姑臧，召集凉州高僧昙曜和能工巧匠开凿天梯山石窟。石窟大佛就是他在天然洞穴基础上创凿的。”

东晋十六国时期，任凭朝野走高官的北凉历史烟云，凭藉讲解员背书朗诵似的声音，失而复得。这种失而复得的过程，不像风四下漫漶、倒影在水中徘徊，而是冲我蓄意而来的——天梯石窟，乃至所有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結尾。讲解员只不过是用语言，从故事的结尾倒叙至故事的起点而已。

“北魏灭北凉结束河西地区140余年割据而繁荣的局面，曾经昌盛的凉州受到重创。凉州僧人纷纷外流，除迁平城外，部分向西迁往敦煌等地，推动以天梯山石窟为代表的河西石窟艺术，在敦煌迅速发展。敦煌石窟中盛唐大佛和天梯山大佛风格相似，说明天梯山石窟，是敦煌石窟的鼻祖。”说这段话的时候，讲解员的情绪控制得很好。声音温和，节奏缓慢，甚至不乏自豪得意的味道。

听到“鼻祖”二字，我像被人打了一针鸡血，心跳骤然加快。天梯山石窟竟然是我仰慕已久的敦煌石窟的鼻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梯山石窟和相距遥远的敦煌石窟，在我的感官里邂逅，彼此互为背景的情形，像是双方在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以便向我佐证，它们在冥冥之中，早已签下了心灵契约。

再小的角落也是世界，再遥远的距离也仅仅是世界的一个细节。世界可以美丽繁荣，如风景、城市、人的生活乃至眼花缭乱的日用品。也可以静谧肃穆，如荒野、夜晚、坟茔和出土文物。

文物里有乾坤有故事。斯言不佞，天梯山石窟就是最好的旁证。

我从讲解员那里知道，天梯山石窟大佛里有北魏灭北凉的故事，有蒙逊召集凉州人劈山开路伐木毁林的场景，有蒙逊母亲病逝后，他在窟中凿泣涕状石像表示忏悔的情节……

天梯山下黄羊河水湛蓝而又清澈，山上和河水四周的马尾松、侧柏以及其它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依旧郁郁葱葱。赤裸鲜明的色泽，像是被大佛目光逡巡后留下的隐语，让人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

时代在发展，人审视丈量的尺度也在变化。至少发生在我身边的情形是这样的——人在追求与时俱进的同时，却在文物古迹修缮和饮食上追求传统特点，力求保证故事的完整性。我不知道这种南辕北辙的反差，在生活里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天梯山石窟大佛是一个审判官。身边千帆过，它都有评判，它不说话，它有包容心——错了的对象被留着风景，正确的对象被当成经典。话说白了，天梯山石窟，还有所有的文物，它们的内核就是一种最好的化学反应式。

就拿我而言，我把自己投进文物场景里，我仰慕名利，倾轧妄为，好高骛远，自以为是和极端偏颇的心态，就会被文物这种催化剂推动，快速发生化学反应。最终在化学反应的产物中，看见我淳朴自然的本性虽然已经少之又少，所幸还是会在文物前呈现而出。

西夏碑

我没欣赏到草原之美，但却看见了它的荒芜。坐落在武威城东南隅的武威文庙，最初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此。

文庙被红墙围住，红墙内是庙宇、古树、匾牌、石碑构成的静谧与肃穆。红墙外是车水马龙，还有很多人晒太阳，或围坐一起打扑克。墙内墙外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如是情形仿佛专门向我应证，荒芜和静谧肃穆的背后，是昌盛与美丽。美丽与昌盛的背后，是荒芜与静谧肃穆。以墙为界，声色犬马和静谧肃穆的景象分置两边，不知是文庙之幸还是我之幸？

文庙内有两块并列的石碑引起了我的注意。左为明正统四年的《凉州卫儒学记》碑，右为明成化六年的《重修凉州卫儒学记》碑。碑首呈半圆形，四周饰以线刻花纹，两面镌文。讲解员说这是西夏碑的时候，也是我发现它除了坚硬质地值得圈点外，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炫耀。

西夏碑一面为西夏文，另外一面为汉文。我不断在石碑正反两面辗转。两种文字把石碑当成双面镜，彼此相向而立照镜子的感觉，抑或背靠背站在同一碑石上，共同面对风霜雨雪和白昼黑夜的印象，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两种文字粗看好似全认识，状如一根藤上结的瓜，没有太多太大的差别。问了讲解员后才知道，李元昊创建西夏国后，别出心裁，命大臣野利仁荣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西夏文，所以西夏文和汉字有着血缘关系，同属表意体系。

碑文文字不多，内容我也不大记得了。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能面面俱到。

两种文字均为楷书，笔法似风，把中锋、侧锋、顺锋和逆锋的格调特点，逐一落实在了碑石上。也把一段据实叙述的背景，包括党项族人的西夏文化、西夏国灰飞烟灭之后的历史，推到了我眼前。

平整的碑面很像历史游走的开阔天地。刻上了文字凹凸不平的地方，俨如纵横的沟谷。我的视线被沟谷切割阻挡，时而明亮，时而黯淡。看上去一切近在咫尺，我似乎伸手可及，却又永远抓不着。事实就是如此，一段历史就是一段碑文，迂回曲折，跌宕起伏，从来不是以平坦、字数和书法取胜的。

简单介绍后，讲解员的目光飘向了门外，身子也朝着对面大殿走去。大殿木门上方悬挂了很多匾牌。据说这些匾牌，是文庙最值得炫耀的地方。匾牌上的座右铭文字，每年都会吸引参加高考的人，诚惶诚恐来此顶礼膜拜。

