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看帕慕克的东西方创作观

2019-09-10 15:16林天祎
青年生活 2019年25期
关键词:帕慕克西方

林天祎

摘要:2006年,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帕慕克一直因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思考而受到关注,在长达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他不仅关注东西方文化的命运,还关心小说技巧,这些宝贵的结晶都汇集在他的哈佛大学诺顿演讲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通过对《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进行文本分析可以探讨帕慕克对东西方小说艺术的认识,从而在了解东西方小说艺术差异的基础上去探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文化关系;东方;西方

一、小说家帕慕克其人其事

帕慕克是一个健谈而多产的作家。在诺贝尔获奖词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帕慕克是如何走上小说家的创作道路的,还可以看到父亲这个角色对他的影响。帕慕克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土耳其家庭长大,父亲是一个有着充足图书收藏的怀揣着作家梦的男人,因而在早些时候,帕慕克享受着读书的时光,正如他的父亲。在《父亲的手提箱》中我们可以看到,帕慕克是依靠着自身的阅读走向小说家的道路的。“我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作家传统中的一位成员,不管他们是谁,来自世界的哪个角落,他们都一无例外的与世隔绝,把自己关起来只和书待在一起。真正的文学始于一个把自己和书关起来的人”。

帕慕克是特别的。我们似乎不知何时对作家也产生了某种刻板印象。比如说作家有童年阴影,讨厌将自己的生活公之于众,最后作家一定要讨厌采访。这种对于作家的想象是有趣的也是天真的。帕慕克却并非如此,而且他比起同样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其他作家更加畅销,这不禁让们去探索帕慕克的小说究竟有什么魔力。帕慕克在2009年应邀哈佛大学做的诺顿演讲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正是探索帕慕克小说世界的关键。在这本书中,能看到帕慕克对于东西方文化的看法以及这两种不同的创作传统是如何共同存在于帕慕克的创作理念之中的,而帕慕克魅力的秘密也恰恰正体现在他如何看待感伤以及天真。帕慕克在成为小说家之前,还只是一个心怀梦想的文艺少年。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我们看到他用充满爱怜的语气诉说在其少年时代也曾模仿喜欢的大作家,买来相似的书房用品营造文艺气息,当然空有文艺之心是无用的,与梦想相应的是帕慕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读书,写作。

帕慕克在创作过程中有他的独特风格。帕慕克非常勤奋,自二十二岁决定要成一名小说家以后,每每提笔写作便基本在十小时左右。在帕慕克看来,画画之于自己是一种天赋,在画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控制了,他的意志服从于他的心灵。然而当他开始写作,情况大不相同。帕慕克是一个有计划且十分自律的小说家,虽然有时也会进行跳跃式的写作,但是在整片写作的汪洋之中,他一定始终都是掌舵的船长。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灵感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与画画不同的是,写小说还需要有谋划的意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能感受到纳博科夫所谓的“神经末梢”。

正因此帕慕克建起了许许多多的文本,它们就是帕慕克创造的小说。帕慕克从一个平凡的文艺少年成为建构世界的小说家,这本《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记录了他的所思所想。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这本书的介绍中是这样写的,“帕慕克说在完成《纯真博物馆》以后,他觉得自己在做了三十五年小说家之后,好像回到了原点,他也意识到,这原点并不是他的出发点(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識)。他慢慢地在心中有了一个他所经历的文学旅程的意象,他觉得是时候谈谈了。”我们自然也从中窥看到帕慕克的一抹色彩,“我三十岁时第一次去巴黎,那时我已经看完了所有重要的法国小说,我跑到那些在书中遇到的地方。像贝尔扎克的小说主人公拉斯迪涅那样,我来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高处,俯瞰巴黎市貌,惊讶地发现眼前的景象是那么平常。然而,我在处女作《杰夫代特先生》中创造了一个主人公,正是以拉斯迪涅为角色模型的。”这一抹色彩同与世隔绝的少年帕慕克形成了呼应,闭门不出的读书少年终于圆了那个用文本建构世界的梦,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到文本当中去揭开谜底。

