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取型发展的中国方略选择

摘 要： 在梳理西方均衡理论、均衡发展的脉络与涵义后，深入分析均衡理论受到质疑与批判的三个方面，特别是六大考虑欠缺的因素，推导均衡发展应当讲求的适用条件，在探析马克思对均衡和非均衡理论辩证分析的基础上，阐述进取型发展的内涵和要义，最后落脚到进取型发展的中国方略选择。

关键词： 均衡;非均衡;进取型发展;中国方略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2.0011

西方对于均衡理论和均衡发展的探讨由来已久，其论证过程数理逻辑推导严谨，其论证结论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掩盖和对经济危机的否定，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和西方执政者的热捧与推广。尽管如此，中西方对均衡理论和均衡发展的质疑与批判也几乎相伴而存，十分中肯而尖锐。分析西方均衡理论、均衡发展的缺陷与适用范围，领悟马克思对均衡和非均衡理论的辩证分析，着力探析进取型发展的理论内涵和中国战略对策，其意义重大。

一、 西方均衡理论、均衡发展之反思与批判

（一） 内核与基石：西方均衡理论与均衡发展

经济学中的均衡，一般是指经济分析中的两种相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达到平衡的状态。均衡分为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局部均衡是指某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在一定价格条件下达到相等的平衡状态。一般均衡可视为局部均衡的扩展，是指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在某系列价格条件下达到相等的普遍平衡状态。1769年詹姆斯·斯图亚特首次在经济学中使用“均衡”一词，其当初用来表达需求和供给“两种力量的平衡”。此后，均衡的含义逐渐丰富，使用频次逐渐增多。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动引导经济要素保持经济均衡运行的过程。他认为：“一种商品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出售的”[1]49。“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它的市场价格”[1]50。“自然价格可以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都不断受其吸引”[1]52。并指出“市场价格趋向于自然价格”，但受意外事故、天然原因、特殊政策等影响，可能“长时期内大大超过其自然价格”[1]54。显然，斯密以“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描述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具体形态，确立了均衡理论发展的纲领性要求和前行方向，但遗憾的是并没有进行精确数理化論证。正如科尔奈所述：“现代均衡理论不过是以最优方式协调自利行为的斯密‘看不见的手之数学精确表达形式”[2]。

瓦尔拉斯作为西方边际学派和数理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开启了均衡理论数理化论证的大门，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瓦尔拉斯1874年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中以完全信息、交易成本为零、理性人假设等为立论出发点，逐步分析了由交换均衡、生产均衡、资本及信用均衡和货币均衡四个方面构成的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他以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广泛联系，构造一个庞大的多元联立方程组;提出“万能拍卖者”概念，可以先随机“喊出”一组价格，通过买卖双方不断探寻和调整，逐渐达到均衡价格，从而探究完全竞争条件下一般均衡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均衡变化的一般趋势。遗憾的是，瓦尔拉斯以为只要方程组的方程个数与未知数的个数相同，方程组就一定有解[3]268。但事实上方程组的方程个数与未知数的个数相同，也不能保证方程组一定有解;从纯数学上讲还必须要求“方程相容”且“函数无关”[4]。因此，一般均衡理论的真实求解问题在当时仍是一个未能完全解决的难题。但自此掀起了后来经济学家们一波波数理化研究均衡理论的热潮。他的学生帕累托提出了效用序数理论，解决了瓦尔拉斯体系未解决的效用可测性问题，并描绘了一般均衡理想状态的“帕累托最优”。马歇尔1890年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局部均衡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宣告了充分就业型均衡理论的破产。后来的经济学家如希克斯、萨缪尔森等，将动态经济学引入一般均衡理论，试图解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的稳定性问题;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等将非凯恩斯学派理论融入凯恩斯主义学派体系之中，创立“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形成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DSGE模型），DSGE模型用于分析微观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已成为当前广泛使用的主要均衡模型。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以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一些其它经济主体的计值资源、生产和消费均不存在外部性、消费者偏好和企业生产集是凸性等更严格假定条件，利用集合学、拓扑学、公理化等数学方法，证明和求解了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完成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真实求解问题。从而证实了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是一个能使经济主体利润和效用最大化的自动供求均衡的最优机制，推动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理论阐释。弗里德曼和卢卡斯则分别站在货币中性和理性预期的立场，从需求和货币角度来解释经济周期和波动，反对凯恩斯“非自愿失业”等非均衡思想，坚信市场保持均衡的能力，力图复兴古典经济学。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各种均衡分析和预测模型并没能及时预测和有效应对，引发人们新的警觉和反思。包括DSGE模型在内的均衡分析又开始朝着融入“内生性金融因素”、“有效市场假设修正”、“多重均衡状态思考”等方向改进发展[5]。总之，作为与数理经济方法相伴而生的均衡分析理论，尽管其理论逻辑的严谨性相对于实践预测指导的虚弱性，存在着巨大反差，但并没影响它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被广泛应用的地位与作用。当前，均衡理论分析已几乎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阐释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的内核和基石。一般均衡理论甚至被认为是判断或衡量其他任何经济理论是否可行的一条准绳[6]。实现以均衡理论为基石的均衡发展，已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探究和追寻亚当·斯密所描绘“田园诗式”理想状态的重要途径。

