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精神分析
——《马桥词典》再解读

崔 耕

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作品。自它1996年问世以来，就伴随着批评界的各种声音。在研究《马桥词典》的诸多成果中，文体研究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以词典为方式去编织小说被认为是《马桥词典》最具有开创性的部分。20多年来，众多研究成果多以文体分析为中心，扩散到如何在小说中刻画人物形象、展现地方历史、地方特色，如何进行社会文化批判以及由特殊的文体形成新的叙事方式等。与此大不相同，本文力图将目光转向小说谈论的对象，也就是语言本身。实际上，已经有不少批评者专门谈论过这个问题，比如，讨论词语和人生的关系、词语和历史的关系、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话语的权力等。论者们很精辟地认为：在韩少功笔下，语言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他将语言和人看成两个相互制约又相互依赖的存在。语言这个具有反噬功能的人造物，对人类的作用太过显著，以至于让人类日用而不自知。实际上，语言本身就极具被书写的价值，不少批评者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似乎很少有人去分析《马桥词典》中的词条从出生到成长的细节，或者去观察它们生命中某个并不寻常的节点——这对于理解那些存在于异质环境中的词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本文着眼于词语生命中的各种细节，尝试着展开对《马桥词典》的讨论。

被误解的词

在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误解小辞典”一节中，作者谈到了几个主人公对一些词语的特殊理解，他看到了词语和人们共同成长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一本与他人迥异的词典行走在人世间。昆德拉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并在笔下人物的个人词典中提取出几个关键词组成了他们的人物密码。有人认为，《马桥词典》的创作受到过“误解小辞典”的启发。很显然，这个观点比“《马桥词典》的创作模仿《哈扎尔辞典》”的结论靠谱得多。但无论如何，谈论一个人的创作受到谁的影响都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本文并不试图去做这种无法证实的猜测。不过，《马桥词典》和“误解小辞典”之间确实存在亲缘关系，它们对词的思考，其内在逻辑有较为一致的地方。

正如昆德拉所理解的那样，不光人与人之间存在“被误解的词”，不同地区之间也都存在着“被误解的词”，极有可能一个地区那些“被误解的词”会成为理解这个地区精神气质的密码。韩少功在他杜撰的马桥弓(即马桥村)，就发现了很多诸如此类被误解的词。比如马桥人对待“科学”一词的态度，就自有其形成的过程。马桥著名的“烂杆子”马鸣，是马桥最讲科学的人，为了“科学”地省一点力气，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当然，对于这样一个烂杆子来说，时间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懒得出奇乃至于“自愿退出人境”的马鸣，是马桥人理解“科学”二字的重要桥梁，导致“科学”在马桥成为一个被严重误解的词，外地人极有可能在这个词的含义上跟马桥人产生诸多误会。“科学”二字在马桥的遭遇，跟马鸣自然脱不了干系，但造成这个现状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应归结于马桥人自带的精神气质。根据《马桥词典》的描述，马桥人对不熟悉的事物十分警惕，甚至带有几分天然的敌意，对各种新鲜事物的接受也存在着漫长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一个保守群体的自我防御机制，这种精神气质，从“散发”一词在马桥的使用方式中可以瞧见端倪。“散发”在马桥跟“死亡”同义，但包含着“死亡”不能直接呈现的细腻过程，带给人比“死亡”更直观的恐惧，它把人们对死亡的惊惧扩散到了各种“非聚合”状态之中，普通的“生-死”分类转变成为马桥特有的“聚-散”，这在无形中塑造着马桥人的思维方式，即内向型思维大于外向型思维。他们凝聚力强(见词条“放藤”)，不习惯城市(见词条“晕街”)，是一个相对封闭和保守的群体。当一个陌生的词语带着让人感觉陌生的含义进入马桥时，保守群体的自我防御机制就会自动开启。跟代指实物、容易让人接受的“碘酊”等外来词(见词条“碘酊”)不同，“科学”因其内涵的过于抽象在马桥被人抗拒，相当不受待见，于是被简单粗暴地定性为“懒”，让这个中性词也有了褒贬意。就像韩少功继续列举的例子：“‘批判’‘立场’‘专案’等并不是什么坏词，但领教过‘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的人，一听到这些词可能会不寒而栗深恶痛绝。”可以说一个词“被误解”的过程，就是这个词不断被“赋值”的过程，同样也是其内涵不断被削减的过程。

