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商品化与留居者生计策略探讨
——以四川葛村为例

强 溦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改革开放后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集体调控逐步转向依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带动国家的振兴与发展，货币和商品覆盖国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以挖掘更大发展动能为目的，商品市场在城乡之间形成张力，将农村地区的发展资源吮吸到城市，又将城市工业生产出来的化学、工业产品渗透到乡村。农民在商品经济出现异化，他们不再能够掌握自己的劳动，劳动力被他们作为资本投入市场交换与分配，换取货币性收入，由此造成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空心化”现象，被描绘成农村的衰落与凋敝，且是一种“持续百年的衰败”[1]。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农村地区除了被城市边缘化的留守人口之外，还有4.26亿留居者，数量仍然庞大，且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家庭生计中发挥着支柱性作用[2]。这部分占据着农村主体地位的留居人口如何进行应对商品化的冲击，何种生计策略能够让他们在商品经济中拥有一席之地，在当前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中值得深入探讨。

一、相关研究回顾

农村地区的商品化是农村生产和生活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逐渐与市场紧密联系，从传统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农民从事农副生产必须依据商品经济的原则进行，使用货币购买各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此为基础产生相应的行为选择[3]。这一过程打破了农村地区封闭、半封闭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农村人口的消费习惯，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需要从市场购买食品、日用品等各类商品[4]。生产资料的商品化不断推高农业生产成本，农民被压缩的收益使其传统生产方式被边缘化[5]。面对市场经济和商品化浪潮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冲击，农民家庭产生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无法依靠自家的一小块土地维持家庭生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成为普遍现象[6]。与此相对的留居者则在村庄发展和家庭生计中发挥诸多作用。他们的留乡不仅能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农业生产经营结构，通过示范引导当地资源重组，而且还能转变农民传统闭塞的文化观念，优化基层治理结构，促进乡村自治体系的民主化、科学化[7-8]，不仅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持续与稳定，还在维护村庄社会基本秩序中承担了重要角色[9]。

在既有文献的讨论中，农村人口留居的原因主要包含四类，分别是家庭性别与代际分工、家庭生命周期、生计资本与资源禀赋以及乡土归属感。其一，受到家庭根基、生活成本和户口制度的限制，在城市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老人被迫滞留在农村地区，以“男工女耕”和“老年农业”维持着农业生产的稳定与持续[10]；农村劳动力为应对商品经济的增长而选择“家庭分离式外出”[11]，留守人口则被动留居农村维持自家土地的耕作，承担家庭照料和代际抚养的责任。其二，农村劳动力会根据其自身条件、家庭禀赋做出务农或务工的行为决策，个人的年龄、教育水平、健康程度和家庭成员情况都会影响农民的行为决策[12]；农村人口在年轻时家庭牵绊少、自身年富力强，多希望外出打拼，但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的竞争力下降，他们在市场竞争中难以获得良好的工作待遇，便会选择回乡发展[13]；当外出劳动力组建了家庭，则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一旦出现家人患病、老人孩子需要照顾等情况，家庭的需求便会使他们回流、留居乡村[14-15]。其三，农民在村庄中的生计资本也会影响他们留居意愿：农业方面，当前农村社会并非无人愿意种地，如果农户的资源禀赋能够为家庭生计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便会选择留乡发展[16]，物质上拥有能够替代劳动力的机械、具有一定的家庭可耕土地，都会对农民产生激励作用[17]；非农方面，如果农民能够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更多发展资源，也会促进其留居乡村[18]。其四，作为农民，乡村是他们出生成长的生活环境，他们拥有集体意识的归属感，若能发展替代性的生计获得足够的收入，他们在心理上则愿意留在家乡而不愿意流动迁移[19]。

结合将农民、农村、农民和土地置于特定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下进行解读的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研究框架，可以从五大思潮中对农村商品化与留居者的生计策略做出相关解读。在马克思主义中，农业扮演着为工业原始积累提供原材料的角色，随着农业转型与变迁，农耕活动包含着农具、化肥、种子、土地、信贷和农产品的销售、加工、分配的“上游”和“下游”行业让农业生产成为商品链条中的一环，加之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不得不依赖市场商品交换来进行他们的生产、维系他们的生活[20]。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民粹学派认为小农农业具有独特的组织形式和价值结构，在商品化中仍能保持存续性[21]，目前的社会需要小农高效、集约生产方式[22]。生计框架视角中，农民被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能利用各种资源积极构建生计策略的行动者，在商品化转型中可以通过所掌握的异质性资源，以多元方式留在农村[23]；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中，农民作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能够在农村地区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家户生产效率最大化[24]；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则认为，农民是在发展话语中被“问题化”，成为了在商品化与人口流动中被规训的工人和劳动力，实际上应具有多元化发展的空间[25]。农政问题的研究框架即在回应如何使农业领域的转型成为国家整体性发展的动力，留居者的研究恰恰涵盖于这一学术范围。

