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精神的回溯与重铸

葛瑞应　牛彬

《大河谣——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纪实》是由甘肃省委宣传部重点图书项目资助、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达五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作者阎世德历时四年多、采访二百余人、用丰富详实的资料和庄严虔敬的书写姿态真实地再现了这一跨世纪大型水利工程。

景泰、古浪、民勤深受干旱之苦，当地百姓对水的祈盼渐渐沉淀为一种信仰，在长久匍匐于自然秩序之下的百姓看来，引黄提灌工程着实是一个挑战自然造物法则的梦。但从开始构筑这一“痴人之梦”的畏惧、自卑到追逐梦的艰辛，最后到完成梦的回肠荡气，人的本质力量在与坚硬自然法则的碰撞中得以彰显。与此同时，以李培福为代表的一批奋斗者群像浮出地表，他们携带着的精神原色在当下语境中散射出愈加珍贵的光谱，给予读者以多维的启发。

一、沙海绿洲：逐梦三部曲

作为景电二期工程的直接受益者，作者深知工程之伟大，但他没有急于从工程本身讲起，而是循循从人文地理开始，以一双陌生之眼重新关照这片熟悉的土地。统观全书，作者即以此视角，追随景电工程的自有律动，在筑梦、逐梦和圆梦的宏观框架下展开叙事。

开篇，作者不急不缓地回忆了“守着河水的干渴”：贫穷已然不可忍受，而守护在母亲河边的贫穷更具悲剧意味。在作者展示的一个个口述实录中，讲述者无不被逐水而活的生存意志所支配，其实录竟如传奇一般，充满了奇异、诡谲甚至荒谬的色彩：整日生活在不安与焦灼中，生与死的角力似乎时时刻刻在进行，于是有人提前预备棺材、有人嫁女只求去个有好水的地方……这样的讲述越是悠长与滞缓，越能体悟到彼时蓄积在景泰、古浪、民勤人民心中对水的信仰。绿洲梦成为掩埋在心底深处的无法言说的苦痛。全书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铺陈绿洲梦的生成似有堆砌材料之嫌，作者甚至回溯至古代历史窥探水之于景泰的文化意义。然而缺失这个基本交代便难以理解为何将逐梦过程中体现出的种种称之为“人间奇迹”，也难以理解为何圆梦后，受惠群众会以富于原始色彩的宗教祭仪来抒发感恩之情。

当引用宽沟人“景电人就是能得很，生荒地也能长出这么好的庄稼”的夸赞时，景电精神隐然开始成型，“景电人”走上了逐梦的征途。这个征途恰如一场经年累月的持久战役。“主攻”、“横扫”、“围歼”等战争年代符号在工程现场处处可见，这是以李培福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战斗精神的延续，不同的是，战斗的对象由人变为“史无前例”的一个又一个等待克服的工程难题，资源和技术变得重要无比，景电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了无数个“从无到有”的奇迹。环环相扣的工程使得每个“节点”都力均千仞，丝毫不逊于战争中敌我对峙的紧张。在如此泰山压顶的情境下，人的潜能被激发到最大程度。作者插叙一段1993年的故事，借助新一代水利工作者的视角回看工程，侧面评价了工程创造的奇迹：科学理论上不能成立的工程，却不加掩饰地矗立在眼前，这需要的勇气和冒险精神以及倾注的心血和精力可见一斑！

百姓怀有沙中绿洲之梦，而参与这个逐梦工程的知识分子同时在铸造着自己的精神绿洲。景电工程上马于文革时期，它“像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的政治旋涡中颠簸起伏”，作者没有对工程与非常态的政治生活产生的矛盾着墨太多，但是通过几个细节把作为工程灵魂人物的李培福借力使力、惜才爱才的智慧与情怀写了出来，在他的呵护下，很多知识分子从“靠边站”到被重用，从如履薄冰到独当一面，精神得以疗救，安全感得以复归。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勾勒了诸如陈可言、姜作孝等人的“前史”，表面看来似与作为主线的景电工程无涉，实为作者的匠心之笔——更完整地呈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心路，诠释出一个云岚诡谲年代中的精神绿洲追寻之旅。

