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周恩来赏识的才女外交家龚澎

梅村

龚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才女外交家。她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外事工作长达30年之久。龚澎写得一手好文章，英文极好，品貌出众，善交际，被誉为“典型的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周恩来一直视她为外交上的得力助手，多次称赞：“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周恩来的外事秘书

龚澎与周恩来结识于山城重庆。

龚澎是燕京大学高材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到延安，后被分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做秘书工作。1940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调龚澎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8月30日，她告别新婚不到一月的丈夫刘文华，长途跋涉抵达重庆，在曾家岩50号南方局外事组工作，给周恩来当外事秘书，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她的具体工作，除完成周恩来交办的任务外，还要负责对外宣传、联络外国记者。

周恩来的办公时间一般在午夜12时到凌晨4时。刚开始，龚澎在晚上汇报工作时，不免有些倦意，周恩来说：“嗨！年轻人怎么搞的，还没我有精神呢！”为了适应周恩来的工作节奏，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龚澎就埋头灯下用功，磨练意志，“开夜车”，这也成为她自己保持多年的工作习惯。

几乎是每天下午，龚澎都要到设在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与外国记者联络。她以其独特的魅力博得了许多外国记者的好感，尽管在政治理念上有差异，但没有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她不失时机地向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消息，同时也向外围记者们了解到许多有用的情况。每隔几天，她就向周恩来写简要的书面汇报，并提出一些参考建议。周恩来也常常找她了解一些具体细节，并根据她的建议，会见一些思想比较进步、报道比较客观的外国记者。1940年冬，龚澎陪同周恩来会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著名作家海明威。周恩来对国际形势的精辟分析和独到看法，使外国朋友耳目一新，都乐意与他探讨一些问题，龚澎也在翻译中深得教益。

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连夜召开外事组紧急会议，要求尽快与驻重庆外国记者和外交官联系，通过他们将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告诉全世界。为了封锁消息，国民党特务日夜把控在外国记者站门前。龚澎设法把外国记者约出来见面，把有关事变真相的资料交给他们，向国外发布。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对国民党的做法表示不满，龚澎抓住这个机会，用大量的事实揭露皖南事变真相，指出“同室操戈”有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龚澎犀利的观点，引起了卡尔的共鸣，他马上邀请周恩来到寓所商谈，然后如实向英国国内报告。英国政府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使日本人加强对中国的攻击。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坚决要求英国撤换卡尔。卡尔临行前，周恩来为他饯行，并安排龚澎对他进行专访。龚澎采写的《惜别一位真挚的中国朋友》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她与卡尔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成立以后。

龚澎还陪同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美国政府根据居里的报告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在此时发动内战，就将暂停一切对华援助。但国民党顽固派一意孤行，1941年1月17日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并于次日見报。

获得消息的当晚，龚澎在红岩村目睹周恩来悲愤地写下《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词》和《皖南事变题词》，准备在次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但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一反常态，要审查报纸版样。龚澎和同事们准备了两套版样，一套用来应付“审查”，另一套刊登了周恩来题词。1月18日凌晨，《新华日报》抢先发行，读者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手迹，极大震撼了国统区各界民众。

当局加剧了对重庆中共代表团的监视和控制。周恩来连夜召开会议，紧急应对。龚澎和大家一起聆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如果国民党把我们全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学习先烈们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这时会场电灯突然熄灭，周恩来继续说，“我们要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遇到光明不骄傲，遇见黑暗更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定信念，光明一定会到来！”

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由叶剑英带领一批干部和地下党员撤退到延安等地，以保存实力。龚澎等少部分骨干力量仍留在重庆坚持工作。周恩来安排留下人员给自己亲属写信。龚澎在给刘文华的信中说，万一有一天自己被捕牺牲了，这便是向他道别，希望他今后找到自己的伴侣。

