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表达形式与现代的精神内核

杨开浪

摘要：金庸小说的出现和流行，掀起了中国武侠小说的一场革命，使人们开始正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并直接推动武侠小说由“俗”入“雅”的巨大转变。本文在深入研究金庸所写的文学资料、访谈记录的基础上，再结合金庸具体的武侠小说创作，从中梳理出金庸大致的武侠文学创作观念。金庸以大海般的才情，如椽般的巨笔弥补了旧式武侠的种种缺陷，叉最大限度地继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精华，另辟蹊径，卓然成家，最终开创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新天地。

关键词：金庸 武侠小说 传统形式 现代精神 文学观

2018年10月30日，一代武侠小说巨匠金庸先生在香港与世长辞，无数海内外读者以各种形式表达了深切缅怀与沉痛哀悼，也再次引发了公众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回顾和热烈讨论。从1955年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至今，金庸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已历经六十余载，读者数以亿计，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恐怕是任何严肃的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都难于忽视的一个事实。在学术界，有的论者如严家炎、李欧梵、夏志清、陈墨等人早已把金庸列入文学大师之列，认为其煌煌三十六册作品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对其研究称为“金学”;而贬金者也大有人在，认为金庸小说拥有读者甚众，但也只是较为高明的“通俗小说”，虽然情节生动热闹，始终无法摆脱通俗文学先天不足、格调不高的痼疾。但无论是肯定派还是批评派，都承认金庸是讲故事的高手，在武侠小说这一传统形式中展示了杰出的文学才华。可以这样说，金庸小说的出现和流行，掀起了武侠小说创作的一场革命，使人们开始正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并直接推动一向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武侠小说出现了由“俗”入“雅”的巨大转变。这也是我们能够讨论金庸的武侠文学观念的基础。

金庸先生虽然著述不少，但没有留下任何一篇专文来系统地阐述个人的文学创作观念，因此，我们只能从金庸为十五部武侠小说所写的前言、后记以及笔者收集到的较为有限的金庸访谈资料人手，再结合其具体的武侠小说创作，从中梳理出金庸大致的武侠文学观。

要探讨金庸的文学创作道路乃至文学观念，必须追溯他早年的阅读经历和文学师承。金庸出身于浙江海宁的书香门第，从小就接触古典文学作品，培养了最初的阅读趣味，无论是唐传奇，还是明清时代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都非常偏爱。金庸后来曾回顾道：“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低年级时……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到现在，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集。那是个性使然。”①成年后在内地和香港时期，金庸又阅读了大量晚清以来的武侠小说如《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荒江女侠》和民国时代的还珠楼主、王度庐、白羽等名家作品，对传统武侠小说情有独钟，直至老年依然痴心不改。这为金庸最终走上武侠小说创作道路打下了重要的伏笔。

这些阅读经历当然不足以形成较完整的文学观，但对金庸而言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最重要的是，使金庸在阅读中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小说形式的高度认同，并在今后的创作中积极付诸实践。金庸在文章和访谈文字里曾不止一次流露出对唐传奇《聂隐娘》《虬髯客传》《红线》等作品的欣赏，在这些古典小说中，不仅有特立独行的人物，曲折动人的情节，重诺轻利的侠义精神，更充满了浪漫神奇的想象，让读者可以在瑰丽诡谲的武侠天地里尽情地纵横驰骋。而《水浒传》等长篇章回体小说则注重情节的生动曲折，扣人心弦，非常符合中国人尤其是中下层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欣赏水平，其中的大量人物和情节不断被改编进说书、评话、戏曲、弹词等民间艺术形式，愈发深入人心，成为影响中国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后来金庸在从事武侠小说创作时，很自然地继承了传统小说的这些优点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以无与伦比的艺术想象力构筑了一个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最终成为一代武侠小说宗师。

