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走遍海角天涯 
——玛莎访谈录

⊙ 文 / 晓 航

我认识玛莎是在二〇一七年一个中俄文学的论坛上，当时得知一位俄罗斯专家董老师翻译我的一个中篇小说《霾永远在我们心中》，特别高兴。董老师用俄语在论坛上发言，玛莎就是她的汉语翻译。

玛莎很漂亮，她的中文非常好，好得就像中国人。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拍照合影并互加了微信。

之后在朋友圈，偶尔能看到玛莎的动态，她使用的文字是中文，发布的内容我觉得都是中国式的。我从中注意到，玛莎似乎不完全生活在中国，很多时候她在澳大利亚，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在那里玩呢，时间长了，才发觉她住在那里。

二〇一八年六月份我要开新书发布会，玛莎在朋友圈看到预告后说要过来。果然，发布会那天她来了，依然那样容光焕发，我们约定，找机会谈谈。

半个月后，我们在一个供人们休闲娱乐、充满艺术气息的购物中心见了面。玛莎穿了高跟鞋，比我还高，她打扮得很漂亮，温文尔雅，这是我很少见的一种女孩儿。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直到整个大厦打烊。后来，按照理科生的习惯，我整理了与玛莎的谈话，为了方便理解，我把它们分了类。回顾这场交谈时，我发现玛莎其实是相当理性的，问题讲得很清晰，这么理性的女性还是挺少见的，这使我的工作容易了很多。

我将我们的访谈文字分成几部分，每个部分我都尝试用玛莎的口吻来讲她自己的故事，当然，中间会插入一些我的提问。

一、经历

我是一九八七年生人，出生在圣彼得堡，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父亲酷爱武术，在俄罗斯练过柔道和空手道，一直想来中国深造。他起初做海员，游遍了世界各地，一九八九年和母亲来到了中国。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他教过一段时间的武术和太极拳，后来当了网球教练。母亲一直在各个大学教授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她是在列宁格勒上大学时学的中文，那时学中文的人还很少，现在就很多了。

一九九〇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我们一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还有我，一起去了深圳，当时家人的想法就是来看看这里的情况，是否适合发展，没想到后来待了这么长时间。那年发生了一件特别逗的事儿，有一次大人们在餐厅里吃饭，一不留神我就溜出去了，也不知道怎么的，我跑到餐厅楼上去了，楼上是个特别热闹的迪厅，大人们找到我时，我正在舞台中央蹦迪呢，那时我才三岁。

一九九四年，我不到七岁时随着父母来到了北京。先在当地上了一年国际学校，学习中英文，后来开始在亚运村附近上小学，父母为了让我学好中文，特意把我扔到一个普通小学，而不是芳草地那种国际学校。我七岁开始打网球，后来成了专业运动员，打过专业比赛，有过世界排名。

我记得一年级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锄禾日当午”。刚上学那会儿我老哭，当时太小了没意识到自己在国外，不过你跟别人长得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况且七岁之前，我一直被家人娇生惯养，在学校难免有些不适应。上学后，家里人对我格外严格，要求我必须好好学习，不拿双百不行，所以我前三年都是双百，四年级以后不是了，但一直都是三好学生。

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是外国人，老师没有给我红领巾。到了二年级，我自己去要红领巾，觉得自己够格，我特别想戴，想被认同。我觉得上学时的那种仪式感很好，能培养民族自豪感，而且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也会让人变得自律，现在看来也是有必要的。

我每天上街，都会有大妈大叔拦住我跟我说话，给我东西，那时候小，也就跟他们聊，这样的日子至少有五年，当时并不觉得烦恼。记得九岁时，我在一个大学校园里溜达，一个阿姨看见我，开车带着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

我的中学就在中日友好医院对面。初一时，十四岁的我为了打网球去了西班牙，后来被选中留在西班牙训练。回到中国后，跟家里人商量了一段时间，初二又去西班牙了。我在西班牙比赛，接受俄罗斯的远程教育。十四岁到二十岁，我一直在打球，往返于西班牙、俄罗斯和中国，因为这段经历，我的西班牙语说得还不错。父母承担我那时的各种开销，所以至今也没买房子。打网球打到十九岁已经感觉有点困难，除了经济就是身体的原因，我有腰伤。当时的世界排名大概一千一百多名，但是母亲认为我应该继续上学，于是我开始跟家教学习，学了半年中文和中国历史，自己去考了汉语水平考试，考过了最高级十一级，而且成绩很优秀，于是我报考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的入学要求是汉语水平考试六级，但我还是没有把握能考上，因为它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是中英文两个笔试，通过笔试后我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录取了，后来我才得知自己的成绩非常好，因为我没有被要求参加面试，其他同学都面试了。