中共南方局的新闻发布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利于中共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要形成“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指定龚澎担任新闻发布员，加大向外国记者发布中国共产党的消息的力度。龚澎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以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在打字机上直接翻译成英文，编印成英文宣传小册子。然后，穿着一件简朴的旗袍，带着装满小册子的手包直奔记者站，将小册子及时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中。一美国记者说，他知道龚澎是为共产党说话，但她的话听起来使人感觉舒服。因此，外国记者不愿意到重庆新闻局那里获取资料，却更愿意听取来自解放区的声音。

政治上的走向成熟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使龚澎赢得了周恩来的信赖，1942年，她被任命为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周恩来实事求是、平易近人、严格自律、满腔热情的工作作风，对龚澎的影响很大。当时在重庆的中外人士公认，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十分熟悉和欣赏的“周公风范”。

正当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上的打击却接踵而至。1942年夏，龚澎患病打针，因针头感染导致臀部大面积化脓，伤口久治不愈。7月29日，她的父亲龚镇洲在桂林病故，正在住院的龚澎悲痛欲绝。8月3日，周恩来以自己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致函龚澎说：“死者已矣，生者节哀。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并向你致慰问的敬礼！”不久，周恩来又亲笔写信给龚澎，深切表示：“只有把我们的多颗赤诚的心带给您。伸出手来握您。”

可更沉重的打击降临了。她几个月没收到来自太行山刘文华的信了，在战争条件下她不能不敏感。她想周公可能知道点情况，因周恩来曾多次与华北方面联系调刘文华来重庆工作，但因他已被提升为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而未调成。

面对龚澎的询问，周恩来神情凝重，终于将实情告之：刘文华在前线征战途中，患了急性盲肠炎，病魔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周恩来得到消息正值龚父病故之时，他不忍让龚澎再受刺激，就把消息压了下来。

周恩来把刘文华弥留之际口述之遗书转交给龚澎。她看到最后几句话：“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转身跑回宿舍蒙被痛哭。

邓颖超前去抚慰她，周恩来再次和她长谈，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不久，她写下《纪念文华》一文，登载在《新华日报》上。她写道：“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留下来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

龚澎用更紧张的工作来纾缓自己的哀痛，从丧父失夫的苦楚中挺立起来。这时，一青年才俊来到她身边，他就是乔冠华。

龚澎和乔冠华第一次见面是在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介绍他俩认识，龚澎大方地向乔冠华伸出了手：“你好，欢迎你！”由于工作关系，龚澎、乔冠华几乎天天见面。

一天，龚澎找乔冠华一起去见外国记者，只见他面色苍白，蜷缩在桌子边，就立刻送他去医院，请为她治过病的李颢医生为他诊治。乔冠华因肠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在手术和康复过程中，龚澎天天陪伴他的身边。爱情的萌芽在这对才子佳人的心里疯长，但谁也没有主动挑破这层薄薄的窗户纸。

可同事们都看得真真切切。一次，龚澎、乔冠华到周恩来处谈完工作，周恩来问：“你们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啊？”龚澎脸“唰”地红了，乔冠华局促地去摸烟，一看桌上放的“请勿吸烟”的牌子，又将手垂下。龚澎忙说：“周公，人家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你看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说的？”周恩来哈哈大笑，“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吧！”

1943年11月，龚澎、乔冠华终于喜结良缘。曾家岩50号3楼原叶剑英的居室成为他俩的新房，两个人的被子放在一起就成了一家人。他们性格、工作互补，同事们称之为“绝配”。

国共重庆谈判翻译联络工作受赞赏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要求要全力搞好服务工作，点名龚澎、乔冠华参加毛泽东的外事活动。为了方便工作，龚澎、乔冠华住到了红岩村。

毛泽东利用在重庆谈判的时机，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龚澎陪同在毛泽东身边，尽心尽责地做好翻译和联络工作，她的才华深为毛泽东所赞赏。