有趣的是，金庸甚少提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个人创作的影响，明言“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集”，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金庸认为“五四”新文学背离了中国的文学传统，西化得厉害，不容易被中国读者所接受。他曾说：“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②这个观点虽然不无偏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反映了金庸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洋化”倾向的自我警醒，在创作中对认同和坚持民族形式方面的高度自觉。在金庸看来，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传统尤其是在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传统，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发展后，早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审美惯性，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到集体意识之中。对艺术创作者而言，只有对这些习惯、传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并在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才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欣赏和接受，艺术作品的使命才得以真正完成。在金庸的小说中，充分汲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精华，将章回体这一传统的叙事形式运用得炉火纯青，段落整齐，叙事清楚，在情节上则紧张激烈而又舒卷自如，让人欲罢不能。在行文时以使用白话为主、夹用韵文，同时袭用了旧小说在叙事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的写法，像元好问的《雁丘词》、欧阳修的《蝶恋花》、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文学名作等信手拈来，和小说内容和情景巧妙对接，古意盎然而又绝不掉书袋，给人以浑然天成之感，极大增强了小说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感染力。甚至在一般新派武侠小说不太重视的回目上，金庸也别具匠心，先后采用对联、诗句、词牌等作为回目标题，既完美概括了章节的内容，又显得古色古香，引人人胜。“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20世纪最具中国形式的小说。”③这个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当然，金庸对外国文学并不排斥，在自陈个人的写作经验时也坦然承认自己受到西方小说家如法国的小说家大仲马、英国的司各特、斯蒂文森的影响很深，在故事结构、人物性格塑造等方面上有意识地进行借鉴，以至于被另外一位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称为“现代的洋才子”。我们通过对比可以發现，金庸所偏爱的外国文学作家往往比较追求情节的紧张动人、人物的命运神秘莫测，且喜欢设置悬念，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金庸对西方戏剧也非常熟悉和了解，尤其偏爱古希腊戏剧，对其中的戏剧结构和悲剧精神有非常独到的领悟。其代表作《天龙八部》中的主人公萧峰命运崎岖坎坷，不断追问身世之谜，而对个人命运的反抗恰恰将自己推入毁灭的深渊，就明显受到古希腊戏剧名作《俄狄浦斯王》的影响。《射雕英雄传》一书中郭靖、黄蓉在牛家村密室疗伤的段落，也有清晰的西方舞台剧的影子。当然，金庸绝不是对西方文学不加选择地照搬照抄，而是借鉴了西方通俗文学在结构和叙事方式上的优点，结合中国化的题材和主题，加以融会贯通，最终创作出既有中国传统形式之美，又兼具现代小说之长的新派武侠小说。

总之，不论是中国本土的古典文学传统，还是来自西方的文学养料，金庸都能兼收并蓄，融为一炉，充分显示了金庸宽广的艺术视野和不断推陈出新的创作才华，也使武侠小说这一古老的文学类型在金庸手中焕发出新的文学生命力，极大提高了当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准。有论者说得好：“（金庸）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④

二

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早的武侠人物可以追溯到庄子的《说剑》里“蓬头突髻垂冠”的假剑客，司马迁《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可以说是古代侠义小说的滥觞。唐传奇里的《红线盗盒》《聂隐娘》等对武侠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清末出现的《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直接促成了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民国时期，一大批武侠小说作家异军突起，还珠楼主、王度庐、平江不肖生、朱贞木、郑证因等相继推出各自的代表作，使武侠小说一度成为民国时代通俗文学的中坚力量，影响深远。但是这类武侠小说整体上的缺陷也十分明显：要么主人公以远离尘世的剑仙、剑侠为主，神怪横行，内容过分离奇荒诞，脱离实际;要么注重武打技击，人物个性单一，情节平淡，作品的趣味性和想象力明显不足。且这些武侠小说从整体上看大多商业昧太重，情节重复，文字粗糙，缺乏供人咀嚼的文学内涵和文学作品应有的思想深度。加之“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形成的关注民生、反映时代的写作传统占据文学发展的绝对主流，武侠小说只能和鸳鸯蝴蝶派、官场小说、黑幕小说等通俗文学偏安一隅，不能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

