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缝纫机

马自东

从乡下老家搬到城市生活已十几年了，考虑到楼房内空间的窄小，当初进城时把老家的好多旧东西忍痛割爱送给了邻居和亲戚们。不过，有一件东西多少年来始终占据着楼房内一个小小的角落。时间一长，大家都感觉它老是搁在那里已经多余。在房子重新装修一新后，好多次，妻子和孩子们动念头准备把它送给别人的时候，被我一次次保留了下来。因为它陪伴我的母亲度过了许多难熬的患病时光，它承载了我们家许多的苦与乐。

这是一台老旧的蜜蜂牌缝纫机，上海造的。部件已经损坏，台面的油漆已经剥落好多。

这台极其普通的老旧缝纫机，屈指一算，来到我家的历史已经整整四十年了。随着母亲的去世，它才退休了下来，因为家里再没有人使用它。当人们的着装理念进入以购买为主的新时代后，家庭缝纫机自然也随之悄悄退到了生活的边缘。

七十年代初，在刘家峡库区岸边我们老家村子里发生的一幕幕饥荒的情景，像过去看过的老电影中的画面一样，牢牢刻在我的记忆深處。虽然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但是直到今天还都历历在目。还好，等我出生的时候，真正的灾荒年月刚刚过去。母亲那时常常开玩笑，说我的降生幸亏躲过了村子里最艰难的灾年。要是我再早一年半载出生的话，可能活不过来。

等我上学的时候，虽然生产队里还不能给农户分配太多的小麦，用以充饥的黄豆、红薯、玉米等粗粮基本保证了人们不再挨饿。我们很少有面吃，一天三顿饭，至少两顿得吃水煮黄豆。除此之外，剩下的只有一种花样——玉米面疙瘩。那时没有羊油牛油，清油很贵重。每次做饭的时候母亲总要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往锅里倒入眼泪般可怜的几滴。怕清油浪费太多，后来母亲干脆找了一块巴掌大的白布缠在小棍子上。每次做饭的时候，她先把油布在油罐罐里蘸一下，然后用油布在锅底随手轻轻擦一下就开始把调好的玉米面贴在锅里。那种顿顿缺油水、永远重复的饭吃得每一个人都面黄肌瘦，走路干活的时候都无精打采。现在一想，真是不寒而栗。

记得我每次放学回家，肚子已经很饿，幻想着母亲变魔术般变出一顿可口的食物，让我吃个狼吞虎咽以解一整天的饥肠辘辘。但每一次进入家门，看见母亲留给我的那些永远不变花样的食物时，总是让我极度失望。那些在我放学前放在炕头的水煮黄豆或玉米面锅塌，黑糊糊的怎么也提不起我的食欲。于是我急切盼望着一个日子的到来，那就是我们回族叫主麻的好日子星期五。

到了这一天，不管春冬秋夏还是刮风下雨，只要等到清真寺里主麻散以后父亲回到家，我那受慢性腰腿病折磨的母亲总要拖着行动不便的双腿给父亲做顿特殊的可口饭：烙两个白面的饼子，上面擦上清油和姜黄。看着那红白相间、酥软喷香的饼子，我总是禁不住会流下口水。一出锅，等父亲在炕桌前诵读完一段《古兰经》后，她把热气腾腾的油饼子分两次端到盘腿端坐在小炕桌边上的父亲面前。接着她又给父亲再端上一大碗漂有野葱花、香菜的荷包蛋。她说：“没有这一周一次的生活改善，你身体单薄的父亲可能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家庭重担所压垮。”她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娃，也是正长身体的时候，尽量从父亲的偏饭中给我分一点。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好好读书。

每到星期五放学后，我回家的脚步总是大步流星。母亲始终从犒赏父亲的白面饼子中给我留下一大块。还会为我把一个平时用来家里煮草药的砂锅煨在尚有余温的灶膛里，里面满满一砂锅的鸡蛋汤糊糊。我轻轻地伸手把那砂锅取出来，吹掉盖子上面的灰尘，顺势坐在院子的一截风化了的干柴上，风卷残云般地开始喝鸡蛋汤、满口吃着饼子。看着我那种饥不择食的样子，母亲说：“好好读书吧，以后要是找上个工作什么的，会有你吃的饼子和鸡蛋。”拿着喝完蛋汤的空碗，我看见母亲又匆匆回到老屋的炕沿开始做她日夜不停的针线活。那时，幼小的我总是不明白她怎么有那么多做不完的活。