二、无法之法：庄严虔敬地面向事实

作为一部“全景式”的报告文学，作者阎世德以景电工程为言说主体，渗入史料、报刊、日记、歌谣等多种因素，多维度、多线条地营造出一个“全息之眼”，这一定程度上有损于情节的严密，但作者无意追求严格意义的情节连贯，而是致力于让读者从各视角，也从非叙事的元素中，立体地了解工程的方方面面。材料的详实丰富是成就一部优秀报告文学的前提，是保证真实性的必要条件，景电工程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完工历时四十余年，彻底改变了五十多万人的命运，可以想象这背后的材料、故事繁如星辰，如何讲述这些过往？辐射面若太宽，文本可能会流于涣散和浅陋，而且，相比于一人一事的微观之真，我们更乐于见到对象的宏观之真和关系之真，这又如何达成？法无定法，无法之法，是为至法。作者阎世德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深知严谨的叙事姿态于文本真实之重要性。他在采访和创作之前，就和该书的发起者李保军达成共识：坚持口述实录、注重史料价值、坚持真实性第一的原则。因此，在这里，“至法”并非指何种叙事玄机，而是庄严虔敬地面向事实，还原事实本然的质地。

让人欣喜的是，在“面向事实”的朴素写作原则指引下，《大河谣——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纪实》呈现出两点较独特的写作特征，或可给报告文学创作及理论探索提供启发。

首先，原生态视角的移用加强了信息的真实度和文本思辨深度，使事实呈现更具棱角。作者对各采访对象的视角没有进行深加工，而是尽可能本原地将之安插于工程主线之下。在每个节点的宏大叙事后由“小人物”来讲述对工程更为细腻的感知。如追随小青年罗文深的视角，了解工程初始階段开设的学习班，感受人人跃跃欲试的激越气氛;从浪成栋两次移民的经历中感知底层百姓逐水而安的朴素渴望;再如从普通劳动者张延英和闫穆智的爱情故事间接体会景电工程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对当地人的深刻影响。

起到同样作用的还有“我”的视角，文本在后半段间或以这样的视角叙事。区别于小说中第一人称的有限视野，此处的“我”是潜藏着的“上帝的眼睛”，即亚全知视角，可以最大限度地俯瞰所述对象。二期移民、生态防护林等工程重大节点的记录都是在作者娓娓讲述挖地窝子，亲历沙尘暴等“小故事”之后进行。作者没有止步于讲述工程发生了什么，而是尽己可能还原完整、真实的工程，而它一定是倾注了亲历者心血与感情的，而非无生命的、生硬的。阎世德“深爱这个选题”，他的视角里除了客观的真实，更多的是不可抑制的深情。

其次，语言朴素而有节制，避免了报告文学可能有的通讯式直白化倾向。语言的选取对报告文学品质影响甚大。当代报告文学类型多样，选取语言的基本原则是不对人和事造成妨害，而理想的报告文学语言则能够与事实“性格”相契。

景电工程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造福于民，是典型的民生工程，群众是工程的主角。作者对这一事实的尊重体现在全书以群众为表现主体，语言上则是从群众生活中汲取资源。整体风格体现为朴实、简约、节奏井然。作品二级小标题的设置饶有兴味。诸如“一碗羊肉面片子”、“油泼辣子带来的启发”、“多难的山里人”、“等等。老母鸡正在下蛋”、“没事干了你到别处晒太阳去”、“总有开工的一天”等。正文中则多有“不怕千日苦，就怕代代穷”、“老汉落了泪，骆驼下了跪”等民谚。以生活中富有烟火气息的语言入文，使读者得以借主体的群众视角触摸真切可感的历史。

如果说为景电工程立传是这本书的初衷，那么作者的无心之柳使它在某种程度成为这一地区的一种文化志书写——以“水”为核心，涉及地理文化、水利文化、饮食文化、婚姻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旁逸斜出”的内容非但没有妨害作为主线的工程书写，还为工程全貌构筑出一个又一个“景深”，使后来者对景电的了解更为立體。试举一例，民工团办起豆腐坊，村民刘德福成为最佳人选，作品以他的口吻极为详细地描述了豆腐的制作过程，堪为一段食物志文本，广受好评的豆腐成为单调生活的重要调剂，也成了景电人的一份独特记忆，它类似于“小玛德莱娜”成为“后景电时代”回忆景电岁月、咀嚼景电精神的一个契机。

