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 黄金周是否恢复应由民主决策

伴随着和煦的春风，“五一”劳动节的脚步渐渐临近。尽管今年的“五一”假期安排顺应民意，由原本的仅休一天调整为连休四天，但似乎并未抚平许多人对于消逝多年的“五一”黄金周的怀念之情。就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发出了恢复“五一”长假的呼声，全国政协总工会界也为此提交了界别提案，由此引发的公共讨论甚至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虽然国务院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还需要有关方面深入研究”，但其潜台词已表明，是否恢复“五一”黄金周，已到了必须认真对待和抉择的时候。

事实上，自2007年官方决定正式取消“五一”黄金周，并新增清明、端午、中秋等小长假以来，各方争议始终不息。尽管这一变化被赋予“弘扬传统文化”“分流假期压力”等美好愿望，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十多年的运作实践证明，以小长假取代“五一”黄金周，并不能有效满足民众探亲旅游、放松身心的需求，反而加剧了“十一”黄金周扎堆爆棚的趋势。而迟迟不能全面兑现的带薪休假制度，又令公众长期承受改革的代价。于此困境下，的确有必要重新评估取消“五一”黄金周的利弊得失，而非因顾忌“改革倒退”或维护“政策权威”，依然固步自封。

更需反思的是，为何一项有着良好初衷的公共政策，历经十多年依然深陷质疑的漩涡？毫无疑问，假日制度关涉全民的重大利益，理应纳入民主与科学的决策之轨。追溯起来，当年取消“五一”黄金周的决策过程，虽然也开启了“满城激辩黄金周”的博弈盛况，但仍存在着许多值得检讨的瑕疵。无论是“取消派”专家学者全面占据了拟制政策方案的话语权，还是官方设计的网上调查问卷被指“逼人支持”，等等，都为日后民意反弹不休埋下了隐患。同时也提醒人们，一旦是否恢复“五一”黄金周纳入政策议题，必须正视如何真实体察民情、真诚尊重民意等深层次问题，防止类似的决策争议再度重演。

当然，尊重民意，并不意味着套用“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模式。放假越多越好，注定是广大民众普遍而本能的诉求。但假日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毫无节制地突破极限，反而会从根本上减损国民福利。另一方面，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假日制度的设计更应立足于保障国民生活质量的基点，而非一味沉溺于“拉动假日经济”之类的功利思维。

因而，公共决策的民主机制，不仅应当广泛和畅通，更应当追求理性和平衡。以假日制度改革为例，若能提供多种选择性方案而非预设立场，本身就能开辟更大的民主空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除了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呼声，多位代表、委员还提出了延长春节假期、增设七夕假期、推行周五下午与周末相结合的“2.5天小长假”，以及将每周双休调整为隔周三休等多种建议，不妨将其都纳入改革选项，接受民主机制的筛选。尤其是，对于假日制度改革这一牵扯复杂利益关系的重大议题，有必要全方位地启动信息公开、民意征询、公共讨论、听证等多种民主机制，以充分保障多元的意见表达和利益博弈，激活民意诉求和政策解释的良性互动，最终整合民意、平衡共识，达成公共政策的最优方案。换言之，优质的民主机制，虽然不能使公共决策满足所有的个体诉求，但必须满足每个人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并在此过程中，培育起真诚倾听、合理表达、民主妥协的理性精神。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休息权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与此相关的假日制度改革，除了由行政机关主导的民主决策机制外，还有必要纳入人大的审查和批准程序，由民意机关对此类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回顾历史，从1993年实行大小周末制度，到1995年全面推行周五工作制，再到1999年实行黄金周制度，直至2007年取消“五一”黄金周，事实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控制了最终决策权。未来，这样的决策遗憾应当尽力避免。原因就在于，经由人大这一更高层级的法定民主决策程序，不仅能进一步奠定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础，提升其合理性，更能从根本上确立其合法性。

“五一”黄金周能否恢复？能否尽快列入议程？还有待观察。但无论结果如何，最重要的应当是由民主决策说了算。同样，相对于黄金周这一具体议题，更重要的也是公共决策的含金量。就此而言，当未来可能的假日制度改革到来之时，也就是迎来了考验民主决策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