二、天真的帕慕克与东方传统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这个题目并不陌生,它令人想到席勒的《论素朴与感伤的诗》。席勒说“诗人或则就是自然,或则寻求自然。”自然的诗人是素朴的,他们使我们愉快的走向现实生活和现实事物,素朴的诗人是平静的,无情又睿智的,是强自信的。那么寻求自然的诗人便是感伤的,他们使我们讨厌现实生活,因此要回到对自身的冥想之中,感伤的诗人是多虑的,忐忑不安的,时时质疑自身。席勒显然属于后者。帕慕克在文中这样写到,“席勒嫉妒歌德,不仅因为歌德的诗歌禀赋,并且也因为歌德自信,不假他求,宁静雍容,不矫揉造作,有贵族气派;因为歌德不费雕琢就可以倾吐伟大灿烂的思想;因为他有能力表现自我;因为他的简约谦逊和天才;还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恰似一个孩童之所为。相反地,席勒本人多思和理智,文学创作活动更为纠结和痛苦,清醒知道自己的文学方法,对这些方法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并且感到这些态度和特点更为‘现代’。”

那么帕慕克是天真的还是感伤的呢?答案是同时存在。天真的在帕慕克看来更多的指向土耳其式的东方传统,而感伤的则指向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因此我们可以关键词入手来看一看帕慕克是如何在东方传统与西方技法之间游走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天真的帕慕克和东方传统,此处有两个关键词,“景观”与“观看”。

什么是“景观”呢?这如同我们在欣赏福楼拜笔下包法利夫人的闺房时观看到的鼻烟盒,精致的小裙子,置于一边的没完没了的言情小说,也如同我们在观赏山水画时,倘若有人在其中,往往要通过他的眼睛来看一看山水,去想象他在观看时的所思所感。“于是,我们意识到景观的布局是为了反映画中人物的思想,情绪和感知的。由此类推,我们就明白了,小说里的景观是小说主人公内心状态的延伸和组成部分。”这种“景观”的创作是建构小说世界的需要,这不仅仅是出于占有世界,占有更多的人生的野心,也是为了将小说要表达的真实内容无缝隙的融洽的置于“景观”之中。抱着这样的想法,将感知的一切人,一切物构成一个整体,就形成了“总体景观”。“在一部小说里,物品,家具,房间,街道,风景,树木,森林,天气,窗外的景致——每一样东西所显示给我们的样子,都成为主人公思想和情感的一个功能,并且脱胎于小说的总体景观。”

那么什么是“观看”呢?名为《身份认同与文化融合》中,帕慕克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但是也存在其他思考的方式,中国有,日本有,印度也有。这些其他的观看方式被压抑了,或者说不可避免地,西方观看世界的方式----一种偷窥方式----占了上风,而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就被遗忘了。这些视觉问题当然是普遍的文化问题,与现代性和传统的连接有关。”不同于西方的小说与戏剧传统,帕慕克的东方更多的指向寓言和韵体史诗,在这样的文学形式中无需沉浸,只需要同作品保持“观看”距离。用画作来比喻的话可能会更贴切,对于东方式的传统作品不会太追求技法与细节,相反的在乎的是整体的理念与传递的永恒精神,而这种“观看”的方式也被帕慕克以一种乡愁的方式放置在其文本中,企图以此来放缓人们对这种土耳其传统的遗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帕慕克是“天真的”,他像孩子一样痴迷于制造秘密与解密的游戏。他天真的在自己的作品中铺设传统作品,如《列王记》 中的故事,他也试图唤醒人们对于东方式的“景观”与“观看”的记忆。

三、感伤的帕慕克與西方技法

“笛福之后三百年来,凡是小说艺术扎根之处,它就会取代别的文学体裁,并且以取代诗为开端,小说迅速成为主流文学样式,逐渐在世界各个社会播撒我们今天认同(或者在不认同的地方达成一致)的小说概念。”自笛福以后,西方小说成为了文学的主流,在现代小说发展的过程中无数的作家尝试着各种技法,这种来自西方的意识形式越来越走向成熟。在小说家创作的过程中,技法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学习小说技法。