（二） 质疑与批判：西方均衡理论绝非完全真理

西方均衡理论对于市场和市场机制的数理化精细化论证，对于辨析和探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具有重要贡献;其精确和静态化分析各部门数量比例关系的短期均衡，可成为我们分析经济现象、辅助决策和论证经济结论的重要方法;其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否定经济危机的基本结论，当然受到资本主义执政当局的肯定与赞誉。然而，或许正是片面追求表面数理逻辑推导的严谨性，均衡理论在历史的、根本的、与实事保持一致性和成功预测性等方面表现相去甚远[7]。以至英国女王在2008年11月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提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人预见它（指2008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西方均衡理论在现实中面临的尴尬和窘境不少，其理论受到的质疑与批判很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假设条件的质疑。西方均衡理论有完全信息获取、交易成本为零、理性人等基本立论假设，每一个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几乎很难达到，由此引申出来的市场出清、价格和工资弹性等前提和结果更是受到许多人的怀疑。阿罗和德布鲁均衡解的最终求得，则动用了更严苛、更理想化的假设条件。数学模型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告诉我们：想要在复杂而玄妙的数理模型和方程组中求得确定解答，就必定以严格的条件假设和参数设定为前提;而参数设定和条件假设越多，就越发脱离现实和真知要义。这是西方均衡理论的前提性缺陷。

二是考虑因素的欠缺。西方均衡理论及数理模型的建立，强调各经济变量广泛的数量联系和相互影响，严重忽视事实上也不可能囊括到以下重要经济要素的考量：其一，制度因素。制度涵盖法制、礼俗、规程、准则和整个社会的治理框架等，广义的制度包括体制与机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很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甚至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的效用以及制度改良与变迁的效用，本身难以考核量化，其对经济和均衡的影响没有进入均衡数理模型。其二，科技进步因素。西方均衡理论在其生产均衡模型中，也考虑了生产技术系数，但他们考虑的仅是静止的、固化的技术，并没考虑到发展的、动态的技术，即：没有考虑科技进步的影响。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既有必然渐进性，更具有偶然跃进性，本身难以进入模型量化计算。其三，人文经济因素。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各国的人文经济特性（人们具有勤奋、聪慧及富于创新制造的经济特性等）、人口的生态文明素养、人们对于科技进步带来经济格局变动的接受认同与主动推动、各国人口的生产与消费偏好差异、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等等，不可能在数理模型中全面体现。其四，金融货币因素。西方均衡理论及其模型注重物质流通领域的分析与均衡，而忽视生产领域的考量与均衡，特别忽视了金融和货币流通的重要功能与作用。瓦尔拉斯认为：“货币流通实际上处于经济均衡方程组的外部”[3]79。如果说瓦尔拉斯均衡体系论证中还保留货币是一块“面纱”的话，在阿罗和德布鲁那则“面纱”都没保留了;阿罗和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根本就没有考虑金融货币因素。其五，贫富差距因素。市场机制和分配体制带来的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均，给社会心理和现实需求带来巨大影响，进而给经济发展和均衡带来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本身难以量化测算，在西方均衡模型中基本被忽略。其六，偶发不确定性因素。包括地震、火山、海啸等偶发自然灾害和政治、军事、社会突发情况等偶然人为因素带来的冲击，不可能用统一模型来设置。如：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突发性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动贸易战，对全球和各国经济均衡带来的冲击，显然不可能在事先模型中得到估测，而事后修正也是被动和难以切合实际的。对于西方均衡理论以上六方面考虑因素的欠缺，我国许多学者进行了多方面严格质疑和实证;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创新理论、社会学派、货币学派、信息经济学等也进行了多方质疑与批判，并试图站在各自学派立场进行片面修正，但这种修正及结果本身值得怀疑，且绝不可能全面系统修正。如：信息经济学和均衡理论动态随机模型（DSGE），试图“列出所有信息的可能性”和“预测模型的随时动态修正”，但这一方面显然低估了知识环境和信息的复杂多变，另一方面使动态随机模型顶多成为一种基于现状、静态的和事后的均衡测算与估测。况且，这种计算和修正的逻辑起点均为边际分析，具有鲜明的新古典经济学特征。以上六方面的考量欠缺是均衡理论的关键性缺陷。

