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纪事

郭智强 时刚

史海钩沉，旨在歌吟峥嵘岁月；擦拭留痕，意在烛照华彩未来。

—— 作者手记

引 子

记住一个地方，也许是因那里的风景，也许缘于那里的人们；

梦见一个地方，也许是因那里刻骨铭心，也许缘于那里超乎寻常。

南梁，一个共和国版图上不易查找的地方，一个被莽林遮掩、群山阻隔的地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南梁，昔日的南梁是指以荔园堡川的南梁堡（今属甘肃省华池县管辖）为中心的陕甘边界川道，包括大凤川、小凤川、平定川、豹子川、林锦庙川、二将川、荔园堡川、白马庙川和玉皇庙川，以及角扎川、樊川等方圆百余里的广大山区，是桥山山脉中段一片沟壑梁峁、密林丛莽、河流纵横地区，是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甘泉与甘肃省庆阳、合水四县的交界地带。

南梁，一片遍插红旗的革命根据地。

无可否认，近年来，随着反映与展现祖国西北革命史电影电视剧的播放、描述西北革命斗争史书籍的出版和近现代风云人物传记的流传，以及网络的传播，南梁，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拨动人们的心弦，引发人们的沉思……

是的，以红二十六军战斗历程为主线的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岁月中，陕甘边党政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培育与铸就的伟大的“南梁精神”，穿越时空，闪耀光华。

也许，南梁不如井冈山那样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不如遵义那样被誉为“共产党党史上的里程碑”，不如延安那样被冠以“中国革命中心”的荣耀，亦不如西柏坡那样被赞为“共和国从这里走出”，然而，有谁否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有谁否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中央和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地？有谁否认，南梁政府是中国西北地区第一个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并为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提供雏形与参照？有谁否认，南梁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与发展中造就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功勋卓著、彪炳青史的一代英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让我们满怀崇敬与缅怀之情，走进这片黄土地，走进陕甘边烽火岁月，走进风起云涌、独树一帜的红色南梁……

斯时，己亥初夏。

娃娃主席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宣告成立，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被边区群众親切地称为“娃娃主席”。

娃娃主席，却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习家庄（今属淡村乡中合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习仲勋的童年，是在中国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国家经济衰败、革命风潮迭起、社会剧烈震荡的年代度过的。

习仲勋上初小和高小时，因品学兼优，思想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不满13岁便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月，习仲勋就读于陕西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时，他就积极参加党团组织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活动，1928年3月，因参与毒杀学校反动人物三师训育主任魏海失败，被捕入狱。这一时期，正值国民党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屠杀共产党员之际，即使是被认为“莫须有”与共产党牵连，都可能被当局视为敌对分子进行处决。然而，狱中的习仲勋还是毅然加入了党组织，被特批为中共党员，时年15岁。幸运的是习仲勋4个多月便获释了。据说，习仲勋等9名学生的获释颇为传奇，原因是抗战名将宋哲元将军接管了三师案件的审讯。一天，宋哲元推门进入办公室，一阵风吹来，把摆放在案头的一沓公文吹落在地。捡起一看，见是关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的呈文。颇有些迷信的宋哲元，认为此案“一风吹”是天意使然，加上这些贴上所谓“危险分子”标签的都是些稚气未脱的学生娃，感慨之下，便即刻下令释放他们。

出狱后，习仲勋遭遇了多起丧亲之痛，父母、婶母先后离世，家境异常艰难，自己也身患重疾，差点儿没挺过去。尽管如此，习仲勋依然没有停止寻找党组织的脚步。

1929年5月，习仲勋终于在三原县武字区找到了党组织，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当时党员黄子文、唐玉怀在这里组织了地方筹赈委员会。习仲勋积极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先后动员发展了周冬至、胡振清等人入党，在家乡发动农民组建农会，抗粮反霸，赢得了乡亲们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尽管国民党反动武装对他到处搜捕，习仲勋也几次差点儿落入敌手，却都因群众保护化险为夷。

1930年2月6日，是习仲勋告别家乡的日子。此前，他已得到武字区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派他去数百里以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军中从事兵运工作。

开展兵运工作，是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的“中心策略”之一。《省委通告第九号》中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地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

这一天，习仲勋早早出了家门，转身回望从小居住的茅屋瓦舍，环视曾耕种过的田地、寒风中摇动的树木，还有那冰封的小河，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他想到失去父母而年纪幼小的弟弟妹妹，想到刚刚失去妻子，大病初愈还要担负起全家生活的叔父，凄怆而又难舍之情油然而生，以致久久不忍举步。更使他心中不安和内疚的是，一直没有将自己远行的想法告诉叔父，他怕叔父经受不住意外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更担心叔父会阻止他离家远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还是毅然迈出西行的脚步，夺眶而出的泪水，簌簌滴洒在乡间的小道上。

年仅17岁的习仲勋，带着少年时代坎坷经历的沉重回忆，带着对改变中国农民悲惨命运、实现人类共同幸福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习家庄这方土地，投身于更为广阔更为艰苦的斗争之中，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道路。

习仲勋离开家乡的当天，即来到三原县武字区郭明效家中，他们将按照党组织指示，利用关系，一起打入长武县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习仲勋和郭明效经过三四天时间长途跋涉，来到了300多里外的长武县王德修支队。此时，该部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力量，他俩便以与王德修同乡关系名义，与王德修顺利会面，并被暂时安排留在支队部待命。

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是军阀苏雨生的部队，原是一帮土匪乌合之众。苏雨生原系包头一带土匪头子。1929年，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前夕，冯玉祥将自己在甘肃、宁夏的大部分部队调到河南准备开战。为了稳住后方，冯玉祥收编了苏雨生的队伍，委任其为骑兵第4师师长，驻防宁夏平罗一带。1930年，苏雨生在军阀混战中失败后，被迫率部投靠了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杨虎城将其收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驻防邠县（今陕西彬县）、长武一带。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中尚无组织基础，也无任何兵运斗争的成功经验。中共优秀军事干部如刘志丹、谢子长等也曾先后打入这支部队内部，发动兵变，但都没有成功，刘志丹差点儿付出生命的代价。

兵运的基础还要从杨虎城对苏雨生并不信任说起。杨给其部的供给标准很低，兵士小米饭都吃不饱，伙食费所余的钱，都被官长私吞了。不发军饷，兵士一个钱都拿不上。鞋袜没有，许多兵士在冬天都是赤足，有时上操时兵士把病号的鞋脱下穿上。冬天没有铺草、被子，都在冷地上睡觉。病号非常多。官长对兵士又非常刻薄，随便打骂。

军阀之间的矛盾及官兵牴牾，为共产党人在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有利时机。

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是反对冯玉祥的旧部，该营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对共产党有所同情，党就利用王的关系派进去一些人进行活动。习仲勋到该部时，陕西省委已派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中共党员在那里。

长武县西门外有一座古庙，叫药王洞。这里除了逢年过节上香祭祀的人外，平时人员来往不多，是一处不引人注意、较为清静的地方。3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和李秉荣、李特生相约，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三人党小组会，并推举党小组由李秉荣负责。他们根据省委指示议定，党员一律不担任连以上职务，已担任的设法下连任职，以便掌握实际权力，发动和领导士兵斗争，并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兵运工作。三人党小组会还强调，要稳妥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争取全支队成为党所完全控制的力量。嗣后，已任少校团副的李秉荣即辞去该职，改任三连副连长。营委书记李特生当二连文书，习仲勋做二连见习官。仅用半年时间，习仲勋他们就在二营各连建起了支部，党员发展到30多人。

1931年春，警备骑兵第三旅参与了反对陇东军阀陈珪璋的战争。夏末，苏雨生叛变了杨虎城，习仲勋决定脱离苏雨生留在杨虎城部，被编入补充二团一营，继续从事兵运工作。到1931年冬，补充二团一营4个连中有3个连的5个排长、2个特务长及7个班长、营部文书刘书林都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兵运工作形势大好，举行兵暴拉出队伍已具备了条件。但这些情况也引起了团里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为了安插亲信，对该营进行“掺沙子”，4个连长，一连被换了3个。1932年春节刚过，曹润华又决定一、二营互换防地，将一营再向西南山区移动一百余里，进驻甘肃省徽县、成县一带。4月初，曹润华正式下达了一、二营换防的命令。尽管已是阳春三月，但陕西西部山区仍然冰雪未化，寒气逼人。一营士兵衣衫破烂不堪，有的连鞋袜也没得穿，加上他们大部分是陕西乾县、礼泉人，不愿意到离家更远的地方去，对抗情绪十分强烈。审时度势，习仲勋认为，利用换防举行兵暴，拉出队伍，是极好时机。他的意见得到了党员们的一致赞同。中共陕西省委也支持这一意见，指示立即发动兵暴，将队伍带到陕甘边，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为加强领导，省委决定派遣省委军委秘书长，毕业于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的刘林圃随前来请示的刘书林、张克勤一起赶赴凤县，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直接指挥此次兵暴。刻不容缓，刘林圃赶到凤县二连驻地双石铺，与习仲勋等人见面后，向营委的同志郑重宣布了省委关于立即舉行兵暴的决定。

