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院系“王牌军团”》系列报道之三中国政法：校园虽小但大师云集的最高学府

本社记者 李天琪

2008年的夏天，当北京还沉浸在奥运会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惊喜狂热中，远在1387公里外清凉黑龙江的我，收到了人生中可谓是最期盼的一封信件——中国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理科出身的我只因班主任的一句“法学专业不用学高数”，估完分数后秒定专业。而“中国政法大学”的名字当时真是越看越顺眼，想象中一定是座气势恢宏的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的学子都喜欢叫她法大。2008年8月，我来到北京，开始了我与法大的缱绻四年。

初到昌平区府学路27号法大本部，入学季的浓厚氛围，让我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兴奋到直立。报到时，师哥师姐一边帮我梳理入学手续，一边邀请我加入晚间参观讲解校园之行。那一晚，趁着月色，师哥师姐从小礼堂出发，带着我们一行新生七拐八拐，左钻右翻。四十分钟的游行，让我当时发出了一句感叹——法大真大呀！

第二天，当我和室友从地处校区南边的宿舍梅三号楼出来，探讨着是否需要买辆自行车。她头疼着去哪儿买，而我担心着能不能学得会，向南走着走着，竟然走到了学校北门。竟然被骗了！

要了解法大的校园为什么这么小，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法大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2年。1952年，为给新中国培养政法干部，在院系调整的大背景下建立北京政法学院，定位就是干部学校。成立大会上，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等莅临并作重要讲话。当日，学校挂起了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校匾。

法大第一个校址是在北京市东城区沙滩红楼，也就是北京大学的旧址。1952年11月13日，北京政法学院开始上课，标志着筹备工作的完成和办学的开始。然而此时，学院并没有自己的校舍，暂时栖身于北大沙滩校区。

1953年12月，新校舍逐步建成，师生陆续搬到北京西北郊土城，即后来的海淀区学院路41号，现在的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按照当时北京市的规定，学校的大小按照学生人数计算，学院的征地面积为360亩。校舍范围北至现在北门外的几幢大楼的位置，南至现在的家属宿舍楼1号楼，西到如今的金五星市场东侧（包括海淀艺校），东到小月河边。

作为最早落户学院路的院校，学院刚来时周围除了解放军测绘学院，就是农民的屋舍、庄稼地和坟丘。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设立的几所专门学院陆续选址学院路，自蓟门桥往北直到六道口，相继建成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医学院等“八大学院”。与其他学院相比，北京政法学院无论从学校面积、校舍数量还是学生人数，都排在末位，以至于被称作“袖珍大学”。

“文革”中学校停办了10年。1970年北京政法学院撤销后，校园内先后迁进了北京市第174中学、戏曲学院、北京歌舞团、曲艺团等单位。学院复办后，到1979年开始招生，只要回了1号宿舍楼，小食堂、联合办公楼和教学楼一层、学生食堂、礼堂等仍被北京歌舞团、曲艺团等占用。校园面积从360亩缩小到150亩。

1978年，中国历史的玄关扭转，法学之门重新打开。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人员、校舍和图书资料的回收工作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后，1979年秋天，北京政法学院迎来了复办后的第一届学生。当年全国统一招生，共招收本科生403名、研究生35名。不过，由于新生入学时的住房问题解决不了，推迟入学的时间达50天之久。

在恢复招生之后的几年间，学院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教室没有桌椅，就每人发一个小马扎，每天拎着去上课，双腿就是桌子；没有地方开全校大会，就站在楼道里听广播。整栋教学楼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窗户都是用三合板钉着。没有正式的教材，所有教材都是学院的老师自己编写。

>>党委宣传部魏泽筠老师为记者讲解校庆特展 李天琪摄

到80级新生入学的时候，学院的教学资源和生活设施紧张的问题更加突出。由于占用校舍的单位未能归还当年新生入学所需的用房，80级470名新生中的75名北京本地学生只能走读，部分新生只能住在教学楼底层的图书馆内，一间大教室住了80个人。

清晨，东方刚刚露出第一缕曙光。起床了，金色的阳光为校园披上灿烂的薄衣，比太阳起得更早的是法大的学子。在小月河旁、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法大学生的晨读声伴着戏校学生吊嗓子的声音和铜锣的交响，好不热闹。

在嘈杂的环境中，同学们背单词、学英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上课则基本人手一个马扎，在教室一坐就是一天。经常是老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解法学的深奥理论，窗外却突然传来震天的锣鼓声。