留居在农村的人口数量庞大，会根据自己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做出理性选择，需要对其生计策略的适用性进行纵深研究。事实上，国际学者对留居者(Rural Stayer)已经有了相应的关注与探讨，指出应当在看到受结构因素被迫留守的人群之外，留居者主动选择在家乡发展的积极作用。Mata-Codesal将其分为具有留下的期望和能力的个体(Desired Immobility)、希望离开但缺乏能力的个体(Involuntary Immobility)、缺乏明确愿望而留下的个体(Acquiescence Immobility)三类[26]；Haartsen和Stockdale也将留居人口以主动留居和因孩子留居区别讨论[27]；在Erickson等人的论述中，留居人口如若是根据他们生活中的期望与目标选择留在村庄，那么他们被赋予的依附性和低满意度便是不正确的，高度的社区依赖感会使他们主动留居在乡村[28]。由此，留居人口中既包含被动滞留(Stuckness)于乡村的留守人口，也囊括了以替代性生计(Alternative Livelihoods)留居的非留守人口[2]，这些国际学术研究为研究国内农村留居者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既有研究的回顾发现，国内学术层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留守人口、农村劳动力回流、农民外出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缺少直接对留居者行为选择的探讨。在国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已经将留居者置于社会结构中讨论其微观期望，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党的十九大会议后，“乡村振兴战略”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了顶层政策的肯定，如何激发农民主体的积极性，发动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赋权增能[29]，在学界引发了讨论。因此，本文结合农政问题的研究框架，通过实地调查中的现实案例，阐述农村留居者的生活现状、生计策略，以及他们在商品经济中主动与被动的不同选择，找寻农村、农业、农民的潜力，回应留居者的何种生计策略能够促进我国的整体性发展。

二、农村留居者的现状

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外流造成乡村发展疲软，留居者在关乎国家整体性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留居者”一词在国内还未有清晰的界定，本文首先需要根据调研地点的情况对其进行定义，以结合具体概念论述该地区农村留居者的生计现状。

(一)留居者的概念界定

与留居者相对的外出农民工，通常是指在本乡镇以外一年中从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在四川葛村的实地调研中，村庄与县城只有半小时车程，许多村民选择白天在县域内就地务工，傍晚和周末的时间在村中居住并进行农业生产，属于“离土不离乡”的留居者。在常住人口中，留守儿童因为年幼、不具有完备的劳动能力，个体行为决策无法对自身的生活产生本质性影响，只是听从父母的安排，因此不包含在留居者的范围中。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担负着家庭代际照料、农业生产的任务，是留居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本文所论述的留居者即为在本村居住6个月以上，在本县内从事农业或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18岁以上人口，这部分人能够自主决定工作和生活地点以及生计方式，根据自身和家庭的实际情况主动或被动地留居乡村。通过对45位留居者进行访谈，本文对留居者在农村商品化中的生计策略进行了探究与分析。

(二)留居者的生计现状

葛村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南边缘，地处岷江中游沿岸，距县城约10 km，公路都已经修通，村民往返于镇、县之间方便快捷。该村村居面积大，有耕地153.3 hm2，北部依山，南部临岷江，包含了丘陵和平原两种地形。村内共9个村民小组，1 106 户，3 106 人，据村庄负责人介绍，葛村在村内居住并在附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成年人约为 1 300 人。

从葛村留居者的年龄结构如表1所示。葛村留居者以老年人为主，村中在籍的60岁以上老人共有695人，留居当地的有600人左右，占村中留居者近一半。这些老人多在家庭分工中承担土地耕种、照顾孙辈的任务。留居者中40～50岁的中年人也占有较高的比例，这部分留居者主要依靠当地资源从事农业种养殖、发展个体经营，早年务工的积累与家庭生命周期的循环，促使他们有能力也有必要留在村中。40岁以下的留居者则相对较少，并且农业生产已与他们有一定距离，只有一些因为在村庄周围就地务工而留居。

