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凝目艳阳天

2019-05-14 02:10刘艳
当代文坛 2019年3期
关键词:精准扶贫

刘艳

摘要:彭学明《人间正是艳阳天》全景聚焦湘西十八洞精准扶贫,既是叙事与抒情兼备的乡村生活文本,也是浓情书写中国精准扶贫村级样本,更是记录民族生活和时代历史画卷。

关键词:彭学明;精准扶贫;纪实文学

著名作家彭学明以他的长篇纪实散文《娘》而声名鹊起,散文里对于娘的浓情书写和浓郁亲情,深深打动了海内外的读者。2018年11月,彭学明长篇纪实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的腰封上的三行文字,是对这个作品的精准概括:“全景聚焦精准扶贫重要论述首倡地”“湖南籍著名作家彭学明浓情书写中国精准扶贫村级样本”“真实展现红色热土上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画卷”。打开书的扉页,很快就被这部作品的文字深深吸引了,甚至是深深地攫住了,生怕漏掉一个字地津津有味地阅读下去,这是在已经见惯的精准扶贫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当中,少有的一种阅读经验。就像彭学明在书的封底所说的:“在这本书里,你不但可以看到以十八洞为缩影的湘西山水是多么的美、民风是多么的淳、人情是多么的好、人性是多么的真,你还可以看到党中央扶贫政策是多么的深入民心,看到一群基层干部是如何的尽忠职守。党对人民的情感、人民对党的情意,领袖对百姓的关心、百姓对领袖的亲情,都在我的文字里水乳交融。我的每一个字,都是骨髓里的深情。”

一  叙事与抒情兼备的乡村生活文本

今年的文学刊物《芳草》专门开设了一个常设栏目“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生活文本”,汇集学者和评论家对这个议题展开思考,引起了大家热烈而集中的讨论。其实,这是一个可在双个维度上打开的议题,第一个维度是自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我们的现当代作家尤其是当代作家,分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乡村生活文本?我们在今天精准扶贫的时代语境下,来梳理和重新审视这些乡村生活文本,别具一种特殊的意义。第二个维度是,当下大量出现的精准扶贫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都为我们分别提供了什么样的乡村生活文本?

20世纪40年代开始,解放区文学的经典之作,像周立波《暴风骤雨》(1948年完成)与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在40年代即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而在左翼文学界享有盛誉,50年代则有短篇《登记》《求雨》《“锻炼锻炼”》等和长篇《三里湾》等。柳青《创业史》(1959年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1960年出版单行本),更是不容忽视。因出版“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柳青被称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新时期以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当代名家,都以他们的小说和文学书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乡村生活文本。但毋庸置疑的是,新时期以来,乡村书写,能够把柳青式文学书写——将写实的传统、文学为人生的传统和文学表现社会历史相结合的书写方式——加以当代传承的写作,并不多见也不容易实现。需要作家在个人的文学造诣之外,对于乡村生活能够熟知,能够身在其中和深入扎根乡村生活。而在当下书写精准扶贫的纪实性文学文本当中,如果想为读者提供一个鲜活生动和真实感人的乡村生活文本,就尤为不容易。很容易陷于扶贫材料的数据堆积和罗列铺陈,读来如同嚼蜡;或者像一个乡村外来者一样,对乡村生活加以一个外来者视角的叙述,缺乏真实感人的艺术效果,文学性匮乏也几乎是写作的通病。而在彭学明《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里,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鲜活生动感人的乡村生活文本,作家是以什么样的艺术才华和气质禀赋,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书写效果呢?

不妨结合作品文本,来加以揭秘。彭学明《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一共分18个小节,也就是18个叙事片段。在前14个小节里,几乎每一个小节就是围绕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几个人的故事。同时文字当中镶嵌与文字相关的主人公或者相关事件的彩色图片,一下子就把人物或者事件印在了读者脑海里。当然,光靠图片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这样的烙印效果,其实是在彭学明那生动感人的文字基础上,才能够形成的。第一小节,是讲述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3年11月3日到十八洞走訪视察、访贫问苦的事情,“去十八洞,完全是追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写当年习总书记十八洞走访的第一人——石拔专大姐回忆习总书记十八洞走访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作家彭学明写得如在眼前般感人的呢?他完全采用了石拔专大姐的视角来叙述这段往事。“石大姐是用湘西话给我们复述的。”作家在采用石大姐的视角进行叙述时,哪怕是石大姐的话,也省去了双引号的规约性标志,是一种自由直接引语,可以与第三人称客观叙述自如转换,有行文流畅,自然倾泻的效果。在石大姐的自由直接引语里,采用了石大姐的感知视点,让你觉得这就是栩栩如生的石大姐的语言。作家还特意留下了湘西语言的痕迹,像“我屋穷,米得(没有)电视”“只是我屋米得电视,想不到习总书记会到我们十八洞这个乡旮旯里来,更想不到习总书记会到我屋来,做梦都米想到。”石大姐让作家给习总书记带的话是“转屋里来过年”——这纯粹是对家里人说的话。这些叙事策略,其实是很精心的,是贴近人物叙述的方式。