二十到二十四岁期间我都在读大学，回到学校之后网球就练得不够系统了，不过，俄罗斯有句谚语：“技术是不会喝没的。”在大学我们的班级是个小班，全是外国留学生，大课会跟中国学生一起上。我那时基本上是走读，所以与同学们交往不深，没有交到特别要好的朋友。这也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比较内向，运动员都是很孤独的。运动员比赛时只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且网球是一项贵族运动，不适合大声叫嚷，赛场上所有人都要克制自己的情绪。每回输了球，都会很痛苦，会自我封闭一阵，但是运动员的专业要求是战胜痛苦，走出阴影，因为你要面对下一场比赛。莎拉波娃要是输了球，就会发很多好吃的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并未受到输球的影响，生活还在继续。我还有个习惯，从小时候起，我就会在头脑中塑造出很多想象中的朋友，这能充分体现我的“独性”，我跟他们聊天，和很多个不同的自己说话，他们会给我提建议，也会批评我，有时我会很难受，但也会接受批判，可有时也不接受。

我很喜欢或者说崇拜清华大学的老师，他们做人和做学问都很优秀，跟这些人有四年的交往是我大学时期最大的收获。我在大学时选修了哲学、幸福人生等课程，清华大学老师的思维很开放。我感觉中俄教育的区别之一在于，中国更严厉，要求更高。

二〇一一年我大学毕业，毕业之后供职于一家公司，后来在圣彼得堡的私人诊所做过中医翻译。对于中医，有的俄罗斯人信，有的不信。中医确实对一些病有一定疗效，有时还很神奇，很多疑难杂症，纯粹靠针灸、点穴就给治好了，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认识了一些很珍贵的朋友。

二〇一三年我的姥姥姥爷相继去世了，我对于圣彼得堡的归属感就淡了一些。这之后，我开始旅行，去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我很喜欢巴厘岛，每年都会抽时间在那里待上一阵子，当地的宗教与文化使岛上有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魔幻气息，很适合修身养性。我每年都回中国看父母，做做兼职。我现在的状况是：澳大利亚半年，圣彼得堡三个月，中国三个月，大概是这样，我自己对钱这事儿没有太大追求，我也不希望在同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对这个地方适应了之后就很难再起身离开，而我不喜欢被拴住的感觉。

我有四分之三的俄罗斯血统。我觉得自己挺矛盾的，内心坚强，外表柔软，因为吸收了很多种不同的文化，所以有时做选择会有点困难，有时不知道依据哪种文化好。我觉得母亲更中国化，主要是受姥爷的影响。我不打算谈论我的爱情，因为我们俄罗斯有个说法：幸福喜欢安静（这和中国的 “秀恩爱死得快”有点像）。

说来有趣，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表演。早在上学时期我就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特别崇拜赵本山，一直想去拜访他，但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本山大叔到现在还是我心目当中的幽默男神，哈哈。严肃地说，我感觉我的人生中，一直以来因为孤僻的性格而被压抑的情绪可以在表演时得到很好的抒发，此外我的语言优势和作为运动员的优势，应该能在表演当中得到充分的施展。我在俄罗斯参加过专业的表演培训，还面试过世界著名的表演学校并被录取了，但是因为个人原因没能去那里学习。当时校长亲自找到我问原因，并表示遗憾。现在我经常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停下来用旁观者的眼光观察自己，想象自己就是某个电影的主角：时而癫狂充满激情，时而沉默自闭，时而优柔寡断，时而失落迷茫，我是我人生的主角，竭尽全力在脑海的银幕上演出最真实的自己……

二、有关家人

父亲是我最亲近的人，他一直陪着我，是我最好的朋友，最依赖的人，对我也最了解。他的武术很厉害，在他身边我感到很安全也很安心，他是我的避风港。打网球的时候，他每天陪我训练八个小时，前前后后一共十几年，并为此放弃了工作。父亲非常聪明，脑子很快，他比一般人反应快好几倍。他幽默、自律，这种自律是他当海员时培养的品质，此外，他还很感性、善良。父亲很爱看书，他经常四五本书一起看，还是不同语言的，这样一年四季不停地看，好像在吃书一般。现在他也开始自己写文章了，今年还在俄罗斯拿了一个文学奖。俄罗斯人都比较爱看书，在俄罗斯的地铁里，看书的人比玩手机的人要多很多，在中国的地铁里，情况就恰好相反。