三是过程与结论的疑问。均衡理论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注重物质流通的数量分析，满足于高度抽象的、静态的、短期的、机械的数理逻辑推理，远离科技进步和经济质量提升恒久的、曲折的且有时又是突进式的发展历程与现实，更缺乏从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的本质去探析均衡发展的勇气与谋略。其思考逻辑满足于人们的主观幻想，却远离实际;其计算过程强调产品间的均衡数量关系，却忽视经济因素的因果关系和质量内涵;其结论必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竞争优势的有力辩解，却远离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走向极端非均衡发展的事实。正如辛普森所言：“均衡理论也许更适合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计划经济或者原始社会，无助于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转”[8]。西方数理经济学家极度希望把经济系统论证为一个物理过程，而经济系统本身更像一个大的生物过程。以至后来瓦尔拉斯也坦承，自由竞争市场只是“不断地趋向均衡却不会实际地实现均衡”[9]。这是西方均衡理论的过程与结论性缺陷。

（三） 判断与选择：均衡发展当讲求适用条件

我们首先顺着西方均衡理论的逻辑思维来深入思考和审视。我们假定均衡分析的假設条件，即完全信息、交易成本为零、理性人等基本成立，依此重点分析如上所述均衡数理模型中考虑欠缺的六大因素，即制度因素、科技进步因素、人文经济因素、金融货币因素、贫富差距因素和偶发不确定性因素。笔者认为，这六大因素可作如下划分：一是制度因素、科技进步因素、人文经济因素和偶发不确定性因素属于原生外力因素。所谓原生外力因素，是指这些因素本身不由经济系统与市场机制内部所产生、控制，而主要是由经济系统与市场机制以外的体系所产生的因素。其中，制度因素、科技进步因素、人文经济因素更多受制于人的逻辑思维和渐进努力，对经济系统的作用巨大且十分关键，可称为原生外力核心因素;偶发不确定性因素受制于逻辑混沌甚至混乱的突发情况，可称为原生外力风险因素。二是贫富差距因素、金融货币因素属于派生内力因素。所谓派生内力因素，是指这些因素本身由经济系统和市场机制内部产生且难以自我控制，而消除这些因素的不利影响又受制于原生外力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如：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机制的必然产物，而缓减差距又依赖于社会保障和救济托底等制度的完善。我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进行大规模、强力度的抗击贫困和精准扶贫，得益于我们“不忘初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在“私利至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显然不可能做到。再如，金融货币因素产生于经济系统内部，金融货币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交错是经济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消除金融货币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化解金融与经济危机，同样需要动用包括市场、政府、社会和多方力量的合成[10-11]。