兵暴发动的当天早晨，王德修带一营营部和一连、机枪连从凤县出发，途经双石铺，二连即跟随营主力出发。天黑不久抵达两当县城，与三连会合后宿营。晚九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在北街一个骡马店内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决定兵暴在当夜12时举行，由刘林圃担任军事指挥，营委书记习仲勋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

12时许，兵暴一声令下，三个连同时行动，迅速将原任连长分别击毙，并收缴了一些排长的枪支；三连排长许天洁在击毙该连连长张遇时时，将屋内一个营部副官一并处死。午夜枪声，迅速在两当县城引起震动。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即带警卫班翻墙而出，又反身朝凤县方向逃去。鸡叫时分，集合号响起，各连按规定到县北门外集合。当日，该营三个整连和机枪连部分兵力约300多人被带了出来，兵暴初步成功。为了避免意外变故，营委决定兵暴队伍趁天未亮时撤离两当。

兵变后，队伍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许天杰，支队政治委员刘林圃，习仲勋任队委书记。第五支队一路急行军，到达渭河边时，河水浪湍流急，冰寒透骨，官兵手拉手，互相搀扶，涉水过河。过河后前进十余里，在赤沙、香泉遭土寨内匪团袭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为避免损失，主动撤出战斗。之后，又绕道前行三十余里，在一个四周被密密的树林包裹叫通洞峪的山村宿营。次日晨，发现中敌埋伏，接火后战斗异常激烈。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官兵顽强抵抗，冲出重围。几天后，过了千阳、陇县之间的高崖镇，再向东北方向前进时，国民党驻甘肃灵台县正规军一个连，突然在蔡家河东梁卡住山道，截断第五支队北去通路。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决定发起攻击，歼灭蔡家河东梁之敌，夺道北进。由于敌占领制高点，又有土围子，数次进攻受挫，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习仲勋当即在沟底蔡家河堡子召集队委开会决定：一、停止攻击蔡家河东梁，绕道麟游北部的页岭东进。二、由习仲勋、左文辉先去长武县亭口镇找关系，准备渡泾河的船只。三、由刘林圃、吕剑人拉社会关系同国民党部刘文伯谈判，佯装接受改编，争取时间做好渡河准备。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领，经页岭、崔木，抵达岳御寺待命。

会后，习仲勋、左文辉即迅速向长武亭口进发。他们换上了学生装，沿着西兰公路朝泾阳、三原方向走去。到了陕西省礼泉县境内时，遇到了国民党人员的盘查，问他们是否参加了两当兵暴。习仲勋冷静地说，我们是小学教员回家中去，遂化险为夷。

根据队委会议决定，第五支队随即撤离战场，连夜向岳御寺前进。因为白天作战，晚上又行走百余里，待到目的地时已是次日清晨。支队官兵疲惫不堪，各连自行休息，安排吃饭。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支队的宿营地正是大土匪王结子的老巢。王结子本人就住在岳御寺附近卧牛山北边的底角沟，各村都安有坐探。十时左右，许天洁发现支队已被二三百步骑兵包围，即紧急指挥各连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土岭阵地。接火后，敌凭借兵力武器优势，步步逼近。激战数小时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最后，除少数人跑出外，其余均被缴械。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等几经辗转，返回西安，旋即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刘林圃英勇就义，年仅23岁。至此，两当起义的队伍因被打散，未能北进苏区而归于失败。

两当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意义决不能低估。这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策划组织下，在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直接领导下，在陕甘边区有组织、有步骤、有目的进行的一次比较完整的起义斗争，是继清涧、渭华暴动之后，西北地区较早的武装起义之一，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兵变的失败也让习仲勋进一步看清楚了革命的形势，明白了革命要想成功，必须有更可靠更有力的依托。若干年后，习仲勋曾这样总结两当兵变：“两当兵变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在紧要关头其破坏作用很大。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这些总结无疑是精当而深刻的。

两当起义失败后，为了躲避当局的多方搜捕、悬赏捉拿，习仲勋一连十多天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体力极度消耗，心力交瘁。形势所逼，他只好暂时藏身于结义兄弟亭口镇王子轩骡马店中的一个拐窑内，一边养病，等候党组织的消息，一边寻机做群众工作，播散革命火种。直到6月上旬，习仲勋才由亭口镇秘密回到富平县。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思索着怎样才能联系上仰慕已久的群众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刘志丹、谢子长同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7月间，习仲勋在富平县城遇到陕西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终于接上了组织关系。在党组织和老乡的帮助下，不久，习仲勋先是在杨柳坪地母庙见到谢子长，几天后，又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见到了刘志丹。很多历史学家包括习仲勋本人都认为，与刘志丹、谢子长的会见是习仲勋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他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意义。自此，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成为习仲勋在陕甘边革命生涯的主要内容。

习仲勋曾说：“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煙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他一见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良久。当时我只有十九岁，没有斗争经验，因为两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也不知说什么好。志丹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我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来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得多……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像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他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他知道我搞兵变前担任过营委书记，又听别的同志说我坐过牢，还搞过群众运动，我们的谈话就更活跃了。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彼时，刘志丹的一番话，言近旨远，深中肯綮，令习仲勋茅塞顿开，陷入沉思……

尔后，习仲勋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部署在渭北发动群众，组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离开渭北后，习仲勋与刘志丹等一道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和当地反动武装的多次围剿和侵袭。在保卫照金根据地，坚守薛家寨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幸得救治。伤愈后又患严重的伤寒病，难以随军行动，只好在老百姓家住下，用中草药调治。

1934年春节前夕，习仲勋大病初愈，便急切地从合水县太白镇豹子沟赶到了十多里外甘肃华池县北部的二将川。南梁，将是习仲勋又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场。

南梁地区，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草深林茂，地形复杂。

北宋时，这里是与西夏接壤的边境，常受到外敌袭扰。宋庆历元年至二年（公元1041一1042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时，曾来此地修筑了荔园堡、大顺城及数座城寨，积极防御，巩固边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这首著名边塞词《渔家傲》即是充满肃杀之气的边城寒秋风光与出师老无功、乡关万里愁的真实写照。词中的“孤城”，当地的地名研究者认为指的是离南梁堡不远的大顺城。

南梁地广人稀而又远离陕、甘、宁三省国民党统治中心，地方地主武装力量弱小，在当时被称作“三不管”的地方。它回旋余地大，进可以直取关中，退可以扼守山林。当地农民群众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生活极端贫困，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精神，因而长期以来武装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加之刘志丹、谢子长多次在这里开展兵运和游击活动，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这些主客观条件都非常有利于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习仲勋到了南梁二将川后，即与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战略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正川、五堡川、白马川等地的农民组织。派出吴岱峰、刘约三等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去整顿合水游击队，吴亚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丕胜组织义勇军”。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系。到1934年2月，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今甘肃省庆城县）、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和中部（今陕西省黄陵县）14个县。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1934年2月25日，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主持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根据地的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为副主席，黄子文担任秘书长。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军事、肃反委员会。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

1934年7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共陕甘边特委《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的“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各项任务，着手筹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工作，以实现工农兵临时政权向正式政权——苏维埃政府的转变。身为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勋承担了筹备大会的主要任务。

习仲勋意识到，要开好工农兵代表大会，首要的问题是做好选举出席大会代表工作。他就此次大会代表的产生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刘志丹提出代表选举要从基层做起，用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代表。但有的同志却认为根据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这种民主选举的办法不一定行得通。习仲勋解释说：“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革命委员会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即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委员。

近两个月时间里，习仲勋、刘志丹、吴岱峰和蔡子伟等在荔园堡、豹子川，经常开会研究筹备代表会议有关事宜，有计划有分工地开展准备工作。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习仲勋、蔡子伟等执笔起草了财政、土地、粮食等决议案及其它一些文件。

11月1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古庙内隆重举行。

连续7天时间，来自各界的100多名代表聚集在荔园堡古庙内一个大殿里，讨论根据地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习仲勋作为大会正式代表和主持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

代表们认真审议通过了《政治决議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大会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蔡子伟当选为政治秘书长兼管《红色西北报》。大会还决定了政府下设的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

会上，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值得一提的是，与刘志丹同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主要创始人谢子长，因1934年8月在清涧县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没有安排在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担任职务。

