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人雷默

禹风

从来没写过什么人的“印象记”，这儿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从前鄙人当了很多年城市记者，采访过的人上万，皮肤颜色集齐，语种丰富，觉得人留给我的印象大致能归成一定类别，特别没兴趣研究类别里的个体。相同类别里的哥们气质相近，对记者而言，想起一个就拉出一串。柚子归柚子，橙归橙似的。

应邀写写雷默，虽然某种程度上是却之不恭，也因为雷默在我印象里归了一个挺好的类。归到这类别里的人人数不众，颇得我个人好感，以至于觉得写一写也算一乐。何乐而不为？

提纲挈领地说，雷默是个宽人。

身宽，一目了然。心宽，需要实事上体会。

朋友圈观察人肯定是失真的，但可以看看雷默愿意显示自己的哪一面。每次他一冒泡，大家都笑。不是到田里偷鱼摸鳖，就是弄一碗普通面条，说得跟国宴厨房剩下的一般。作为动物福利主张者，看见那些野生黄鳝红色鲤鱼被他红烧清蒸，很想哪天把他骗下河里去，让他戴着潜镜被美丽的水下世界净化一番心灵。最近此君背着烧香袋子带老婆孩子旅游，其硕大身躯骑在一只小骡马上，又引起了朋友圈的起哄和“公愤”。

我知道他当年没报考戏剧学院是他没选对路，最近一次去他新办公室拜访，看见墙上美滋滋挂着一块地方政府颁发给他的所谓“工作室”铜牌，更让我觉得大伙儿写小说就像欧洲美国的工人聚到酒吧柜面上吹牛，潜意识是想把自己走错方向那事儿忘掉。

但是，他跳进朋友圈那种喜气洋洋的劲头很纯正，能让人看着舒一口气，一瞬间心宽体胖。

我是2015年开始认真发表一些小说的。认识雷默是开写之初，时间上看我们应属新朋友。大家知道，这个世道，老朋友是时间捂出来的，类似于环境的一部分，容易保持;新朋友往往来自于事务关系或供求关系。人到了一定年龄，累受调戏或打击，很难再对生人热情奔放，或没精力再发展彼此间敞开心扉的朋友关系。想必我如此，雷默也如此，所以，能成为新朋友先要越过一些障碍。

那时，我苦于蛮顽固的胃溃疡，觉得自己不再适合做跨国企业紧张的“危机管理”工作，决心转行写小说。不认识任何一位文学编辑，笑呵呵托城里朋友介绍，去杂志社找找感觉。本想当过记者的人见见编辑，肯定一见如故。没想到几次下来，发现搞文学刊物的编辑和报社编新闻的编辑非常不同。他们同你一见面，不像报社编辑称兄论弟说上五十个笑话让你自在下来，而是聚精会神地琢磨你，气氛跟考察保险推销员似的。

我也不特别傻，当了几回傻瓜，渐渐也就有点却步了。

《芙蓉》杂志的杨晓澜是个异类，他读了我好朋友陈转去的我的一篇小说，欢天喜地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喜欢，立马留用了。然后他就介绍雷默给我，叫我尽管自己同雷默联系，因为他本人也没见过雷默。故事开始于这里：我受了杨晓澜的温暖，就喜洋洋给雷默发手机短信说我是写小说的某风。

等了蛮久，回复来了，没几个字，冷冰冰的，活像对付小贷公司的放贷员。

我记得我很耐心又跟他自我介绍了几句，问去宁波同他聊聊小说可好。

等了好久，回复还是来了。我感觉这编辑要么我搞错了可能是个女的，而且把我当成了亲戚介绍的相亲对象。说不乐意见吧，门没关死;说乐意吧，我已感到一身毛了。

可是不行啊，小说已写了一堆。就是武大郎卖炊饼，也要挑担子多走几条街吧？上海离宁波不远，宁波又是我喜欢的城市，还有好朋友在彼，于是我择吉日迤逦往甬而去。

说实在的，见不见得上雷默，我心里没底。因此我约了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晚上吃饭，下午若不顺利，就当来宁波找老友聊天。

还好，高铁进城时我给雷默发了个手机短信，说我来了。等我上了出租，他说在苍水大厦等我去。完美。

我在古旧狭窄的苍水街头进了水果小店。送礼不雅，空手则不宜。记得我选了几只苹果一捧香蕉，才二十几元，铁定论不上利益输送，大摇大摆就进楼里了。看那楼房古旧失修，心想常年在这地方办公，一个人若不能心静如水，就肯定落得天天抓耳挠腮。不晓得雷默如何？心里暗好笑，想着等会儿是碰上一个沉闷的怨妇呢，还是个戴深度眼镜的虾背夫子？