《人间正是艳阳天》的第二小节,写的是第二家,是施成富家。习总书记提出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战略,就是在施成富家座谈时首次提出的。作家并没有一味地紧赶慢赶地叙事,而是先写了施成富家的小木屋:“小木屋是新翻修的,没有岁月沧桑的陈年旧色,而是一派岁月刚来探访时的新鲜印记。墙壁的木板是新的,玻璃的门窗是新的,厨房和厕所贴的瓷砖是新的。柱子和门框上的对联也是新的。门口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房檐上挂着几个小小的灯笼。整个房屋全用桐油刷了一遍,铮亮铮亮的,好像桐油把阳光全凝固在了木板上一样。轻轻一嗅,桐油的清香,木板的清香,阳光的清香,都从房屋里散发出来。这些变化,都是习总书记来到十八洞后发生的。”

这样的有抒情意味的散文化叙述,在《人间正是艳阳天》里俯拾即是。作家这样书写,一下子就还原出了当时的现场真实感。而《人间正是艳阳天》后面讲述的脱贫故事,比如孔铭英、施全友夫妇,就是在外打工,又回到十八洞开农家乐脱贫的成功范例。而孔铭英还是外地的媳妇,是施全友用其他地方的照片把她骗来的。酒鬼龙先兰脱贫脱单的故事;施金通劝修路的故事;龙秀林说服施六金,在他家地里埋电线杆的故事;建十八洞矿泉水厂,山体塌方埋了施金通家祖坟的故事;干部石登高,采用迂回的办法,说服龙忠诚迁坟的故事……很多故事写得一波三折、不失悬念和戏剧化冲突,故事性可读性很强,这是一般的精准扶贫纪实文学作品较少能够做到的,与作家的叙事经验和文学经验有关。

在《人间正是艳阳天》里,作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叙事与抒情兼备的乡村生活文本。上苍把世上最美的风景留给了湘西,湘西的风景美得让人心疼,美得醉人,湘西的山水孕育了像沈从文和彭学明这样的作家,他们身上的抒情气质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从彭学明这里,可以看到从沈从文那里绵延而来的一种抒情的笔调。尊沈从文为自己老师并深受沈从文影响的汪曾祺,哪怕在小说写作中,也是写作“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叙事与抒情”是一种文体特征,“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汪曾祺语)被现代抒情小说一脉的作家奉为圭臬。《人间正是艳阳天》是纪实文学作品,但写得生动感人,既有现场真实感、故事性,又兼有散文美文般的美感,与作家在写作中能够自如调动笔触,叙事与抒情兼备有关。这为当代作家写作乡村生活文本,也提供了一种较新的可资借鉴的写作经验。

中国从现代以来,鲁迅等人涉及乡土的小说,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一脉,成就斐然。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多是他们在离开乡土多年以后、回望乡土之作。写作中更多启蒙和知识分子立场,小说的隐含作者,在叙事动因方面,更多怀有启蒙家乡民众的一种外部利益观照的视角和眼光。包括当前一些作家写作乡土题材的小说,由于作家本人已经离开乡村多年,作家们写作素材更多来自社会新闻的改写,或者至少是灵感来自于各种新闻和社会消息。对乡村生活不熟悉、外来者的外部视角,成为很多乡土小说写作的共同具有的毛病。而在精准扶贫纪实文学作品中,这种情况似乎就更加严重。彭学明《人间正是艳阳天》,作家具有丰厚的乡村生活经验,和一种内置的乡村视点——彭学明对十八洞这里的一山一水一物一人,实在是太熟悉了。彭学明的笔触,是与湘西,与十八洞的苗家人,血肉交融在了一起……他自己所说的“我的每一个文字,都是骨髓里的深情”,非常契合他这个作品文本。凌宇先生曾经说沈从文写《边城》,是“向生命的神性凝目”;彭学明是以向湘西凝目的深情,来写作《人间正是艳阳天》的。因此彭学明所写作的这个精准扶贫的文学文本,才会这样的与众不同,感人至深。

二  浓情书写中国精准扶贫村级样本

《人间正是艳阳天》清晰可见从沈从文那里承袭而来的抒情意味。也只有这样的抒情,才能够表达出苗家人对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给十八洞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怀有的感情,表达出十八洞人对习总书记关怀所怀有的感激之情,和视习总书记为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感情。对于十八洞精准扶贫政策下脱贫所积累的丰厚经验,光是抒情,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以纪实文学,写出十八洞人所累积的扶贫脱贫经验,给其他地方的人们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作家彭学明其实是着意于此的。他很巧妙地动用他的文学笔触,将经验的书写,融入到他提供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当中,让他笔下人物和人物身上所发生的故事自己来表现。

