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的“三张牌”

2019-07-23 01:23付冰冰
人民周刊 2019年12期
关键词:莫迪竞选外交

付冰冰

从印度街头小贩到大国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花了64年时间。2019年5月23日结束的印度大选,以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获压倒性胜利告终,今年69岁的莫迪赢得连任。

莫迪随后发表公开讲话表示,“新政府将努力实现所有人的梦想,不辜负人们的期望”。在此之前,莫迪已多次强调如能连任,未来施政重点将聚焦经济领域改革。

5月26日,莫迪回家乡古吉拉特邦发表演说,并探望95岁老母亲,这次莫迪依然没见已50年未曾谋面的妻子。普拉巴特·库玛是莫迪的昔日部下,曾在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担任其秘书,早在2015年,库玛曾表示,“很少表露情感的莫迪应该有着莫大的苦衷。”

“经济内伤”之下打“经济牌”

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2014年的印度国内呈现经济增速下降,腐败问题严重、行政效率低下的政治基本盘,为此,莫迪在首次竞选印度总理时将竞选策略定位为主打经济牌。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张家栋主任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赢得首次总理大选后,莫迪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着手实施改革。

外交领域改革是莫迪第一任期内的最大得分项。他一改以往国大党消极平衡的外交策略,实施积极主动外交方针。在过去,印度的传统外交是谨慎地在各大国间周旋,通过与各大国间保持同等距离来维持战略平衡,维护印度的战略独立性和自主性,防止自己卷入大国政治斗争的纠葛之中。但莫迪总理认为,印度在外交上应该积极进取、减少顾虑,要在同时与各大国发展关系的新基础上实现最高水平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在政治改革方面,莫迪一反国大党政府在国内政治不同势力间维持平衡、多元和世俗化特征的谨慎政策,大力推行或纵容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试图以印度教身份作为国家新符号来凝聚人心,重新塑造一个更加团结、巩固的印度。为此,他不惜得罪国内的一些少数族群。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莫迪主推三方面改革,这其中包括市场化改革、全国税制改革和投资便利化改革。

在上述三个方面,莫迪最为看重经济领域改革,但效果却远未达到预期。

张家栋主任表示,在莫迪的第一任期内,印度经济增速略有提升,国际营商环境排名提高了20位左右,但在增加就业岗位方面未实现预期。

就业问题涉及印度政局稳定性,是印度当局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莫迪及印人党意图通过刺激制造业的方式来增加就业。但是,发展制造业需要一个良好的国内及国际环境,印度需要修改《劳工法》《征地法》和《环保法》为发展提供法律支持。但上述国内关键环节进展缓慢。加之受国际市场低迷影响,美国等也在推动制造业回流,来自东南亚的竞争上升,导致莫迪未能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所承诺的进展。

在莫迪执政的第一任期内,印度失业率创造该国45年来新高,在2017-2018年一度高达6.1%。工业开工率也出现大幅下降,2011年印度國内工业开工率为83%,截至2018年降低至75%。直接导致印度国内出现农产品价格下降、银行体系坏账增多等社会现象。

意识到上述问题后,为寻求连任,莫迪着手调整竞选策略,在经济领域开始打“预期牌”,向印度民众传达“如果自己能连任,将改善上述局面”的愿景。

“安全牌”助攻“强人连任”

莫迪在外交领域主打积极主动方针,但其抛出的橄榄枝并未吸引多少真正的国际同伴。张家栋主任表示,以美印关系为例,美国对印度的政策本质是希望印度为美国服务,尤其是要求印度搭美国打压中国的战略战车。但是印度则希望利用美印关系,不仅要打压中国,更要为印度在北印度洋地区开拓战略空间。但是,美国对印度的切身关切和利益并不重视,反而在多个领域对印度实施敲打,尤其是在贸易政策和工作签证方面。这些因素促使印度被迫回调外交政策,重回平衡战略的方向转型。与此同时,印度虽然重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但改善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又恶化了。