等我渐渐长大，我终于明白，在当时那样极度困难的日子里，我和父亲之所以每个星期五有一次喝鸡蛋汤、吃白面饼子的口福，那都是母亲用自己善做针线活的手艺给我们挣来的。母亲出嫁前从外奶奶的手里学到了一些基本的裁缝手艺。她看到当时村子里很多困难人家都掏不起做衣服的费用，于是她萌生了学着做点裁缝活的想法。这些是母亲后来才告诉我们的。

患了腰腿病以后的母亲，待在家里，眼看自己孱弱的身体一年年不见好转，眼看自己继续能陪父亲下地的日子迟迟不能到来，她心急如焚。面对三个整天张口吃饭的孩子，母亲觉得对不住父亲，也愧对几个孩子。度过了无数个以泪洗面的日子后，她告诉父亲，想为周围的邻居们做一点针线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重活做不动就做点自己干得了的轻活。就这样，她开始缝制一些盖头、坎肩、童装等。

母亲当初的裁缝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渐渐起步的。一开始，她主要是为包括外爷外奶在内的我们一家人做衣服。说是做衣服，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缝补衣服，由于布料极度紧张，一年也做不了几套完整的衣服。主要还是用一些从旧衣服上拆下来的布料经过浆洗后再东拼西凑给我们做棉袄、坎肩、书包之类的东西。

到了我读初中的时候，母亲的裁缝活越来越多。记得那时，第一次来我们家托她做衣服的人，说什么她都不收钱。后来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为母亲带几个鸡蛋什么的。就这样，懵懂的我才慢慢知道，母亲给我和父亲吃的鸡蛋原来是这么来的。

我有一个同学，叫周林清，和我关系很好。一到周末，他常来我们家玩。有次，他看见我的母亲在家给别人做衣服，就很不好意思地说，可否让母亲给他的父亲也做一件衣服？他说他的父亲几年前好不容易用积攒下的布票买了一套布料，都放了好几年了，就是找不到一个做衣服的人（那时集市上还没有裁缝铺）。母亲二话没说答应了，花了三天时间把他父亲的衣服做好了，是一套深蓝色的中山装。衣服拿回去的第二天他告诉我，他的父亲穿上那件衣服特别合身，他的父亲高兴极了。他再次来我家的时候给母亲带来了五个鸡蛋，说是他父亲让带的一点心意。母亲却怎么也不收他的鸡蛋，执意让他带回去。在互相推让中，鸡蛋不小心掉在地上，全部摔碎了。最后，打碎的鸡蛋留了下来，我们一家美美吃了一顿鸡蛋小米饭。

因腰腿病下不了地做不了农活，闲不住的母亲本来打算做些针头线脑活来给自己找点乐趣，打发寂寞的日子。可是她哪里预料到，改革开放前后农村集市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时候，集市上的裁缝铺还很少，加之人们做衣服的需求还真是不小。那些家里炕头堆放起来的布料，仅仅靠她的手工去做，不要说白天，就是把白天黑夜连起来做，也都做不完。本来想着为自己找点乐趣的母亲这一下又变得苦恼起来了，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母亲给父亲说：“我们家买一台缝纫机吧？”

父亲苦笑说：“哪有钱呀？连肚子都吃不饱！”“我凑了一些，不知道够不够。”母亲平静地说。“什么？”父亲吃惊不小。“你哪里来的钱？买缝纫机最少需要110块钱！”

“我这几年用别人给我的鸡蛋凑的。给你，这里正好99元零3角。不够的你再从别处借几块。”母亲的口气依然很平和。但是听到她积攒了那么多钱后，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完全目瞪口呆了。看着我们吃惊的样子，母亲说，她給父亲和我们每次用鸡蛋改善生活的时候，没有把别人送来的鸡蛋全部吃完，每次都会攒下一两个，每当箱子满了的时候她就悄悄卖给来家门前收鸡蛋的人。

母亲基本攒够了买缝纫机的钱，接下来是去哪里买缝纫机。那个年代，不要说买一台缝纫机，就是买一尺做鞋的白布、买一袋盐都不容易。父亲让当教师的大哥从学校预支了两个月工资后决定买缝纫机。

