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院系“王牌军团”》系列报道之六西北政法：植根西北但心忧天下的“西部重镇”

本社记者 王涵

前不久，因清华大学校园内发现95座古代墓葬，让“古墓派”高校再次上了热搜榜。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3100多年建城史，在高校建设过程中，挖出一座古墓并不足为奇。

可要说哪座高校的古墓挖出的最对味、最应景，那就非“五院四系”之一的西北政法大学莫属。

2002年，西北政法大学在新建长安校区时，发现了西汉御史大夫张汤的墓葬。张汤向来被看作酷吏和廉吏的代表人物，对汉代立法、司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说是法律的祖师爷也不足为过。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时隔2118年后，张汤墓在培养现代法律人才的西北政法大学被发现。墓葬中出土的有关文物，大部分已经送去了西安历史博物馆，校方在遗址上建了陈列馆、纪念碑等来纪念张汤。

因此，校园里也流行着一个传说：考试之前来这里拜拜祖师爷，保证不挂科！

西北政法大学坐落于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习惯被称为“西法大”。是一所法学特色鲜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被誉为政法人才培养国家队的“五院四系”之一，是陕西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是全国法学高等教育“立格联盟”和西安高水平有特色高校“长安联盟”的成员单位。建校82年来，学校扎根祖国西部，形成了“政治坚定、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的老延大优良传统，铸就了“严谨、求实、文明、公正”的校训，凝练了“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的育人理念。

怀着对这所老牌政法院校的敬畏与好奇，记者第一次走进了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西北政法大学主校区。

下午两点左右，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学生们步履匆匆，从生活区涌向了教学楼、图书馆。离约定的采访时间还有半个小时，记者一边漫步，一边观察。校园里树木葱翠欲滴，四周散发着泥土的芬芳，象征着公平与正义的“天平楼”在乌云的笼罩下依然庄重，刻着老延大优良传统的石碑，彰显着八十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底蕴。

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早就听说西法大是一所根正苗红、拥有红色基因的院校，百闻不如一见，一个下午我跟着学校党委宣传部赵庆菊老师扎进了校史馆，图文并茂向我展示了西法大82年的发展历程。对于学校的历史、经历的每一次变革，赵老师如数家珍。在赵老师眼里，校史是一所学校历史的缩影，也是文化的凝结。尤其是像西法大这样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更应该被师生们铭记并传承下去。

陕北公学时期（1937～1941）

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一直要追溯到1937年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高等学校——陕北公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涌入延安以求报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培养抗战人才为目标的陕北公学诞生了。8月初，成仿吾、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人组成陕北公学筹备委员会。

10月23日，毛泽东就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图1∶西北政法大学坐落于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习惯被称为“西法大”。图为天平楼。

>>图2∶1979年，学校复办后的迎新会。

11月1日，陕北公学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的陕北公学的讲堂上群星璀璨，由于固定的老师不多，毛主席提出中央委员都要去陕公讲课，毛主席自己去陕公讲课就多达10次。除此之外，周恩来、董必武、林彪、彭德怀等都在陕公作过报告。当时延安条件很艰苦，保存下来的历史照片里，陕公的学生穿着棉袄在室外露天场所听课，天气再寒冷，也丝毫不影响他们求知的热情。

1938年5月，由于陕公办学财政、物资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中央决定陕公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旬邑县设立分校，1939年1月总部迁去与分校合并，这一支于1939年北上，与四所院校合并成华北联合大学，就是后来我们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民大学前身。

1939年12月，陕北公学在延安复办。陕北公学时期开党办高等干部学校的先河，培养出13000多名抗战干部。毛主席也曾经在此留下“因为有陕公，中国不会亡”的豪言壮语。

延安大学时期（1941～1949）

1941年，延安干部教育发生了由短期培训向正规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以及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延安大学成立后，改变了高等学校短期训练班的模式，开启了正规大学教育。设立了社会科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等众多学院学科，编写了专门教材，将学制设置为两到三年。这时的延安大学，时常开展各类讲座，学术氛围十分浓厚，各种学术团体相继产生。