因此，笔者进一步思考，以上西方均衡理论模型考虑欠缺的六大因素，也正是除市场机制外，带来一国（或地区）经济非均衡发展，包括进取型发展或衰退型发展（本文稍后有专门分类分析）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经济发展历史经验和制度经济学、创新理论、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笔者认为，六大因素中的三大原生外力核心因素，即：制度因素、科技进步因素、人文经济因素，是处于除市场机制外，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其中，人文经济因素是基础，即：人们具有勤奋、聪慧及富于创新创造等人文精神，是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制度因素是关键，即制度的良性改革和变迁是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科技因素是集中体现，即科技进步是外力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体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西方均衡理论和均衡发展的基本条件，即原生外力核心因素基本稳定、派生内力因素基本可控、原生外力风险因素几乎没有。否则，原有的均衡理论及其均衡模型将被推翻，均衡发展将被打乱。至此，我们可以对由西方均衡理论推导出的均衡发展，联系发展的几种可能模式，进行本质内涵界定和进一步划分。

一是均衡发展。所谓均衡发展，是指在原生外力核心因素、派生内力因素基本不变，原生外力风险因素基本没有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作用，社会总供求和各类产品总供求自动达到均衡状态的发展。在派生内力因素基本不变或可控、原生外力风险因素基本没有的前提下，我们再以处于核心环节的三大原生外力核心因素（制度因素、科技进步因素、人文经济因素），来进一步思考和细分均衡发展。均衡发展可分为低水平均衡发展、中等水平均衡发展和高水平均衡发展。低水平均衡发展是指制度、科技和人文经济因素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均衡发展，如亚非拉坚持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一些欠发达国家;中等水平均衡发展是指制度、科技和人文经济因素长期处于跟随型中等水平的均衡发展，如一些坚持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第二世界国家;高水平均衡发展是指其制度安排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科技和人文经济因素长期处于全球高级和顶端水平的均衡发展，如美日德特别是美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

二是非均衡发展。除以上均衡发展外，其余则属于非均衡发展。按照绝大多数西方均衡理论观点，非均衡发展属于短暂的、非常态的发展;而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论证，则认为均衡发展是偶然的、相对的，非均衡发展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是必然的、绝对的。在派生内力因素基本不变或可控、原生外力风险因素基本没有的前提下，我们仍然以处于核心环节的三大原生外力核心因素（制度因素、科技因素、人文经济因素）来思考和细分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可分为进取型发展和衰退型发展。其一是进取型发展。进取型发展是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作用下，以制度优势或通过制度（包括体制机制）的良性改造与变革、人文经济因素的激活和科技的进步，使均衡发展由较低水平不断向较高水平乃至最高水平益进的发展。我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激活人文经济因素和推动科技进步，用4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工业化和部分现代化过程，当归属于进取型发展的成功实证;我国近年来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境重大项目建设等为载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必将大大有助于这些国家步入进取型发展道路并加速发展。我国民俗婚嫁中的“三主件”，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80年代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到90年代的“空调、电脑、手机”，再到21世纪现今的“房子、车子、银行存款”等，说明在科技和生产能力进步条件下，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发展水平完全可以由较低档次向较高档次和更高档次升级迈进。其二是衰退型发展。衰退型发展是指制度设置相对不足或有缺陷、人文经济因素具有天然缺陷或不能有效发挥、科技相对落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或是以其中一种或几种因素为主导并相互影响），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状态，均衡水平由较高阶层向较低阶层不断跌落的发展。笔者认为，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进步的今天，科技和经济长期停滯型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也属于衰退型发展。当然，这里还要说明另一特例：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带来快速的经济紊乱、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按照本文和本人前期成果的论证分析，其主因是由派生内力因素严重失控造成，即由贫富差距过大带来有效需求严重不足、金融货币与实体经济产生严重背离交错所致，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缺陷又无法根治和控制。这里重点说明的是，此类经济衰退可称为“快速衰退型发展”或“危机衰退型发展”，从严格意义上说，有别于本文界定的衰退型发展。

为了便于疏通上文论证脉络，笔者现将以上均衡理论分析和发展类型划分图示，如图1。

我们按照西方均衡理论模型来进一步理解以上分类和论述。我们先列出最具代表性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因为后来的均衡理论和均衡模型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细化与拓展。瓦尔拉斯认为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均衡价格向量P下，所有商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相等。