谢子长，又名德元，号浩如，1897年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中学时代即接受先进思想的启蒙，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榆林中学一毕业就去往山西阎锡山的军校学习，立志当一名优秀的军人，拯救国家，捍卫民族。1924年回安定县创办民团，任民团团总，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劣绅，救助穷苦百姓，被群众誉为“谢青天”。同年赴京津一带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谢子长与唐澍、李象九、白明善等组织领导了清涧武装起义。1928年5月，谢子长又与刘志丹、唐澍等组织领导渭华起义。尔后，与刘志丹一道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从事兵运工作，深入虎穴，历经艰险与挫折。谢子长始终与刘志丹并肩战斗，在创建红色根据地、与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斗争中，发挥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在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期间，指挥部队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军事“围剿”。历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等职。1934年8月，谢子长在清涧县河口战斗中负重伤，于次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去世，年仅38岁。同年，为了纪念这位红军优秀指挥员，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毛泽东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题词悼念谢子长：“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表达了对这位中共西北地区领导人的敬重与怀念之情。

11月7日，适逢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蔚蓝色的天空飘动着朵朵白云，格外明媚的阳光给初冬的陇东高原带来了阵阵暖意，荔园堡洋溢着喜庆、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

清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在荔园堡大场内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除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代表以外，还有在南梁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从周围数十里外赶来的老百姓共三四千人。大戏台上方中央悬挂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红色会标，主席台下汇集着红军队伍和工农群众。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欢庆这开天辟地当家做主的日子。大场四周飘扬的镶嵌着铁锤镰刀的红旗与各色各样的彩旗交相辉映，迎风招展，锣鼓声、口号声冲破云霄，在山谷中回响。

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庄重地接过刘志丹代表边区军民颁发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印章，随后发表施政讲话。他以洪亮、激昂的声音代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胜利！

庆祝大会有一项重要内容是检阅队伍，那是声势浩大，令人亢奋的阅兵式。边区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全副武装，迈着雄壮整齐的步伐依次通过主席台前接受检阅，展示了人民武装的昂扬斗志和勇往直前、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此刻，站在检阅台上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从注目于主席台的数千双饱含深情的眼睛中，真切地体会到了根据地军民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和期望，从而更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他的眼睛湿润了，朦胧中，他仿佛看到昂然行进的队伍中，有给他知识并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严木三老师、在狱中领导斗争，坚贞不屈的党组织负责人武廷俊、为革命壮烈牺牲的刘林圃、李妙斋、周冬至、王泰吉……他举起右手，庄严地行了个军礼。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习仲勋的积极组织、辛勤工作下，很快，十几个县级革命委员会或办事处等临时红色政权相继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府，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呈星火燎原之势，锐不可挡。

由此可知，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西北地区第一个边区级的体系完备的苏维埃政府，是建立了边区、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层次分明、组织齐全的苏维埃政府。红色政权的建立与稳固，凝聚人心，鼓舞着边区军民的革命斗志；汇集力量，推动生产的发展，促进群众生活的改善。

博得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人类史上朝代更迭，国家中兴，民族图强的自然法则。黎民百姓若大厦的基石与主体，失之，大厦将倾；得之，风雨如磐。

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等政府领导为了推动陕甘边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制定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軍事政策、文化教育政策、肃反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和各种社会政策，从而，使南梁政府深得民心，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就已经开展了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权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等发动根据地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议案》的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这些政策、法令的内容主要包括：

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它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雇农或缺少土地、耕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留给其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

川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依需要和耕种能力按户划块；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以满足贫穷农民的迫切要求，调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住在苏区的红军战士，都应分配给土地；白军士兵暂不分配给土地，应分部分暂留作公用。

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土地，随着苏区的发展逐步扩大分配土地的区域；中心区域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各地互相调剂余缺。

为了使上述政策得到充分贯彻执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和各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认真履行土地革命法令、政策，组织群众、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南梁中心区域的分配土地工作是从1934年春开始的，在华池县及庆北县的柔远、温台、城壕三个区进行了分配土地工作。整个苏区分配土地工作是从1935年秋季全面展开的，中心是解决土地的所有制问题。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也先在阳坡头等乡村搞分配土地的试点，接着在正宁县湫头区的西头、范家洼、南邑、吕家沟圈、洼坡岘、岘子等地开始分配土地。不久，新正县苏维埃政府派出工作组在三嘉、长舌头区及湫头区各乡分配土地，确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陕甘边区分配土地工作历时两年之久。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时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制定并发布了《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规定了豪绅、地主兼商人、游民无产者、宗教职业者、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分子、土地革命前去当白军团丁的分子及其家属、逃跑的群众、反革命分子等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领导广大群众正确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诉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发展根据地经济。在习仲勋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要让广大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上，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依循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的精神，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其内容是：

设立集市，发展贸易，保护小商贩，鼓励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边区货币，建立苏区金融体系。繁荣苏区经济，改善边区人民群众生活。

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障军粮供应，保证人民生活。苏区政府的财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或在市场购买。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对农民不征粮。争取“二流子”（指那些游手好闲、骗钱害人、装神弄鬼、不务正业的人）参加生产。

对红军家属、残疾人、孤寡者实行救济。建立牧场，喂养猪羊，减轻人民负担。

当时，南梁地区地处偏僻的山区，农村经济十分萧条，没有商业贸易活动。正像当时参与南梁根据地建设的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后来回忆的那样：“原来当地没有什么贸易，只有几个行商，拿几匹布在山沟换些羊皮，除此没有什么生意。老百姓粮食卖不出去，没有什么家庭副业，自己打粮自己吃，完全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

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地的生产，满足群众的生活需要，习仲勋等人十分注重商业贸易工作，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每逢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猪羊、牲畜、家具、山货、布匹、粮食、小吃及其它生活用品，生意兴隆。习仲勋经常到集市上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对白区来的商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采取各种办法，同白区比较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了鼓励商贩来苏区做生意，在习仲勋的指示下，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和羊只廉价卖给白区的商贩，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白区的商贩把苏区紧缺的布匹、食盐、药品等物资运进来。

当时，有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边区，见了红军哨兵就塞纸烟和钱，红军战士把钱摔到商人脸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习仲勋闻讯后，即派干部去向白区来的商人道歉，说明道理，并告诉那个红军战士要懂礼貌，应对商人讲明红军纪律，再退回烟和钱，这样鲁莽是不好的。商人连连说：“我不知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给苏区输进货物。为了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商贩们或昼伏夜出，或买通敌人的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白区与苏区的物资流通渠道。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也发展了。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荔园堡的集市交易活动却逐渐冷清下来，出现了低潮，“集市来的人不少，就是没有做生意的。”对此，习仲勋高度重视，了解原由。习仲勋等政府领导通过走訪、调查，终于找到了症结：“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食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边区经济，习仲勋决定自己动手，印制货币，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但是，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机器，怎么印制货币？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没有印钞机器，就刻制木板印刷货币；没有纸张，就用粗布代替，制成布币；怕布币褪色，就在印刷好的布币上刷麻油，用热油处理；缺乏技术人员，就从敌占区“请”人才上“梁山”。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了政府银行，在白马庙川的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造币厂共有3名工人，其中就有1934年3月底在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时，红军在元城战斗时“请”来的那位绅士高明山。在习仲勋和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感召下，高明山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积极出力献策。他利用自己的技术，反复实验，用手工印制成了苏币，票面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苏币共印制了3000元，群众称之为“苏票”。

但是，“苏票”刚开始进入市场流通时，并不顺利，群众对“苏票”持怀疑态度，去集市时也只是观望，不做买卖，商人们更不乐意要“苏票”，怕亏本。为了打消群众和商贩的顾虑，取信于民，习仲勋指示边区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市场上设立了4个苏币与银元兑换处，一元“苏票”兑换一元银元，群众和商人都可以直接用苏币兑换银元，但不允许用国民党的货币兑换银元。这样，苏币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集市又活跃起来，老百姓对苏票这种印刷很粗糙的票子和银元一样喜欢了。“苏票”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将国民党的货币驱逐出边区市场，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繁荣边区经济奠定了基础。

南梁地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为了改善边区群众的生活，习仲勋十分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予民生息方针，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边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经费开支，主要向豪绅地主索取，依靠打土豪作为主要财政来源。政府在各地设立了收购站，按市价收购上市的粮食。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牛羊和财产，除分配一部分给贫苦农民外，还留一部分作为政府、红军和游击队的公粮、公畜。政府办了一些小牧场，把留下来的牛羊集中牧养，以备军需。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红军、游击队一律实行供给制，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首长到士兵，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筹措，统一安排，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强化廉政建设，建立严格的法规制度。“我们政权建立后，把廉政当作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节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我们定了法，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就要枪毙。”习仲勋后来回忆说，“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因为刘志丹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了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十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高岗犯过纪律，就曾受到撤职处分。”由于边区苏维埃政府对党政工作人员犯法不但予以惩处，而且加重处分，或者从重治罪，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边区上下，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到基层各区、乡的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列宁小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习仲勋非常重视发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且身体力行。在这方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些法令和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干部；兴办列宁小学，提高根据地人民及子女的文化水平。

