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政策事件及其关于中国政治的话语建构商红日

郑要

摘  要：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作为发生在中国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而成为全球关注的对象，它还将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事件、知识事件并由此展开关于中国、关于中国道路等等的话语建构。事件和政策事件是回归改革开放的历史实际的研究方法，运用这一方法，本文提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的若干主要的知识化议程，即“思想”作为中国政治范畴的话语建构，“经济”作为中国政治范畴的话语建构，“协商”作为中国政治范畴的话语建构，“合作”作为中国政治范畴的话语建构等。

关键词： 改革开放;政策事件;中国政治;话语建构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种知识化议程

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透视及其意义的解读中，有几位中国研究者比较熟悉的西方学者，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夫妇、弗朗西斯·福山、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以及可能不如这几位中国学者熟知的波利塔·纳波利奥尼等。上述诸位西方的专家，除福山以外，均以中国改革开放为考察对象或研究背景，并且又都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思想关联。本文加以讨论的这几位专家的代表作，均有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其中，约翰·奈斯比特夫妇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选用预测的视角，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名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以某种政治哲学理论为视角，沈大伟在其《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采用比较的视角，而波利塔·纳波利奥尼的《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则采取中国的视角。这些不同视角使其研究达到不同的“高度”。

角度是发现差异的方法，高度是把握差异的方式。在对一个确定的对象展开研究，或者对一种事件设定知识化议程中，高度需要诸多合适的角度加以确认和支持，从而高度并非是一种形而上的设定;角度既可以是研究的基点、出发点，也可以是研究的结论或目的，从而角度不仅仅具有选择性、主观意图性，而且也可能是一种形而上的设计。当中国改革开放作为一种知识化议程来思考或研究的时候，那么，这是要发现或探索什么样的知识？这不能不从福山开始，因为要讨论的几本书都与《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相关。

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并非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按照福山自己的概括，该书是思考“人类普遍史”的问题。但是，福山在该论著当中，直接触及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事件，并且他基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强化了在西方学者中较为流行的判断：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是选择了“通往自由经济”的西方化的自由民主道路。从书中可以读出，福山将中国出现这条道路视为必然性趋势，从而为他的所谓人类普遍历史的结论增加一个佐证。《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从马克思和黑格尔那里获得灵感，但福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黑格尔。福山重新解读黑格尔逻辑，找到了“历史终结”的黑格尔命题，发现了黑格尔关于“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的思想。可以说，福山为自己对20世纪的观察找到了视角，即“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历史的发动机”[1]，基于这样的视角，他断言：“当今世界，共产主义逐步被自由民主制度所替代，其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制度不能给人以完全的认可”，而“自由民主制度用一种获得平等认可的理性欲望取代了那种希望获得比别人更伟大的认可的非理性欲望”[2]。但是，自由民主制度也是存有某种不足的，这种不足可归结为“欲望和精神不能同时满足”。福山认为，这是作为西方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基础原则，即自由和民主之间的“持续的紧张状态”[3]。这种状态的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致使作为普遍历史的“最后之人”得以形成。由此，弗朗西斯·福山以奇异的视角得出了十分平庸的结论，但在人们不能不面对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的20世纪时，福山的惊人话语赚足了眼球。一位将当代美国视为一个“颠倒的极权主义政权”典型的政治学家谢尔登·S.沃林，在其代表作《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中，揭示了美国自由民主的严重蜕化，指出现实的美国的国家权力关系已经堕落成“公司国家的政治”，也简称为“公司政治”，这种政治是国家被跨国公司绑架后的一种形态，它导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自由、民主理想被军事大国与帝国的实力所盗空，形成了“颠倒的极权主义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仅公司与国家成为伙伴，而且那些研究性综合大学“已和公司利益乃至以资金充足的智囊团和保守的基金会为代表的宣传机器连锁在一起。结果是惯于批评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看来像是一个濒于灭绝的物种”[4]。笔者并不希望福山属于沃林所批评的一类美国知识分子，但弗朗西斯·福山及其名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与谢尔登·S.沃林的著作，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研究中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这就带来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张力，这个张力影响到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

