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论诗诗在朝鲜半岛的接受

韩国 许宁

元好问的论诗诗在中国论诗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他的论诗诗还一度传至朝鲜半岛，并对朝鲜文坛的论诗诗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元好问集本在其去世百余年后，即14 世纪末期便已出现在朝鲜半岛，但直到朝鲜后期的18—19 世纪，元好问的论诗诗才在朝鲜半岛掀起了大规模的阅读、仿效之风。

元好问论诗观点之评论

朝鲜后期文人李瀷（1681—1763）撰有《星湖僿说》一书，该书称得上是朝鲜古典诗歌理论批评史中的杰出著作。全书共三十卷，内容分为五门。其中有三卷为“诗文门”，里面包含了诗论、诗评、考释等内容，具有丰富的诗学理论价值。“诗文门”中有两处涉及元好问的论诗诗，一次是在《退山之山石句》篇中云：

退之七言诗，如颖师琴雉带箭之类，巧追精琢，斤斧无憾。然其不犯手势陶铸自成者，其惟山石一篇，自头至终只如山行日记，随遇写出，而笔力雄浑，不见罅缝。惟能者能之而不可学得也。后来，元之元好问知此意，曰：“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郞诗”，盖知言矣。（李瀷：《星湖僿说》卷29，诗文门）

一次是在《陈子昂》篇中云：

退之诗：“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国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朱子至和其感遇之作，余考之未见其可赏。盖六朝余风入唐，犹有循习者。子昂始有奋起脱去之功也。元好问诗云：“沉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此述退之之㝎论。（李瀷：《星湖僿说》卷29，诗文门）

第一则引文是对韩退之七言诗艺术风格的评论。李瀷认为韩退之的《颖师琴》《雉带箭》在语言上追求精雕细琢，唯有《山石》一诗具有雄浑之力，并直接引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的相关诗句，对元好问的观点表示赞同。

第二则引文是对陈子昂诗歌风格的评论。李瀷在开头先是引用了韩退之《荐士》一诗中对陈子昂的评价，结尾又引用了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对陈子昂的评论。李瀷站在历时性的角度上，认为元好问对陈子昂的评价实际上与韩退之相一致。像这样，在诗话评论中引元好问之诗来评诗，这在朝鲜半岛的元好问接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李瀷的活动时期要早于之后的申纬、金正喜等人，相较于朝鲜后期受清代文坛思潮影响而引发的一系列元好问接受现象而言，李瀷能够自觉关注到元好问的论诗诗，并认识到论诗诗的价值，这点是难能可贵的。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以韩退之的“山石句”来戏称秦观之诗为“女郎诗”，这个观点在中国明清时期就引发了较大争论。朝鲜文人丁若镛（1762—1836）亦对此有所关注，曾先后两次在诗中提到“山石句”与“女郎诗”：

秋柳销魂语，春帆倚渚时。

未知山石句，何似女郞诗。

——《三月二十七日乘小艓赴忠州舟中杂吟》

其三（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诗文集，第6 卷）

……

我慕山石句，恐受女郎嗤 。

焉能饰悽黯，辛苦断肠为。

梨橘各殊味，嗜好唯其宜。

——《老人一快事六首，效香山体》其五（丁

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诗文集，第6 卷）

第一首诗中，丁若镛在前两句描写了销魂的秋柳，倚着江渚的春帆。这与秦观笔下的“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以细腻的情感、纤弱无力的意象，呈现出婉约风格。后两句则针对元好问“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的评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如果不是知道韩退之的山石句，这又怎么会是女郎诗呢？”

第二首诗中，丁若镛直接发出感慨：“我虽然也仰慕韩退之的山石句，但是害怕自己的诗作也受到像女郎诗这样的嗤笑。”结尾则以“梨橘各殊味”为喻，实则是强调诗歌风格具有多样性，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风格，只要投己所好即可。概言之，丁若镛所持的观点是作诗时应该据己所长来形成自己的风格，没有必要非要分出优劣。虽然丁若镛也未能真正理解元好问论诗的主旨本意，但他以异域文人的身份对此做出评论，这也是元好问论诗诗在域外产生影响的重要凭证。

元好问论诗诗语之接受

自17 世纪中后期开始，朝鲜文人诗作中开始陆续出现元好问论诗诗中的一些极具概括性的经典语句。化用频率最高的是出自元好问《论诗三首》中的“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据粗略统计，相关诗句如下：