当时，南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南梁地区没有一所学校。1934年2月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即在荔园堡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郝建德、张静文（女）任教员，在校学生六七十名，校舍是没收地主的一所房子，设备十分简陋。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课桌，垒土台当凳子，用石板当黑板，刮锅底灰当墨汁。教材先用《三字经》，后来自编了油印或手抄的课本。开始编的课本内容有些空泛，如讲“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之类的话。刘志丹说：“要先讲爱国爱民的道理。”他还说：“老先生讲孝道是可以的，孝就是尊重老人，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如果红军不孝顺，那就会失去民心。”后来，文化委员长蔡子伟亲自为学生编写课本。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朗朗上口，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又是思想教育课，如“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两导师。”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又在合水县太白镇等其他乡村陆续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成人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同时，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法规，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条例，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习仲勋在陕甘边区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十分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能够发挥每个知识分子的作用。张景文是一名从西安来边区的女知识青年，写得一手好字，左右两手能同时挥毫，性格开朗，思想进步。习仲勋注重发挥她的作用，分配她搞宣传，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派到列宁小学当教员，后来担任了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为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随着南梁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部队和地方政权都迫切需要大批党政军骨干。1934年10月，在刘志丹、习仲勋的主持下，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张家岔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问题。政治课包括“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定”；文化课因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基本以扫盲为主；军事课包括“制式教练”、“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刘志丹亲自担任军事课教学。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习仲勋进一步加强了干部教育工作，红军干部学校改为陕甘边区党政干部学校。培训对象除来自红军外，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选派的地方干部。办了两期培训班，前后共培训干部200多人。这些干部结业后，多数回到了原工作单位。党政干部学校的创办，提高了军政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1935年7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的这所陕甘边区党政干部学校迁至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发展成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又与中央红军的干部营（原中央红军干部团）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易名为西北红军大学。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后来，抗大几经变迁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由此可知，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正是后来的抗大和今天的国防大学的前身，在红军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分清界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统一战线方面作了相关规定，并认真实践。

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坚决消灭；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如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和惯匪杨谋子部等，红军采取了坚决打击和消灭的方针政策。而对黄龙山、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在党的教育和政策感召下，193年10月，郭宝珊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率领120余人进入苏区，参加了红军。翌年1月10日，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在荔园堡将郭宝珊所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委，下辖三个大隊。西北抗日义勇军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一支主力部队。

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那种既不反对，也不愿接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之转变对共产党、红军和红色政权的认识，并向苏维埃政府靠拢。

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的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缠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予以改造；对白军俘虏一般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

严格界定，正确开展肃反工作。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是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肃反工作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明确作出如下的政策规定：

对犯人分别主犯与从犯；对属于敌探及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一般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若群众愿出面作保，且不杀也无损于革命的，可以保释予以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镇压的政策；一般豪绅地主只向其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处决人犯需经过群众大会，不搞秘密杀人。

加强军事斗争，开展“扩红”运动。习仲勋等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各种战斗动员条例和一系列的军事政策，内容包括：

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度；在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础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

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战斗锻炼和军事训练，成连、成排地编入红军主力部队；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武器弹药主要靠向敌人夺取，并收缴豪绅地主的武器。收缴到的武器归收缴者使用；鼓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武器给予特别奖励。

对红军阵亡战士，不论是正规红军还是赤卫军、少先队，均发给埋葬费，对其家属实行抚恤政策。

这些法令和政策施行后，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根据地人民立即掀起了“扩红”运动，红色武装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扩大。红四十二师的兵力扩大到2000多人，各路游击区的游击队扩大到3000多人，赤卫军也发展到5000多人。红军的战斗力迅速增强，队伍规模不断壮大，粉碎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军事“围剿”。

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等“十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造出非凡的革命业绩。许多开创性工作，体现了领导者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苏维埃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令，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真诚拥护，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南梁苏区的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南梁成为贫苦农民向往的好地方。

历史证明，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1934-1949）正式的工农民主政府，它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具体实践的结晶，它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耿耿丹心

1936年6月的一天，一个身穿红军服挎着照相机的外国人，在一支红军小分队的护送下，由北平秘密赴陕北苏区采访。进入陕甘边根据地后，他一边赶路一边不时地拿起相机拍照，这个人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的心情特别激动，因为他知道，当双脚踏上这片地球上最厚的黄土时，就已经真实地跨进了他一心向往的红色的大门。门里边就是红军，就是中国共产党。

途中，斯诺不止一次听到战士们唱起一支陕北民歌：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虽然斯诺学会的汉语有限，但歌词中反复出现的“刘志丹”三个字，他记住了。而此时，刘志丹牺牲已经两个月了。

后来，在《西行漫记》中，斯诺详细地记述了刘志丹的生平和功绩，他说：“刘志丹是个现代罗宾汉，怀有山里人对富人的仇恨。在穷人中间，他成了救星；而在地主和放债者中间，他又是上天的神鞭。”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1903年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早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192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四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冯玉祥部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主任，此时，刘志丹只有23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刘志丹、谢子长等打入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从事兵运工作。因1927年10月清涧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意识到，在国民党控制区发动武装暴动已经不符合斗争实际，应转向对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搞兵运。

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策动不同规模的兵运70余次，均未成功。刘志丹几次被捕，几度死里逃生。痛定思痛，刘志丹终于意识到，依附军阀不是长久之计，革命必须有自己的队伍和自己的根据地，走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

建立红色武装的当务之急，是搞到一批武器弹药。

奔腾的葫芦河怀抱着甘肃省合水县这座叫太白的小镇。这里地处陕甘交界，有数千人口，出产玉米、白瓜子和大米。1930年9月28日，刘志丹的队伍突然出现在这个小镇上。

这是刘志丹率领“三道川事件”后剩余的29人组成的骑兵队伍，穿着陇东民团军的制服，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号进入太白镇，来向陇东民团军驻守太白镇的24营“商借粮草”。24营营长黄毓麟思想反动，专门跟共产党作对，还祸害当地百姓。刘志丹之所以选定24营，一是他的“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和太白镇的24营同在甘肃陇东国民军司令谭世麟旗下，“商借粮草”说得出口；二是借机杀掉黄毓麟，为民除害。刘志丹的队伍住在太白镇一个只有一栋平房的蒜客店。当天深夜，刘志丹秘密约见在陇东民团军驻太白部队任职的赵连壁了解敌情。赵连壁向刘志丹介绍了敌人的布防情况。得知24营3个连，镇上驻着第一连，黄家砭駐着第二连，林锦庙驻着第三连，兵力比较分散，宜于各个击破。根据敌人的布防情况，刘志丹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智取枪支的计划。

因为刘志丹在谭世麟那里没有暴露身份，所以他就公开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号开进了太白镇。黄毓麟见是自家人，便出面接待。刘志丹与黄毓麟巧妙周旋，称兄道弟，使其不生疑惑。

从9月29日早晨到30日晚上，刘志丹的人分别与黄毓麟的人进行了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工作，以麻痹、迷惑敌人。并虚张声势，扬言后面还有大批部队要来。

10月1日晚饭时分，刘志丹以“宴请”为名，与24营官兵“酒宴联欢”。席间，营长黄毓麟、副营长王凤珠有所察觉，正欲拔枪，被刘志丹迅速击毙。

听到枪声，刘志丹的各桌陪席的弟兄或扔掉酒壶或摔碎酒杯，端起枪对着喝得半醉的黄毓麟的官兵大喊一声：“把手都举起来，缴枪不杀！”那些人或不知所措或呆若木鸡，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已被缴械。也有清醒的操起枪反抗，刚拉动枪栓，子弹还没上膛，就被击毙了。紧接着，刘志丹指挥他的弟兄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第二连。而后，刘志丹率部向林锦庙进发，在林锦庙外面俘获了该营三连连长马建有，并迫使他下命令让他的三连缴械。此次行动，毙敌10余人，俘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60余支、骡马3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有名的“太白夺枪”。

刘志丹把缴获的粮食、衣物都分给了穷苦百姓，刘志丹“太白夺枪”的故事则在陕甘边区广为流传，老百姓都知道了刘志丹的队伍是为百姓做事的，刘志丹就像传说中惩恶扬善、劫富济贫的大侠。

“太白夺枪”是中国共产党在陇东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的第一枪，揭开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

“太白夺枪”后，刘志丹建立了南梁游击队，几个月后队伍就由40多人扩展到400多人。游击队在南梁堡、东华池一带山林中出没，袭击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民团。这是陕甘边地区第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

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和阎红彦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对外称西北反帝同盟军，队伍超过千人。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任军长，开辟了栒邑、淳化、耀县、三原、宜君5县边界山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

