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模式研究
——基于中介效应依次检验模型的构建

陈 璇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与行政学院，广东珠海519085）

“重庆女生太邋遢被5同学围殴打成十级伤残、甘肃7女3男扒光1女生、江西女生99秒被扇32记耳光、福建永泰男生被同学欺凌4年遭围殴脾被切除、安徽一小学副班长逼同学喝尿……”，校园欺凌事件愈来愈多的进入中国公众视野。①“2016校园欺凌事件案例-校园暴力事件盘”，载http：//www.xzsite.com/shangyequan/anli/19993.html.2016年一项针对中国29个县10万余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经常遭受欺凌的中小学生比例为4.7%，偶尔遭受欺凌的比例近29%。②李振林：“校园欺凌的治理与防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年第2期。2017年1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校园暴力和欺凌全球状况报告》(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global Status Report)显示：全世界每年有将近2.46亿儿童和青少年因体貌特征、性别与性取向、种族与文化差异等遭受欺凌，他们的身心健康因此倍受伤害。③《联合国报告：全球每年有2.46亿儿童遭受校园霸凌》，https：//news.un.org/zh/story/2017/01/269362.校园欺凌作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在中国校园普遍存在。

近些年，校园欺凌事件逐渐由原来的肢体冲突等热暴力转变为言语暴力、关系欺凌等冷暴力行为，而冷暴力欺凌对青少年的伤害不容小觑，其隐蔽性较高，很难被发现，容易导致青少年长期处于受欺凌的危机状态，这对青少年身心造成的负面影响远比肢体冲突更具杀伤力。2017年底中国官方首次明确界定“校园欺凌”，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指出：“中小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从以往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反映，霸凌者一般不单独实施暴力，通常为多人共同施暴。青少年和有暴力行为的同伴呆在一起，学生更容易成为霸凌者。①Statistics N C F E. Achievement Gaps： How Hispanic and White Students in Public Schools Perform in Mathematics and Reading on 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Highlights. NCES 2011-485.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1, pp.12.为有效干预和制止校园欺凌事件，本研究将以差别接触理论为视角，基于广东珠海市某中学的实证调查数据，深度分析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受何影响因素而发生，探索校园欺凌事件的保护性因素，继而建立良好的校园生态。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与违法者或者违法态度接触越亲密、越长久、越频繁的结果是让人们习得犯罪行为的技巧、态度、动机，并易于合理化自己的犯罪行为。”②曹立群、周愫娴：《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差别接触理论关注人际互动，个人长期习得违法的态度或长期暴露在反社会行为中，认为反社会行为是一种对自己比较有利的行为。一旦对犯罪产生这种定义，人们就会从事犯罪。Sutherland用九个命题表达犯罪的学习过程：犯罪行为是学来的；犯罪行为是与他人沟通互动的过程中学习来的；学习犯罪主要是从亲近的人那里学习到的；学习犯罪行为的内容包括犯罪技巧、犯罪动机、驱动力、合理化技巧、犯罪态度；犯罪动机的取舍，主要来自学习违法与守法哪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一个人违法是因为觉得违法比守法对自己更有利；“差别接触”取决于接触频率、持续性、重要性、强度；犯罪习得与其他一般行为的学习机制和过程无异；犯罪行为是一般需要和价值的一种表现（如致富、泄恨等），但一般人面对问题不会随意以违法来表达需要。③Link T C.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Springer New York, 2014.