究其原因,除了印度自身在内政和外交的局限性以外,与莫迪为寻求连任改变自己在2014年时的竞选策略转而主打安全牌有关。安全牌源自2019年初的克什米尔恐袭案,几十名印度警察在此次冲突中丧生,印度举国哗然。莫迪抓住了舆论风向,不再强调如何发展经济、反腐败,转而一举将自己定位为“保卫印度的最佳人选”。通过在自媒体推特等方面的造势活动,莫迪的竞选团队把“反恐怖、反巴基斯坦”作为新的竞选旗号,诱发印度选民把 “恐怖分子”联想成“穆斯林”,把“穆斯林”与国大党联想在一起,产生一种选国大党就是选恐怖分子、选莫迪就是选安全、选反恐怖的印象。

当选民的关注焦点被成功地转移到安全问题上后,莫迪此前经济领域的失败已经不算“失败”。莫迪顺势而为的竞选策略同时打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牌。受其影响,地方政党势力被瓦解,使得印人党进入了过去国家政党从未能进去的很多邦,从而为印人党巩固了票仓。

莫迪连任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印人党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尤其是其内部拥有一个强大的内核——国民志愿服务团。该组织有几十万核心成员。这些核心成员不组建家庭,也没有子女,全身心奉献给宗教和党。在该组织支持下,印人党在印度的几乎每个村庄都成立了支部,数量达到百万级。这在组织层面为印人党打下了竞选基础,使得印人党拥有了其他党不具备的组织优势。

莫迪连任的第三个因素在于掌握了印度的“钱袋子”。2016年,莫迪以打击腐败为名推行废币运动,这场废币运动从客观方面大大打击了老牌在野党的“钱袋子”,削弱了在野党的经济能力。

第四个原因则是选民年轻化,印度此次选举中有4500万新选民。年轻选民渴望强人政治,强人政治意味着执政者做事效率高、遇事难妥协。这意味着莫迪一旦选择“强人”人设,就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都不能妥协,才能符合国内老百姓对他的性格要求。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莫迪不得不在以“妥协的艺术”著称的外交领域牺牲一些谈判弹性。这对莫迪及印人党而言,都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压力和风险。

提拔“新人牌”拢权于己

截至目前,舆论界普遍期待莫迪连任后会重启自己曾经停下来的改革措施。

张家栋主任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风向,在于莫迪本届连任后组建的政府与上一届有本质区别。

上一届的莫迪政府实质上是印人党的政府,由莫迪任总理,内阁几个关键职位则由印人党党内不同派系派出的代表性资深人物担任。这使得印人党内部可以彼此制衡,导致莫迪总理在很多事务上并不能完全如意。本届内阁则是莫迪一个人的内阁。包括外交部长、内政部长等在内的重要职位都由莫迪一个人全权任命给没有政治基础的新人。这些新人的执政合法性来自莫迪总理,也自然会服从莫迪的指挥。上述变化会赋予莫迪本人非常多的权力。

在此基础上,从长期角度来看,莫迪第二届任期内的执政重点仍是经济。

张家栋主任表示,本届莫迪政府若持续推行经济改革需要解决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劳工法》需要改革。《劳工法》改革关系到外国企业能否在适合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在莫迪一贯重视的制造业领域,否则无法管理工人数量庞大的制造业。

其次是印度国企私有化改革。如果改革成功,莫迪总理不仅将摆脱国有企业的包袱,还将从中获得一些发展和建设资金。

再次需要解决外商投资便利化问题。印度工商界为莫迪在竞选连任过程中提供了巨额政治资金来源。印度工商界希望莫迪连任后能够维持现有格局并从其执政中获益,并不希望莫迪推进不利于印度工商界的改革。由于印度拥有“亲工商、轻市场竞争”的经济传统,因此,拿到印度工商界资金支持的莫迪所面临的改革阻力可见一斑。

大选获胜对于莫迪是一个重大机遇,但也有更大的挑战。大权集于一身,过去可以拖延的问题如今已无退路,包括印度极右派如若再次主张修改克什米尔争端宪法370条款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时该怎么办,种种问题都一一横亘在莫迪面前。如何带领新人还旧账,着实考验着莫迪未来五年的执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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