根据式（1）、（2）、（3）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西方均衡理论和均衡模型是有“约束条件”的。这些“约束条件”包括需求端的可支配总收入和供给端的生产能力、科技力等，而制约这些“约束条件”的正是制度因素、科技进步因素等如上所述的六大影响因素。二是这些“约束条件”及制约因素水平的高低决定一国（或地区）均衡发展水平的高低。即便在均衡发展条件下，制度优、人文经济要素好、科技强、可支配收入高的国家（或地区），则处于高水平均衡发展状态，否则，就处于中等或低水平均衡发展状态。这也印证了以上低、中、高水平均衡发展的分类和论证。三是全部依靠市场机制促进科技进步并不完全可取。现实科技力无疑在“约束条件”中处于最核心和关键的环节，而增强现实科技力显然就依靠科技进步。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普遍赞同依靠市场机制和竞争促进科技进步，甚至极力反对政府干预与促进科技进步，这不正确，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加快发展则更不完全可取。市场竞争下个体对利润和超额利润的追求，能促进科技创新和进步，这无可厚非，但制度优势及制度改良后优势的更大释放，人文经济优势的充分发挥等，同样会极大促进科技进步。我国改革开放后体制机制的改良，激活了人文经济要素，带来了科技和经济的持久发展，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飞跃，英国中世纪末期在全世界率先体制变革带来工业革命，自诩为最具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优势的美国，在二战后科技与经济跃居全球第一，等等，都是制度促进科技进步的很好例证。当然，科技进步反过来也促进市场机制成熟、人文经济素养提升甚至倒逼制度的改良与变革等。

以上分析、图示和公式演绎还需说明四点：一是市场机制和六大因素对均衡或非均衡发展的作用，有其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更多时候可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综合效能。尽管如此，这不影响我们从理论上分析其各自影响和功能。二是或许有人会说，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同样影响发展和均衡发展。这本身并没错。但我们如果站在更源头和初始的影响因素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和六大因素作用后产生的中间变量，而非初始变量和初始缘由因素。三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感知：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可以发挥基础性甚至决定性作用，但绝不能发挥“包办一切的万能作用”。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发挥完全和全部决定性作用，六大因素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中同样发挥关键性甚至相对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这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我国构建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点。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理解和看清我国业已取得的巨大成效，分析经济现象，才能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客观规律的战略举措。四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鼓吹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难以从六大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考虑和综合分析。一方面是新古典经济学以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便于数字化、数理化、公式化的逻辑思维表达;另一方面，鼓吹市场机制下的经济均衡理论，利于从思想上固化、僵化现有的全球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维护世界既有格局中的“既得利益”，理所当然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当局的支持和热捧。

二、 要义诠释：马克思对均衡和非均衡理论的辩证分析

马克思站在了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本质分析角度，这体现出深刻的均衡与非均衡理论思想，在时间上更早于瓦尔拉斯。

（一） 马克思的均衡理论思想

马克思均衡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价值分析中体现均衡理论。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是在不考虑供求状态下，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对衡量商品价值量的科学客观评定。我们可以把他称之为“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考虑市场竞争下的供求关系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有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12]马克思在论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时，提出了“另一种意义”的必要劳动时间，可称之为“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意蕴在于强调合理配置资源，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其实质是论述了全社会一般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即生产（供给）不同类商品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与社会需要（需求）的必要劳动时间相等且相同比例。二是在再生产理论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中体现均衡理论。马克思通过两大部类的划分，建立经济模型，分析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静态一般均衡问题，探讨两大部类之间和内部的交换分配关系，详细论证了两大部类和社会总产品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均衡关系和均衡条件。站在全社会资本角度，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竞争中，低利润率部门的资本会转向高利润率部门，进而形成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通过市场竞争达到供求平衡，体现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思想。