因为种种原因，直至20世纪50年代，武侠文坛尚未出现一部在思想和艺术上能和纯文学完全相提并论的经典作品，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学偏见，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的起步阶段，对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并不自信，对其发展前景也较为悲观，他说：“我写武侠小说，着眼点只是供给读者以娱乐，只不过讲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替读者们的生活增加一些趣味。”“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于娱人。”⑤甚至对武侠小说的价值不无贬低：“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读物相提并论。”⑥尽管如此，金庸在创作武侠小说时，从一出手就秉承着非常严肃的创作态度，绝不因武侠小说受众层次不高就粗制滥造、游戏笔墨，而是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文学水准和文化品位，试图摆脱武侠小说给公众造成的低级廉价的不良印象。试看金庸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关于钱塘潮的描写：“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霎时之间已将白振全身淹没波涛之下。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⑦这样的文字，即使放在中国当代第一流的散文当中也毫不逊色，充分显示了金庸深厚的文学功力。

尤其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之后，金庸的小说创作技巧已经炉火纯青，作品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其武侠小说观念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并在具体的创作中表现出来。如在封笔之作《鹿鼎记》中，小说整体风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纯文学的因素越来越多，描写愈加精炼传神，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思想意蕴丰富深刻，成为金氏全部武侠作品的光辉顶点，即使和同时代第一流的纯文学作品相比也不遑多让。如果说写出“射雕三部曲的”金庸是当之无愧的武侠小说大师的话，那么写出《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的金庸则开始向文学大师迈进，并逐步获得主流文学圈的认可，对其小说的研究在台港地区已渐成燎原之势。其中以学者陈世骧的意见最具代表性：“弟常以为其精英之处，可以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⑧很难想象一位通俗文学作家能获得如此隆重的称赏，而出自权威的文学研究学者之口更显得分量十足。毫无疑问这都给金庸带来了巨大的文学信心。

金庸严肃的武侠小说创作态度，还可以从他对已经出版的作品进行反复修改得到佐证。金庸全部的武侠小说最初都是以连载的方式在报刊上发表的，随写随发，篇幅最长的《天龙八部》甚至创作了近四年之久。漫长的写作时间跨度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有的小说缺乏整体上严密的构思;情节芜杂散乱，有许多前后矛盾之处;人物性格没有前后连贯，面目模糊;文字不够简洁精炼，随意性强，等等。所以，当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尚未完结时，他已经开始着手对全部作品进行修订，从1970至1980年耗时十年之久完成第一次大规模的修订，修订完成后以三联版刊行于世。但金庸并未满足，进入21世纪后，又耗时六年之功再次进行修订（是为世纪新修版），并重新出版发行。前后两次大的修改共耗费十余年之久，几乎和金庸写作全部武侠小说的时间相当。对文本进行修改.可以说是作家最常见的写作行为，但是在文学史上，像金庸这样大幅改动已经出版发行、并给自己带来辉煌名声的作品，则是非常罕见。通过修改，金庸的小说在结构上更加紧凑严谨，进一步弥补了情节、细节和知识上的各种疏漏，人物性格也饱满圆润，语言尤其显得丰赡华美。尽管修订的版本也并非尽善尽美，甚至还在读者中引起新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修改，金庸小说的整体面貌得到了较大的改观，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深度，显示了金庸武侠小说向经典化迈进的努力。

可以这样说，当金庸大费周章来修订自己已经出版并且给自己带来巨大名声和财富的武侠小说时，他已经突破了以往种种原因造成的个人的文学局限，不再把武侠小说当作不入流的、不能登堂入室的“雕虫小技”，而是将其视为整个文学大家庭中堂堂正正的一份子，具有和其他文学类型平起平坐的资格。在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的序言部分，金庸认为：“武侠小说和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有武功，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任何小说都有它特别侧重的一面。”⑨显然金庸在这里注意到了以作品题材和类型来评判其艺术价值的不合理之处，并开始理直气壮地为武侠小说辩护道：“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作品……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和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一部作品是否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叭‘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現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和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和他的心产生共鸣。”（11）从这些不厌其烦引述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此时的金庸已经完全抛弃了以往有关武侠小说的雅俗之辩，而是采用是否动人这一更具操作性的标准作为衡量作品好坏的重要尺度，在金庸看来，动人的作品未必是经典，但经典一定是动人的一一如果一部小说连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都不具备，那么作品的经典意义就成为一个疑问。一部小说如果仅仅好看当然并不足够，还应该让读者印象深刻而鲜明，进而给读者带来情感上的震颤和思想境界、审美水平的提升，归根到底，这取决于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艺术才华和思想深度，并非简单的由小说本身的题材决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仅是金庸文学观念进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整个时代文学风气趋于客观平和之后的必然结果。