波利塔·纳波利奥尼的《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以下简写为《中国道路》），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说将当下中国作为研究当代世界问题的一个视角，甚至作者的意图也在于通过这一著作来确立起一种将中国作为研究视角的方法，这是该书的主要特色。比起《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道路》少了许多玄虚和臆断，却更加质朴和恳切。作者力图通过她竭力构建的视角以唤醒像弗朗西斯·福山一样的人（尽管作者在书中只提到过福山一次），并对整个西方世界的“中国通”呼吁：“如果我们想拯救西方的民主，就必须向东看，向那些至今仍然为民主苦苦奋斗的人学习，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国内那些已经把民主变成个人权力工具的人身上。”[5]不知道这些“中国通”们能否真正体会和理解纳波利奥尼的良苦用心。《中国道路》一书试图建构的中国视角并非十分系统和严密，作为一部理论论说性的著作，依然存在不够完善的缺憾，但作者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作为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现象来定位，并将其视为一种研究世界变迁的视角，这达到了一个较高的认知水平，具有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知识化议程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作者绝不属于波利塔·纳波利奥尼所指的“中国通”。沈大伟以其训练有素、恪守专业水准的政治学学者的眼光，熟练地运用西方政治学的方法与视角来观察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特别是他试图给出一个新的答案，这个答案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苏东”剧变以后“还能够走多远”这样一个纯粹西方问题。对于非常想知道这个答案的西方知识界而言，沈大伟先生已经尽力了：他使用了流行的代表美国政治学学科范式的比较研究方法;精心设计了能够用于达成“预测”目的的分析框架——“收缩与调适”;十分谨慎地建构起“对外开放（收缩）-挑战-改革（调适）-有限度维持了合法性与权力”的逻辑。只是答案似乎有些模棱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答案既不是‘能，也不是‘不能，而是既‘能又‘不能。”[6]這种犹豫不决并非来自作者的不自信，而是来自他所拥有的知识及其他固化了的关于这些知识的信仰。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意义上，沈大伟达到了较高的专业水准，但他固守的知识观念却又极大地制约、束缚了其理论创新的能力。正是这种内在冲突致使其难以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他只能在门外窥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

约翰·奈斯比特夫妇在《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要研究的问题，来自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们经过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得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新社会”的结论，从而突破了福山的“理论”。约翰·奈斯比特夫妇所论的这个新社会，有“八大支柱”①支撑，这“八大支柱”被夫妇二人认为是他们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而作出的发现。实际上，这些支撑他们观点的八个方面的论述，反映出这两位西方学者在努力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并对中国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战略、政策和一些重要实践过程作出基于自己观察与调研的解读。虽然奈斯比特夫妇最终没能完全走出东西方竞争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依然认为“欧洲和美国正在面对一个新的竞争者，它不仅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而且在世界大舞台上坚定地呈现着自己的价值观”[7]，但是，这本著作表明，作者作为预测学家，运用区域发展预测的视角，摒弃了文化优劣论等有色眼镜，采取持中的立场，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大趋势给出了较为清醒明晰的判断。

上述一些评论显然不是要展开一场学理论辩，而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意图：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诸多西方学者中间已经成为使其知识化的议程。改革开放已经不仅仅作为发生于当代中国的历史事件而成为全球关注的对象，它还将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事件、知识事件并由此展开关于中国、关于中国道路等等的话语建构。正是这样一个判断，成为本文论题形成的前提。

二、事件与政策事件

事件以及政策事件是本文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视角。

事件，在数学、地质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中都是一个基本概念。不仅如此，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中，事件已经被对象化，几乎成为核心主题。于是，事件这个概念有着科学和哲学的复杂张力与含义。这里借鉴齐泽克关于事件的研究和使用策略：为了恰当界定事件这个“有着‘五十度灰的琢磨不定的概念”，只能先“怀揣着大抵不错的理解”来展开研究。这时，事件可定义为“带有某种‘奇迹似的东西”，“事件性的结果以回溯的方式决定了自身的原因或理由。”[8]当我们提出“政策事件”这个新概念，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时，我们将改革开放视为一个事件性结果，尽管改革开放事业将向着广阔的空间继续发展，但这不影响作为事件性结果来定位。政策事件成为“回溯”性研究的一种对象，通过对这一对象的研究和思考而研究改革开放，并通过和透过这个过程来研究关于中国的话语建构。如果将改革开放视为事件，那么，政策事件是其中一个“总集”，在“总集”中分布一系列“子集”。本文从“总集”中撷取三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子集”，分别称为关键事件而展开分析②。

