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是一个陷阱

美丽的花朵一定意味着有甜美的果实吗？显然不是，这是只需要有一点生活体验就会知道的常识。

所谓“颜色革命”，同样如此。

正如香港不少人士所言，修例事件已经变质，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在8月7日香港局势座談会上，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通报中央重要精神时引用了这一看法，代表了一种重大的判断。

如此重大的判断，当然得有可靠的依据。最明显的就是，修例事件已经从围绕修法的请愿行动，逐步升级，演化为在内外势力结合下，以街头政治为主要形式，通过“道义绑架”和制造恐慌等，让社会停摆、政府空转，从而力图颠覆现有的合法的管治体系。香港发生的封锁街道、冲击警察机关、用各种手段阻挠公共交通等等，已经超出了和平请愿的范畴，而成了和过往颜色革命中类似的街头政治。

过往的颜色革命常被称为和平的“非暴力革命”。这是就其与以军事斗争方式推翻政权的对比而言的。但是这个说法也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这个对比有个共同的前提，就是要推翻现有的政权或者根本制度。局限于这个前提的话，问题就是暴力还是和平方式进行颠覆。但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问题是在于，是要颠覆既定的管治体系还是在既定的管治体系的框架内进行社会变革。

如果和军事斗争方式作对比，过往的颜色革命似乎显得是和平的，美丽的颜色似乎也带给身不在其中的人们这种感受。但就街头政治的特质而言，其对一个社会的破坏性是巨大的，不会因为美丽的颜色就真的变成了“非暴力”。

从过往发生颜色革命的案例来看，能够发生颜色革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部来看，有的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高，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有的国内民主运转存在较大问题，官员贪污腐败严重，内部矛盾比较尖锐；有的在政治整合上比较僵化，执政者与反对派沟通不足，给反对派利用经济社会问题“发难”提供了可乘之机。

但从颜色革命的结果来看，并不是带来了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反而是陷入了内耗不断的深渊。颜色革命前面有一个巨大的陷阱，根源就在于其本身。因为街头政治进行颠覆，势必是要制造尖锐对立，并通过各种手段让社会失序，逼迫执政者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也就是无论是否对运动做出反应都对自己不利的境地。通过大量案例人们可以看到，颜色革命的发动者和操纵者对此有着精心的设计。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现有的管治体系彻底瘫痪。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迎来的不会是真正的社会变革，而是街头政治大行其道后的无法治理。一个社会的良性治理需要制度化、稳定化的民主法治，制造对立的街头政治只会陷入持续动荡的循环。正如过往颜色革命的案例显示的，也许政权在一夜之间瓦解了，但经济社会问题可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一次颜色革命成功了，下一次就已经在酝酿之中，让社会陷入持续动荡的噩梦。

并且，一个社会面临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哪怕需要相当激进的社会变革，这和颜色革命的所谓非暴力革命，都有着本质区别。就像香港这样，没有人否认经济结构的问题（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没有人否认年青人的上升通道问题，但这都可以在现有基本政治框架内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要说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鼓吹、纵容甚至支持颜色革命的西方国家，一点也不少。近些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2012年的街头动乱和今年的黄马甲运动、英国的占领民主运动等等，都反映了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尖锐程度，但既不被认为是颜色革命，并且都能够在强大的国家管制社会能力面前，对社会基本秩序构不成致命挑战—也不允许形成致命挑战。

而街头政治的后果呢？正如香港一家媒体在《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致香港市民一封公开信》里面说的：“游客却步，商场闭户，股市大跌，数百名警员和无辜市民受伤，数百万市民生活在忧虑中，暴力造成两派对立，搞到家庭嗌交，朋友吵架，政治低气压令人抑郁，再乱下去，香港还有明天吗？”

面对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香港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阻止香港滑向沉沦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