在马桥，“甜”是另一个被误解的词，它几乎可以表达一切好吃的味道。味觉词汇的缺失实际上源于食物在某个特殊阶段的极度匮乏。据韩少功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珍贵的吃食被他们反复回味，一次寿宴或丧宴都可以变得刻骨铭心，极端饥饿的肠胃，哪里还顾得上消化不同类别的味觉词汇？只要吃到嘴里的，无一例外都会变成幸福的味道。他们把这种幸福的味道浓缩在一个“甜”字里，昭示着他们幸福感的陌生和缺失。顺着《马桥词典》的思路我们可以预测：在食物日渐丰富起来的将来，“甜”将失去此时宽泛的含义，回归它在公共领域中的普遍内涵。但这枚语言化石，被韩少功捡拾并收录在《马桥词典》当中，成为打开马桥过去某一扇门的钥匙。

马桥有一对十分有趣的反义词——醒/觉，跟普通话里的“愚蠢/聪明”对应。韩少功怀疑，“醒”之所以在马桥有着如此与众不同的含义，跟屈原在楚国的遭遇有关，感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投入汨罗江当了屈死鬼，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从马桥人以“缩鼻子歪嘴巴”来使用“醒”字的鄙弃表情中，大概能窥见他们对屈原的态度。但并不能就此断定，马桥人对忠贞或理想主义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只能推测他们可能秉持着更质朴、更脚踏实地的价值观，这可能源自于一种悲观的人生态度。醒，就意味着受苦，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进入被命运愚弄的境地。而与之相反的“觉”，反倒带有一种随性自然的道家风范——不要醒着跟命运做无谓的抗争，顺势而为，就是聪明的体现。马桥人一定相信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贵生”这个说法。“贵生”在马桥是指“男子十八岁以前的生活，或者女子十六岁以前的生活”，很显然，在马桥人心目中，只有在尚未成年，不用承担成年人义务的岁月，才算捡来的好日子，此后的漫长人生，都是在偿还“贵生”时期欠下的债。活得越长，就越“贱”(不值价的意思，详见词条“贵生”“贱”的相关解释)。这些词，完美地呼应了马桥人的人生态度及价值取向，也能让外人通过这些关键词理解他们看待事物的独特视角。

从这些词释放的语义之中，韩少功抓住了马桥的存在密码，从而能看似散乱实则无比有序地建构这个世界。《马桥词典》像一个词语博物馆，存放着马桥的关键词，这些词自马桥的泥土中生长，经过马桥历史的灌溉，成长为在《马桥词典》中展现的样子。语言作为一种纯粹的人造物，却也同时规训着人们的生活、思想，就像海德格尔那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告诉我们的那样：“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和生活，始终是相互制约的关系。

词的命运

韩少功认为，语言是有生命的东西。跟所有有生命的事物一样，他们同样会经历生老病死、兴旺衰竭，若非眼疾手快地“捕捉”，一些词或词的一些特殊内蕴，可能就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这会不会成为人类语言史上的遗憾？在韩少功眼里答案是肯定的。否则很难想象，他会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去“捕捉和囚禁”这些词，并且“反复端详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正如上节所谈到的，词会因为人类的误解发生命运的转向，与之相对，词的命运走向也会产生反噬人类的能量。《马桥词典》中复查犯了“嘴煞”的故事就是典型例证。