钱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就盘算着哪个人才能帮我们买上缝纫机，琢磨了好长时间，最后我们想到了一个姓姚的汉族工人师傅。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听说他是临夏市甘光厂的工人，老家在浙江一个叫余姚县的地方。那时候，那些来自南方的工人到了周末骑上自行车来我们河滩一带钓鱼、打野鸡什么的。有时候他们也到农户家买一些黄豆。我们家在公路边，有一天一声枪响后有一只野鸽子扑棱棱从房檐掉到了我家院子，接着有一个陌生人推开家门进来，问我的母亲可不可以把他打死的鸽子拿回去？母亲点头应允了，于是他高兴地带走了。后来他每次来河滩，总要来我们家坐坐，给我们讲一些他们老家浙江一带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我们觉得他有可能帮我们能买到缝纫机。

有一次姚师傅来我们家串门，和父亲聊完天准备回城时，透过窗户看见母亲在做衣服，突然问母亲：“家里没有缝纫机吗？”

“没有。”母亲回答。

“要是你们想买的话，我倒有办法帮你们买。”姚师傅说。

“那太好了！”走出房间的母亲高兴地说。

“姚师傅你说，你想要什么，只要我们有，就帮你找。”父亲高兴地问姚师傅。

“谢谢！你们方便了帮我多买一些黄豆就好。”姚师傅笑着说。

“那是一定的。”父亲答应道。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特别是我的母亲极度渴望的缝纫机购买计划，在我们还没有向姚师傅开口求助的时候，他已经主动提了出来！

半月后的一天，快到晌午时，姚师傅推开我们家大门，推着一辆后架上绑着一个大纸箱的自行车进来了。我们急忙迎上去接住他的车子扶手。姚师傅擦去脸上的汗水说：“缝纫机来了，是蜜蜂牌的，上海造的。”

“太好了，太好了！”母亲喜不自禁。她很快给姚师傅在院子里摆上小桌，倒上茶水。

机子到家的第二天，心急的母亲逼着刚放学回到家的大哥，给她安装。装好后，大哥又教母亲如何使用。试过几次以后，心灵手巧的母亲就能工作了。

母亲的家庭缝制作坊进入缝纫机时代的那天，也正是中国恢复高考第一年高考结束的第三天。她用从父亲旧衣服上扯下来的布在新机子上专门为我做了一件上衣，算是对我的鼓励。她叮嘱我：“再过三年你就要考试了。只要你考上大学，会有你吃不完的鸡蛋，还有享不完的福。”听着她的叮嘱，我还是半信半疑。但心中却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那时候作为一个孤陋寡闻的农村孩子，远大前程是什么，心中确实无数。但是只要听说考上大学能吃上足够的鸡蛋，就是拼命也要坚持苦学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实现上大学跳农门的愿望。

而母亲依然在家里为村上男女老少日复一日地做衣服，陪伴着父亲和两个哥哥苦苦地经营着这个贫寒的农家。再后来，随着政策的变化，乡镇上开裁缝铺的个体户也渐渐多了起来。眼看自己的慢性腰腿病不见好转，医生也多次提醒她多休息，勤治疗、少劳累。迫于无奈，除了特别难以推卸的熟人外，母亲开始拒收别人送来制作的衣服布料。后来就再也做不动了，可母亲对父亲和我们说，即便再不用，这东西也不能随便乱动。只要自己看见它，心里特别踏实。

2000年的夏天，在一个傍晚宁静的夕阳中，突然发病的母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她扯走了我们一家人的心，把世界上最大的悲伤和孤独留给了我们。当掩埋母亲的黄土开始长起青草的第二年，我们一家搬到了城市。临辞别老家的那天，我带着孩子来到村子边母亲的坟前向她告别：“母亲，请原谅你的不孝儿吧，我不能继续在老家陪你了。以后，我会定期来看望您的！”我们从农村老家带到城市的家具，唯一的一件就是那台母亲生前用过的旧缝纫机。

春去冬来，光阴荏苒。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我的母亲。她用不屈的毅志在长期患病的日子里，用她勤劳的双手对我付出了绵长的养育之恩。作为儿子，我是永生永世都报答不了的。那台我始终舍不得送人的旧缝纫机，是最有力的见证，它陪伴我的母亲走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快乐日子;它陪伴母亲给我们全家换来了不少的鸡蛋和粮食。这些困难岁月中弥足珍贵的救命食物，让我们得以平安度过那段无法忘却的艰难日子。这不是一台普通的缝纫机！

在我极度想念母亲的时候，无数次我总会身不由己地不知不觉间走到母亲生前留下的这台亲切的缝纫机前抚摸着它，就像抚摸着母亲那温暖的双手、她那慈祥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