三、精神重铸：崇高的伦理意义

何谓崇高？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它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特殊审美形式。往往是由代表先进力量的社会主体对自然界或旧有事物的抗争和挑战而引发，显示出主体在驾驭实践客体时突破束缚、挑战极限的巨大精神能量。不同于优美给人以较为稳定的审美体验，崇高体验更为复杂：在接触审美对象初始阶段往往夹杂着惊异和畏惧的感情，这种畏惧感由实践主体力量的增强而达到阈值后，转化为认可乃至震撼，继而被宏大、庄严、雄浑、刚劲的审美体验所浸染。展开崇高的内涵分析，我们发现，《大河谣——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纪实》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和崇高有着高度契合。

引黄提灌工程让黄河水往高处“倒流”的大胆设计“史无前例”，加之物质、技术资源捉襟见肘，一切从零开始，工程无异于登天之举。群众的第一反映是肃然拜倒于自然法则之下，认为工程是“天方夜谭”、“自不量力”。提出工程设想本身说明人的本质力量开始萌发，“草土围堰战役”、“一泵站基坑战役”、“自制压力管道”等攻坚战无不考验和激发着人的体力、脑力和心力。我们从数个“战役”中均能体验到人的力量与自然法则相撞而生的审美震撼：爱女在工地牺牲，母亲请求将自己的小女儿送往工地继续干活，在她眼中，黄河水来了，逝去的女儿就可以安心了;古浪群众为了把黄河水早一天引到家门口，有的宁可自己去宁夏、张掖等地乞讨，也要让子女们在工地上安心苦干;干疯了的姑娘小伙子们，为了多干一点，竟然有人把工地上的钟表往后拨一点……凡此种种，工程的参与者将集体精神、实干精神、奉献精神发挥到极致，于是工程初期对自身渺小、平凡的自卑认知逐渐被自尊感、自豪感所取代，面对工程的惊惶感也逐渐消退，而专注于解决困难。

千万景电人中，堪为代表的是工程总指挥李培福。毛泽东给他的题词——“面向群众”是对他精神的集中概括。如何把这一精神更进一步地实践到工程中？李培福对此的理解与践行也经历了一个“高扬程提灌”的升华过程，在工程每一阶段收尾处均有相应的反思和总结。作品用了感发式而非政论注解式的方法诠释了“面向群众”的不同内涵。典型如工程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迫在眉睫，但因特殊政治形势，启用“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风险巨大，李培福权衡轻重、实事求是，以解决群众难题为指向，推进了工程，也成就了知识分子;再如试制管道面临内无资源、外无援助的窘境，还是问计于群众而实现了从无到有。“面向群众”的精神由李培福身体力行，自上而下成为景电工程干部的思想指针。有意味的是作者在全书结尾单辟一节，感情恣肆地以意识流式的写法虚构了“我”和逝去的李培福的对话，形式上是李培福的自白，实为“我”对工程点滴的回顾以及对“面向群众”精神力量的反刍。

借用指挥部烧开水的张发明的视角，“李培福成了一尊神，但有时又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神”和“人”的角色移位正好说明作为引路人的李培福与群众一道，经历了发挥能量，将匍匐、畏怯的心理转为深刻自我认同的过程，他是普通的，同时也是大写的人。“面向群众”经过他的践行重铸为超越于常人力量的精神高地。用当下流行价值标准反观“面向群众”，陌生感十足，而事实是这种陌生感从工程结束伊始就开始发酵，文中引述的一位记者对工程技术指挥陈可言的采访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价值观的陌生化和变迁：

记者眼中，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革命工作者都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在恶劣环境中工作需要“保持”热情。而这个问题对陈可言是陌生的，他认为提问本身反映的是两代人的两种价值取向，记者所言的“理想主义”在陈可言一代人心中正是作为常态的“现实主义”——以对社会有益为原则，在工作中体现个人价值。不妨说作者引述这个采访的深意在于换一种方式代替读者提出其疑虑：何种土壤才能生长这样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响对我们的时代又有何启发？崇高感是一种蕴含积极社会伦理意义的审美情感，《大河谣——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纪实》通过给予我们这样的审美契机，使我们得以触摸其内蕴的极为宝贵的时代精神，它净化了我们的灵魂，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境界，给了我们一个站在精神的高地俯视自己时代的机会。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