讲解员绘声绘色讲述学子们顶礼膜拜的故事，好像当年她就是因为面对匾牌，顶礼膜拜才考上了大学，才有了今天轻轻松松说话就能挣钱的日子。她说话的时候，我脑袋里的记忆，却还停留在西夏碑所在的那间黯淡逼仄的房间里。

一边黯淡逼仄，另一边光环笼罩。西夏碑和匾牌对比，让我想起甘肃电影人王新军出道前的情形。他曾亲口对我说，生活在名人的光环里很累，压力大受不了，所以他决意演电视剧赚钱，跳出别人的光环笼罩，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我把他与西夏碑对比，发现他虽然出名了，但却付出了惨痛代价。西夏碑虽然置身在黯淡逼仄的环境里，很少被人问津，但却保持了不变的石头性质。

我访问西夏碑的过程，始终是在风中进行的。

听当地人说，河西走廊的冬季大多开始于白杨树落叶。西北风不停吹拂，温度像脱离枝条的树叶，摇摇晃晃向下坠落。树叶落光了，西北风也把文庙送进了冬至的门槛。不知道当年刻西夏碑的人，是不是怀着冬天般的心情，把每一个文字都当成了落叶？

历史的演替与发展，状如四季吹拂的风。这种以瓦解旧日事物为代价的发展，如果被文字驮载到宣纸、墙壁或木头上，大多难逃风化带来的覆灭厄运。只有静谧肃穆而又黯淡的环境，才不引人注目，才不会在喧嚣中丢失坦然、恬淡和自然的态度，才会坚守秉性不改初衷，才会用无形的保護壳，将一段历史故事妥帖保存。西夏碑的尊贵，就在于此。

我可以刻意情感和文字，甚至可以刻意我在武威的走向和想像，但无法刻意碑石和它驮载的历史。西夏碑有太多的秘密，那是命运、欢乐和痛苦不可言说的石质符号。对我来说，文字、碑石和历史是一回事，只是表现形式不一而已。三者结合，一个无法刻意的神秘又精致、遥远又真切的世界，才能浮现而出，成为我推测祖先生活的凭据。

木 雕

有六年多的时间，我是生活在一座四合院里的。天天看雕花木格窗上无数木格方孔对称排列，仿佛木匠用木格方孔，在木窗上反反复复唠叨。久而久之，我从这种唠叨的形式上看出，不断重复，木格方孔便有了着落。重复就是复活，就是着落。

文庙桂籍殿前廊檐下，重复的现象再次复活了。棂格隔扇、腰华板和裙板上的雕纹重复出现循环往复，屋檐下一束束斗拱纵横交错，上面鸱吻螭兽雕饰首尾相连……油漆脱落光泽褪却，颜色肯定不美丽，但肯定也不世俗。久远、厚重、沧桑、横亘、神秘乃至穿越明朝抵达今日的生命不息意味，因为不世俗，更加扣人心弦。

木雕造型生动，神志逼真。刻刀留下的痕迹，包括图案内容与细节，线条深浅与长短，相当于一部没有胶片的无声电影。我在这部电影中与明朝匠人相逢，看见他们把心中纠缠着情感的秘密，逐一凿刻在木头上。古人为美刻下木雕文物，如今它们又为岁月刻下了沧桑。这便是从木雕上走过的历史。

所有刻在木头上的作品都叫木雕，但不是所有木雕，都叫武威文庙里的明朝木雕。

武威文庙里的木雕，敢于用色，恣意用色。丹红涂抹柱子、梁架或斗拱梁枋外，还用色则鲜明的颜料在上面绘制图案。照得到阳光的地方多是朱红色。房檐下阴影处，多是蓝绿甚至黑色。色泽以复调咏叹方式叠加，雕刻图案以重复形式出现，自然能够形成反差形成悦目的对比。

反观武威冬天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着黑色或藏青色衣服，千篇一律。颜色在木雕和人身上的奔放与保守对峙，除了与环境有关，是否也与人不愿用服饰色调叠加出太多放荡不羁的情感有关呢？

从属于建筑雕刻的木雕文物，竭力采用色泽鲜明、神态逼真、轮廓丰腴，特别是反复重叠雕刻的方式，绝非心血来潮剑走偏锋。这并非我的臆断，而是来自于桂籍殿的匾牌，大成殿供奉的孔子和弟子颜回、子思、曾子等的牌位。我基于原汤化原食的说法，推测出木雕的特点，就是映衬孔子诲人不倦的意味。文化教育，只有反复灌输重复熏陶，才得以继承和发展。

刻痕复刻痕，图案连图案。循环往复的雕刻，让久远、陌生而又漂浮的历史，从此在木头上找到了落脚之处。

当地人和游人大凡有这样的认识，到过文庙之后，自以为对伴池、状元桥、尊经阁，灵星门、乡贤祠、桂籍殿匾牌、大成殿和殿宇的木雕文物了如指掌，不想再次进庙。没人会责怪他们。他们或许不知道，对文物熟视无睹，比没有看见和不想看见文物更糟糕。

由于历史原因和环境气候限制，出土的木雕文物很少，据说仅在武威南营青嘴湾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中，就出土了几十件木俑。大多数木雕文物，都是庙宇的木质雕塑构件，通过涂漆涂桐油保存下来的。这无疑让走在木雕上的时间显得很特别——以雕刻图案和涂漆涂桐油的重复性质，而不是风化、衰老和沙漏，让时间的叙述，借助木雕不断复述。复述没有停顿间歇，人难以听清内容，像永不停歇的风，这就是另外一种沉默。

沉默不等于藏匿声音，故意不说，见不得人。它就清清楚楚置身在我面前，大音希声，像木雕文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