1943年3月，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4校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5月，将行政学院也并入了延安大学。此时的延安大学已经是一所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拥有11个系近20个专业。

延安大学历时8年，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培养了万余名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1949～1953）

>>图3∶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学员老照片 以上照片均由王涵摄

到了1949年，为了培养新中国所需的各种干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延安大学从革命圣地延安迁往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主要为西北五省培养干部人才。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主要是以政治教育短期训练班为主。

一张张褪色的旧照片上，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没有礼堂、没有课桌。学员们在露天的操场上，每人一个小方凳，用一块二尺见方的木板放在膝盖上记录讲课的内容。几个人蹲在一起围成一圈吃饭。

虽然这个时期只经历了四年，但它为西北地区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后培养了13000余名学生，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西北五省工作，为支援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区的政权建设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观到这里，让我惊讶的是，照片里记载下来的学生生活竟然如此丰富多彩，运动会、射击比赛、音乐会、话剧社，一张张青春的脸上焕发着活力。

西北政法干部学校时期（1953～1958）

1953年，西北局决定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改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主要任务是轮训西北五省政法部门干部，解决西北地区政法干部数量少质量差的问题。在经历短暂的10个月后，学校于1954年更名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归属教育部领导。

西安政法学院时期（1958～1962）

1958年8月，西北大学法律系整建制调入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合并成立西安政法学院，两所继承了优良传统和历史沉淀的校系合并，从此开启了学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历史。

西北政法学院时期（1963～2006）

1962年，与陕西财贸学院合并，在经历了短暂一年的西安政治经济学院时期后，1963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文革”期间，西北政法学院也惨遭破坏。

1978年8月5日，一张批文结束了黑暗时期，国务院批准西北政法学院在原校址复办。当时的复校紧张而局促，大部分教材，都是边教边印。一位79级毕业生曾回忆，当时的学校还挂着“西安师范专科学校”的另一块牌子，师专的师生还在里边教学，军人家属也还都没有撤离，学校里一片混乱。

西北政法大学时代（2006～ ）

2005年12月，西北政法学院顺利通过教育部更名大学的评审，于2006年11月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不断推进，西北政法大学在重重困难下实现了勃兴。

纵观历史，当我们今天仔细研读，探本溯源，发现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的红色精神、光荣传统，早已注入了一代代西法大人的血脉里。

植根西北 服务西北

作为老牌的“五院四系”之一，西法大为全国各地尤其是西北培养了大量人才。据统计，全国31省份法检一把手，有九人曾就读于西北政法大学。今年两会上，西北政法大学校友就有14人，人数也处于“五院四系”的前列。

西法大还培养出一批著名法学教授如孙宪忠、侯欣一及有“中国刑辩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等法律界知名人士。

2000年，西北政法大学从司法部直属改为由陕西省政府主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得博士授权单位，加上地处西北，受外在条件限制，西北政法大学渐渐与“五院四系”中的其他院校拉开距离。近些年，异军突起的新兴法学院虽然成立晚，但发展迅速，也在法学高校的版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有人调侃西北政法大学，没评上双一流，博士点一波三折，曾经法学院校中的泰山北斗如今已经是个没落的贵族。

对于这个问题，我似乎在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对“什么是中国顶尖法学院”的回答中找到了答案。

王健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解读了自己对“中国顶尖法学院”的理解。在他看来，好的法学院可以有多种表述，顶尖法学院、一流法学院，又或者是教育部对高校评级所采用的说法——重点法学院。这些法学院的共同之处在于人才培养水平高，师资力量强，办学历史悠久，有顶尖的学术研究成果，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有充足的办学经费、先进的硬件设施等。“虽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但现在早已不是菩提树下悟道时代，如果没有高楼，定不可能有好大学。”王健解释，现在的大学必须要有充足的办学经费，良好的设施设备，图书也好，报告厅也好，这些都是判断顶尖法学院的共同指标。

具有什么特点的法学院能称为顶级法学院？王健还给出了几个解释：要有高的知名度、好的口碑、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学生作为学校的主题，优质的生源也是决定一所法学院水平的重要指标。