为了打破国民党在外交上的封锁，龚澎陪同毛泽东会见和往访美国大使赫尔利、英国大使薛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法国大使贝志高、加拿大大使欧德伦，以及美国国会访华代表团团长史奈特、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等国际知名人士和外国朋友，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为了感谢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进行援助的国际友人，毛泽东、周恩来于9月8日舉行茶会，招待在重庆的美国、英国的援华会、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援华救济团体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致辞，诚挚感谢各国朋友8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的许多援助。

毛泽东还会见了路透社、合众社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也向美国记者询问美国劳工运动以及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情况。问完后，毛泽东向龚澎几乎不易觉察地点了一下头。龚澎微笑着说：“主席还有事，他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了，但是他希望你们尝尝我们准备的几个简单的菜。”美国记者称赞龚澎是“一名机敏活泼的助手”。

毛泽东到重庆受到广泛关注，美国驻云南昆明第十四航空队的3名美国士兵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艾德尔门专程到重庆，希望见到毛泽东。龚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认为这是让美国普通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机会，建议请主席见见他们。9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村会见了3位美国人，龚澎现场翻译。毛泽东和美国士兵讨论了世界形势、中国前途，希望他们能把所见所闻告诉美国人民。

1946年5月初，龚澎、乔冠华等随周恩来从重庆搬到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指示龚澎、乔冠华常驻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创办英文版《新华周刊》，乔冠华任主编，龚澎任发行人。

1946年10月，张家门被国民党军占领，国共和谈难以继续。周恩来安排龚澎、乔冠华等转赴香港，一方面保存实力，一方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行前，周恩来用大闸蟹款待，为他们饯行。到香港后，乔冠华筹备成立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任首任社长;龚澎创办了英文周刊《中国文摘》，任社长兼主编，该刊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份向海外发行的英文期刊。

共和国外交部的首位女司长

1949年11月8日夜，外交部举行成立大会，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拿着花名册，从副部长、司长到科员依次点名。点到亚洲司司长沈端先时，周恩来说：“沈端先就是有名的夏衍，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长，目前由乔冠华代理司长。”说完，又提到龚澎，“你们认识龚澎同志吗？她是情报司司长，乔冠华同志的爱人。有的年轻同志听不惯，过去在国统区、在香港，都是称她为‘女士‘夫人。以后出国人家还是这么叫。”

周恩来交给龚澎主持的情报司（后更名新闻司）两项重点任务：一是给中央领导提供信息，二是开展对外宣传。据此，龚澎给新闻司工作定位：当好中央的耳目喉舌，“耳目”就是信息工作，“喉舌”是对外宣传。

龚澎很快创办了内部刊物《临时通报》《快报》，向中央报送最新国际动态。最初由人工抄写，一式复写5份，除报周恩来外，还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不久，改成铅印，通常是半夜付排，清晨印刷，一上班就上报。

当时，信息来源渠道窄，龚澎就安排英文好的干部，轮流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美国之音、伦敦BBC等外台的重要新闻，现场录音，及时把要闯译成中文。同时促成在有关驻外使馆设立站点，把当天西方报刊上的重要信息明码发回国内。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急需掌握国际动态信息。新闻司一天出好几期刊物，报送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参阅。时美国扬言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外电报称美军已有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日本冲绳。周恩来指示龚澎，无论美国是恐吓还是真准备实施核攻击，我国都必须掌握美国核武器的有关情报。龚澎立即通过在欧洲的战友，成功获取了美军有关战术核武器的内部资料，包括其打击范围、杀伤力及美军如何自身防护等情报。了解到美战术核武器实际杀伤力，它并不像外界渲染的那么大，只要防范得法，它对我方的打击是可承受的。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份情报，高度肯定了这项工作，在龚澎的陪同下接见了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

1961年发生了柏林墙事件，1962年又出现了古巴导弹危机，国际形势骤然紧张。龚澎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及时准确地推出《新情况》（由《临时通报》《快报》等整合而成）综字号版，让中央领导第一时间知道过去24小时全球发生的大事。有时碰到突发要事，来不及准备文字材料，就直接打电话报到周恩来处。