三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而言，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价值是比较确定的，既有消遣娱乐、认识社会、提升自我等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也有内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即艺术审美价值。一部作品当然也会发生社会影响，但是非作者所能控制和决定的，而且这种影响和作者创作作品本身的主观愿望可能相去甚远。而围绕武侠小说展开这个问题，情形就稍有不同。

长期以来，武侠小说之所以一直被主流文学拒之门外，就在于无论是研究者和读者，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认定，武侠小说最大的功能价值就是其消遣性、娱乐性和游戏性，内容往往充斥着血腥暴力，结构简单，语言粗粝，而在文学性上几乎没有任何艺术价值。新文学家郑振铎在分析武侠小说流传广泛原因时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一般民众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时，满肚子填塞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地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这完全是一种根性鄙劣的细想;欲以这种不可能的幻想，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的。”（12）这种论调长期流行，给武侠小说牢牢扣上了麻醉灵魂、消磨意志的“精神鸦片”的帽子，更是将武侠小说贬得一无是处。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无数国家政要、专家学者、社会名流都对金庸等人的小说一读再读，如痴如醉。武侠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成年人的童话”，并不只是一味地满足人的“求助幻想”和复仇愿望，尤其是在以金庸、梁羽生等为代表的高水平的武侠小说这里，读者既可以欣赏惊险曲折的武打场面、浪漫传奇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品味小说叙述角度的独特，故事情节安排的巧妙，悬念设置的机智，语言修辞的动人等等，通过对作品艺术美感和思想意蕴的多样化感知，同样可以获得和阅读新文学作品相类似的、强烈的审美体验以及情感和想象的愉悦。金庸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明确指出：“文学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和功能，不过，我个人不想把文学当成是一种影响社会的工具。我觉得这些都是副作用，艺术本身还是艺术，它并不是追求什么目的，只是追求一种美感。”（13）由此可见，金庸在这里明确把武侠小说当成一种艺术形式，注重小说的艺术美感和审美精神，非常反感仅凭题材就将某种文学类型“排头骂倒”的文化专制主义。这和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也是一脉相承的。

近代武侠小说之所以容易遭人诟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评论者认为武侠小说内容上充斥着打斗、仇杀、恐怖等元素，在爱情描写上往往热衷于“数男爱一女”或“众女追一男”的模式，侠客们只求快意恩仇，行事乖张，目无王法，在道德上容易混淆读者的是非观念，从而带来错误的影响和示范。在此问题上，金庸有鲜明的认识：“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艺术并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14）并列举了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主角弑君篡位，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为例，认为这些作品中都是主人公从道德上说都是不忠不孝之极，但在艺术上却让读者感受到惊心动魄的人性之激荡。“文学艺术作品不一定需要和教育作用联系起来，艺术主要是在美的范畴内，美善可以统一，也可以不统一，这是永远有争执的。”（15）事实上，金庸的小说中并没有鼓吹道德放纵和任诞，相反，其笔下的经典大侠形象如郭靖、萧峰、张无忌、陈近南等等，行侠仗义，为国为民，扶危济困，慷慨豪爽，堪称人格道德的双重典范。但金庸在作品中绝不进行枯燥无味的道德说教，也没有将小说简单的作为一种“载道”的工具。在金庸看来，一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应该远远大于其道德价值。一个现代读者在阅读了武侠小说之后去杀人放火或弃家学武，最后这个责任绝对不应该让小说家来背负。