闲中渐觉诗成癖，谁把金针与我医。（李喜朝：《谨次壶翁寄示韵》）

琴含流水凭君听，绣妙金针与我传。（崔昌大：《夜中睡起……次仙韵奉示诸公》）

手把鸳鸯绣，停针要子看。（曹夏望：《小岳楼主李主簿……杯余依韵以谢》）

鸳鸯绣出无人见，度世金针志已违。（金致垕：《敬次河西先生题仁宗大王石竹图韵》）

此道传精妙，鸳鸯绣出针。（金致垕：《次朴圣膺》）

自知翠墨徒成癖，且把金针快许看。（李书九：《郑戚丈子华甫，以诗求余八分书》）

由苏入杜拈花后，留下金针度指尖。（申纬：《腊十九儿子命准拜坡有诗》）

充实兼之节制能，金针妙指度人曾。（申纬：《阅锦舲西泠藁题后》）

金针不吝鸳鸯绣，此老平生负蠧鱼。（奇正镇：《寄题可隐堂》）

石室书留埋蠧处，金针语入绣鸯时。（赵璥：《江汉黄公·挽诗》）

金针自度锦绣心，彩笔竟开玲珑口。（赵秀三：《吴兰雪知州》）

从创作时间跨度来看，“鸳鸯绣”“金针”的化用自17 世纪后期一直持续至19 世纪中后期。值得一提的是，以诗书画三绝而闻名、拥有朝鲜汉诗创作最高峰之称的申纬（1769—1845），多次在诗文中化用“金针”来借指学诗法度，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诗学思想，即“由苏入杜”说。申纬曾以燕行书状官的身份赴清，与翁方纲交往甚密。翁方纲对元好问诗学的看法以及“由苏入杜”说，都对申纬产生了重要影响。翁方纲极为肯定元好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遗山崛起党赵之后，器识超拔，始不尽为苏氏余波沾沾一得，是以开启百年后文士之脉”（翁方纲：《石洲诗话》卷5）之语。申纬亦受其影响，将元好问归入学苏的后学之列，云“金源大有学苏人”（申纬：《警修堂全稿》册8，《腊十九儿子命准拜坡有诗……以示秋史》其五）“入杜由苏幸不绝，裕之传到伯生完”（申纬：《警修堂全稿》册23，《余选复初斋诗之役……以示竹垞》其三）。翁方纲在《仿同学一首为乐生别》中阐述“肌理说”时云：“遗山之论诗曰：‘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此不欲明言针线也。”（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15）申纬亦受其影响，在《阅锦舲西泠藁题后》一诗中云：“充实兼之节制能，金针妙指度人曾。高才愤悱于斯义，不礙由苏入杜陵。”并在诗后自注：“养之以充实，又养之以节制二句，覃溪语。”而另一位与翁方纲结缘的朝鲜文人金正喜（1786—1856）在《次尧仙二首》的并序中也有“特人无鸳鸯绣罢金针度与耳”之语，并在第二首诗中以“只是纷纷门外客，摠迷针线不知家”来表达自己的诗学观点。这一时期，在申纬、金正喜等文坛重要人物围绕学诗门径展开的激烈探讨中，“鸳鸯绣”与“金针”意象也被灵活化用。

此外，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的一些具有艺术性及表现力的新奇意象，也受到朝鲜文人的关注，但相比较而言，在实际创作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像金宗直的“血泪可堪辞母党，黄冠犹欲作诗囚”，申纬的“高宋廉牟噪海陬，往欢引我脱诗囚”，李琼仝的“谁是词源疏凿手，欲从沟浍达湖江”等，分别使用了元好问笔下的“诗囚”与“疏凿手”。

元好问论诗绝句体式之接受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为朝鲜文人所接受，集中于19 世纪。这一时期，在申纬、金正喜、李德懋等文人的带领下，朝鲜半岛掀起了仿效元好问论诗绝句体式之风。事实上，早在高丽中后期，朝鲜半岛就出现了论诗诗歌的创作。因为论诗诗同时具备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两大功能，朝鲜文人在接受中国汉诗的过程中，免不了会对中国诗家作品、诗学理论做出相关品评，这样的环境十分利于论诗诗歌的发展。但高丽中后期时期的论诗诗题目，多以“读”为字眼。如李奎报的《读陶潜诗》《读李白诗》、李穑的《读杜诗》《读李白诗》等。从体式上看，多为古律诗和七言律诗体，这就与朝鲜后期兴起的论诗绝句体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朝鲜后期出现的论诗绝句，题目中出现了明确的“论诗”字眼。如申纬的《东人论诗绝句》《论诗，用坡公答孔武仲韵》、李尚迪的《论诗绝句》、李德懋的《论诗》《论诗绝句》、金正喜的《论诗》、黄玹的《丁掾日宅寄七绝十四首依其韵戏作论诗杂绝以谢》《和小川论诗六绝》、姜玮《论诗》等。而金进洙的《读东诗，擬元遗山品诗体》虽没有“论诗”二字，但明确指明了是仿效遗山的品诗体。朝鲜后期以“论诗”命题的论诗诗骤然增多，可见当时文坛对论诗绝句体式的积极接受，以及朝鲜文人自觉论诗意识的增强。