Tittle、Burke等学者测量了差别接触理论，包括对犯罪的定义、结交暴力的朋友、帮助朋友或被朋友帮助参与暴力等。④Tittle C R, Burke M J, Jackson E F. Modeling Sutherland's Theory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oward an Empirical Clarification. Social Forces, 1986, vol.2, No.65, pp. 405.Heimer为验证差别接触理论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设立了中介假设，即学习有利于犯罪的态度、价值或信念。⑤Matsueda R L, Heimer K. Race, Family Structure, and Delinquency： A Test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Theor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7, vol.6, No.52, pp.826-840.西方学者将校园欺凌行为划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直接欺凌即对受害者进行身体或语言性质的公开攻击；间接欺凌更加微妙和难以察觉，涉及到一种或多种形式的关系侵犯，包括通过故意排除社会隔离，散布谣言诽谤某人的性格或名誉，在某人背后做鬼脸或猥亵手势，以及操纵友谊或其他关系。⑥Hirsch L. Bully： An Action Plan for Teachers and Parents to Combat the Bullying Crisis. Library Journal, 2012, pp.90-90.

对于孩子们来说，“同龄人的影响比我们意识到的要重要得多”,被同伴排斥是一件可怕的事情。⑦UNESCO. 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 Global Status Report. Paris, UNESCO. 2017, pp. 17.通常，欺凌青少年在交友方面比其他非欺凌倾向的孩子更成功。①Dake J A, Price J H, Telljohann S K.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bullying at school.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2003, vol.5, No.73, pp.173-180.青少年受到消极同伴关系的影响，更容易欺负人。这表明积极的社会关系可以减少被欺负的可能性。②Keelan C M, Schenk A M, Mcnally M R, et al. The interpersonal worlds of bullies： parents, peers, and partners. J Interpers Violence, 2014,vol.7, No.29, pp.1338-1353.而欺凌实施过程中旁观者的响应会鼓励欺凌行为的继续。③《Prevention： Teach kids how to identify bullying and how to stand up to it safely》，载https：//www.stopbullying.gov.学者Marian Wilde指出约25%的学生如果不接受适当的教育和关于欺凌后果的信息，就会鼓励欺凌。④Rotella M, Zaleski J. THE BULLY, THE BULLIED, AND THE BYSTANDER (Book). Publishers Weekly, 2002.因此，霸凌者及其同伴关系是干预及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关键。

基于各国学者对差别接触理论及校园欺凌概念的测量与前期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朋友中有欺凌行为的人越多，欺凌他人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接受朋友邀请，参与朋友欺凌他人的机会越大，欺凌他人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3：朋友的失范行为越多，欺凌他人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4：参与严重越轨行为的机会越多，欺凌他人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5：参与轻度越轨行为的机会越多，欺凌他人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6：参与重度或轻度越轨行为的机会越多，拥有的欺凌倾向越大，从而欺凌他人的风险行为越多。

假设7：朋友中有欺凌行为的人越多，拥有的欺凌倾向越大，间接增加欺凌他人的风险行为。

假设8：接受朋友邀请，参与朋友欺凌他人的机会越大，拥有的欺凌倾向越大，间接增加欺凌他人的风险行为。

假设9：朋友的失范行为越多，拥有的欺凌倾向越大，间接增加欺凌他人的风险行为。

此外，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事件显示“女生成‘主角’下手比男生更狠”， 她们“在施暴的同时，带有更强烈的侮辱性，如用烟头烫、用针扎、扒光衣服、扇耳光等”。⑤“校园欺凌事件频发 女生成‘主角’下手比男生更狠”，载http：//finance.chinanews.com/gn/2015/07-29/7434716.shtml.针对校园欺凌事件的性别差异，有研究指出：女生（无论自身攻击性高低）都更为偏好与高攻击性的同伴交友，无论这个同伴是男是女；而对男生来说，只有自身高攻击性的男生偏好和高攻击性的同伴交友。⑥Rulison K L, Gest S D, Loken E. Dynamic Social Networks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and Social Status Among Peer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13, vol.3, No.23, pp.437-社会心理学角度认为由于传统的性别刻板，我们通常认为男生会表现更多的肢体暴力，而女生会表现更多的冷暴力（例如语言暴力），当有违反性别刻板印象的现象出现时，这些现象会更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可能导致校园间女生欺凌比男生更为严重这个观念形成。因此，本研究将关注性别因素，就前面的研究假设，对男生和女生在欺凌事件上朋辈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展开比较。