在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后期，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和个人创作理念的革新，其武侠小说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如《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小说，在江湖故事之外，容纳了较多的中国社会历史内容，曲径通幽，显得“别有怀抱”。这标志着金庸小说逐渐突破武侠小说类型的局限，不再满足于只是描绘腥风血雨的江湖世界这个“小格局”，而是以武侠世界来深刻透视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生，使作品具有了迥异传统武侠的大格局、大气魄。有读者据此将金庸的小说和具体的某个社会事件或者情态联系起来，认为《笑傲江湖》明显影射当时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而《鹿鼎记》中对康熙治国才能的过度美化，有企图为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翻案的重大嫌疑，因而坚定地认为金庸的小说是影射小说。这种解读一方面对金庸小说存在明显的误读，其实也与金庸的创作初衷相去甚远。金庸曾说：“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陰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16）他甚至旗帜鲜明地断言：“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17）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观念，金庸在《笑傲江湖》里通过贪婪狠毒的余沧海、虚伪狡猾的岳不群和霸道强横的左冷禅等人处心积虑争夺武林盟主的过程，充分揭示了醉心于攫取权力对人性带来的扭曲和异化，读来令人不寒而栗。而这种争斗贯穿于人类的全部发展历史，并非“文革”所独有，“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团体之中”，充分展示了作家对权力狂热清醒的反思和批判意识。《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不会丝毫武功的小混混，却凭着一身在妓院、市井中练就的生存本领和说书场上听来的似是而非的历史知识，在官场、武场、战场、情场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将各色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居然受顾炎武、黄梨洲等大儒拥戴希望其称帝……中国历史在这里呈现了最荒诞的一面，却又显得无比真实。《鹿鼎记》显示了金庸对中国国民性格的深刻洞察，又对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政治情态给予了尖锐的讽刺。这显然比任何影射小说、黑幕文学要严肃得多，深刻得多。

四

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属于情节小说的范畴，充分吸取了宋代以来话本小说的精髓，以情节的紧张、离奇见长，让读者大呼过瘾，却不太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在小说中出现的各色人物大致可以划分为正邪分明、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各自贴上英雄侠义或者无耻败类的标签，人物性格往往缺乏深度，且从出场性格基本就固定下来，大部分是所谓的“扁平人物”的典型。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武侠小说，除了南侠展昭、十三妹、玉娇龙等少数侠客外，很少有称得上是真正成功的艺术形象。这不得不说是传统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缺感。

“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以及人的内心世界。”（18）这段话充分体现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旨趣，也明确无误地昭示着金氏武侠和传统武侠小说的重要区别。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在形式上借鉴和保持了旧武侠的传统，但是在内容上积极接纳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模式，注重人物塑造，尤其是注重将人物置身于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复杂的性格，使人物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极大地增强了人性描写的深度，显然，金庸和传统的武侠小说作者的追求不同，他并不甘心只是在小说文本中贡献一个精彩的故事（事实上故事一直是金庸小说的一大强项），而是试图去刻画各类复杂的武侠人物形象，充分挖掘人性中的冲突因素，去把握人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弥补了传统武侠小说重情节轻视人物的缺陷，将小说的表现重心转移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展示上来，以人物为中心组织情节，使隋节最大限度地为人物服务，在小说中贡献了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典型，从而使金庸的小说获得了丰富的文学韵味。