关键事件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1978年5月中旬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经过1978年11月10日-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直到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首个关键事件。它是具有多重历史意义的关键的政策事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与世界关系史、科学社会主义史等等的书写，都将以这个事件为转折点。当然，这个事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触发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政策事件，包含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变迁与经济稳步发展的密码。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名篇就是这个密码的“代码”本。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魔咒，使黨、国家和人民从“左”的梦魇中彻底清醒过来，恢复元气，主要靠的就是解放思想的利剑。“左”和右是一对孪生兄弟。随着环境的变化，右的倾向也会出现。因此，时隔一年多，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9]解放思想的根基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0]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始终作为一个统一的命题而成为思想的原则。如何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如何团结一致，开辟属于中国的道路，密钥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有了这个密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立经济特区乃至后来的各种新区、“三步走战略”的制定等等根本政策主张才顺理成章成为全党的共识和国家的重大举措。

关键事件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最复杂、最难而最终形成为关键政策事件的事物。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一个准确的注脚。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在回答客人提问时，邓小平就十分肯定和坚决地回应：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在此次会见的谈话中，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只是这个“内部讲话”当时未公布。“直到1994年11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修订再版，这篇谈话才得以面世。”[11]解放思想，这是全党的行为，因而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作为全党统一意志加以阐释和宣示，历经十几年的思考、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的过程;到了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作出全面阐释，这又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渐加深并广泛接受的过程表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的生动体现，这本身就具有事件性。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政策事件既是一个独立的“子集”，也佐证了上面的“关键事件一”。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也是在社会主义史上未曾经历的事物，它深刻地表征了改革和开放的深刻内涵，预示了中国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变化，也将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将在这样一个关键事件中证明自身。人民、社会、政府、企业、各种公共事业组织、各种社会组织等等，都由此开始发生各种事件性变化;国内各种市场，首先是要素市场纷纷建立;经过艰难的谈判历程，中国终于加入WTO;与此同时，亚洲金融危机、华尔街金融风暴、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冲突，一系列重大风险事件接踵而至，使改革开放在历史性推进中，不断迎接各种挑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破除计划经济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的中心内容，并发挥核心支点的作用。这些体系只能在改革中建构，也只能在开放中获得活力。其中，支点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加固好这个支点，改革开放的潜能将不断被激发出来，从而一方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保持紧密联系不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而是与世界展开实质的交流和互动;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地发展自身，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地在开辟道路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始终不移朝着自己的理想社会目标迈进。

关键事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为中国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命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前后相继，在3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中国共产党人一代接着一代开拓改革开放事业，自己发现、提出和解决一个又一个历史性难题，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之问开始，有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执政党、如何建设这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建之问”，有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发展之问”，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之问”，这一系列重大历史性课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一个个连续的议程，不断向未来铺展开其历史的逻辑。

作为关键政策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通过党的十九大而设计两大议程：一是关于历史“节点”的议程;二是进一步谋划未来的议程。这两大议程恰逢十九大和二十大的历史交汇期。202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历史“节点”，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是首要的历史方位的定位，之所以说是“首要”，是因为要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并不简单，甚至可能具有超乎想象的复杂性。中国北方农村有句俗语：“编筐编篓全在收口”，意为最后这道工序决定着产品的成败。历史将中共十九届中央推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这个路程绝非仅仅是由一些数字所组成的“数据链”，更是中国的老百姓对小康社会期盼的“心理契约”的满足。归结起来就是解决几十年长期发展挤压出来和积累下来，并将成为根本影响战略实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艰巨的重任还在后面，这也是历史方位的重要内涵。