一串小办公室互相挨挨挤挤，我以既能招呼女士又能对付男人的声调试着喊了声“雷默”。手里提着果子，正如郓哥那日去访王婆。喔哟，吓我一跳，小门洞里低头钻出个鲁智深！

这长相“大一号”的男编辑招呼我进去，提着一只原始社会的热水瓶打热水去了。回来泡上绿茶，寒暄几句，我们就交浅言深地谈起小说来了。“有什么好写”是我爱说的，我肚子里很多经历过的事要吐;“怎么写”是编辑先生的专利，雷默打乒乓一样应付我胡侃的“特别题材”。我说到哪里，他如影随形追到哪里，还引用很多外国写小说的家伙们吹过的牛。

转眼我大概喝了他多达两只热水瓶的茶水，说得喉咙都有点痛（平时在家一个人闷头写，已不习惯神侃）。我发觉他谈兴正浓，没准备送客的意思。我大概那个点上才认真起来，开始忘记了自己是自己小说的“推销员”，相信雷默关注的是我能不能写出“好看的小说”。他还不认识我，他有点像一个“买手”，正在付出一个下午的时间考量我手里到底有没有好货。大概看出我可能傻，但肯定不是个骗子，此兄的口气慢慢友好起来。

就这样我记了雷默一个好，就是他还肯正常地听我唠叨我关于小说的私人意见。这些私人意见肯定充斥着谬误，但他似乎在使劲儿分辨除谬误之外还躲没躲着有价值的东西。

杨晓澜真是阳光灿烂一个好人，没过几天他特意打个长途电话给我：“你见过雷默了？雷默跟我说你像是能写出好东西来的人。”

他没见过我，也从没见过雷默。我觉得好笑。

回忆起来我想：确实有其他陌生人在写作上给过我更强有力的支持和纯粹的友谊，但在我刚开始写的迷途里，在无从逃避的诸多冷漠与拒绝中，是杨晓澜和雷默那种自然和欣喜的认可，那种天然的宽大，让我获得一种光亮。借着这亮，我还能保持住平衡，相对愉快地前行。

我发表在《文学港》上的第一篇小说是《完蛋》。一个孤芳自赏的画家中了买家的计，被割下一只睾丸，以保证收购下来的一幅拿破仑像是他最雄性的作品。

后来，《文学港》又发了我一个中篇《左撇子》和另一个中篇《年会》，前者写被“纠正”的手的心灵投影，后者写的是外企如何独特地解雇高管。这几篇小说对我的写作都很重要，但题材却离得很开。我喜欢这样，我的色谱比较广，这让我拥有写作的自由感。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放任我这么干，有人提醒过我要形成风格和辨識度，可我就喜欢东一下西一下，秉性难移。雷默个子大手面大，我知道他不在乎我晃来晃去，甚至有点喜欢这种晃来晃去。所以，我一旦有稿子“漂移”太远，星际迷航，我就安慰自己最后可以交给雷默。

某一天开始，我也找到雷默写的小说来“学习学习”，《追火车的人》啦、《大樟树下烹鲤鱼》啦、《告密》啦，还有他炫耀的那几篇得了文学奖的“杰作”。我觉得文如其人，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纯真，这东西是什么，说不清楚，但就在故事里，像是画的背景色。

有一天我独自在琢磨为何同样投身于写作的人，有的一句话没讲，就感觉投契，而有的为何你听了又听，反正浑身不太放松。

我想起雷默，有了答案。问题恐怕在我自己的性情上。我是个心细的人，适合和宽大的人交交朋友。别人要是同我一般细，好比万千暗器银针在空中飞，武功再高，你也总得屏气凝神吧，累。同宽人雷默在一起，说了过头的话他也没反应，甚至还会同样说出一句不妥当的话来，让你觉得彼此彼此。

前不久我父亲病危，他的肺多年病变，功能已经失去了百分之九十，肯定无力回天。这时候当儿子的就非常纠结痛苦：不把全套现代医术用上去抢救吧，能心安吗？可是眼看他那般吃苦，再让他多吃一两个月常人不能体会之苦？

不晓得为什么我想来想去就同雷默诉了诉苦，雷默即刻回微信：主意你拿。老人以减少痛苦为原则。

他年纪比我小，但他的宽，让我忘记了年龄上的一点点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