披荆斩棘 迎来辉煌

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面的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1982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抓紧筹办中国政法大学，把中国政法大学建设成为我国政法教育的中心”，要建成我国的“政法教育中心、法学研究中心和法学图书资料信息中心”。

选任刘复之担任校长。

1983年4月7日，教育部报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中国政法大学。在后来形成的全国政法教育战线的“五院”格局当中，北京政法学院近水楼台，最早完成了更名“大学”的历史任务。

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摆在现实的问题仍待解决。虽然原有校舍的回收工作不曾停歇，学校的基础建设也紧锣密鼓地进行，但不可否认的是，不扩建是无法满足“将中国政法大学建设成为我国政法教育的中心”的需要。

经历一番曲折，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最终选定在郊区昌平择址兴建新校区，拟征地557亩。新校区建设前，学校在昌平西环路西环里买了两栋楼200多套房子，动员年轻教师和干部到昌平居住。经过动员，陆续有人迁居昌平，每天坐校车往返学院路和昌平之间。

>>为了更好地展现法大教师的风采，倾听他们对教育教学的所思所想，法大新闻中心特别推出《法言微语说教育》节目 李天琪摄

那个时候，昌平的路途遥远和设施落后让很多人心生抱怨，师生中流传着“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昌平一套房”的说法，为此学校做了很多细致工作，打消人们的顾虑。也不怪人们难以接受，那时八达岭高速还未建成，学校只有一辆老旧校车，30多个座位。居住在昌平的老师们几乎每天都是超负荷地挤在一辆校车上，经过70分钟的颠簸，来到学院路上班或上课。这样艰苦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昌平校区初步建成才有所改善。

1987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迎来了第一批学生，当年录取的800名本科生和700名大专生到昌平校区报到。在招生之前，许多人担心在昌平建设新校区会影响以后法大的招生情况，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当年学校在北京市共招生60人，结果报名人数达到了1000多人。

昌平校区当时400亩地，据邹瑜老校长回忆，选址征地时他们认为以后每年本科招一千学生，四千在校生，比80年代初一届四百学生，已经很具规模了。但是他说，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发展这么迅速，今天看来校园太小了，太保守了。

山不在大 有仙则灵

说完法大的小，接下来说说法大的大。

法大没有大楼，却有大师云集。

听前辈说，本来想办一所全新的中国政法大学。后来由于师资等因素，退而求其次把北京政法学院改造成中国政法大学。

即便是在建校初期的北京政法学院，师资力量也相当雄厚。当时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整建制地调整到政法学院，还有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入的教师和干部，他们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知名教授学者，如钱端升、雷洁琼等。

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由钱端升担任，是由毛泽东同志亲笔签发的任命书；周恩来同志为副院长刘镜西亲笔签发任命书。

开始办学时以调干生的培训和专科教育为主，1954年开始设本科专业，还有研究生教育，当时由苏联专家来承担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当年谢觉哉、史良、李达、艾思奇、邓拓都来学校讲专业课。谢老岁数大了，每次来都是家人陪着。

“文革”中学校停办了10年。1978年恢复，1979年首批招收403名本科生、35名研究生。开学典礼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王甫、司法部副部长李运昌等领导莅临。

选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一任校长时，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由时任司法部部长刘复之同志担任。可见，在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的成立的确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也得到领导们的重要关怀。

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后和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的开拓进取也离不开刘复之、邹瑜、陈卓、云光、江平、陈光中、张晋藩、杨永林等前辈的呕心沥血。

67年里，法大校园里也涌现了一大批为社会各界所熟知、令人尊敬的教授、学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被尊为学界泰斗，或被评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如江平、陈光中、张晋藩、李德顺、应松年等；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几十年如一日潜心钻研，为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如潘汉典、王名扬等。也有诸如黄进、蔡定剑、赵旭东、马怀德等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

从早期的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吴恩裕、曾炳钧、严景耀和戴克光，到后来的“四大才女”——巫昌祯教授、薛梅卿教授、严端教授和孙丙珠教授，都是法大学子对他们所喜爱的老师的真诚褒扬。

在法大六十周年校庆之年，有人做过统计。自1954年开始，法大教师共计有829人次参与了中央和地方各级立法，其中参与制定法律616件（次）、行政法规66件（次）、部门规章49件（次）、司法解释13件（次）、地方性法规21件（次）、地方性规章7件（次），其他（如通知、意见、标准等）57件（次）。