（二） 马克思的非均衡理论思想

作为重点透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局限性和历史过渡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更着重分析了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蕴含着的非均衡乃至失衡问题。一是在市场价格形成分析中体现非均衡思想。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把市场价格、自然價格和均衡价格混同一致，马克思科学地区分了商品价值和市场价格。马克思认为市场价格并不是始终如一或一成不变的，是在“围绕以商品价值为中心不断波动运动中形成的”。“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13]。换句话来说，马克思认为市场均衡是供求矛盾和价格围绕价值不断波动运动的结果。而包括亚当·斯密和马歇尔在内的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背离只是偶然现象，在市场上总是存在商品“出清”。但马克思所揭示出供求均衡是价格不断波动的结果，“出清”只是作为一种存在趋势，市场只是总是处于趋向“出清”的过程，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完全出清”。这一结论符合市场现实，也被后来包括凯恩斯在内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证实。二是在商品和资本流通中存在失衡风险。马克思认为在商品交换过程（W-G-W）中，买与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独立分离，可能出现脱节失衡。“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产品和生产相互补充）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卖和买的脱节，产生商品不能出售的矛盾”[14]。在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G-W…P…W-G）中，资本一环扣一环不间断循环，其中任何一环发生堵塞，整个循环就会陷入停滞。“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15]。三是在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中得出严重失衡结论。马克思总结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得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有纪律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状态同时存在，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劳动群众有效需求相对缩小同时存在，必然产生周期性的严重经济失衡，即经济危机。“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12]。马克思认为信用、股份制和对外贸易等，在能够缓解资本主义供求矛盾和经济危机的同时，也使经济危机朝着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延伸。如马克思一方面认为“当再生产的条件遭遇到某种破坏时，对外贸易能起一定的补救作用。因为对外贸易可以增加某个国家的剩余产品能转化的形式和能用来消费掉的形式”[16]147，另一方面又认为“再生产过程并不取决于同一国家内相互适应的等价物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这些等价物在别国市场上的生产……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失调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更大危机的可能性”[16]148。

（三） 马克思之均衡和非均衡理论的启示

至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均衡和非均衡理论作以下小结：一是马克思探讨了自由市场竞争条件下，实现均衡的必要条件，更探析了市场经济自身特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非均衡和失衡问题的原因机理。二是从整体动态上看，马克思认为均衡是偶然的、相对的，非均衡是经济运行的常态，是必然的、绝对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商品生产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17]。

通过对马克思均衡与非均衡理论探讨，结合西方均衡理论、实践与质疑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更高更深层次的启悟：一是市场均衡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前进的动态目标。一定程度而言，均衡发展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非均衡发展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客观现实。包括如上所述的制度、科技进步、人文经济、贫富差距、金融货币等的原生外力因素和派生内力因素，在现实中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和前进之中，必定带来市场均衡条件和均衡目标也处于不断前行发展中。现实市场总是趋向于“出清”，而不可能达到长久的完全“出清”;客观现实中的市场均衡更多处在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的基本均衡状态。可见，即使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仍有“因变而变”不断进取前行的动力和空间。二是进取型发展是经济在非均衡中实现进取、在进取中追求更高水平的均衡。进取型发展是实现均衡发展不断由低水平向中等水平乃至最高水平均衡发展的前进。对于后起经济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更应当探析市场机制和六大影响因素中存在的差距，使调适与减缓这种“差距”的过程转化为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走进取型发展道路，使均衡发展不断向更高乃至最高水平奋进。笔者认为，随着离最高水平均衡发展目标的愈加临近，这种“差距”的缩小和动力的减弱，进取型发展态势将变得较为平缓。可见，进取型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赶超的有效方式和必走路径。三是各国（或地区）在追求更高水平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市场机制和六大影响因素中的优势与不足，走适合本国国情的进取型发展道路。切忌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刻意追求高水平均衡发展而带来严重的经济不均衡问题甚至灾难性后果，如“中等收入陷阱”和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等。总之，笔者认为，我国作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市场机制和六大影响因素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调适与发展的空间，我们在保持清醒头脑和足够定力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更应当采取进取型发展战略，以实现较低水平的均衡发展，走向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直至保持和引领最高水平的均衡发展。