这就指向了关于感伤的帕慕克与西方技法这个问题,在此我们仍然要从两个关键词出发,分别是“窥探”与“中心”。

首先是“窥探”,帕慕克认为西方的观看方式是一种偷窥的方式。詹姆斯·伍德在《不负责任的自我》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希腊和罗马悲剧中,人物像观众吐露他的想法,痛苦或意图,往往出现在祷告或宗教性自我劝诫时,他在对神庙说话,牲祭,呼吁神灵宽恕或惩罚他(或惩罚敌人),观众‘偷听’他的自白(这是戏剧陈规。)”偷听,詹姆斯·伍德以这样一个私人词语来界定西方文学,同帕慕克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次是“中心”。帕慕克认为将小说同史诗,传奇故事区别开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中心”。“小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深入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但是小说之所以拥有这些属性和力量,是因为在其背景某处存在一个中心,因为我们阅读小说时怀有这样的希望。”也就是说,小说是由个人体验,感官所得交织而成,而它们恰好又是到达“中心”的秘诀有可能是与之相关的一段记忆,一个线索,一个直觉或是是一个物件。帕慕克认为“我相信,小说家作为创造者和艺术家的最高成就在于以迷一般的形式构造小说的能力——解谜的过程将揭示小说的中心。”,“写作一部小说是要创作一个我们在生活里无法找到的中心,并且将之隐藏在景观之中——和我们的读者玩一种虚构的对弈游戏。”中心的创作与隐藏,阅读与解开构成了最好的文本。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帕慕克也是感伤的,他不愿像他所认为的“中心”太过明显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那样去写作,并且在写作过程中他始终都要求自己保持那个“中心”,在对总体景观的设置中,在对优越的西方小说技法的学习中对脱胎于此的细节都加以反复推敲以得到帕慕克独特的创作风格与技法。

正是经过对帕慕克生平和《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的文本分析,我们看到来自西方的小说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窥探,偷听的艺术。像史诗,寓言,这样有东方气息的形式更多的是一种观看的艺术。观看的艺术形式更注重故事本身,或者说情节走向。窥探的艺术则更注重氛围的烘托以及各种细节。而在帕慕克的小说中,既有“窥探”又有“观看”。“我既喜欢隐秘的观察某个人的私生活,也愿意探索广阔景观中的黑暗角落。”所以帕慕克究竟是“天真的”还是“感伤的”呢?正如席勒嫉妒歌德的天真以及对自身天真孩子气的不自知一般,帕慕克也有过相同的期盼。“我在二十几岁头一次看到席勒的论文时,渴望成为天真的作家。”“三十岁出头的时候,我经常在想,我或许受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影响太大了。我希望在我的第一部小说里,呈现出这种温和的贵族式文风。可是我最终意识到,我在技巧上平庸了些。”也正是这种技巧上的不满足推使帕慕克不断学习如何写作现代小说,无论是“景观”与“观看”还是“窥探”与“中心”都如同“天真”和“感伤”一般精神分裂的存在于帕慕克的小说世界。正如帕慕克本人所说,“我想强调,对我来说,理想状态是:小说家同时即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

在《巴黎评论》中,帕慕克有这样一段话也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土耳其不应该担心有两个精神,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有两个灵魂,精神分裂症会让你更聪明。或许你会脱离现实,我是写小说的,所有反倒不是坏事,但是你不要担心你的精神分裂症。如果你总担心你的一个组成部分伤害另一个部分,你最后只剩下唯一一种精神,那倒还不如精神分裂。这是我的理论。”

四、结语

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到,帕慕克无论是在东方传统与西方技法这件事上,还是在小说创作中要抱着“天真的”态度还是“感伤的”态度上都保持着一种并行并置的态度。帕慕克正是在接受西方现代看世界方式的同时,一直在寻找属于土耳其人独特的观看方式,并试图通过唤起人们乡愁的方式延缓人们对传统的遗忘,二者同时存在于他的作品,使帕慕克显得既“天真”又“感伤”。这构成了帕慕克的独特魅力,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东方传统与西方技法的新思考。

参考文献:

[1] 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与感伤的小说家[M].彭发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 巴黎评论编辑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I[M].黄昱宁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3] 詹姆斯·伍德.不负责任的自我[M].李小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4] 奥尔罕·帕慕克.别样的色彩[M].宗笑飞,林边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 奥尔罕·帕慕克等.帕慕克在十字路口[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6] 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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