>>西北政法大学历史沿革图 王涵摄

抛开这些公认的标准，在王健眼里，中国顶尖的法学院一定要突出“中国”二字。“在中国最好的法学院，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需要。如果法学院师资雄厚，办学管理水平很高，但是培养出来的都是殖民地心态的学生，都成了西方理论的传播者，那教育就失败了，就不是中国成功的法学院。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对政法队伍和法学人才培养的要求，都强调要培养中国本位的法治实践的建设者、传播者、推动者、传承者。所以，最好的法学院一定要符合这个标准，要明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王健作为常年身处法学教育一线的学者型校领导，近些年对学生的文化不自信深有体会。他解释：“有的法学院有殖民地文化心态，这在学生学习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比如法学院学生写论文的时候，不引国外的文献、判例，就觉得论文的理论深度和水平不够，这就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中国的问题，我们就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视角去解决，要不然支撑不起依法治国和未来的发展。”

对于“什么是中国顶尖的法学院”这个命题，王健给出了最后一项独到的见解：“就全国来说，除了老牌的‘五院四系’，近些年火起来的新兴法学院不计其数。所有这些法学院都分布在全国各地，华东也好，西南也罢。但只要这个法学院能够为区域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培养的人才提供了先进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区域的问题难题，在司法判例、法律意见论证、立法普法方面都能作出贡献的，就是当地最好的法学院。一个学校学生再好，不能解决问题，从何谈好？”王健认为顶级的法学院不应该是单数的，而该是复数的，既要有全国的，也该有区域的，应该是百花齐放的。

网上有机构统计了老牌“五院四系”毕业生去向，不难发现，其他院校的大部分学生选择了去国企工作、去律所工作。而从西北政法大学2018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同学们进入律所工作的热情并不高。3263名就业的毕业生中，去律所的仅有333人，但有一项数据是远超其他院校的，那就是西法大许多同学都选择了服务西部基层，支援西部建设。有23人参加了“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87人选择到新疆和西藏地区基层就业。根据校方近五年年度质量报告显示，2014～2018届毕业生中选择扎根西北五省区工作的高达12365人，这个数据恐怕让其他高校望尘莫及。

如果去西北五省区的检察院、法院、律所，见到的可能又是西法大人齐聚一堂的景象，变了的是相聚的场所，不变的是西法大人身上厚重的责任和使命。

西法大对西北作出的贡献远不止这些。在走访学校的过程中，有一个学院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2016年，西北政法大学成立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早在1999年，学校就整合校内各学科资源，成立了“反恐怖主义犯罪研究所”。2014年分别组建了实体性的反恐怖主义研究院和民族宗教研究院，拥有了一支20多名来自不同民族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专职研究队伍。2016年成立的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是之前研究院的升级版。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院长穆赤·云登嘉措从早期就开始参与研究相关课题，是看着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成长起来的。他曾多次带队赴新疆一线特别是南疆调研，越是深入了解一线的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敏感，越能体会到培养反恐专业人才的迫切。如今，学院开展特色课程共18门，完成了多个与反恐怖主义相关的国家社科项目和部委课题，给中央有关部门报送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建议，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西北地区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交叉学科。学校专家团队先后多次奔赴新疆各地，深入调研，已出版了十多部反恐怖主义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的专著，发表了数百篇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为党和国家提供了一系列反恐怖主义方面有影响和特殊意义的咨政建议。

创新智库 迈向一流

在路过学校图书馆时，记者被这里展示的关于校徽的解读所吸引。校徽采用了圆形的图案，既象征着学校如旭日初升，前途无限光明，又表现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图案上部由天平、宝剑构成，象征着至高无上、公平、正义的法律。宝剑又是山峰和笔尖的变形，蕴涵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深刻含义。图案中部由政法二字首字母组成，看起来像一个动感的飞字。可能既有对学子们天高任鸟飞的勉励，又有对学校发展腾飞的美好愿景。F的两横是西安古城墙的图形，表明了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围。