上述三个关键政策事件中包含了政策事件的四大基本要素，本文将其概括为：破、势、流、通。破，即突破，问题破茧而出;势，即情势，事物演变而生成为力量，于是，出现势在必行，或顺势而为，或乘势而上，或势如破竹等状态与趋向;流，即流变，各种相关信息与事物散播与流转，衍生出新的问题、新的情勢等;通，即贯通和达成，这是政策实施与取得结果的过程。综合上述要素来界定，所谓政策事件，就是来自复杂系统内的嬗变。复杂系统是界定政策事件的关键词，它并非像往常那样强调主体，而是强化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存在是政策事件的基础和根本条件。“嬗变”是根本性变化，是“破、势、流、通”诸要素的“合力”作用的表现和结果。

三、改革开放的政策事件与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

话语建构的概念在文献中有两种学理路径的研究轨迹：一是“建构论”的;二是“语言哲学”的。这两种路径最终在话语理论这个论域中交集。这种交集带来的重要效应是，话语建构概念所具有的两个基本含义获得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持：一个基本含义是“运用话语来建构”;另一个基本含义是“使话语得以建构”。前一义强调话语对形成世界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后一义强调人类活动与话语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两个含义经常并列存在于话语建构活动中。

改革开放的政策事件实现了中国政治话语建构语境的转换，它使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历史变迁话语的语境再次激活;与此关联，世界话语与中国政治话语建构的关系成为第二重语境，它使当代中国的世界关联图景得以重塑;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重构及其中国特色话语产生与延展，构成了主导性语境，它使当代中国的话语身份保持独立和自主。与此同时，当我们引入政策事件分析的角度以后，一方面，它将十分有助于克服已经或多或少被固化了的思维模式，回到中国的现实中，而这个现实不再是被各种话语所建构的现实;另一方面，它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把握两种政治话语建构的维度，其一是政策话语建构，即文件话语或会议话语;其二是政治知识话语建构，即学术话语或“学科话语”。

做了上述讨论以后，现在回到本文第一部分的问题：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提供了哪些知识化议程？下面这些初步思考尚显粗糙，但它基于中国政策事件而萌生，且蕴含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事件之内，这或许能带来中国政治话语建构的引发效应。

1.“思想”作为政治范畴

将思想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独立的范畴，使其对象化，并将其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议程而提出，这使思想概念与通常使用的“思想”概念不同。这种不同是由政策事件所塑造的。在这样的语境中，思想是一种政治状态，即基于某种政治价值而建构的集体立场。现在，当我们将其作为中国政治话语来建构时，其知识化的路径是将其作为中国政治的范畴，特别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范畴来研究。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政策事件中实然的经验过程。1978年底，邓小平说“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12]，很明显，这是作为一项政治行动议程并主要面向领导干部而提出的。回到改革开放历程中，我们在其中的各种政策事件上，都能看到这样的政治行动要求，其话语大体面向三种不同语境：“‘左教条”“马教条”和“洋教条”。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时常会遇到的问题。解放思想，核心是破除这些教条主义束缚。由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然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使其转化为深层的知识问题。准确地把握这种由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思想的政治”，是否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知识化途径？

对上述阐释进一步延伸思考，中国是否能够像波利塔·纳波利奥尼那样，将它作为我们今天认识世界、观察甚至透视世界的一个角度或一种高度？是否任何已经成为某种范式的理论或知识体系均难以框住中国变迁的深层含义？这样，中国能否从它的历史、文化、实体、变迁经验等等之上，抽象出作为价值的意义？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以及什么是中国价值？