三、 深入探究：进取型发展应超越西方均衡发展的一般理论范畴

通过以上对西方均衡理论与均衡发展的总结与剖析，对比马克思关于均衡和非均衡理论的辩证分析，我们可以感悟到：西方均衡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受到较大质疑，均衡理论指导下的均衡发展也有不同阶层水平之分，且均衡发展并不是市场经济下一国（或地区）的绝对和恒久主题。马克思通过客观科学分析，得出与事实相符的基本论断：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下，均衡发展是相对的，非均衡发展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站在历史和现实更宽泛的角度来看进一步思考均衡和非均衡发展，可以得出以下判断：其一，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均衡发展更多适用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不完全适用于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均衡理论产生于18、19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从20世纪初特别是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进入国家乃至国际垄断阶段后，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展现了政府对科技和经济的诸多干预，而将“市场竞争实现自动均衡和科技进步”抛之脑后。美国国会1980年通过著名的《贝赫-多尔法案》①，联邦政府提供科研经费促进科技进步和知识产业化发展，这为美国后来IT和网络技术的全球领先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日本二战后连续制定“经济发展计划”、1995年提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等，也是政府干预经济和科技，实现非均衡赶超发展的有力实证。其二，均衡发展更多适用于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起国家更多适用于“在进取中实现基本均衡、在基本均衡中实现进取”的进取型发展战略。发达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具备适用均衡发展的市场、科技、人文、制度等方面的顶级优势，其要继续采纳进取型发展战略的各方势能已相对不足;而市场、科技、人文、制度等方面的差距，则正好是后起国家采纳进取型发展战略的有利条件和直接动能。其三，西方均衡理论用复杂的现象数理分析掩盖资本主义本质和矛盾，甚至用大笼统的均衡理论掩盖了均衡发展有高、中、低水平阶层之分，包括“雁型经济格局”、“梯次经济发展格局”等理论，其实质在于美化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和绝对正确性，强化和固化全球既有的经济格局，也必然受到资本主义执政者的热捧。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的中国理论工作者，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其四，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和现实告诉我们：必须走有别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进取型发展道路，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险阻，以迎头赶上世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大潮。

在此，我们再来进一步探析进取型发展的概念和内涵。如前所述，所谓进取型发展，是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作用下以制度优势或通过制度（包括体制机制）的良性改造与变革、人文经济因素的激活和科技的进步，使均衡发展由较低水平不断向较高水平乃至最高水平益进的发展。其中，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的充分发挥是进取型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因素;制度优势或制度的良性改造与变革是进取型发展的先导性因素;人文经济要素的特色与激活是进取型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科技创新与进步是进取型发展的核心因素。贫富差距、金融货币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交错得到适度控制，没有发生大的偶发不确定性因素（如地震、海啸、火山、政治动乱、战争等），则是一国（或地区）实现进取型发展的三个前提条件。进取型发展的路径是在均衡中保持科技和经济的进取，在科技和经济进取中保持供求的基本均衡;進取型发展的目标是均衡发展不断由低水平向中等水平乃至最高水平均衡发展的益进;进取型发展是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的更广泛的辩证统一。

四、 战略对策：进取型发展的中国方略选择

中国人骨子里突出的勤劳勤奋的人文经济特质和聪慧、富于创新制造的精神，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保持进取型发展的根本底气。历史上，我国长期繁荣富庶、国力强盛，是中国人文经济特质的突出展现;近代中国因长期固守“闭关锁国”封建专制的制度劣势，曾一度积弱积贫、倍受欺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到逐渐发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通过体制机制上的有效改革，我们这种制度优势很好地同市场经济进行有机融合，使得我国包括人文经济因素在内的各种经济要素活力得以充分发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保持进取型发展的先导因素。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发达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这既是我们当时的劣势，也是我们引进技术和进行创新创造，缩小与发达国家科技和经济差距的直接动力，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保持进取型发展、推动均衡水平不断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和更高水平迈进的核心因素。

（一）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③，充分肯定市场机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性地位。以利益和价值规律为导向的市场机制虽然具有许多天然缺陷和劣根性，但不能否认市场机制在自动调节、增进效能、提高效率等方面的巨大能量，以至于对推动制度改良、促进科技进步和提升人文经济素养等，同样作用巨大。而衡量一国（或地区）均衡状况和均衡水平的高低，最终也依靠市场来评判。对于市场和市场机制的巨大功能，中西方学者们进行了许多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普遍竞争性领域应尽可能减少国家干预包括国有企业进入，尽可能发挥市场个体和民营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二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性、基础性投资项目，也应当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融入市场要素和市场竞争，进行绩效考核，提高运作和运行效率;三是政府应当为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建立起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上的长效保障方式。