表1 葛村留居者的年龄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村干部整理所得

“单单依靠耕种土地生活太难了”，村民们常常会这样说，自家的土地只够种些粮食作为日常家庭消耗所需，可以“图个健康、安心”，但是一旦需要其他生产与生活开支，土地便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货币收入，必须依靠其他工作的收入所得。葛村自然环境和个体条件的差异性促使村民从事多元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1.综合经营农业种养殖

这类留居者一般在村居住时间较长，在经历较短暂的城市务工或农业雇工之后，将积累的资金和经验重新投放于农业生产当中，利用当地自然条件和其他外出务工村民无法继续耕种的土地，综合发展多元化种养殖，例如茶叶、榨菜、林木种植和猪、牛、鸭、蜜蜂养殖。

2.多样性兼业

这类留居者一部分是利用外出长期务工、融资贷款获得了一定的资金，供他们进一步发展，承包土地进行生姜、葡萄、牧草、大棚西瓜等作物的规模种植，以及承包当地山林开办木材加工厂。另一部分则是利用当地资源禀赋，如交通、环境方面的优势条件等，挖掘本村和外来的市场潜力，开办小卖店、农家乐、电动车修理店等个体经营。

3.就地非农就业

包括在村中2个木材厂打工的20～30名本地工人、在规模经营的农场中的农业雇工以及到县城里从事非农工作的村民，这部分留居者多有外出务工经历，因家庭需要、年龄渐长便返乡居住。

4.家庭分离、留守型留居

此类留居者在家庭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村耕种自家土地，在性别和代际分工中承担家庭照料的职能，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则为其他外出的家庭成员务工所得。

纵观葛村留居者的生产与生活现状，虽然无论从事何种生产经营活动，农业都是他们的生计根源，只要在村则会保有用于粮食自给自足的自留耕地，但是却几乎没有单纯从事自家土地种植的家户。传统以当地社区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被无限的大市场所取代，农民需要的现金支出也随之膨胀。农村留居者多种方式应对，但他们的适应程度却存在明显差异，具有被动卷入和主动尝试的不同表现。

三、被动选择：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

传统农耕时期，农村、农民自给自足，通过社区内的交换获得的日常用品。但今日农村已逐步融入无限的大市场，传统社区交换的边界消失，农村、农业商品化、社会化。子女教育、婚姻、家庭医疗等也无一不需要现金收入的支持。劳动力外流成为农户的被动选择，农村地区则普遍形成妇女农业、老年农业，这样的双重收入来源被描写为“锄头加薪水”的特殊模式[30]。一旦被动地进入市场，对商品经济逻辑的遵循便使个体之间的联结愈加分散化与功能化，异化的劳动者则要经受家庭分离的无奈。

(一)留守型留居

“孩子要上学，一年学费生活费就要千八百，家里还欠着搬迁换房子的钱，待在村里没地方找钱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出去打工。”葛村的妇女L这样说。他们的家本来在河道边，在修电站时搬迁到了村中的新村，虽然领取了一定的政府补助，但还要通过贷款和向亲戚借钱交付剩余房款，两个女儿读书每年要交付学费。较大的经济压力迫使丈夫常年在外做钢筋工赚取收入，L则在村留守。除了早晚接送孩子、做家务之外，L闲时便是自己在家看电视，却从不与附近村民打牌。

当与这类留守型的留居者谈及与丈夫、子女分离的感受时，问起他们是否想念远在他乡的亲人，“想也没有其他选择，不然没有钱啊”，他们常这样回答，“锄头加薪水”式家庭分工是他们结合家庭实际情况做出的理性选择。“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让他们以分散个体的形式实现现代化。不再拥有协同劳动的留守生活相对封闭，生活场域萎缩至附近同类型群体甚至是家户内部，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弱化，花费自己的生命去购买教育、购买商品，却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意义[31]。生活变成了妇女们围着孩子和房子打转，空巢的老人们期待着赶集日能坐在茶馆里找到人跟他说话。