此外，朝鲜论诗绝句多以组诗形式出现，其中不乏动辄就数十首的大型组诗。像申纬的《东人论诗绝句》，共计三十五首，自新罗崔致远开始，论至朝鲜的金尚宪，上下长达七百余年，将朝鲜汉诗之名匠一一网罗其中。而黄玹的《丁掾日宅寄七绝十四首依其韵戏作论诗杂绝以谢》共有十四首，主要评述中国的诗家诗作，自中国六朝诗开始，还提到了李白、杜甫、孟郊、苏东坡、黄庭坚、陆游、元遗山、明七子、王士禛等人。众所周知，七言绝句，以诗论诗，始创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在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和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发展下，开启了论诗诗的两大派流。其中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自魏晋论起，下迄于宋，历跨数代，规模庞大，可谓是组诗论诗之始祖。中国清代的论诗诗多沿用元好问的组诗结构，而朝鲜文坛的论诗诗创作又是在清代文学思潮影响下发生的，虽然其中不乏受清代文人论诗诗创作的影响，如王士禛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等，但归根结底这种组诗形式的论诗诗创作都是以元好问为宗的。

朝鲜文坛第一个正式创作论诗绝句的是申纬，他不仅继承了元好问的组诗论诗结构，在论诗方式上也流露出受元好问影响的痕迹。如《东人论诗绝句》其四云：“长啸牧翁倚风灯，绿波添泪郑知常。雄豪绝逸难上下，伟丈夫前窈窕娘。”该诗对高丽后期文人李穑（1328—1396）及高丽中期文人郑知常（？—1135）进行了品评。开头两句分别化用了二人的名句“长啸倚风磴，山青江自流”与“大同江水何时尽，别泪年年添绿波”。像这样，从跨代诗人身上寻找二人的同源关系，并化用诗人名句来丰富诗语的表现力等，都是元好问论诗绝句中惯用的手法。此外，元好问喜用疑问句来增强议论气势，申纬诗中亦使用过这种手法。像“白衣妙选称从事，何异将身到凤池。”“心折渔洋谈艺日，而今华国属之谁。”“雍门赤壁琴箫响，难道沧洲不赏音。”等等。

元好问论诗绝句在朝鲜半岛产生影响的持续时间极为久远，甚至之后的一些感怀悼念之作，都效仿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体式。这虽与元好问创作论诗诗的意图大相径庭，但亦从侧面显示出元好问论诗体式在朝鲜文坛的影响之深远。朝鲜文人申锡愚（1805—1865）曾作《平壤怀古》绝句十七首，在诗自序中云：“怀古之诗，初无定体。余于平壤，全用绝句。盖其声韵调格。多倣唐人竹枝及元遗山论诗绝句也。注诗之繁，无如近世。余甚病之，今反效尤者。以古事之不可无考也。”（申锡愚：《海藏集》卷3）据申锡愚的生平可知，该诗创作于1838—1839 之间。从这段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朝鲜文人仿效元好问论诗绝句之盛况，但此时作诗的主旨不再是“论诗”，内容上逐渐发展为“怀古诗”。与申锡愚同时代的文人赵冕镐（1803—1887）在1872 年所作的《感诗绝句》并序中亦云：“每中夜寤欢，缠绵悱恻，绎其津筏之始，象其旗鼓之列，并系诗境，一同岑大，不可以不记也。遂有夐㴑之什与元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亦近时人怀人绝句一例语也。略有开注，无忘前时伟迹。不以诗事诗论相关者不与焉。”（赵冕镐：《玉垂集》卷16）赵冕镐与申锡愚的记载大致相同，都提到了朝鲜文人借论诗绝句体式作怀人绝句之事，并且还尤为喜欢添加繁琐的诗注。通过二人的记载亦可确定元好问论诗绝句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19 世纪后期。

余论

元好问集本在14 世纪末期便已传入朝鲜半岛，但直到18—19 世纪元好问论诗诗才开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为朝鲜文人所接受。从表面上看，以申纬、金正喜为代表的朝鲜文坛大家在元好问论诗诗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实际上，由于当时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极为频繁，这些具有文坛影响力的文坛大家又多与清代学者保持密切的往来，所以朝鲜文人对元好问论诗诗的接受并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间接受到了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清代学者对元好问的接受及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鲜文人。尤其是清人王士禛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该诗在朝鲜半岛的元好问论诗诗受容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非常大的催化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王士禛在《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的第二十九首中提到了朝鲜使臣金尚宪。故王士禛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在朝鲜半岛流传甚广，这亦间接提高了元好问论诗绝句在朝鲜半岛的知名度。朝鲜文人不仅关注元好问论诗诗的观点，还在实际创作中化用论诗诗语，仿效论诗绝句体式进行创作。虽然后期随着“议论”成分的减少，逐渐发展成了“怀古”之作，但元好问论诗绝句体式在朝鲜半岛的影响足足持续到了19 世纪后期，为朝鲜末期诗坛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