参与形式包括作为起草小组成员直接参与法案制定、执笔起草草案、作为起草委员会法律专家顾问参加立法研讨会、条文论证，到提出草案专家意见稿、专家意见书，直至为法案进行调研、研讨、参加座谈会等准备工作。教师个人参与立法最多达120次。

法大的校园虽然小，但是越小越美，越小越注重人文情怀，把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接力棒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朴素典雅而有独特魅力的法大，伴着我们一点点地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厚德明法 格物致公

又是一年高考季，如果有人想选择法学专业、报考法学院校，姑且可以当作参考。在法大，你会听到看到很多前所未闻的事。

在法大，除法学以外的专业全是非法（学）专业。

在法大，你将有幸见到世界上除霍格沃兹之外唯一的一个专业分为四个学院（法学专业分为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四个学院适用同一培养方案）的神奇模式。

在法大，你能够享受八点上课，七点五十起床的优渥条件。不管去到哪里，走路跑步五分钟，连买自行车的钱都省了。

想来法大，你首先要能吃苦、耐得住寂寞。

法大学子爱吃苦，当年条件艰苦，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依旧高涨。90级学生初到昌平，那时的昌平名副其实是郊区，每年开学时，操场上都已经杂草丛生，甚至还有人在放羊。90级的师哥师姐每年都要劳动，拔草、种树，倒真是强身健体了。现在回过头看，主楼附近的绿荫如盖均是出自90级师哥师姐之手，真应了那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那时候，想要从昌平去市区，得坐345路车，从学校到车站就要走上半个小时。坐上345路，还得花上一半小时才到德胜门。

现在条件好了，但是来法大读本科还是要在昌平耐得住寂寞。

我上学那几年，地铁还未通，去市里全靠345路与919路。与室友笑称，法大四年是一场修心之旅，演唱会、逛街、夜生活是不可能的，就连初高中好友来北京求我介绍好玩儿的地方我都说不出一二。四年里除了过节放假回老家、大三大四实习，我去市里的次数一双手指都可以数过来。

但是也因为这些个“缺点”，四年成就出法大学子身上不同的气质。

因为法大小，所以造就激发法大生的紧张感。占座是每位法大生的必修课之一，相比于其他学校考研时期的座位紧张，法大的座位从学期初紧张到学期末。为了自习，清晨排队去图书馆占到座位为首，抢到半日没有排课的教室座位为次，如果两者皆没抢到，只能“打一枪换一地”，没有安全感地穿插排课较满的各教室间。

但即便如此，丝毫不影响学生与老师对孟德斯鸠、卢梭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我还记得刚来法大，走到学校南门公交站，听到黑车司机喊“北京！北京！六十一位！还差一位！”时的错愕。

我还记得每到选课期，望着选课系统一个课程十余位教师可选的纠结和迷茫。

我还记得跟人解释为何我们学校一个系里有四个院时的崩溃。

我还记得那些个周末清晨，肩负一屋子室友重托的我，起大早，赶在宿舍楼开门的瞬间第一个冲出，跑到图书馆法渊阁、文渊阁占最好位置。

我还记得那些个夏天，宿舍靠着老风扇散热，我靠着藿香正气水过活。

我还记得2012年6月，离别的时候才真正明白“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的含义。

离开后，愈发理解到法大的卓越和大气，愈发理解师哥师姐口中常念叨的“没有大楼有大师”不是自我安慰。出来后，慢慢明白了什么是“你能说她哪儿哪儿不好，外人不容诋毁一句”。

法大的校园虽然小，但是越小越美，越小越注重人文情怀，把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接力棒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朴素典雅而有独特魅力的法大，伴着我们一点点地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想起来那句话，你可能会用四天的时间了解法大的小，但是你将用四年的时间去感受它的大。

67年来，法大经历了苦难，也经历了辉煌；曾经被宣布撤销、集体下放，终有一天也等来了复办，迎来了重生。法治兴则法大兴，法治兴则国家兴。法大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与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逆境、顺境，自强不息的法大人从未放弃过对法治、正义、公平的向往和追求。

正如每一位学子当年在入学誓词中的呐喊：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政法之圣洁，积人文之底蕴，昌法治之文明，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奋斗终身!这就是法大人，这就是法大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