此前，1932年初，刘志丹、谢子长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一带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在广泛动员群众的基础上，于3月22日，在湫头乡新庄子村岳王庙附近的大场里，召开了寺村塬72个村农民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议程有五项：宣布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的决议和法令；成立革命委员会；分配粮食和游击队给养问题；建立赤卫队；号召推翻正宁县豪绅地主统治。会上经选举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成立地点在寺村塬，故称其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会议决定，宣告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决议和法令，以农民代表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宣言：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县政府、区公所均被推翻！会议决定没收所有地主富农的粮食，一部分分给贫农、雇农、中农和苦力，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给养。会议决定组建赤卫队，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由群众选举分队长1人；乡或七八个村成立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各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部，设正副队长各1人，参谋1人。并以同样的组织形式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均属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年8月2日，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随之解散。

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寺村塬开展的革命活动，是陇东地区武装闹革命以来土地革命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一次。在这次革命斗争中诞生的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中共陕甘边历史上成立的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开创了陇东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它虽然在时间上只存在短短的5个月，但它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它传播了革命的种子，打击了地主豪绅，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为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的重新恢复，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中共陕甘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陕西省委书记杜衡自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红二团在陕甘交界地带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壮大，创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

1933年4月，杨虎城以4个正规团和6个县民团，分四路围攻照金根据地，被红军一一击退。正当革命形势好转时，时任陕西省委书记、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却强令红军南下关中创建新苏区。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渭南、华县、洛南一带后，很快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而终遭失败，一百余名红军官兵血洒疆场，饮恨终南山。

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离开部队。7月，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不仅详细供出了陕西、甘肃各地党组织及党员活动情况，还亲自带领敌人到三原和渭北地区逮捕了数百名中共党员和積极分子。

红军主力覆没，陕西省委及各地党组织解体，渭北游击区和照金苏区相继失陷。一连串的失败，使一度生气蓬勃的西北地区革命转入低潮。

1933年10月照金根据地的中心区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领导机关和红军面临无立足之地的严峻形势时，就引发习仲勋和许多同志对陕甘边区革命前途的思考：在哪里建立一个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发挥游击作战特点，不断巩固和壮大红军力量的根据地？当大家苦苦思索之时，转战途中的刘志丹提出在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张。这与习仲勋的思路十分契合。时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刘志丹郑重建议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立即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和创建根据地等重大战略问题。这一主张得到了陕甘边区特委领导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的一致赞成。

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清算杜衡的“左”倾错误。王泰吉、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高岗、秦武山等党政军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在认真总结寺村塬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讨论，集中全体与会同志的智慧，做出了三项重大决策：

一、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将西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为红三团，将红四团改编成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

二、向陇东南梁进军，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三、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重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逐渐把陕北、陇东和关中连结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包家寨会议做出的三项重大决策是相辅相成的，其核心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将陕甘边武装斗争重点转移到陇东南梁地区。这样，就解决了“在哪里建立根据地”这个关乎全局而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解决了到哪里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后，还需解决怎样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一策略问题。当时，在整个西北乃至北方地区，除陕甘边区外，还没有任何的红色区域，陕甘边区红军孤立无援，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很快会受到敌人的重兵围剿，如果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根据地建设模式，南梁根据地也不能巩固和发展，也同样会面临陷落的命运。据此，刘志丹、习仲勋等逐渐认识到：红军只有一个根据地不行，我们要多建几处，经常换个窝住，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由此，包家寨会议做出的建立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的方略，既可保证南梁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也使陕北、陇东、关中游击区的斗争得以开展，从而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战略目的。这种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后来赞扬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很高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刘志丹、习仲勋等在陕甘边区创造的这种以一个根据地为主，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根据地建设模式推广到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实践当中，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形象地说明了多个根据地的相互依托、相互配合，敌我相互包围和反包围这种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懂围棋的人都知道，在下围棋时，任何一方要想在对方的包围中生存，必须“做眼”，而且必须做两个以上的“眼”才能生存和获胜。用“做眼”来比喻刘志丹、习仲勋等创造出来的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包家寨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了开辟根据地的新模式，它是陕甘边武装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陕甘边区革命进入大发展的新起点。

包家寨会议以后，首先进行的是莲花寺整编。莲花寺，位于合水县葫芦河北岸的平定川口。1933年11月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全师共500余人，战马200多匹。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师、团成立了党委，师党委书记杨森。在各个连队都成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

莲花寺整编是陕甘边区党的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这次整编中，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了四十二师，加强和扩充了主力部队，对陕甘边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此，新的红军主力和游击队按照包家寨会议的既定方针，在陕甘边区更广阔的战场上展开了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

为了实现建立南梁根据地的战略目标，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立即兵分两路，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

东路由师部率红三团向东北出击，进击咸榆公路，横扫沿线的地主武装；西路由骑兵团向西北出击，经柔远川、二将川直捣南梁地区的敌军据点，沿途横扫地方反动武装。

荔园堡战斗后，南梁地区的反动武装闻风丧胆。骑兵团乘胜追击，在阎家洼、赵家沟一带肃清了小股国民党军和地主民团，后又全歼新堡民团，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旗开得胜。红四十二师领导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广泛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开展建立和巩固陇东第二路游击区工作。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地方机关和师后方留守分队，安置伤病员到平安川、豹子川治疗休养。

红二十六军主力和地方武装配合作战，不到一年时间，就拔掉了国民党近百个据点。以南梁为中心的陇东革命根据地扩大到东至豹子川、南至东华池、西至柔远川、北至吴堡川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相继建立了临时乡政权——农民联合会，组成了近千人赤卫队。

当地群众唱起信天游：

雞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南梁苏区的初具规模，南梁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让国民党惊恐万分。1934年2月下旬，国民党当局纠集8个团的兵力及各地方民团，分八路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将西北主力红军一举歼灭。

刘志丹等红军领导根据敌我态势，确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牵制和抗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主力转入外线歼敌的作战方针。根据这一部署，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主动打击敌人，连获胜利，但也造成了根据地纵深地带兵力空虚。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勋坚守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反“围剿”斗争。

5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国民党军一个骑兵营与地方保安队相配合窜入豹子川一带，向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的荔园堡寨子湾方向进犯，并形成合围之势，妄图一举消灭边区指挥机关。习仲勋等边区领导得到敌情报告后，立即集合游击队和后方留守人员主动向二将川撤退，同时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人员迅速进入深山密林中隐蔽。

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到处烧杀抢掠，大肆捕杀乡村苏维埃政府干部、共产党员和红军伤病员。之后，又沿河川上窜到保安县芦子沟，穷凶极恶地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习仲勋得知刘志丹的妻女和父亲刘培基老先生被迫躲进深山的情况后，心急如焚，随即派人将刘志丹的亲人秘密接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荔园堡。

7月23日，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阎家洼子，与师长刘志丹、政委高岗率领的红四十二师会合。

刘志丹、习仲勋与谢子长是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之际分手的，这次老战友在自己的根据地久别重逢，心情无比激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召开欢迎大会，杀猪宰羊，慰劳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

7月底，陕甘边区与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在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30多人参加了会议。因红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会议在总结讨论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根据地工作和任务的同时，决定由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红三团随谢子长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进一步推动陕北游击斗争的发展。

1934年10月至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蒋介石调集陕、甘、宁、豫、晋、绥6省7个师计5万多兵力，又一次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围剿。国民党军兵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避实就虚，红军主力再次转入外线作战，歼其一路或两路，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留守根据地，与敌周旋。习仲勋仍留在南梁，担负起组织领导保卫根据地和筹集粮草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

红军主力在对阎锡山军队的一次作战中，红42师2、3团和抗日义勇军采取围城打援战术，歼敌一个整团，再次作战缴获一架被击伤后迫降在绥德的敌战斗机。

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先在保安县吴堡川伏击作战获胜，11月16日又长途奔袭环县曲子镇，在庆阳游击队配合下，击毙国民党区长，俘民团团长及部下近百名，缴获战马多匹、长短枪五六十支和一批弹药物资。之后，红军部队攻打楼坊坪、奇袭长武城接连得手。在红军和游击队的不断打击下，迫使国民党其他各路围敌撤退，“清剿”苏区计划破产。

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持续了一年之久，以红军胜利结束。其中合水西华池一仗打得最为漂亮。

1934年4月2日中午，42师3团正在埋锅造饭，敌王子义团两个营和直属机枪连尾追上来。接到哨兵报告，刘志丹当即命令3团抢占有利地形，正面迎击，并亲自跑去通知骑兵团赶来，迂回包抄，前后夹击。

两个小时战斗结束，红军以牺牲四五人的代价毙伤、俘虏敌人600多人，缴获数十匹骡马。除了长短枪之外，陕甘红军第一次缴获迫击炮、马克沁机枪等重武器。红军战士高兴得围着迫击炮又跳又唱，喜欢得行军时轮流抬着不让骡马驮。

1935年2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二团北上，与在安定县灯盏湾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及反“围剿”问题进行了研究。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在一起，统一领导。同时，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习仲勋任工委委员。此前，陕北苏维埃政府已于1935年1月29日在安定白庙岔成立，翌日陕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七军。