周恩来有时急需知道某个情况，就直接打电话给新闻司，龚澎立即组织研究，连夜加班，天亮前把材料送到中南海西花厅。龚澎对身边人说，在总理手下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

龚澎在抓动态性信息的同时，十分重视战略性研究，搜集出版了《国际文献》，内容包括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首脑的重要讲话、声明等，为政府研究大政方针提供咨询。因此，新闻司的工作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肯定。毛泽东还亲自给刊物出题目，周恩来常常在《新情况》上批示。

在外宣工作方面，龚澎提出，要按周恩来总理强调的“国际站位”的高标准，通过“他者”视角审视自我，善于“借船出海、借口说话”，巧妙地利用外国记者的报道，宣传我国对于国际问题的看法。

共和国成立之初，西藏比较落后，一直没有对外国记者开放，西方媒体乘机歪曲事实、攻击中国。龚澎建议组织外国记者直接到西藏采访，得到周恩来的批准。1955年8月初，驻华外国记者西藏考察团成行。西藏的真相在外国记者的笔下流出，将真实的西藏展示在世界面前。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写道：“五星红旗在拉萨上空飘扬，中央政府新建了公路、现代化医院和学校，可是地方政府仍然保持着农奴制……有人说中国汉人在西藏压倒了藏族，这是不真实的。”

1962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周恩来召集外事口负责人开会，要求让世界及时了解中印边界真相。龚澎立即组织人员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根据古今中外的资料反复比较核实，最后形成《中印边界真相》一书。又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了新闻纪录片《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周恩来审看后很满意。该片在国内外公映后反响良好，并获得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纪录片奖。

随周恩来参加重大外交活动

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龚澎随周恩来参加了许多重大外交活动。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龚澎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外交工作的智慧和经验，并游刃有余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周恩来称赞龚澎“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1954年，龚澎随周恩来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4月28日下午，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首次记者招待会。龚澎作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面对300多位记者侃侃而谈，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对一些记者的刁难进行了有理有节的驳斥，西方记者称她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1961年5月，陈毅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指定龚澎为代表团顾问和新闻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龚澎摆事实、讲道理，直揭事件真相，回应了美国记者提出的刁钻问题，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

1963年底到1964年初，龚澎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亚非欧14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某国电视记者提出要采访周恩来，希望中方付费，龚澎义正辞严地回应：“你以为让周恩来在你们的电视台露面是给我们的恩赐？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恩赐，在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怎样的错误了！”

龚澎一生交了很多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外国记者、作家朋友。在她的影响下，他们关注中国，报道中国，成为新中国扩大对外交往的一支重要力量。

埃德加·斯诺是龚澎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在斯诺家中小银幕上，龚澎第一次目睹了陕北苏区生机勃勃的生活，并第一个把斯诺的《西行漫记》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在学生中传阅。

1960年7月，斯诺冲破种种阻力，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周恩来指定龚澎负责接待工作。斯诺用5个月时间访问了14个省16个主要城市，亲身体验了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周恩来于8月和10月先后多次会见他，回答了他提出的30个内政外交问题。离开中国后，斯诺写出了介绍新中国的书《大河彼岸》。周恩来要求龚澎向在华外国专家了解对《大河彼岸》一书的评价，考虑在中国翻译出版。

1964年10月，斯诺再次访华。周恩来兴奋地告诉斯诺：“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赫鲁晓夫下去了，我们的原子弹上去了！”还把中国原子弹爆炸的12幅照片交给斯诺，“这些照片龚澎都没有见过。你可以回瑞士去发。”斯诺后来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这12幅照片，引起了轰动。

斯诺把这次访问中国时采访周恩来的谈话记录整理了出来，龚澎和他一起逐字逐句地推敲，委婉地向老师指出不妥贴的地方。这篇访谈后来发表在美国《展望》杂志上，是为最早见诸西方报刊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中美關系和中国内外政策的最详尽阐述。斯诺给龚澎写信致谢：“亲爱的龚澎，我非常感谢你为我的访问所付出的努力，我感到非常高兴。”