在科学主义者眼里，“话就是话，耳边一阵风而已，不会伤任何人身上任何一根毫毛”。但在马桥，“嘴煞”因其诅咒功效而有着邪恶的神圣，这让它呈现出极端不友善的面孔，人们从不敢轻易直视。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它才会被人战战兢兢地召唤，并且随时有可能被遣返(退煞)。语言具有介入我们生命的力量，此种现象不由让人联想起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传到中国的“语言转向导致语言崇拜”的观点。其实语言崇拜现象并非舶来品，“中国古代从无‘语言转向’一说，但我们的语言崇拜，丝毫不逊色于沐浴过‘语言转向’之深厚恩泽的欧美诸国；各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咒语、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谶语、让人目瞪口呆丢魂落魄的隐语，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威力无穷、法力无边兼吆三喝四”。很容易观察到，对语言的崇拜和敬畏并无中外、东西之分，这是自语言诞生以来就根植于人类心中的原始冲动。对语言的敬畏和崇拜，编织进人们的文化遗传密码，随着人类繁衍代代相传。每一个词，在出生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因为人类过分的关注不断修订、改变自身的内蕴，直到成长为如今我们看到的样子。当然在这期间，词也会因为地域的不同，生长出不同的样貌。以“嘴煞”为例，在科学主义者聚居的城市，它并不会像在马桥那般面目可憎，或许也有城里人会在无意中跟“嘴煞”狭路相逢，但复查的命运会重现在某个信仰科学主义的城里人身上吗？一个犯了“嘴煞”的城里人，会如复查般因“嘴煞”导致的恶性事件恍惚几十年吗？这非常值得怀疑。因为一个信仰科学主义的人，有太多科学的理由为看起来因“嘴煞”导致的事件辩护，也有太多斩断二者(“嘴煞”和因“嘴煞”导致的事件)之间联系的说辞。“嘴煞”一词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命运，几乎就是不同地区之间，人们不同命运的真实写照。

跟人类一样，词的世界也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韩少功就颇为愤愤不平地为词语世界中的民主问题呼吁过：“汉语中关于食欲的词并不缺乏……比较说来，同是生理的一种需要，关于性事的词似乎就少得多，完全不成比例。”其实韩少功对此有一些误解，汉语中关于性事的词一点都不缺乏，各个地区都自有其关于性事的若干词语。这里的不公平，并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其描述的精确性的差异和传播范围的大小。几乎所有关于性事的词，都先天带着鬼鬼祟祟的神情，像是知道自己上不得台面，所以不敢堂而皇之地四处游走。处于公共系统中的语言，对此也遮遮掩掩，并不想将这些上不得台面的词语纳入系统内部。描述性事的词，像处在灰色地带的人类，不能被明确地划入某个阵营，长期营养不良，但又不可或缺地存在着。“打车子”一词在马桥就是这样的典型。据说，这是马桥书记夫人铁香的说法，被传开以后成了马桥的习语。铁香作为马桥第一夫人，居然跟村里著名的“烂杆子”三耳朵私奔了，留给马桥人一桩无法解释的悬案。韩少功一针见血地指出铁香事件之所以神秘的根源：“她在一个夜晚走了，再一次投向马桥人‘打车子’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巨大语言空白”。对于这个事件，其中的核心部分因缺乏相应的语言描述，游离在人们的思维之外，所以，人们无法准确地解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换个说法就是，人们无法通过“打车子”这类含混词语来准确地控制“打车子”指涉的世界。这个面容模糊，命运含混不清的词语，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同样无法看清的命运。

相比地位低下的“打车子”，“格”是一个在马桥享有极高待遇的词。它“是一个常用词，跟‘品格’‘资格’一类概念近义，但又不仅局限于此”。它充当着马桥人关于道德、资历、威望、面子等大量事物的评价尺度，是马桥人最为看重的精神财产。“同是马桥人，有没有格活得很不一样”。但这个词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属于个人的，还可以由个人延伸到集体，严重的“失格”不仅会导致个人的生活出现重大落差，还会让集体的每一个成员蒙羞，上升为一种集体的“失格”。马桥人明启的故事非常完美地诠释了“格”在马桥的重要地位：明启会白案，常去公社大队给干部做馒头，这让他拥有了很大的格。尽管没有一官半职，他在马桥也俨然是半个干部的存在。后来明启在城里认识了李寡妇，色令智昏之下偷拿公家财物送情人，事发之后，被取消了给干部们做馒头的机会，灰溜溜回到马桥，从此地位一落千丈。马桥人恨明启贪财好色，把全村好端端的一份光荣轻易断送，时不时将“失格”二字劈面摔给他，不久后明启竟然抑郁成疾，命归黄泉。