二、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一）样本概况

本调查于2018年3月在我国广东省珠海市某普通公立中学中开展，该校初中部（七年级-九年级）共有24个教学班，共计学生1238名，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本研究以该校全体初二（八年级）412名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412份，回收有效问卷384份，有效回收率为93.2%，样本显示：男生样本193个，占50.3% ，女生样本191个，占49.7%。

变量测量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学生在校欺凌同学的行为，借鉴欺凌行为四个维度的测量，即网络、语言、情感和身体。①Brank, Eve M.; Hoetger, Lori A.; Hazen, Katherine P. Bullying.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Annual Reviews. 2012, vol.1,No.8, pp. 213-230.通过四个问题测量四种类型的校园欺凌行为：传八卦或小道消息、嘲笑侮辱同学、威胁恐吓同学、攻击踢打同学。答案采用三分法结构，并进行二次编码，将“没有”编码为0，“偶尔有”编码为1，“经常有”编码为2。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提取主成分一个，贡献率为86.4%, 值越大表示欺凌他人的频率越高(Cronbach α=.842)。

2.自变量。本文将差别接触理论涉及三个维度的朋辈因素定为自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对自变量的相关问题进行筛选，具体如下：（1）“朋友欺凌他人的行为”的测量包括：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人羞辱过他人；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人恐吓威胁过他人；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人殴打过他人（0=几乎没有人，1=少部分人，2=一半左右的人；3=大部分人；4=几乎所有人）。（2）“朋友邀请你欺凌他人”的测量包括：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人曾邀你一起去羞辱他人；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人曾邀你一起去恐吓他人；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人曾邀你一起去殴打他人（0-4为“几乎没有人——几乎所有人”）。（3）“朋友的失范性为”的测量包括：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人曾有过抢劫行为；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人曾有过盗窃行为；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人曾有过酗酒行为；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人曾有过赌博行为；（0-4为“几乎没有人——几乎所有人”）(Cronbach α=.940)。（4）自己的严重越轨行为。包括过去的成长经历里曾有过以下行为的情况：抢劫、偷窃、自杀、赌博、吸毒、放火（0=没有，1=有过但不常有，2=经常有）。（5）自己的轻度越轨行为。包括：撒谎、离家出走、讲脏话、逃课、酗酒（0=没有，1=有过但不常有，2=经常有）。（6）个人欺凌倾向（中介变量）。被调查者欺凌倾向与态度包括“嘲笑侮辱他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恐吓威胁他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暴力攻击他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并进行六分度量（“1-6”为“完全不赞成——完全赞成”）(Cronbach α=.957)。

3.控制变量。依据先前研究之经验，本研究将影响校园欺凌行为的三项指标作为控制变量：（1）性别（1=男，0=女）；（2）家庭经济状况（“很差”-“很好”赋值1-5）；（3）父母对孩子的监管，涉及“交友知悉、行踪了解、意见聆听、困难帮助、深度交谈、安全监督、家庭规矩”七个维度（1=从不，2=偶尔，3=经常）。

（三）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以SPSS 22.0为建模工具，采用温忠麟教授等人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程序②温忠麟、张雷、侯杰泰：“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载《心理学报》2004年第5期。，以青少年的欺凌态度与倾向为中介变量，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探讨朋辈因素对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的解释力度，并就性别差异进行分析，以此建立四个研究模型。

三、研究结果

（一）校园欺凌及影响因素的概况

本次研究样本均为初二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13.74岁；8.4%的中学生生活在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13.2%的家庭经济状况极好，10.1%的学生生活在经济状况较差及很差的家庭（M=3.49）,12.1%的学生从未得到过父母的监管，45.6%的父母偶尔监管自己的子女。