1935年2月，国民党当局调集陕、甘、宁、晋、豫五省军阀，计4万余兵力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蒋介石亲自电令其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令其“相机进剿，以绝根除。”

在国民党军重兵逼近的形势下，习仲勋和政府工作人员按照中共西北工委“暂时撤离南梁”的指示，积极做撤离南梁的准备工作。

4月13日，正是农历三月十一日荔园堡逢集的日子。这一天，马鸿宾部突然进至荔园堡。习仲勋带领后方工作人员和保卫队、庆阳游击队百余人，迅速撤离驻地寨子湾，向以东方向的洛河川转移。马鸿宾部发现边区政府机关转移，即派出500余兵力尾随追击。4月14日，习仲勋所率的后方机关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处的张岔岭被追敌包围。赤卫军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关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待再退到十里以外的瓦子川时，才摆脱了敌人追击。梅生贵右腿负伤，但仍将身上仅有的5发子弹射向敌群，后被俘遭敌杀害。

马鸿宾部探知先前撤离的习仲勋及政府工作人员去向后，又纠集数百兵力包抄过来。情况十分危急，习仲勋果断决定分散突围。他骑一匹白马，冲出重围。脱离险境后才发现，自己的双脚被马镫磨出了两个血洞，催马疾行留下的条条鞭痕竟把白色战马染红。

习仲勋脱险后，集合起分散突围出来的百余人，暂时在阎家洼休整。由于边区苏维埃政府撤退时，有组织地坚壁清野，躲藏隐蔽，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既找不着人，也没有粮食，甚至连做饭用的锅也无法找到。他们便气急败坏地搜山、烧山，向山林开炮，同时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边区政府领导成员。声称：抓到习仲勋，赏大洋两千块、马两匹。

在陕甘边区党政机关主动撤离南梁转移到洛河川时，红军主力接连取得了反“围剿”战斗的胜利。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华池县田崾岘村消灭国民党三十五师骑兵团一个连后与陜北红军协同作战，在以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200多人，缴获步枪3000多支，轻重机枪200多挺，迫使敌军撤退，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同时，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六座县城，红色区域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覆盖了东起黄河，西至环江，北到长城，南连淳耀的广大地区。

1935年7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7个师、宁夏马鸿逵的3个骑兵团连同原先参加“围剿”的军队，总兵力达15万人，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协同作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先后取得了三皇峁、老君殿、高家塌、慕家塬、定仙、横山战斗的胜利。

9月，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对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以重兵加紧对西北苏区进行“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此时，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已持续了两个多月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然而，在陕甘边区的“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不去考虑如何进行防御和阻击，却错误提出：向西南发展，争取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再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又专门研究所谓“肃清右派”问题，确定进行肃反，并认定所谓“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肃反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以致酿成大错。

历史总是擅长用细微的潺动展开波澜壮阔的剧情，也总是奇迹般地保存着时代的潮流与希望。

1935年9月18日，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在哈达铺部队休整期间，聂荣臻发现了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面有一篇文章说，共匪刘志丹连克陕北5个县城。共匪有5万多人，来去无影踪，大有东渡黄河，觊觎晋西北的趋势。聂荣臻看后，觉得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讯息，便派人送给时任参谋长的叶剑英，而后转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方知陕北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一片根据地。于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将目光投向陕北，决定在陕北落脚。

9月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要求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后再根据这些名单不断扩大肃反范围。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逮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

10月19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方得知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党政军领导已身陷囹圄，命悬一线，当即以党中央的名义发电报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派人去营救刘志丹、习仲勋等人。

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三人带一个排和一部电台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领导干部已被拘捕的消息无误。同时，得知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已进行一个月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区委组织部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200多名优秀干部，有的竟被活埋，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削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有些地方的群众在地主、富农的煽动下跑出苏区，敌人乘机向根据地进攻。一时间，原本轰轰烈烈大发展的西北根据地变得人心惶惶，危机四伏。”（《马文瑞回忆录》）而国民党调重兵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使红军难以应对，形势十分严峻。于是，将这些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毛主席闻之，悲愤不已。

此前，10月1日，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红十五军团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歼国民党东北军一一〇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3700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采，取得了劳山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鼓舞了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

刘志丹是信仰坚定、意志顽强、富于牺牲的人。

10月6日，即十五军团庆祝劳山大捷的第二天，为了逮捕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肃反组谎称要刘志丹去根据地首府瓦窑堡开会。刘志丹走到半路上碰到从瓦窑堡来，去前线给十五军团送信的通讯员。通讯员是陕北人，认识刘志丹，就把信交给了刘志丹，说是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信。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下命令逮捕自己。他对“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但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强压怒火，坦然地把信交还给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随即翻身上马，一路直奔瓦窑堡，打算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不要逮捕前线其他红军指挥员。刘志丹回到瓦窑堡，没顾得上回家看一眼妻子和孩子，就直接来到军委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没让他喝一口水，更不容他分辩一句，就给他带上手铐脚镣。刘志丹平静地说：“如果我是反革命，会自己来吗？”心虚的戴季英，无言以对，干脆将刘志丹的战马也关了起来，同时又把他的带着五岁女孩的妻子同桂荣也打入了劳改队。面对随时都可能被枪毙、活埋的残酷现实，刘志丹泰然处之，他对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

10月24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后，召开工作会议，吸收地方党支部书记以上同志参加。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撤销西北军委，成立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和中央民主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承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北苏维埃政府。同时决定：张闻天、李维汉、驻西北办事处主任秦邦宪、新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董必武等先行到瓦窑堡，调查处理错误肃反问题。11月初，中央组成了秦邦宪领导下由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问题。

时任中央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若干年后在《王首道回忆录》一书中回忆，“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11月3日，毛泽东在下寺湾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等率中央机关直接去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应对第三次“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国民党军。

11月7日，张闻天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甘边区错误肃反问题。先期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了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中强加给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人的是“莫须有”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得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翻。经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十八位同志被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11月11日，在第二高小礼堂召开平反昭雪大会，王首道代表党中央向受害同志道歉，向冤死的烈士致哀。12月3日，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后，立即听取了王首道等同志的汇报。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習仲勋等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均应释放，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直接执行这次错误肃反的聂洪钧、戴季英以纪律处分，并在中共中央党校批判戴季英的严重错误。

12月13日，毛泽东由南部前线秘密回到瓦窑堡，第二天就见到了刚出狱几天的刘志丹。毛泽东诚恳地说：“你和陕甘边的同志受委屈了。你们创建和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有了落脚的地方。”刘志丹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果断处理，他激动地说：“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挽救了我们！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都好办了。”在窑洞里围着火炉，毛泽东和刘志丹谈了很长时间。告别时，刘志丹无意中看到毛泽东脚上穿的布鞋已破得张开了口，回去就让妻子同桂荣给毛泽东赶制了一双棉鞋。

刘志丹等人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释放了！”“习仲勋释放了！”“陕甘边根据地有救了！西北苏区有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毁掉，中央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仅两个月时间，就同西北红军共同作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军事“围剿”，使蒋介石欲摧毁全国仅存的一块红色根据地的梦想破灭了。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设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周恩来任主任，刘志丹担任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卫司令。1936年2月，中央任命刘志丹为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宋任穷为政委，率军东渡黄河，赴山西开辟根据地，打开抗日通道。而习仲勋被派往陇东环县任县委书记。临行前，习仲勋去看刘志丹。刘志丹紧紧握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仲勋，向挨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的。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习仲勋听着，连连点头。临别时，刘志丹把习仲勋一直送到窑洞前的山坡上。走了挺远，习仲勋回头望去，刘志丹还在挥手。他不会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与阎锡山部队的战斗中，视察前沿阵地时，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弥留之际，他对政委宋任穷说了最后一句话：“一定把敌人消灭，解放这个地方”。

习仲勋得知刘志丹在东征战役中不幸牺牲的消息，已是三个月后。也许因为习仲勋对刘志丹的感情很深，同志们都不想使他伤心难过，在习仲勋随主力红军西征时对他隐瞒了噩耗，也许由于戎马倥偬，使同志们没顾上对他谈及这件伤心事，但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他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战友情深似海，这情感以致成为习仲勋数十年间绵绵不尽的思念。据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到了晚年，当他听到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时，还会说：你们知道不，那歌里唱的三哥哥就是刘志丹呀！说完，他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爱上那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1979年10月，习仲勋还在《人民日报》发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一文中，追忆当时的情景：“没有想到，4月14号，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志丹在前线不幸阵亡。三个月前，我和他的那次告别，竟成了永诀。我们敬爱的刘志丹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陇东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没有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6年4月24日，刘志丹的遗体运回瓦窑堡，方圆数百里的群众赶来为刘志丹送行，周恩来等亲抚灵柩，将刘志丹安葬于瓦窑堡城南的一个果园里。四月梨花盛开，洁白如雪，一如刘志丹圣洁的心灵、无瑕的人生。