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列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明“格”这个字无法被清晰界定的范围。一个词在它出生之时，含义总是倾向于单一的。《说文解字》中对“格”的本义解释为“木长儿者”。可以想象它在马桥的发展历程，成为跟道德评价相关的词语后，最初也许单指品格，后来扩大到跟品格相关的事物，再后来扩大到方方面面，比如儿子生得多，比如收到外地的汇款，甚至一瓶紧俏的酱油也能给主人带来临时性升格。这种现象，源于人们对简单事物的追求，对方便快捷的评价尺度的追捧。有了“格”这个字，可以将一个复杂的评价对象简化为两个极端：有格或者无格，快捷便利地提取一个人的核心内容——至于其他烦琐的细节，哪里值得费心关注呢？人的懒惰让“格”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内涵，如果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可能会看到它把所有的是非都吸纳其中，终有一日它会因内部的无限膨胀而爆炸，将从前吞进肚里的词语全部吐出来，让这些词语重新回到其自身的内涵之中。而在这之前，它依然充当着马桥人的评价尺度，统摄着马桥人的生活秩序。想想明启偷面粉的事情吧，如果没有高度概括这件事的“失格”一词，明启的命运是否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等到“格”无限膨胀到爆炸的那一天，它是否会如“懒”〔见词条“懒”(男人的用法)〕一样，走向它褒贬的反面？

韩少功眼疾手快地捕捉到这些词，将它们囚禁在一本小说中，就像定格着马桥百十来人的命运。经历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洗礼的马桥，其方言会不会消失殆尽？相信睿智的韩少功对此自有判断。革命年代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势，但意识形态是“一些客体化了的或物化了的话语和观念……用这套话语没有任何可能进行真实的对话，更不可能对话式地深入到要加以认知和辨析的语义或文意中去。”所以它并不足以消灭方言，它炮制出来的新词，敌不过方言的生命力，不能像方言那般融入人们的骨血。革命年代结束后，依然是方言占领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方言强大的生命力让人欣喜，但敏感的人会察觉到，革命年代没有被打败的方言，似乎在商品经济时代日渐式微。处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马桥，已经在无意间将这个时代的许多词汇纳入了自身的语言空间，那么是否会生产出另一套系统的语言崇拜呢？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的结尾部分写到了兆青的小儿子魁元，他们这一代人，似乎已经有了全新的话语体系，那是一个韩少功难以理解的领域。可以想见方言的命运，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共时性的语言终将替代地域性语言。正如《马桥词典》后记中说到的那样：“不是地域而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还在造就出各种新的语言群落。”

词的隐象

在《马桥词典》快结束的后半部分，有一个跟整本书风格差异很大的词条——“嗯”——这个字并非马桥方言，而是一个全国各地都在使用并且使用频率相当高的字，将这样一个几乎没有特色的字纳入《马桥词典》，到底用意何在呢？