(二)返乡型留居

何为商品，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现代社会被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32]。当这样的物不仅局限于城市地区的扩展，无形地渗透到乡村社会中，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便在“经济的无声强制”之中。城乡资源流动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以经济收入为导向呈现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态势，城市就业市场对于农村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年龄、技术等条件将农民个体标签化。“现在年龄稍大些的人去找工作都没人要，只能回家里来，哪里有活儿就干着”，被动返乡的农民工虽然“离土不离乡”，在粮食自给方面能够减少一定的生活成本，但是仍处于作为劳动力商品被挑选的境地。在国家宏观层面，以2008年经济危机为代表的国际与国内联动的低迷经济形势，同样造成了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挤压，非农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使城市失业率大幅攀升，部门农民工的就业范围萎缩到家庭附近的城镇中，就地寻找非农就业的机会。

19、20世纪我国逐步融入世界市场，农村地区加速商品化，当时的小农家庭以自耕农和受雇劳动两者共同维持生活，不能割舍其一，又不能完全依靠其一，维持了千万个小农家庭没有走向分崩离析[33]。而时至今日，长期不在村的外出受雇劳动不仅让他们回流后的生产被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而且原本熟人社会中以协同合作为基础的关系网络也被弱化，更加难以掌握自己的生产与生活。“附近厂子里的工作无所谓好坏，保洁、零工，什么地方要人就干什么”，被劳动力市场排斥而返乡的留居者，在农村商品化中仍然只是符号化的劳动力。

四、主动尝试：小农逻辑的自主抗争

“村里环境好、空气好，在家可以自己种没有污染的蔬菜，出门就有山有树有林子，现在房子也修起来了，没有比家乡更好的去处了！”今日之商品化，已是无法抗拒的事实，但在看到由经济力量驱使形成的留守型的留居者的同时，也有以积极心态融入商品化的诸多尝试。值得庆幸的是，传统小农的工艺技艺、生存逻辑经过留居者的运用，能够让他们适应商品化的进程。从这一角度来看，分散家户以小农的行为逻辑自发融入商品经济，更能契合当下振兴乡村的发展内涵，提供内生动力。

(一)巩固小农境地

“小农境地”的提出是将小农限定在当下无限市场的情境下进行讨论的概念，充分重视和体现小农的能动性，将其作为小农的一个核心特征。在这一语境中，“小农境地”中的留居者在高度依附、被边缘化和被剥夺的情况下为了获得自主性而斗争，以求建立和巩固一个可以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资源库，维持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34]，这种协同生产与市场相互作用，让留居者在融入商品化的尝试中看到了希望。

1.自主控制的资源库

村民W家中开办了小型养牛场，将牛和牛奶卖到市场中是他家的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家中的土地除了自家食用的水稻之外，都是给牛种的牧草。W和妻子会每日从牛圈中将牛粪清理到牧草地里作为肥料。“只要能够赚到钱、家里过的好一些便很值得。别人贷款去盖房子，我就贷款来养牛。要留在村里过自在的日子，总要比出去打工更卖力、更担风险”。现在W家盖起了新房，一家人没有巨额的财富但却其乐融融。

村民W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自我资源库的控制，在种养殖过程中形成了牛群—粪肥—土壤—草料的循环，将资源转化为产出的同时也再生成了可供利用的资源，打破了商品经济的垄断，即不需要商品流通便将其投入到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尽管他的饲料购买、牛肉销售仍然要依靠商品流通，但是其资源的流动以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基础，生产总量中总有一部分是在家庭内部加以重新利用，进而在资源库中形成下一个循环周期，将家庭这一生产单位作为一个统一体运作，降低对外部商品的依附性，以自我供应的方式实现持续发展。

2.兼业对资源库的补充

为了巩固小农境地的自主性，兼业成为完善资源库的重要方式。通过兼业所获得的外部资本，可以补充留居者的生活所需，让他们在面临自然风险时具有更强的承受能力，也是一种主动与外部市场相衔接的尝试。葛村有半数丘陵地带，树木繁茂，有人以此开办了木材加工厂；村子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是城里人向往的休闲之所，有人借此开办起农家乐，在节假日接待来游玩的城市居民；临近河滩，有人依此做起了砂石生意，与此相关的运输、挖掘也发展起来；葛村的村居面积大，地势起伏，人们出行大多采用骑电动车的方式，村民利用这个机会开办车行，相似的还有村里的小卖店、牌馆等等，以当地社区的消费作为赚取收入的机会。与曾经维持农民生存的家庭手工业和雇佣劳动不同，留居者为补充自主控制的资源库而进行的兼业，并非贫困的象征，也不是农村留居者为了维持生存的无奈选择，它在商品经济中不仅能增加留居者的收入，还能够让他们拥有一定的能动性，在迎合内部与外部市场的条件下，利用村庄的资源获得多样性收入。