西安政法大学从1958年起开始本科教育，迄今有60余年的本科教育历史。现有32个本科专业，法学等12个专业入选陕西省“一流专业”建设或培育项目。1979年开始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2012年获批法学一级学科“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项目”，2014年获批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34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法学为“B+”，位列西北地区第一，西部地区并列第二。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并不否认西法大受学习体制转换、所处地理位置经济落后等因素的制约，已经和其他“五院四系”拉开了一些距离，尤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步履缓慢。

2016年，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要把西北政法大学建成法学特色鲜明、多学科相互支撑、教学研究型高水平的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根源于陕北公学、老延安大学，传承了老延大的优良传统，这是历史带给西法大人的使命。正因如此，杨宗科认为西法大具有红色育人基因，是历史的必然，也紧贴新时代的要求。学校正在开展新时代传承红色育人基因行动计划，努力建设特色红色育人体系，培养政治坚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作为一所学校，重要的无非就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在这方面，西法大未来也有大动作。

据杨宗科介绍，要全面推进法学一流学科建设。为此，杨宗科透露，学校按照追赶超越的要求，拟定了一个发展目标，争取2至3年内法学学科在中国法学创新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举办的全国性国际性高水平学术会议等体现学科发展水平的指标，达到全国前十名左右，进入中国法学学术创新第一梯队。“说要进入前十名，有点力不从心，也不太现实。

从总体实力上看，除了‘五院四系’，再加上清华大学法学院、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我们在十名左右还是有可能的，目标要有，但不能不切实际。”杨宗科谦虚地说道。与此同时，学校也计划以法学为领头羊，加强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公安学以及国家安全学、民族法学等学科建设，形成法学门类集群，把“法学特色鲜明”做强做实，带动其他相关学科发展，培养一流的法学人才，落实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版”。

此外，杨宗科强调，西北政法大学将继续坚持服务国家需求，服务法治中国建设，植根西北、服务西北的方针，努力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西北地区稳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安全，为基层社会依法治理，创造西北政法智库品牌。

据杨宗科介绍，其实近年来，学校除对西北尤其新疆地区的反恐问题有深入研究外，从2007年开始研究枫桥经验，试图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一些参考模式。目前，汪世荣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已经出版关于枫桥经验的研究专著三部，对于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推广在全国高等学校居于领先地位。

地处中华文明发祥地，西北政法大学积累了非常丰厚的法律文化资源，对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学校把传承推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作为另一重要职能，有义务有责任把中华法治文明的遗产和优秀成果发掘好、整理好、传承好，把学校建成中华法治文化研究传承高地。

杨宗科表示，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学校不断强化国际交流，大力发展国际教育，在让师生走出去的同时，吸引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学生前来学习。据了解，西法大近些年积极拓展对外学术交流的途径，已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9个国家及地区的74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并建立了稳定的学生交流机制。由西北政法大学与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共同发起组织的“长安——罗马：法律文化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持续7年，举办了四届。目前，学校正在积极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全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法律服务高地。

杨宗科总结：“总体来说，学校未来将从传承红色基因、法学理论创新、打造特色智库、传承优秀文化、加强国际交流以及为‘一带一路’提供法律服务等方面，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低调务实不张扬，埋头苦干争上游，力争早日把学校建成全国一流、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现代化政法大学。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政治坚定，专业功底扎实，作风朴实，干事踏实，有法治信仰、中国立场、世界视野、为民情怀的高素质人才。”

记者还想要在教室里跟西法大的同学们上一节法制史的课；想问问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还有什么话想要跟母校说；想在食堂尝尝陕西美食；想听听那些留在西法大几十年的老教师讲述他们经历的办学之路。一切都没来得及，不得不匆匆离开。

在回去的飞机上，如诗如画的秦岭在身后渐渐消失，这座十三朝古都和具有八十多年历史的老牌政法院校都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俯瞰着八百里秦川，我仿佛看到了陕北公学时期学员们聚精会神坐在露天场地听取毛主席讲课；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的学员们，在操场上进行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80年代，早期大学生如饥似渴地边走边读书；一个夏天的午后，学生们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