姥爷是中国秦皇岛人，姓董，一九三三年出生。姥爷当年来北京上学，从北京八中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地球物理系，是典型的学霸。一年之后被公派留苏，他在列宁格勒的图书馆里认识了姥姥，两人相爱结婚，姥爷就留了下来，后来有了妈妈。姥姥姥爷比较好地解决了文化差异引发的问题，虽然姥姥一直没学习中文。两人在事业上都很成功，姥姥是很有名的建筑设计师，圣彼得堡有很多著名建筑都是她设计的，姥爷为了完成各种地质勘探任务走遍了整个俄罗斯，很多俄罗斯人都做不到这样，姥爷家里摆满了他亲自采集的宝石矿物。姥姥姥爷曾经一起回过中国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姥姥不习惯当时中国的环境，姥爷为了照顾姥姥，就没留在中国。姥爷在圣彼得堡生活了六十多年，一直保持着中国人的性格和传统。他做事很有原则，绝不会为了名利放弃原则，他坚持六十多年没有换护照。有一次他与移民局发生了冲突，他的绿卡延期出现了问题，移民局让他换护照，他就是不换，说不能忘了根。姥爷走之前十几年一直是圣彼得堡华人华侨协会的主席，他做了很多社会工作，常常帮助中国孩子，有时很晚了还有人给他打电话寻求帮助。

姥爷从没教过我一句中文，在家从不夸我，但他在外人面前会夸我。他特别想让我像他一样去清华大学读书。他给我最大的忠告是：要自食其力。俄罗斯有句名言：“溺水的人，命在自己手里”，也有相同的意思，就是自己帮自己吧。姥爷看问题很全面、公平，不会因为谁做对或者做错了一件事就断定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姥姥特别善良，厨艺一流，对我相当溺爱，是典型的俄式贤妻良母。母亲是中俄结合的性格，很要强，很自律。对我来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我的祖国。

三、有关运动生涯

上大学之后网球打得少了，我受过伤，受伤对运动员来讲是很严重的事情。运动生涯中最高兴的事儿，是十五岁在西班牙训练时，要打一场比赛，对手是西班牙排名第四的选手，我当时都没排名。对手比我大很多，在十五岁那个充满稚气的年龄，人家哪怕只比你大一岁，也显得大好多。那场比赛一共打了三个多小时，是在桑切斯的学校打的，就是那个时代的网坛巨星桑切斯，她在外面站着看了很久，后来我赢了，我连父亲都没理，赶紧跑出去找桑切斯签名。

其实，当一名运动员要非常自律，要放弃所有的个人生活，要做很多牺牲，毅力比天赋重要得多。现在如果能重返过去，我会做得更好，做运动员无论如何还是要做到最好，不然夹在中间不上不下的真的没意思，但是想赢的人太多了，而且世界网球整体水平每年都在大幅度提升。

会话隐意的认知识解 … …………………………………………………… 徐万治，阿卜杜外力·热合曼（6．86）

运动生涯中最难过的事儿，就是接受自己退役的事实。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整整十年。我很痛苦，不能一下子放弃。这期间我做过很多种尝试，比如做各种不同语言的翻译工作、做模特、做自由撰稿人。大三、大四的时候，我还去凤凰卫视实习过，实习期间做过一个著名主持人的助理，她主持的节目叫作《大剧院零距离》，专门采访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可是做了这么多尝试，我发觉我还是热爱网球，只有运动才能激发我对生活的激情，只要一上场我就变成一个战士。现在不打比赛了，只有在练泰拳的时候才能找回变成战士的感觉。

四、有关不同民族和文化的讨论

俄罗斯是个很特殊的民族，西方人比较务实，俄罗斯人则比较热血，他要是对你好，就全身心地对你好，没有上限，要是不好，连微笑都没有。俄罗斯人特爱喝酒，这是民族习惯，也跟这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俄罗斯人的民族凝聚力挺强的，二〇一八年世界杯俄罗斯输球的那天，圣彼得堡好多人都上街了，你知道他们喊什么吗？他们喊“我们是冠军”。

俄罗斯人内心感情很复杂，充满了各种道德与情感的斗争。他们做一件事的准备期会很长，但是一旦行动起来，“他们的马车是跑得很快的”。当然，俄罗斯是毫无疑问的战斗民族，他们勇敢、坚强，从小就被教育不能哭，尤其是男人。俄罗斯人有着非一般的忍耐力，与这个民族的历史有关。他们还非常热情好客，心胸豁达，请朋友到家吃饭就会把最好吃的全拿出来，毫不吝啬，必须要喝醉，又唱又跳是免不了的。

