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不该成为新霸权论的注脚

黄西蒙

尽管美国知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国际关系学上的经典著作，但在中美贸易摩擦激烈的当下，它被赋予了某种别样的色彩。不可否认，文明冲突论在解释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时，一度发挥过重要作用，当福山眼中的“历史的终结”最终被证明“没有终结”后，文化而非意识形态的冲突，似乎成了当今世界的重要命题。

但是，学术理论一旦被纳入现实权力博弈中，往往就失去了其理性与包容的一面。虽然亨廷顿是美国核心利益的保守者，但文明冲突论还是承认了世界多极化的现实，认同全球不同文明区域相互认同、交流并存的可能性，作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支力量—中美在文化上虽有巨大差异，但仍有交互共融的巨大空间。但是，近期一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则将肤浅的“冲突论”放在台前大肆宣扬，却忽视了亨廷顿学说中更包容的一面，这恐怕只能造成扭曲视听、混淆是非的结果，甚至成为新霸权论的注脚。

自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就成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特征，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综合实力较弱，还没有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格外警惕，甚至西方学界流传着“中国崩溃论”的说法。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增速明显，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直追美国时，西方一些声音变得不再友好，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有了市场。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几乎是必然出现的一场历史博弈。

然而，有矛盾不意味著就会陷入永久的争斗，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本就是大国关系的常态。不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和平发展论，这些理念最终都是为了解释现实的世界，并对大国关系进行指导。没有民众愿意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但如果有霸权势力执意施加不公平的举措，作为被施加的一方，也绝不能退缩，坚持底线、有理有据、巧妙应对才是正道。

熟悉国际关系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关理论可以粗浅分为现实主义、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类。除了“拳头决定一切”的丛林法则，大国博弈还可以有其他路径，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措施。虽然“霸权稳定论”在西方世界仍有不少拥趸，但它并不符合全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注重经济互利的结构主义与偏重文化交流的建构主义理论，同样可以对认识世界、指导实践大有帮助。因此，解决中美关系遇到的难题也好，去理解当前复杂的国际秩序也罢，单单从某个理论出发，恐怕有失偏颇。至于文明冲突论这些学说，沦为权力博弈的工具，更是对学术本身的损害。建构一个更多元与和谐的国际秩序，才是从理论到实践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