2.“经济”作为政治范畴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事件中，经济从来都不仅仅是个“经济学”的概念，甚至很多时候和情势下，它首先是个中国政治的概念，尽管它通常作为政策话语来呈现。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呼唤作为中国政治学范畴的“经济政治学”的产生。在中国政治中，所有制、国有资本、国力等等概念同时也具有政治属性，并且将成为生产概念工具的重要话语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政治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合规律性恐怕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重要条件，这也恰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应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含义。于是，经济-政治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生成规律、运行控制、促进发展的经济效应和政治效应等等问题，首先应成为一种知识的问题而提上学术议程。不仅如此，如何将发展的概念，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纳入中国政治范畴来研究，这也将十分有助于问题的深层次解决。此外，城乡关系、产业关系、利益关系、区域关系等等经济学与发展理论的概念，在中国实践中均深含政治意蕴，这不是泛政治化的取向，而是回到事物的事理中去，将本来沉淀于其中的元素萃取出来，使其原本的价值被唤醒。列宁说，“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13]，对这个命题的一般理解是，政治在经济之后，政治是经济的结果，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表明，政治与经济之间总是呈现过程性和结构化关系。例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资本逻辑之外，甚至在资本逻辑之中，存在着甚至嵌入了政治逻辑。这其中的基本道理需要“经济政治学”来研究。

3.“协商”作为政治范畴

“协商政治”早已成为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和重要理论问题。这里再次强调这个概念，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事件中无疑包括一系列“协商事件”，它们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单位”来研究，据此，从中国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即中国政治的知识化议程的角度，强化这个重要范畴，拓展其学科化的话语空间仍然有重要意义。

上至党和国家，下到基层和民间，从政治制度到问题解决机制，协商政治广泛深入的生活实践，为中国协商政治学的构建及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鲜活且可持续形成的经验资料;无论对中国精深的文化挖掘，还是对现代传播学、交往理论的研究借鉴，都使得中国协商政治学拥有厚实的学理与思想资源;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协商，国是协商，政事协商，议事协商等等各种幅度、各种层次、各种向度、各种目标的协商活动，为中国协商政治的研究开辟了广泛的议题和知识使用方向。同时，协商政治的话语构建也是中国式协商的普遍价值得以开发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最重要的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中的基本范畴之一，协商政治能够在逻辑上统一中国政治中的诸多重要概念，从而为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生活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4.“合作”作为政治范畴

合作是人类的本性使然。博弈论的本质就是关于合作的理论。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合作与竞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里，合作是统合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政治学范畴。在当代中国，合作更是统合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一国两制”政治及两岸和平统一政治的重要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所获得的国际上的广泛支持和赞誉，都促进“合作政治学”的孕育。

合作关系是人类活动中一种基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基于“合作政治学”的新视野，在当代中国政治的总体话语体系框架内，研究不同制度框架下的合作、特定关系框架下的合作、不同区域间的合作，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秩序图景等等，既充满话语张力的挑战，也充满话语建构的广阔前景;既涉及国内政治，也涉及国际政治，形成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统一的“合作政治学”，这将是一项大胆的中国政治话语建构的探索。当然，这里的合作并非是对斗争与对抗的否认，合作与斗争、合作与对抗的关系本身就构成“合作政治学”的重要对象。

四、结   语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为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14]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本研究运用事件、政策事件及关键事件等概念确立起改革开放研究的新视角，并尝试在政治学的学科和学术语境下，探寻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的途径与方式。所提炼并初步加以阐释的几个范畴并非是一种穷尽式研究，而是一种“示例”性的探讨，以此来表达其作为中国政治学知识化议程来启动的研究意图。所有这些范畴都基于对改革开放事件，特别是其中的政策事件的研究思考，但在操作中，每个具体范畴都不一定与所分析的某一事件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注释：

① 这是该书主要内容的八个方面，也是该书核心部分的八个标题，依次是：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著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等。

② 这里的关键事件用语强调了所指称的事件在整个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包括历史性议题的形成、历史性转折节点的标志性、重大历史性课题的基本解决过程等。据此，在改革开放政策事件“总集”中，分布诸多“关键事件”的“子集”，如用“一国两制”方法解决国家统一事件，SARS危机及国家应急体系建构事件，反贫困攻坚事件等等。限于本论题及篇幅，这里选取了三个关键事件进行初步讨论。

参考文献：

[1][2][3]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 [美]谢尔登·S.沃林著，辛亨复译.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5] 波利塔·纳波利奥尼著，孙豫宁译.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6] [美]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著，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7] [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著，魏平译.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M].北京：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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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