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历史关头发出评论先声
——访《深圳特区报》原总编辑陈锡添

□ 文/邓辉林

1992年2月底3月初，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推出八篇“猴年新春评论”，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时光匆匆，27年过去了。近日，当年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也就是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心潮澎湃地回忆了这一组“猴年八评”的写作始末。

一、不让报道小平谈话，但可以发评论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南方谈话，其中1月19日至23日在深圳视察时说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话，这些话高瞻远瞩，指导性、针对性都非常强。可是，当时上级指示这次小平南方视察不要报道，明确告诉包括陈锡添在内的随访记者说没有报道任务。这一通知持续生效——3月12日《深圳特区报》发表半个版的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照片时，陈锡添写了500字的图片说明，连这500字都被删掉了，出版时仅保留了“1月19日邓小平在深圳”的字样。

当时，报社领导都在想，小平同志的讲话如此重要，如果全国人民知道他的讲话内容，在实践中落实的话，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正好，1992年春节前夕，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副市长林祖基等市领导到《深圳特区报》拜年，慰问职工。市领导就向报社提出，既然不让报道小平同志的谈话，那能不能用评论的形式把小平同志谈话的精神传达出去？这实际上是向报社作了一个指示，下了一项任务。

因为陈锡添是随访小平同志的唯一的文字记者，所以报社将任务交给了他。那年春节他一天也没有休息，先拟出了几个题目，接着写出了其中两篇评论：《经济建设要搞快一点》《改革开放要敢闯》。春节假期一过，正月初七也就是2月10日，陈锡添就拿着这两篇评论，去市委宣传部找时任部长杨广慧审阅。杨广慧部长对他说，你的稿子我就不看了，我要和你研究一下这组评论的生产方式。假如这组评论由你一个人写，那是小手工、小作坊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来一个大生产方式，成立写作组，发挥大家的智慧。陈锡添当即说“这样办太好了”，心里顿时卸下了巨大的写作压力。

杨广慧马上召集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市委政研室主任刘文韶、《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开会，决定了这组评论的写作人选，包括《深圳特区报》分管理论评论的副总编辑王初文、陈锡添和要闻部副主任钱汉江，还有市委宣传部的刘明如、市委政研室的丁星，这5个人和杨广慧部长及其秘书于德江一共7人成立了写作组，杨广慧担任总指挥。很快他们就住进迎宾馆，杨广慧立即召集写作组成员开会，拟定八篇评论题目，并作分工。指定王初文为写作组组长，还对评论写作提出了一些要求：每篇评论不超过1200字；理论有深度、思想有新意、写作有文采，每篇还要加点“盐巴”，就是要用一两句中外名人的名言；每篇稿件完成后，由集体讨论，给出修改意见；评论发表之前由杨广慧终审。

二、集体智慧的成果，震动大江南北

陈锡添执笔的还是原来写出初稿的两篇，但是标题改短了：《经济建设要搞快一点》改成了《要搞快一点》，《改革开放要敢闯》改成《要敢闯》。陈锡添清楚地记得，他的文章拿出来经过大家讨论提出意见后，他当天晚上不睡觉，完成修改。一共经历了两次通宵作战。虽说以前也写过社论、编辑部文章、评论员文章，但他觉得这次写作“猴年新春评论”，是最认真、最费劲的一次。

当时评论中几乎每句话、每个词、每个细节，都是经过大家反复推敲的。为了在每篇评论中加一两句名言，写作组找来一大堆书籍翻阅。每一篇评论的初稿写出来后，写作组成员都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大家在讨论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目的就是为了把评论写好，更好地传达邓小平同志谈话的精神。杨广慧部长参加每次讨论并提出意见，还会单独对写作组成员提意见，付出了大量心血。可以说，每一篇评论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时写作的节奏很紧张。不是八篇全部写好、改定然后静候发表，而是先把马上要发表的几篇写好，后面的几篇抓紧修改。写作组成员吃住在宾馆，夜以继日投入写作、修改。每个人都熬过通宵，周末也不休息。写作一共用了23天。

八篇评论发表后，引起极大的反响。《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第一篇，还详细摘要转发了另外三篇。内地许多报刊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纷纷转发，台湾、澳门和一些国家（地区）驻香港新闻机构、通讯社也纷纷转载“八评”；日本共同社、英国BBC广播公司、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都向报社索要“八评”传真稿。

陈锡添回忆道，这组新春系列评论刚刚发出第一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就打来电话，让报社把将要发表的其余评论的初稿传给邹家华看。

在陈锡添看来，当时《深圳特区报》发表这八篇评论，并不存在什么阻力，这一点与1991年1月邓小平视察上海后，《解放日报》以笔名“皇甫平”发表的那组评论不同。“皇甫平”的评论，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文章写道：“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但是，也有认识不一致的。北京有媒体刊文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而《深圳特区报》这组评论发表后，得到的都是正面反映。这组评论发表前不久，中央新闻单位驻粤记者开会，都认为广东新闻工作做得不错，可惜影响力很难过长江。而这组评论发表后，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广东省新闻学会立即给评论写作组颁发了特别奖，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1万元。这组评论还获得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人民日报社颁发的全国改革好新闻二等奖、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深圳新闻奖特别奖。

三、成功是一种偶然，但其中蕴含着必然

陈锡添认为，这组评论能产生巨大影响，首先与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在当时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时代背景下，“姓社姓资”的争论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头脑，改革开放几乎止步不前，人们“闯”“试”的勇气消减了，深圳的改革也引发了一些不同声音，有人甚至说深圳是在搞资本主义，是租界，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都变色了。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改革的步子也变得有几分沉重。许多人不知道怎么办，担心出台改革创新的措施会被人说成是“姓资”。国内还有人提出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中国又一次面临改革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抉择。而邓小平同志在全党和全国具有崇高威望，他的谈话重要而正确，指出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这一组评论，传达小平同志谈话精神，正是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澄清错误认识、冲破思想枷锁，对扭转时局起到了助推作用。其次，与杨广慧部长等领导的改革意识、担当精神、宣传工作水平有关。他提出的成立评论写作组、集体讨论修改等工作机制，也非常合理有效。另外，还与《深圳特区报》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有关系。当时报社每年都要寄50多份《深圳特区报》到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报社，信中列出了一个名单，告诉报社这些报纸都分送给了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副秘书长等人，来信还对深圳特区报社表示感谢，并勉励报社把报纸办得更好。

陈锡添感慨地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过去了27年，1992年《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和《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也已经27年了，这些年来仍不断有记者来采访他，请他回忆当时写作的经过。近年来，新华社、《南方》杂志、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等媒体都来采访。

对今后怎么写好新春系列评论，陈锡添也提出了建议。他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国、省、市两会精神，都为新春评论写作提供了指针。当时八篇评论的标题，几乎都是用的邓小平同志的原话，今后评论写作中也可以像这样大胆一些。新春系列评论写作没有一定程式，而是要从新的形势出发，在中央大政方针与深圳实际的结合点上做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