在自身因素上，33.3%的青少年有过抢劫、偷窃、自杀、赌博、吸毒、放火经历（M=.16,S.D.=37）,68.2%的青少年有过撒谎、离家出走、讲脏话、逃课、酗酒行为（M=.36,S.D.=39）。在朋辈因素上，23%的青少年他们的朋友有过欺凌同学的经历（M=1.42,S.D.=96），13.2%的人曾有过被朋友邀请去羞辱、恐吓、殴打他人的经历（M=.28,S.D.=.80），29.9%的青少年其同伴有抢劫、盗窃、酗酒、赌博的行为（M=.23,S.D.=77），27.9%的青少年倾向在与小伙伴发生矛盾时，认同或主张用嘲笑侮辱、恐吓威胁或暴力攻击的办法去解决冲突。（见表1）

与男同学相比，女生更倾向于用语言手段伤害自己的同学，在384个样本中，58.2%的女生有过传八卦和小道消息的经历；男生有更多通过肢体和威胁手段欺负同学的经历，17.4%的男生嘲笑侮辱过同学，12.2%的男生威胁恐吓过同学，而通过最严重的暴力手段欺负同学的男生人数约是女生的两倍，10.2%的男生曾推搡踢打过同学。（见图1）

表1 校园欺凌及其相关因素的描述统计分析（N=384）

（二）朋辈因素对校园欺凌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中介效应依次检验模型，研究显示：在Model 1中，以青少年的欺凌倾向为因变量，自己曾有过的严重越轨经历越多，欺凌他人倾向越大（B=.152,SE=.062），在朋辈因素上，朋友欺凌他人（B=.203,SE=.057）以及伙伴的失范经历（B=.345,SE=.083）均显著增加自己对他人的欺凌意愿。朋友邀请欺凌他人的经历个人的欺凌意愿并未产生统计学的显著。

Model 2-1以个人欺凌的经历为因变量，自己的严重越轨行为（B=.256,SE=.048）与轻度越轨行为（B=.411,SE=.045）均与欺凌行为产生正向的统计学显著，直接增加个人的欺凌行为风险。朋友的失范行为直接增加个人的欺凌他人的风险。（B=.367,SE=.064），而朋友欺凌他人及朋友邀请你欺凌他人的经历与个人欺凌他人之间并未产生统计学的直接效应。因此，研究假设3、假设4、假设5均得到支持，而研究假设1和2并未得到印证。

与Model 2-1相比，Model 2-2加入中介变量“青少年的欺凌倾向”，模型解释能力增强1.6%（ΔR2=.016）。个人的欺凌倾向显著增加其欺凌行为，青少年越赞成用欺凌方式解决问题，越易产生欺凌同学的行为（B=.178,SE=.039）。同时，个人的严重及轻度越轨行为、朋友的失范行为依然与个人的欺凌行为呈正相关关系。（见表2）

以“青少年的欺凌倾向”为中介变量，结合Model 1与Model 2-2，在青少年同伴关系中，如果朋友欺凌他人的经历越多，显著增加个人的欺凌认同，从而间接增加个人欺凌他人的风险，这在Model 2-1的直接效应中并未得到体现，因此，在同伴的欺凌行为对个人欺凌行为的影响中，完全通过中介变量“青少年的欺凌倾向”起作用（完全中介效应），研究假设7得到支持。与Model 1相比，加入中介变量后，Model 2-2中个人越轨经历和朋友的失范行为与因变量之间依然呈正相关关系，但贡献度均有所下降，换言之，“个人的越轨经历”以及“朋友的失范行为”均与结果变量“个人的欺凌行为”之间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部分中介效应），研究假设6和9可以被接受。而朋友邀请参与欺凌活动的行为与个人欺凌之间并未显示相关关系，研究假设8未得到支持。（见图2）

在控制变量上，家庭经济状况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欺凌的倾向，赞同用欺凌方式解决矛盾冲突的青少年更多来自经济状况越好的家庭，从而间接增加他们欺凌行为的风险。父母对孩子的监管在校园欺凌问题上并未对青少年的心理倾向和行为风险产生统计学的相关关系。而性别因素显著影响了青少年欺凌的态度和欺凌行为，因此，有必要就性别差异下的青少年校园欺凌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图1 朋辈因素对校园欺凌行为影响的中介模型