(二)重建社区资源

村民Z夫妇利用打工积蓄向村社成员承包了0.86 hm2土地，开办生态葡萄园，由Z和一名当地长工负责主要管理，萌芽时候雇用老人帮忙做一些简单工作。葡萄成熟后，Z采取完全零售的方法进行售卖，通过发动身边亲戚朋友宣传，吸引城里人直接采摘、购买。经过两年的累积，Z家的葡萄在当地已小有名气，甚至有从其他市区的游客前来采摘，附近邻居在他们的带动下也开始模仿这种经营方式，几家人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未来还计划发展其他作物。

以Z夫妇为代表的村中年轻一代留居者，他们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积累了资金、人脉和技术。在回到村庄之后，他们挣脱出商品化之下农民种植出农产品再由中间商统一收购的框架，不去依附当地已有的经营模式，而是发挥小农逻辑的能动性在农村商品化中探索，将自己的务工所得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他们通过土地流转承包、本地劳动力雇佣和社会关系网络应用，将社区内的土地、人力、社会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巩固属于自我的资源库，即资源库的巩固并非只针对资源本身的应用，同时也包含将资源整合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他们采用生态种植的方式，不使用侵害自然的化肥农药，逃离化工制剂的成本限制，生态种植成为增加产品附加价值的“卖点”，积累的人际关系在他们尝试进入商品市场时成为打破传统销售的突破口，由此将市场中代理销售的长链条缩短，实现商品经济中的自主性抗争。通过对社区资源的重建，获得良好经营效益同时，也带动了其他留居者共同发展。

五、结论与讨论

在高速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中，消费已成为一种被现代话语倡导的生活方式。但是当商品化的浪潮冲击至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时，他们首先面对的是剧增的生存压力。农民在商品市场中随波逐流，又不能割断与这些消费用品的联系，要花钱买农具、买家电、买房、供孩子上学，商品将人们的无力内化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人口流动也由此形成。在此背景下，仍然生活在农村的留居者具有被动和主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计策略，相应也形成了不同的生产与生活境况。而他们在社区发展和家庭生计中的支柱作用恰恰关乎于我国的整体性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生力量。

从对留居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那些越抛弃传统小农生存逻辑的留居者，越难以在商品经济中获得主动权。他们将原有生活逻辑与商品经济相脱嵌，殊不知迷雾之下的异化使自己也不再属于自己。留守型留居者在乡村中承担代际照料、家庭农业生产的责任，而外出的一方则是将自身劳动力作为商品投入到了市场中换取其他物的满足，待劳动力竞争优势减弱，或是家庭生命周期的循环作用，回乡后可能又继而成为留守老人中的一员。在讨论到务工返乡时，常常说这样的结构性分工是农民面临城市失业时的最后保障，也能够减轻社会的养老负担，但是留守型的留居者面对的孤独、分离，在生活上的不便，在心理上的空虚确实显而易见。务工后因为个体劳动力竞争力下降而返乡的留居者，长期的外出使他们回乡后的生产经营活动被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若非积攒了一定的资金能够进行产业投资，仍然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被挑选，并且难以获得回报优厚的工作。

相反地，正是那些继承并发展了小农生存逻辑的留居者在商品化中形成了自主性抗争。他们没有外出却能够建立自己的资源库，进而形成多元化的生计策略，主动尝试在商品经济中争取自主性，以小农惯有的兼业方式，或者以传统的对待自然、对待农业的态度去谋取生活。在商品与劳动者的对立中，他们尊重自然、尊重农业，在生产资料的投入和食物的产出中形成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这让他们在农村商品化中获得了主动权，生产上能够自主安排经营的方式与范围，生活上则可以与家人团聚，更具幸福感。同时，他们也更加关注村庄发展，对“农民”的身份拥有更高的认同，能够通过整合村庄资源和自身示范作用，带动其他留居者探索与自然相协同的生产生产方式。

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话语下，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谁能够担负起乡村振兴的责任，对农村留居者的观察分析可见，振兴与发展并非只有通过规模化的农业企业，小农的逻辑更能充分体现留居家庭的内生发展潜力，并以此深刻改变乡村社会的发展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