修路,办农家乐,修停车场,办十八洞矿泉水厂,给村民提供政策和帮扶措施,产销有机猕猴桃等农产品,等等。《人间正是艳阳天》里几乎每一节的故事里,都有着十八洞的扶贫和脱贫的经验,经验是被打碎、融进文字和故事讲述当中的。而从第10节开始,作家系统介绍了十八洞的精准扶贫实践所累积的经验:“十八洞以股份合作模式,以建立猕猴桃、苗绣、黑毛猪养殖等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成功摸索出了一条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合作社)走、能人(合作社)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的做法,抱团取暖,抱团脱贫,抱团致富。”

写苗绣时,配以“云一根,霞一根。草一根,树一根”的纺线图片,和“山一线,水一线。花一针,果一针”的绣花图片以及“鸟一梭,蛙一梭。蝶一梭,鱼一梭”的织布图片,等等。让这苗绣致富的经验也变得诗情画意,苗家女那一脸的认真,灿烂的笑容,是内心喜悦之情的真实流露①。都到年关了,还有不少人到施关保家取经,取致富的经——因为大家都等不及想要致富了,施关保由远近闻名的穷人,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而且还成了远近闻名的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施关保的例子,成了精准扶贫中企业帮助村民产业活血、造血,村民自我产业造血、输血的好范本②。十八洞的精准扶贫,还有一个值得复制的经验,就是通过充分调研,绘下蓝图后,不管是谁来接任队长,谁来驻村扶贫,都会在前任的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建矿泉水厂,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模范图纸③。整个第12节,都是对这个值得复制的扶贫经验的具体阐释——通过具体的事例和生动的故事来表现的,而没有流于浮泛的说教。

三  记录民族生活和时代历史画卷

彭学明《人间正是艳阳天》,是书写精准扶贫村级樣本的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性、真实性浮现在字里行间,却没有流于材料和数据的罗列与堆积。作品的抒情意味浓厚,叙事与抒情兼备,记录下湘西十八洞人在精准扶贫政策下,在习总书记的关怀之下,脱贫脱单,勤劳致富,其乐融融的民族生活。一幅宏阔壮观又如诗如画般美妙、具体细微到每个人内心深处所思所想,细微到湘西的火塘,青架和喷香的、油光闪亮的腊肉……展开一幅记录民族生活和时代历史的画卷。作家是有着书写时代史诗的情怀,又有着对生活体贴入微的细致情怀和感人的细节化叙述。

沈从文《边城》小说的开篇,几段文字,便把读者带入了水边的故事。沈从文虽则是在写小说,却能用最简练素朴的文字,三言两语,文字闪转腾挪中,诗意画景般情境、意境,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样的笔法,很难得地出现在了彭学明《人间正是艳阳天》当中,彭学明开篇是这样写十八洞的:“去湘西十八洞采访时,正是四月。十八洞的四月,像一个急急赶路见情郎的苗族姑娘,穿着刺绣的花衣,戴着闪亮的银饰,打着一把花伞,边走边哼着苗族情歌。足盏摇过山峦,山峦一片春色。银饰拂过层林,层林一片锦绣。情歌飘过水波,水波一片清明。春天了十八洞的一切都崭新新的、脱胎换骨。山是崭新新的青,水是崭新新的碧,树是崭新新的绿,花是崭新新的艳,天是崭新新的蓝。就连阳光都是崭新新的金黄。”

彭学明写出的,是湘西的风景与浸透了他深深的感情的湘西的风俗物事。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感人和打动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于风俗物事的描摹,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就曾被称为风俗画小说。汪曾祺自言很爱看风俗画,也爱看讲风俗的书,并说过:“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他也强调了:“写风俗,不能离开人,不能和人物脱节,不能和故事情节游离。”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虽是纪实文学作品,却很难得地将湘西的风景、风俗物事,有机地融合到了他的纪实文学写作当中。抒情性和诗性意味浓厚,风景、风俗物事与人物与故事融为一体,从而令纪实文学作品在纪实性之上,闪转腾挪出丰赡的艺术性和文学性。画境、意境与湘西,与十八洞的现实相映成趣,是彭学明为纪实文学作品的文学留白和艺术留白。贴合湘西民生的诗情画意,也贴合着彭学明的每一个文字,余韵悠长。《人间正是艳阳天》为精准扶贫文本,为纪实文学,怎样葆有很好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的文学经验。

注释:

①②③彭学明:《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170页,第186-189页,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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