表2 朋辈因素对校园欺凌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N=384）

（三）朋辈因素对校园欺凌行为影响的性别差异

探讨朋辈因素对不同性别的解释力度，Model 3显示女性的轻度越轨行为与欺凌行为呈正相关关系（B=.439,SE=.054），而Model 4显示男生严重和轻度越轨行为均能显著增加其欺凌行为；男女样本均显示朋友的失范行为越多（B女=.792,SE女=.113；B男=.163,SE男=.080），个人对欺凌行为的认同度越高（B女=.139,SE女=.059；B男=.158,SE男=.051），欺凌他人的可能性越大。

有趣的是，同伴欺凌他人（B=.191,SE=.075）及有违法犯罪记录的朋友邀请欺凌他人的经历（B=.437,SE=.120）仅对女性样本产生正向的统计学显著，换言之，研究假设2仅在女性样本中成立，而男性样本在“邀请参与欺凌”因素上并未得到体现。女性青少年群体更易受朋友相邀欺凌他人的影响，而增加其欺凌同学的风险，这是本文的重要研究发现。

表3 校园欺凌相关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分析（N=384）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假设大都得到验证，研究结论如下：青少年个人的严重越轨行为及轻度越轨行为直接增加其欺凌同学的可能性，曾有过抢劫、偷窃、自杀、赌博、吸毒、酗酒、离家出走、逃课等经历的人更具有欺凌同学的风险；在朋辈因素中，朋友失范行为的经历既增加个人对欺凌行为的认同，也极大增加青少年欺凌他人的风险；同伴关系中有欺凌他人的朋友越多，直接增加青少年群体赞同用嘲笑侮辱、恐吓威胁、暴力攻击方式解决矛盾冲突的倾向，从而间接影响青少年的欺凌行为；在性别差异上，女生倾向于用冷暴力手段传递同学的八卦消息以造成对方的心理阴影和创伤，而男生更易使用肢体暴力攻击伤害自己的同学；“从众效应”在女性青少年群体中凸显，受规范性社会影响，女性青少年群体为满足其“获得他人喜爱与接纳的需要”，有更多相邀欺凌他人的经历，并受到参与伙伴团体欺凌行为的影响，增加其个人欺凌同学的风险，因此，受朋友邀请参与欺凌的经历是女性青少年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风险因素。

四、校园欺凌事件的干预模式探讨

本研究就青少年欺凌问题及朋辈因素的影响，提出以下干预和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建议：

欺凌事件发生前，青少年早期得越轨行为及互动模式重演应及时被矫正

青少年早期轻微的越轨行为，往往容易被老师和家长忽略，而随后越轨行为与欺凌行为会产生相互的促进影响，造成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产生。在欺凌前期，欺凌方和被欺凌方都很难清晰地意识到欺凌性质的互动正在进行。这些行为容易被误认为是孩子之间的打闹或是开玩笑。欺凌双方正是通过互动模式的不断重演，一再较量了双方势力与地位上的不平等，而这种互动模式的重演，不应视之为某一个行为的简单重复。它遵循“试探-习惯-升级-爆发”，最终因为造成严重后果才被关注，而这种欺凌性质的前期行为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外，很多欺凌行为因为没有产生严重的外在后果，而长期被忽视，导致受欺凌者持续处于低自尊状态，由于巨大并缓慢的压力影响，逐步产生心理和行为问题，甚至从被害者升级为施暴者。

（二）欺凌事件发生后，情境中的“欺凌方—被欺凌方—旁观者”三方均应得到有效干预

针对校园欺凌的实施者，应引入专业矫正工作者进行风险评估诊断，提供认知行为治疗及其他个案干预。被欺凌者需要及时的物理隔离、倾听、共情、安全确认和必要的医疗救助，并展开后续的评估治疗和专业诊断，避免因欺凌行为造成创伤后应激性障碍(PTSD)。