在斯诺的这两次访华中，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龚澎自始至终陪同毛泽东会见斯诺。后来，斯诺在回忆第一次会见时说：“一回到住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把毛说过的话整理出来。第二天，我喜出望外地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的谈话，只要不用直接引语，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做了记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自己关于谈话的笔记加以修订。”斯诺还描述了第二次会见的情形：“1965年1月9日晚，毛泽东邀我吃晚饭，我们交谈长达4个小时，在座只有我一个外国人，两位中国官员作陪，他们是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

英籍著名女作家韩素音是龚澎老同学、老朋友。1956年5月，韩素音访问新中国。经过龚澎引见，她见到了周恩来，并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她曾担任过周恩来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之间“特使”，为中法建交有着特殊贡献。韩素音的印度丈夫陆文星多次陪同她访问中国，夫妇俩为重修中印关系做了许多工作。1969年8月，韩素音再次访华，她向龚澎多次提及斯诺希望再次访华。龚澎及时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表示：有些同志说他在国外渲染中国搞“个人崇拜”，这事先放一放。后来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同意斯诺访华。可当斯诺1970年第三次访华时，龚澎已经生命垂危，不能再见她的老朋友了。

才女英年辞世 总理惋伤

“文革”期间，龚澎的家被抄，室内墙壁上涂满“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标语。抄家人逼她交出工作上的所有笔记本，她断然拒绝。造反派抓她的头发往墙上撞，最后还是把那些记有机密内容的笔记本抄走。周恩来知道后，严厉地批评造反派，愤怒地说，你们不交出笔记本，我就不同你们对话。

龚澎被迫停止了工作，除了挨批斗，就是扫厕所，身心受到严重创伤，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坐公交车回家，她从办公楼移步到车站，再下公交车回家，都需要儿子骑自行车两头驮她。

周恩来对龚澎的处境十分担忧，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周恩来问：“龚澎来了没有？你过来坐在前排。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在周恩来的过问下，龚澎终于被“解放”恢复工作。

1970年5月，龚澎的健康状况更加糟糕。一次上卫生间时，她突然跌倒在地，动弹不得，乔冠华立即送她去301医院救治。会诊结论是：脑动脉血管破裂，失去思维能力。

周恩来闻讯马上赶到医院探望，向医生详细询问她的病情，并亲自为龚澎号脉，神色凝重地摇头：“太虚了。”指示医院“要尽最大的力量为龚澎治疗”。医院组织了最好的医疗小组，但专家们对动不动手术意见分歧很大。周恩来知道后，尽管次日将启程访问朝鲜，但他还是匆匆赶到医院，在征求各方意见后，果断决定立即施行开颅手术。

手术后的龚澎，蜡黄的面孔，深深的刀痕，昔日的美丽不复存在。再度来医院探望的周恩来看到她这般模样，黯然神伤：“我不愿看到龚澎这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后我再也不来医院看她了……”

当时，曾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作为“植物人”已活了12年。周恩来特派他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去医院了解马叙伦存活那么久，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他在设法尽可能长地延续龚澎的生命。

然而，周恩来的种种努力，依然没能留住龚澎。

1970年9月20日，龚澎的生命走到了终点。21日举行追悼会，周恩来送了花圈，李先念、邓颖超等参加追悼会，外交部部长姬鹏飞致悼词。

龚澎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非部长级干部享有如此哀荣的，龚澎是第一人，第二人是“铁人”王进喜。

9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龚澎的讣讯：“全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

周恩来十分怀念这位结识于重庆的战友，称赞“龚澎是外交部女性的一面旗帜”。多次在不同场合对来访的龚澎生前外国朋友谈起她，他像自言自语一样絮絮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悲伤与惋惜久久不能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