金庸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功，最重要的“秘诀”就在于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侠客和“恶人”千篇一律、一目了然的刻板表现方式，在精彩纷呈的故事和细节中集中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尤其擅长令人信服地揭示人物的心理和情感变化过程，让人物形象生动鲜活，跃然纸上。金庸笔下的英雄并非完美无缺，而是有血有肉，同样具有不同的缺陷和各自的欢喜苦恼。陈家洛书生意气，优柔寡断，最终葬送了爱人香香公主的性命;郭靖作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代表，却从小愚钝不堪，遇事缺乏主见，更接近普通人的日常表现;即使是金庸笔下第一盖世英雄萧峰，也在复仇冲动的驱使下，在聚贤庄大开杀戒，和中原武林结下深仇，又莽撞地杀死爱人阿朱，抱憾终身不能释怀。金庸在塑造恶人形象时力避脸谱化和标签化，并非一味展示其“恶”的一面，而是深入揭示其不幸的经历和作恶的变态心理，从而引起读者的理解甚至同情。金庸打破了人物善恶截然对立的人物模式，反面人物也不完全是死有余辜、一无是处的坏蛋，同样具有正常人身上普遍的感情和理性，甚至在特定的情境下金庸让一些反面人物流露出人性的光芒，极大地突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造成强烈的感情冲击。《射雕英雄传》中欧阳克在临终前仍然不忘怜惜设下陷阱陷害自己的黄蓉，《天龙八部》里南海鳄神为保护心里从未承认过的“冒牌师傅”段誉付出了生命，《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对嗜酒浮浪的大弟子令狐冲十数年如一日的谆谆教诲……这些情节在小说中都是感人至深的段落，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微妙与复杂，也扩展了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时的表现深度，为读者认识生活真实和社会现实提供了独特新鲜的视角。正如有论者指出：“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19）

在以人物刻画为中心的文学观的指导下，金庸刻画了无数经典的武侠人物形象，如顶天立地、豪气干云的萧峰，木讷憨厚、为国为民的郭靖，豁达不羁不慕权势的令狐冲，机灵百变左右逢源的韦小宝……这些人物早已成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读者耳熟能详的艺术形象，甚至成为某种形象或者性格的代名词，让人不得不感叹敬佩金庸的艺术创作力之强，放眼整个文学史也是并不多见的现象。

五

金庸的小说之所以获得广大读者的接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除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和扣人心弦的故事外，还在于金庸的小说一方面继承了旧武侠小说中的扶危济困、行侠仗义、重义轻利等传统道德思想，又毅然舍弃了其中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陈旧观念，如汉族本位主义、奴才意识、封建迷信观念等等，融合了新的时代精神，传达的是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从而给武侠小说的内核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众所周知，武侠故事往往只能发生在冷兵器时代（现代科技条件下，注定了人物的武功、内力、招式无法施展），受到诸多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金庸的武侠小说热衷于将武侠故事放在一个明确的历史背景中，让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武侠人物轮番粉墨登场，让人眼花缭乱，极大地模糊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虽然和读者所处的时空非常遥远，但是金庸在小说中倾注的却是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和理性认识，具有鲜明的现代性。金庸曾说：“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国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虽然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但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緒。”（20）金庸笔下最有魅力的正面人物，无论是胡斐、郭靖、张无忌，还是萧峰、洪七公、令狐冲，都是胸怀坦荡、慷慨豪爽的英雄，他们不为金钱地位所困，不为道德名声所累，行侠江湖，光明磊落，体现着现代人崇尚、追求的人格独立与个性解放精神，和旧式武侠中为官府看家护院、热衷功名的侠士形成鲜明的对比;金庸笔下的反派角色，无论是因情变扭曲心智肆意滥杀无辜的李莫愁，还是表面道貌岸然背后暗施阴谋诡计的岳不群，抑或阴险毒辣但不失宗匠身份的欧阳锋，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某种弱点和病态，为现代读者树立了一面令人悚然而惊的镜子。