在本词条的主人公房英口中，“嗯”具有极大的容量。不同于上文提到的“格”的容量，“嗯”字的容量是私人化的，但它也不像“被误解的词”那样具有相对固定的含义。它的含义是流动的、可以表达“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据韩少功记录，房英口中的“嗯”，“有各种声调和强度，可以表达疑问，也可以表达应允，还可以表达焦急或者拒绝”。但很显然，要表达这些各不相同的意思，需要联系到各不相同的场景、表情、音调和强度等因素，说者将所有与之相关的因素糅合在一起，连接成一个特殊的语义场，一张意义的网络，听者有心分辨方能得出同一个“嗯”字的不同含义。在创作完《马桥词典》过后，韩少功曾模仿维特根斯坦或者海德格尔的口吻说过：“人只能生活在语言之中。”但韩少功随后马上交代，他刚说完这句话就心存疑虑。这份疑虑，可能更久地存在于他的脑海之中——是否可以推测在写“嗯”词条的时候，怀疑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每一个“嗯”在投入使用的时候，其含义是“嗯”的本义远远无法穷尽的，在房英的个人词典中，这个“嗯”字就像“一滴能盛尽天下悲苦的眼泪”，包含着她少女时代对异性小心翼翼的关怀和羞涩矜持，但这一切意义的完成，都需要听者默契的配合，它构成了语言——场景——听者的三角关系，当语言缺少场景和听者的支撑时，“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也就随之消失殆尽。可以说，场景和听者组成了词的隐象，像无形的空气或水分一样，滋养和充盈着词语原本较为单薄的身躯。

也可以将词的隐象看作“言语未曾抵达的地方”，虽然存在相当程度的语言崇拜，但中国人同时保留着对语言的不信任态度，所以汉语引入了“象”这个概念来弥补“言不尽意”的缺憾，“言-象-意”的相互联系正好应对了中国古典哲学“一分为三”的特征。“象”就是韩少功继《马桥词典》之后的作品《暗示》要讨论的内容。但在《马桥词典》中，这个问题尚未形成有体系的思考，它可能只是韩少功在讨论语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一个特例，并且彼时的韩少功认为，这个特例依然可以作为“人只能生活在语言之中”的证据，“嗯”字在不同时候包含的场景和对象，都被视为在语言范围之内，并未跟语言分离，也并没有被纳入到“象”的范畴。考虑到《马桥词典》的写作，正处在西方语言哲学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时代，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在《马桥词典》中铺展开来，实属合情合理。然而，作为一个思想型作家，韩少功对于这个隐而未发的问题不会始终悬置。《马桥词典》完结后紧接着的第一部长篇《暗示》，看上去完全是反对《马桥词典》观念的作品——但实际上，《暗示》谈论的问题，在《马桥词典》中已经埋下伏笔。

简短的结语

《马桥词典》让语言从小说的编织材料一跃成为小说的主角，由此展开了近乎哲学范畴的讨论，这是小说创作中十分罕见的特例。这部在当代文学史上十分打眼的作品，其贡献不仅在于对小说结构的创新性实验，以及本文重点论述的关于语言的讨论，还在于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创作的包容性和小说素材的多样性：现实世界中的一切皆可作为小说创作的对象，甚至创作小说的基本材料——语言——也可以成为小说的创作对象，从《马桥词典》这一成果看来，韩少功的写作试验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或许包含着一些偶然性：韩少功在《暗示》的前言中说，“《马桥词典》是一本关于词语的书，需要剖示这些词语的生活内蕴，写着写着就成了小说。”可以想见，在《马桥词典》写作之前，首先是马桥的这些方言引发了韩少功的兴趣，剖析它们的生活内蕴是这本书的最初动力，所以词典的形式并非仅仅是为了寻求写作方式的创新，而是写作动机内在的需要。作为一个作家，在处理这些词语的时候，当然不会将它编撰成一本真正的工具书(尽管作者像煞有介事地在书前加上了跟工具书一样的索引目录)，词语也只有在跟人发生关系的时候，才会进入作家的视野。但要剖示这些词语的内蕴，用传统的线性叙述方式很难完成，于是韩少功将小说编织成网状结构，词条就是这张网络上的一个个结点，它们看似独立，却又通过马桥的人物、故事、历史及现状连接在一起，而词条释放的语义又作为黏合剂，将这些人物故事黏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小说于是呈现出词条和人相互交融互相进入的样貌。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马桥词典》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的创作模式可以复制。《马桥词典》采用的“词典体”正是因为糅合了作者对问题的深邃思考才显得光彩照人，一个个词条在问题的统摄下才能看似散漫地被置于书页之中，呈现给读者举重若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