（二） 以深入推进制度改良和建设为先导

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继续深入推进大开放格局，取得了巨大成效，为全面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包括机构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增强战斗力为核心的国防军队改革，以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为重要内容的党的建设，以“简政放权、放管服”为重要手段的行政效能改革等，极大地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效能优势和目标优势，有效降低了市场经济的运营成本和交易阻力，很好地激发了我国人文经济要素的活力和动能，也大大增强了我国对宏观经济的驾驭力和对风险因素的控制力。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应继续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各项举措，使之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并不断完善，同时更增强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性、系统性、全面性;二是以制度和法规等方式巩固已经获得成功的改革成果，形成长效长久机制和法制依据。

（三） 以激发人文经济要素为根本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性因素。经济发展和改革举措最终都会落实到行为个体、体现到人文素养。一国（或地区）所具备的人文经济素养及其激活程度，最终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高度。如前所述，我国人民具有勤劳勤奋的人文经济特质和聪慧、富于创新制造的精神，是我国历史上长久以强者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底气，也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底气。而潜在的人文经济素养转化为现实经济推动力，需要优秀制度建设为先导，优秀制度的展现又需要以适当的体制机制为载体和途径。40年来，我国人文经济要素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展现，得益于改革开放在体制机制上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融入和嫁接。因此，笔者认为，为充分激发和发挥我国人文经济要素的优势，应做好以下两点：一是继续以全面深化改革和深入扩大开放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激发激活人文经济要素;二是在激活和提升包括知识技能素养在内的人文经济要素的同时，提升人的道德素养、生态素养、行为素养等综合人文经济素养，形成法制导向与约束的长效机制。

（四） 以科技创新与进步为核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④。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⑤。一国（或地区）经济实力最核心的体现当属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因此，科技创新与进步是进取型发展的最核心因素。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说明我们完全有引领世界科技前沿的潜力和能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高科技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能在我国快速孵化和应用，说明我国有容纳科技创新进步的环境与沃土;我国近年来从提出“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全面关注创新”，再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⑥，说明我们有加快科技创新进步的迫切愿望和行政动能。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为加快科技进步与创新，应积极推行以下举措：一是以适当的机制、环境和待遇培育国内人才、吸纳全球优秀人才，并使人才能够人尽其才;二是政府的政策、资金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与奖励，应当大奖重奖甚至特奖真正实行创新并取得突出成就的结果，不应过度用力在奖励创新的过程;三是国家加大对科技创新突破奖励力度的同时，加强政府、社会、媒介、消费者等各方对科技创新项目的監督和评定，对假创新特别是欺骗性创新进行严处和重罚。

（五） 以有效控制、防范内生与外力风险因素为保障

市场力量、制度因素、人文经济因素、科技进步因素是进取型发展的基本动力因素，贫富差距、金融与实体交错、偶发不确定性因素是进取型发展和均衡发展的保障性因素。贫富差距过大不仅影响人们心理和社会稳定，从经济学上看，最终将带来生产日益扩大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尖锐矛盾，这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本质和深层次原因。金融与实体的交错、错乱，一定程度是经济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10]。许多偶发不确定性因素同样可以依靠制度和人的优势得以防范与补救，如：对政治和军事动荡等人为偶发不确定性因素可以有效防范，对地震、海啸等自然偶发不确定性因素也可以进行有效预报、防范与补救。在这些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展现了强大力量。我国新时代开展的消除贫困和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史无前例且可堪称全球典范;我国连续40年实现较高速度的增长，并没有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也有力地证明了我们能够对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有效防控;我国对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及时有效抗击、处置，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具备有效抗击、处置和补救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强大能力。

综上所述，西方均衡理论、均衡发展的理论缺陷与适用范围，给了我们思考进取型发展的更多空间。进取型发展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均衡理论和均衡发展，而是在基本均衡中实现进取，在进取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基本均衡。事实证明，进取型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和后起经济地区实现赶超发展的必走途径与唯一选择。随着我国经济水平迈向更加发达的高级阶段，进取型发展的理论模式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注释：

①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促进知识产业化发展的《贝赫-多尔法案》，法案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定是联邦政府为大学提供科研经费，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和商品化权利由大学拥有。

② 參见江泽民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1997）。

③ 参见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2013）。

④ 1988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⑤ 参见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17）。

⑥ 我国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关注创新”，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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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