194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延安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移灵公祭大会，朱德代表中央和八路军致词。大会上的一首哀乐延用至今，而它首次奏响时的歌名为《公祭刘志丹》。

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则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

同年，为了纪念刘志丹，他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阳湾的桃树河畔上柳，共产党来了跟上走。长枪短枪马拐子枪，跟上刘志丹上南梁。”这首优美、婉转的陇东民歌至今依然回荡在南梁大地上。

别有洞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哟/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这首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优美欢快的陕北民歌《解放区的天》唱出人们的心声，抒发人们喜悦的心情，表达了苏区人民对共产党和政府由衷的热爱与赞颂。此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为流传，成为中国革命文艺史上的经典之作。

南梁苏区，正是歌中的那片天地。

南梁政府注重發展教育事业，下力气培养有知识、有理想、有信仰的新一代。继1934年3月在南梁荔园堡办起了边区第一所列宁小学后，1940年9月，又创办了边区第一所中学——陇东中学。

那是1940年初开始构想的。此时，陕甘边根据地已有小学278所，入学儿童6195人，但陇东6县却没有一所中学。孩子们小学毕业后，只有去国统区西峰镇上中学。山路崎岖，路途遥远，使许多农民家庭的孩子望而却步。

“必须改变这种教育滞后的状况，以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适应革命形势和苏区发展。”南梁政府的决策者做出了建立陇东中学的决定。

1940年3月，组织派陆为公、孙萍筹建陇东中学，并要求半年时间完成。

筹建，面临两大问题：一是选址，二是经费。1940年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庆阳县是陇东分区的西大门，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又因这里交通相对便利，社会秩序稳定，于是，校址便定在庆阳城的文庙。通过改建粉刷，大成殿成了学校的大礼堂，周围一些小的庙宇，则改造成了教室和学生宿舍；经费只拨给2000元，不足部分通过自力更生解决，也就是自己找木板做书桌、板凳，打石头、捡砖头垒建修筑。

从4月到8月，苦战五个月，一个有礼堂、有教室、有操场、有宿舍、有伙房，初具规模的陇东中学建成了。9月1日，陇东中学宣告成立并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时任陇东特委书记的马文瑞兼任校长，曾任北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赵长远任副校长并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得知，欣然为陇东中学题写校名（为一所中学题写校名，毛泽东一生只有这一次），朱德、刘少奇也为陇东中学题了词。

庆阳城西的马莲河泛起浪花，绵延的桥山展露笑颜。

陇东中学，名播陕甘。作家袁静、孙萍、艾提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赴校任教。著名作家丁玲也随延安鲁艺学员来校体验生活。一时间，陇东中学名人荟萃，群星璀璨。

同样由毛泽东亲笔题词的还有《陇东报》。

陇东的新闻工作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创办了不定期报纸《红色西北报》。新生的红色政权还在边区创办了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组建了一支庞大的新闻队伍。

1937年10月，在陇东特委书记袁国平的支持下，《救亡日报》以“陇东通讯社”的名义在庆阳城创刊，1938年改为《救亡报》，1942年改为《陇东报》。1942年7月7日，当《陇东报》出版474期时，时任陇东地委书记的马文瑞呈请毛泽东为报纸题词，毛泽东欣然题写了《陇东报》的报名。在陕甘边区保卫战的艰苦年代，《陇东报》随地委机关转战各地，始终为陇东军民传递党中央的声音，报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鼓舞着人们的信心和斗志。

“解放区呀么嗬嗨/大生产呀么嗬嗨/军队和人民西里里里嚓啦啦啦嗦罗罗罗嗨/齐动员呀么嗬嗨……”这是一首描述1940年前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产自救的歌曲。作者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抗日救亡歌曲《松花江上》的词曲作者张寒晖。这是张寒晖来陇东地区华池县采风时创作的，歌名为《军民大生产》。这首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点燃劳动热情，焕发革命斗志的歌曲，一经演唱，迅速流传，从南梁到延安再到整个西北苏区，连周恩来副主席都会唱，还在群众劳动现场打拍子指挥呢。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也翻开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篇章。然而，素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为敌的蒋介石，很快露出了他的两面派嘴脸。他一边高喊着“同心驱逐日寇”的口号，一边挥动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棒，对解放区进行残酷扫荡与围剿，对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肆意逮捕与杀害，妄图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红色地方武装一举歼灭。1939年1月，国民党实施“容共”“防共”“限共”政策，中止了对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预算补助，数十万国民党部队全面封锁了陕甘宁特区南部和西部边界。而日军则大举进攻，疯狂占领，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陕甘边根据地进入创建以来最为艰苦的岁月，军民几乎到了没衣穿、没油吃、没鞋袜、没被子的地步，就连毛泽东开会作报告也穿着带补丁的衣服。

为生存，为发展，更为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并率先在杨家岭的办公室前面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朱德总司令背着箩筐到处拾粪积肥；周恩来副主席则成了边区的纺织能手。

1943年3月，八路军385旅770团，在团长张才千的带领下，开进南梁大凤川，垦荒戍边，发展生产。

当时的大凤川人烟稀少，野兽出没，草木杂生，十分荒凉。但770团的指战员们挖野菜、摘野果、采蘑菇木耳、打野猪野兔以度粮荒，搭草棚、挖窑洞以做营房。同时，利用废钢铁铸造各种生产工具，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深山密林中创造了自给自足的奇迹。

1944年11月，770团奉命南下，开赴抗日前线。离开大凤川时，在大、小凤川交界处立石刻纪念碑一座，记述了全团屯兵生产的业绩和英雄模范人物，以记载这段充满艰辛，也书写自豪的峥嵘岁月。

几乎与770团同时开进大、小凤川及附近川道的还有抗日军政大学（前身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七分校的800多名教职工和5200多名学员。学员中大多是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的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还有不少的女娃，看上去满脸稚气，原来他们是抗大几所附属中学的学生，以及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

在校长彭绍辉的带领下，七分校的师生用随身携带的镢头、枪杆、笔杆“三件宝”，在荒山野岭里学政治、军事、文化，开荒种地、烧炭、纺纱织布、养猪放羊。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進/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这是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它响彻陕北高原，也回荡在南梁苏区。

朱德总司令的儿媳赵力平也是抗大七分校的学员，当年，她还不满15岁。多年后，她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过这样深情的讲述：

“我们两个女学生队，分一队、二队，将近400人，但不在一起。吃的是土豆小米饭，一个月也吃不上一顿白面。男同志开荒、种地、打窑洞，女同志纺线、织布、做衣服。山里的冬天很冷，不好过，所以每年冬季到来前，就得把棉衣做好。一开始，纺线没有纺车，就自己动手制作纺车。河北人会做，就教给大家。一天纺二三斤的线，织成布后染了。当时没有染料，就煮桦树皮。桦树皮一煮水就成灰色了，再把白布放进去就变成灰色了。我们就用这灰布做四季的衣裳，穿上去还觉得挺好看呢。那时的劳动分队搞比赛，看谁纺的线又快又均匀，看谁织的布又多又好。学校每年也搞比赛，还评劳动模范。高手云集，热火朝天。虽然辛苦，但苦中有乐，累中有笑。那是一生中战斗的青春啊！”

抗大七分校师生1946年离开南梁时，给苏维埃政府留下余粮7000余石，并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这批干部成为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做模范/人人把他夸呀。”

这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在评剧《刘巧儿》里的唱段。1956年，评剧《刘巧儿》搬上银幕，在全国上映，引起热烈反响。一时间，刘巧儿成了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的典型人物，为人们津津乐道，称赞不已。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舞台、银幕上塑造的典型形象的原型来自陇东华池县悦和村一个18岁的姑娘封芝琴。

那是1942年的事儿。

封芝琴出生在悦和村一个农民家庭，小名捧儿。从小许配给一个叫张柏的男孩儿，俩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只等年满18周岁便登记完婚。孰料，封父突然变卦，将女儿卖给另一户有钱人家。封芝琴哭天喊地，死活不同意。张家得知，前去抢婚，封父一怒之下将张家告到县里。县政府认为封芝琴和张柏是娃娃亲，属双方父母包办婚姻，判决他倆婚姻无效。

为了争取自己的爱情，封芝琴独自徒步四十里路去庆阳城找陇东分区的马锡五专员，状告华池县政府判案不公，要求重审。

这是陕甘边根据地红色政权成立后首例“民告官”案件，可见封芝琴的胆量与勇气。当天，封芝琴未能见到马专员，反被庆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将其关在庆阳县政府的窑洞里，理由是问封芝琴华池县长叫啥名，她答不上，说想不起来了，因此，工作人员便不相信她说的话。