虽说中国和俄罗斯都算是我的祖国，但是从内心来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俄罗斯人，越长大越能感受到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差别。讲一些中国人的缺点吧，从我个人角度，比较难以接受中国人身上的几个问题：第一是热衷面子文化，他们往往过分注重面子而忽略了实质；第二是拜金主义，很爱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不注重内心和素质的修炼；第三是有时说话拐弯抹角，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让人难以理解，让交流变得很困难；第四，中国人会阿谀奉承别人，会让能自我批评的人觉得不舒服；第五是中国人有时候没法说到做到，在俄罗斯，尤其是男人，只要你说了，就必须做到。当然，现在俄罗斯也有很多不好的现象，这个世界在某些方面似乎越来越不好。

中国人当然也有很好的地方，比如勤奋、吃苦耐劳，学习能力超强，不放弃、坚韧不拔。在俄罗斯有些人就会放弃生活，他们常常喝大酒，丧失了对生活的冲劲和追求。中国人还善于创新，适应能力也很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赋予了中国人民一套独特又复杂的行事逻辑与处世之道。对了，中国人特别孝顺，这一点很好。

澳大利亚文化很有意思，在我看来那就是一种沙滩文化，他们就住在海边，跟住在度假村一样，大部分人不管什么职业，都会出海冲浪，生活非常放松，我现在就住在昆士兰的黄金海岸，那里的沙滩确实美极了。

在那里所有人都会冲别人友善地笑，但是笑容背后是什么你却不得而知，不过时间长了，我发现这样挺好的，因为人家给你的都是正面情绪，你没有理由给别人负面情绪。我在澳大利亚没有很好的朋友，跟那里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文化差异，澳大利亚人比较肤浅，几乎不会探讨深奥的话题，这对我来说比较没意思。澳大利亚人会当面诉苦，这与俄罗斯人不一样，俄罗斯人很少会在外人面前暴露脆弱的一面，中国人也是如此。

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年轻人好像没有太多追求，没什么上进心，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比较低，但是不得不说人家的整体生活水平还是很高的，虽然每一个家庭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澳洲梦”至今还没有实现。澳大利亚人都是运动型的，他们很阳光，很和善，看起来很简单。不过在澳大利亚，好多男人都会在外人面前哭，甚至在电视上，这在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男人只会在最亲近的人面前表露出他们真实的情绪，但澳大利亚人很善良，很喜欢动物和大自然，也都很有礼貌。

我与玛莎的谈话进行了很久，大厦中的人越来越少，直到传来了告别音乐。我们换了一个还能坐的地方，我问了玛莎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玛莎回答说：“我还没有找到，似乎年龄越大却越迷茫，但是我一直在寻找。要说最朴素的意义，那就是每天都开心，及时行乐。那些长远的目标，也未必都能实现，中国有句话：‘人算不如天算’，俄罗斯也有类似的话： ‘如果你想把老天逗乐，就把你的计划告诉他’。所以不如活在当下，快乐地过好每一分钟，反正未来谁也控制不了，而我们实际拥有的也只有当下的时刻。要想获得幸福，可以参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名言：‘爱生活，胜于爱生活的意义’。”

我又问她：“那你说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她说：“一个人还是应该在历史当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吧？不管以运动员的身份还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但不是以虚荣的方式，而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的方式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也许演一部能改变命运的电影？我觉得还是要活在当下，快乐地度过每一天，并且不断修炼和提升自己，一直到老，不丧失对生活的热爱与激情。如果下一代能令我骄傲，我才会考虑要下一代。”

我们谈到最后一个问题时，整个大厦彻底打烊了，我们不得不起身离开，走上扶梯前，我问了玛莎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此时有个浑身七彩的人向你走来，你会对他说什么？”她反问我：“这个人是乞丐吗？”我一时语塞，只好说：“我没想过。”我停了一会儿，重新问了这个问题：“如果此时一个大猩猩走过来，他正要进化成人，你会对他说什么？”玛莎说：“这个问题好，我回去想想吧。”

我和玛莎在大厦门口告别，我希望能送她，但是她坚持自己走。看着她消失在黑暗中，我的心中很不安，怎么可以让一个女孩儿在黑暗中独自离开呢？我从来没这么做过啊！这是不是俄罗斯女孩儿与中国女孩儿的区别呢？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保护女孩儿，女士优先，这一回我怎么如此没有责任感？

其实说来尴尬，那天我自己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打到车，在不知东南西北的夜路上摸索了很久，我才找到地铁。上了地铁之后，我马上发微信问玛莎：“你怎么样，打上车了吗？”她回复说：“我在三里屯逛街呢。”看来，正如她所言，北京她比我熟。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我走错了方向，刚才与黑暗相衔接的就是五光十色的酒吧一条街。

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在微信上重新问了玛莎那个问题，她的回答是：“动物世界可比人类世界要和平、公平得多！”

⊙ 亨利·马蒂斯 作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