武侠江湖其实也是现实世界的折射，在武侠的外衣下，金庸将世间男女悲欢成败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精彩纷呈，气象万千，给读者以丰富的人生启迪。如金庸写情的武侠名作《神雕侠侣》，整个故事的基本矛盾设置来源于宋代师徒不能相恋结婚的礼法观念。杨过爱上了自己的授业恩师小龙女，并执意要与之结为夫妇，遭到了以大侠郭靖为首的武林人士的强烈反对，成为武林中最令人不齿的逆徒和凶顽。师徒两人经历了包括生离死别在内的重重劫难，最终成为眷属。金庸在《神雕侠侣-后记》中说道：“《神雕》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但当其存在之时，却有巨大的社会力量。”（21）今天当然不存在师徒不能通婚的礼法观念，但是“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的观念和现象却普遍存在，甚至可能变本加厉，造成了现代人似乎无法摆脱的孤独和焦虑。金庸通过杨过和小龙女的故事，写尽了男女之间爱情的甜蜜与苦涩，被部分读者誉为文学史上将爱情写到极致的“圣经”。而他们百折无悔之后终成正果的圆满结局，更是极大抚慰了读者的心灵，提供了现代人抗击各种新的“礼法习俗”的强大精神支撑，使小说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再如《天龙八部》，小说描写了大宋、辽国、大理、吐蕃、西夏五国纷争不休的历史，各民族之间互相仇视，长期的争斗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主人公萧峰是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中原第一大帮丐帮的首领，但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不断被证实自己的身份其实是契丹鄙夷种，仅仅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观念，萧峰被中原武林集体驱逐，在偌大的江湖中幾无容身之地。目睹了宋辽边境上两国互相残杀凌辱的萧峰，在思想上对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汉夷之别产生了根本动摇，在小说的最后他制止了辽主耶律洪基南侵后自杀身亡。萧峰之死是金庸小说中最震撼人心的死亡，他以个人生命的代价换得了宋辽两国数十年的和平，使英雄的牺牲显得崇高而悲壮。金庸突破了旧时代长期流行并视为天经地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以悲天悯人的慈悲胸怀表现了在民族纷争时代普通百姓的痛苦，积极表现了各民族之间应该增进了解、和谐共生、互相扶持的民族观，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金庸曾说：“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22）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其实是各个民族不断碰撞、融合、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都作出了各自不可磨灭的贡献，金庸在小说中不断贯穿着中华民族一视同仁的观念，客观辩证地评价民族发展的历史，显示了超前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气度胸怀，也给小说留下了鲜明的现代思想烙印。这样的思想和意识在金庸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和五四新文学以来现代作家在纯文学作品中所弘扬、倡导的现代精神一脉相承，极大极高了金庸小说的思想意义。

尽管金庸并不赞成在小说中直接进行道德教化或论说道理，但阅读金庸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金庸非常注重小说传达的思想，希望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现代读者健康的情感和健全的人格。他曾在十五部武侠小说全部创作完成后进行了一个总结：“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以大众化、娱乐性强为重点，但对广大读者还是会发生影响的。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这些宝贵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品质，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发挥着积极的意义和影响。海外华人的家庭往往把金庸小说当作儿童课外的启蒙读物，除了作品中所展示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外，其中所灌注的带有现代色彩的良好道德观和价值观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毫无疑问，金庸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是一个无法复制的“奇迹”。从《书剑恩仇录》的出手不凡，到《射雕英雄传》奠定了宗师地位，再到《鹿鼎记》以“反武侠”故事终结了新武侠的写法，金庸武侠小说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其中固然得益于小说家写作技巧的进步，同时也是金庸的武侠文学观念不断反思、调整、进步的结果。梳理其文学思想发展的轨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金庸，这种矛盾的产生，既有武侠小说通俗文学出身的“原罪”带来的压迫，也有作家本人在传统形式与现代精神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的艰辛探索。所幸的是，金庸以大海般的才情，如椽般的巨笔弥补了旧式武侠的种种缺陷，又最大限度地继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精华，另辟蹊径，卓然成家，最终开创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新天地。圈

①金庸：《金庸作品集·序言》，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页。

②⑥⑩（13）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186页。

③李如：《神州剑气升海上，武林群雄逐港台——论港台武侠小说流变》，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

④（19）罗立群：《古龙作品集·序》，珠海H{版社1995年版，第-8页。

⑤（14）金庸：《一个“讲故事的人”的白白》，《海光文艺》1966年第4期。

⑦金庸：《书剑恩仇录》，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页。

⑧金庸：《天龙八部·后记》，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6页。

⑨（11）（16）（18）（20）（22）（23）金庸：《金庸作品集·序言》，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12）郑振铎：《论武侠小说》，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45页。

（15）《文人论武——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参见网址：https：//hhs.pku.edu.cn/v2.

（17）金庸：《笑傲江湖·后记》，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1页。

（21）金庸：《神雕侠侣·后记》，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