第二天，封芝琴不顾工作人员拦阻，出了窑洞，直奔马专员办公室，推开屋门，见到了马专员。马专员放下手里的工作，耐心听完封芝琴的哭诉，说：“你先回去，我去县里给你解决。”心中有民的马锡五，专程去了华池调查、走访，了解事件真相，广泛征询意见，然后，做出了多方都满意的判决。封芝琴终于争取到了自己的幸福，马锡五专员也因此赢得了“马青天”的称号。而“马锡五审判方式”也载入中国司法史册上，成为闪光的一页。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这是毛泽东对赤胆忠心，为国捐躯的刘志丹的赞语；“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是毛泽东对年轻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褒扬。由此可见，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本源，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品格与风范。

陕甘边根据地流传着许多干群同心、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的故事。

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193年秋的一天，刘志丹同几个随行人员来到这地处偏远的小山村。村里有一农户，看到刘志丹来了，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一家人喜出望外。可家里穷，拿什么招待呢？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商量，瞒着他们，当晚摸黑上山，拔回了将要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连夜炒干，用擀面杖碾碎，再用细箩筛了，为刘志丹做了顿据说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详情后，深感不安，连声致歉，可老婆婆却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听着百姓掏心窝的话语，望着老人家满脸沧桑却透着期许的目光，刘志丹的眼睛湿润了，他抬起右臂，向老婆婆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南梁政府成立初期，经费匮乏。为渡过难关，政府实行供给制，规定干部战士一律平等。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各项规定，从不搞特殊化，不浪费一分钱。平时他一有空就帮当地群众种地、推碾子，战时与老百姓一道抬担架、送弹药。有一次，习仲勋看到一位老人病倒在路上，就背起来送到当地的诊所，感动得老人要给他下跪。

在陕甘边根据地，习仲勋先后认了一个干妈、一个干达（爸），他们都是在习仲勋受伤或危难时救助、保护他的村民。而当习仲勋因任务急连夜赶路跑丢了鞋双脚冻僵时，房东魏老汉解开衣扣，把他的双脚放进自己的怀里……

1942年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给习仲勋做的鉴定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一个夏天，习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譬如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假话的。这倒不是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争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去年六七月间，他曾经病了，于是许多群众都来看他，就是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1939年6月的一天，驻守陇东的385旅旅长王维舟与警卫员李有义，帮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走到城墙边看到一位妇女带着小孩在挖墙皮，小孩嘴上已经糊满了土。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挖的是一种含有少量盐分的“白板土”，陕西农民在饥荒之年常用它来充饥。那一年年景不好，老百姓家里青黄不接，只好采摘榆树叶子和挖“白板土”充饥。王维舟看到这种情景，心痛不已，他让李有义自己担水回去，然后，把母子俩带回家中，让妻子马奎宣去食堂打饭给娘俩吃，又让妻子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送给那个小男孩。那位妇女感动得直掉眼泪，他摸着孩子的头说：“孩子，今天才娘俩可遇上善人了！”此事传出后，“王善人”的雅号不胫而走，很快传遍陇东地区。名不虚传，王维舟的确做了许多善事，如要求385旅的官兵在驻地帮助农民抗旱种地、收割庄稼、修筑窑洞，让部队卫生队去农民家里义诊，会同政府领导走访、慰问烈士家属，要求团以上干部定期到驻地乡村访贫问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等。他常说：“人民子弟兵，战时保卫人民，平时想着人民，为老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责任和义务，也是本色。”

1945年，王维舟奉调重庆，离开庆阳那天，百姓相送，挤满街路，车不能行。几个小时过去了，王维舟还在庆阳城与百姓道别呢。

“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却把他当作保姆和先生。”这是1942年6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的朱德总司令贺王维舟56寿辰一文中的评语。读之，有谁不为人民军队的将领与百姓相亲相敬，鱼水难分而感慨而赞叹呢！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众志成城，驱散阴霾，迎纳一片艳阳天。

尾 声

“跨越时空/你的身影那样清晰/一双稚嫩的肩膀扛起了革命的红旗/三秦大地/你的呐喊那样有力/每阵呼啸的山风都传递着胜利的消息/啊，山丹丹花开时/你穿行在荆棘里/啊，大红枣收获时/你跋涉在泥泞里/跋涉在泥泞里。几度沉浮/你的面容依旧坚毅/血雨腥风抹不去你心中的期冀/羊城伫立/你的构想那般神奇/如诗如画的藍图描绘着南粤的绚丽/啊，启明星升起时/你耕耘在思想里/啊，霓虹灯闪耀时/你微笑在春风里/微笑在春风里。”这是女作家哈彤为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诞辰10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你微笑在春风里》歌词。

2013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之际，为其举办了高规格的纪念会；2013年10月14—16日，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在央视一套播出，深情缅怀习仲勋伟大而光辉的一生；2013年10月西安习仲勋纪念馆对外开放。而习仲勋同志陵园则坐落在陕西富平县——魂归故里。

刘志丹烈士陵园位于延安志丹县城北的炮楼山和瓦窑山之间的山坡上。1943年志丹陵落成，毛泽东亲笔题写“刘志丹将军之墓”墓碑。陵园纪念厅正中的碑石上，镌刻着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

谢子长陵园坐落在延安子长县瓦窑堡东北部的走马梁山脚下。陵园四周环绕着白色的砖砌围墙，占地1000多平方米。正中为谢子长将军大理石雕像，总高6米。将军肩披大氅，身着戎装，发式中分，右腿前迈，呈动态，表现了将军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20多米宽的铁栅栏大门上，镶着象征革命的红五星和镰刀斧头。门顶横立着“谢子长烈士纪念馆”8个鲜亮的大字。大门两侧，有砖雕蓝底黄字对联：全心全意树立革命旗帜，矢忠智勇堪称人民英雄。“革命烈士纪念塔”在门内，有10多米高。塔身呈方形，四面正中各镶十块青色碑石。塔顶是虎殿式建筑，精巧秀美。塔顶和塔身之间有几何图纹，洁净朴素。塔后是宽敞的院子，院中有笔直的砖道，砖道两侧是陈列室。陈列室后边，松柏成林，百花飘香，雅静肃穆。纪念堂碧瓦红柱，古色古香，内立4块碑石，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为谢子长烈士的题词“民族英雄 虽死犹生”和碑文。谢子长墓在纪念堂后边。灵堂高大，棺木上覆盖着红色棉被，灵堂挂有谢子长画像。

南梁革命纪念馆于1986年11月7日落成。纪念馆坐落于甘肃省华池县南梁镇荔园堡村，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国防教育基地、全国首批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纪念馆由门楼、牌坊、纪念碑、展馆、浮雕、政府旧址、清音楼等部分组成。整个建筑气势宏伟，肃穆庄严。前面是10多米高的两层仿古式城门楼，镶嵌着原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亲笔题写的“南梁革命纪念馆”馆名。穿过四柱联牌坊门，是一座六角亭，亭内立有南梁革命历史简介碑。后面是高达34.117米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碑座东西两壁及背面刻着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等608位烈士的英名。

纪念碑东侧是显示陕甘边军民英雄气概的白色群雕，西侧是清音楼。最后面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内有革命文物展览室3个，分别陈列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题词，刘志丹等六位烈士的生平简介及部分烈士遗物，再现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史的文字、绘画、图片及实物。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都已走进历史。然而，人们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每年清明节，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的墓地和南梁革命纪念馆烈士纪念碑前，总是堆满鲜花，人们在墓碑前祭奠、缅怀。有的深深鞠躬，有的举起右手立下誓言，有些学校组织的青少年学生，集体朗诵诗文，表达继承先烈遗志，报效祖国的决心与志向，有的则跪在墓前，饱含热泪诉说着对英雄的无限敬仰与深切怀念。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议》，将每年的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于是，每年这一天，举国祭奠、缅怀。北京天安门广场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代表数千人肃立，默哀，敬献花篮，表达对无数先烈的崇敬与哀思。

这不是形式，是一种精神的洗礼；

这不是形式，是一种信仰的传承；

这不是形式，是一种力量的凝聚。

英雄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当这篇报告文学完成的时候，从陕西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延安市所属延川、志丹等13个县（区）已全部脱贫，老区人民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上不懈奋斗，高歌猛进！

南梁呢？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共同富裕，让85年前的那面血染的红旗，永不褪色，迎风飘扬！

让我用时春丽词、王大玉曲、陈佳演唱的《铭记》一歌作为此文的结尾——

岁月的风云带走了你的消息/我在五星红旗上捕捉你的笑意/这样的颜色，映衬太阳的美丽/这样的美丽/挟裹多少枪林弹雨/啊，英雄，英雄/想起你我的心潮就会涌起/啊，英雄，英雄/想起你我就感叹和平来之不易。历史的长河淹没了你的足迹/我在华夏丰碑前追溯你的传奇/这样的故事/熔铸钢铁的坚毅/这样的坚毅/书写多少丰功伟绩/啊，英雄，英雄/仰望你我的力量就会积聚/啊，英雄，英雄/仰望你我就感念幸福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