然而在严重欺凌事件发生后，我们通常习惯通过介入受害人及矫正施暴者进行干预，而校园欺凌事件目击者往往易被我们忽视。据美国国家犯罪受害者调查(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在学校发生的80%的暴力案件有一个或多个第三方在场。2012年中国山东、河南、江西、广西、内蒙五省份的一项中学生调查发现：81.4%的中学生曾经做过校园欺凌事件的旁观者，而且34.7%的学生多次旁观过校园欺凌事件。前面研究显示，目睹朋友欺凌他人的行为，易激发青少年的欺凌倾向，从而在自己遇到矛盾冲突时易选择用欺凌方法解决冲突。因此，欺凌事件发生后，情境中的“欺凌方——被欺凌方——旁观者”均应得到及时干预，尤其是隐形的未来校园欺凌事件的风险人群——“旁观者”。

（三）构建“亲社会行为模式”，改变冷漠的大多数

芬兰学者萨尔米瓦利(Christina Salmivalli)在研究青少年欺凌频率与旁观同学的态度中发现：同学的旁观态度与校园欺凌频率存在强统计学相关，在旁观欺凌中持沉默者越多，班级的欺凌频率越高；持反对态度的旁观者越多，班级的欺凌频率越低。中国的一项校园暴力旁观者调查研究也显示：在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时的反应方式中，旁观者扮演协同欺负者、煽风点火者、置身事外者、安慰保护者这几重角色；当他们不认识暴力事件的双方当事人时，仅有2.9%的青少年会选择出面制止校园欺凌事件，换言之，关系远近会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采取行动的重要依据。因此，改变冷漠的大多数，成为抑制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关键。

借鉴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 Senber)亲社会行为的理论模式：“对他人需要的注意”——“亲社会行为意图的确定”——“意图和行为建立关系”。在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课程设计中，首先，应学习关心他人，习得对他人需要的注意，取代“没有注意到事情发生”；第二，了解欺凌行为的基本特点及后果，建立紧急情况下助人意图的确定，取代“误解欺凌为非紧急事件”；第三，培训责任意识与合作精神，认知到校园欺凌发生时由于责任分散而导致“社会性逃逸”存在的可能性，取代“认为这应该是其他人该处理的事情”；第四，通过适当训练熟练掌握解决人际间冲突问题的必要技能与知识，模拟场景，提升自我效能感，取代“潜在助人者无能为力或感到无能为力” ；第五，建立旁观者报告的紧急处理机制，而非“因担忧消极不作为处理导致潜在助人者报告动机不足”。

①[德]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林荣远、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②于国旦、苏明月：“论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③赵国玲、王海涛：“少年司法主导理念的困境、出路和中国的选择”，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

图3 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亲社会行为模式”

四、关注青少年成长中的朋辈影响，强化正向行为

依据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同伴群体是12-18岁青少年的重要社会关系来源，朋辈影响在青春期阶段应当得到极大关注。前面研究发现与严重违法犯罪的同伴群体共同参与、受邀参与、协助参与欺凌的经历是自身欺凌他人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家庭监督和学校管理中应注意青少年的生活学习环境及日常交往关系，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适时对欺凌的风险人群展开小组式的行为修正训练，弱化不良行为功能，示范良好行为，使之有能力因应行为困境。通过欺凌情景模拟，在朋辈影响或同伴威胁下，自我内化语言，运用增强策略，达到正向行为的形成，促进其对自我行为良好控制的自豪感。

五、研究反思

本调查为避免取样偏差，选择了广东省珠海市普通公立中学初二年级全体同学作为调查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推广性，但由于未能实现对不同省市地区青少年各年龄段及不同群体的多阶段分层抽样，一定程度上存在代表性偏差；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上借鉴了西方实证犯罪学研究差别接触理论的测量量表，因此在针对中国青少年行为的测量上，信度和效度问题有待考量。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望通过大样本量统计及追踪研究对本文研究结论进行进一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