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

桑逢康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间，传记文学的基调是红色的主旋律，这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诗人萧三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是同学，他写了一本《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949年由东北书店出版，1951年增订版改名为《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这是前十七年中仅有的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曾被译为英、德、日、法、印地、捷克、匈牙利等多种文字。其他写政治人物的传记，还有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工人出版社1958年出版）、杨植霖和乔明甫合著的《王若飞在狱中》（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等。李建彤从1958年开始创作长篇传记小说《刘志丹》，第1卷的部分章节1962年由《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刊载。

前十七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传记主要有两类：一是英雄与模范的颂歌；二是革命回忆录。它们共同遵循的创作原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作品质量则参差不齐。

新中国成立后，英雄和模范人物大量涌现，为他们立传是时代的呼唤、社会的要求。1953年，集体编著的《志愿军英雄传》、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陈广生的《雷锋小传》、黄庆云的《不朽的向秀丽》等，就属于这一类。革命回忆录中受到读者欢迎的不少，比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和陶承的《我的一家》，前者使吴运铎被人们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后者由夏衍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广大青少年从周莲一家身上看到（了）前赴后继的革命传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映我党我军斗争历史的大型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共有10卷，所收文章陆续刊发，直到60年代中期编纂完成；《红旗飘飘》从1957年至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第1—16辑。两套丛书的作者中不乏开国元勋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现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仍是很好的教材。

在作家传记方面，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肯定与评价，但由于学识欠缺、思想局限、资料不足等原因，称得上皇皇巨著的鲁迅传一时难以产生。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朱正的《鲁迅传略》，该书名符其实，过于简略；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王士菁的《鲁迅传》，也只是一本适合青年人阅读的通俗读物。《鲁迅先生的故事》是鲁迅研究专家唐弢献给孩子们的礼物，1957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受到少年儿童、包括一些成年人的喜爱。还有几本关于鲁迅的回忆录，如冯雪峰的《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出版）、《关于鲁迅的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这几本回忆录着重点有所不同，对鲁迅的认知也略有差别，但对读者了解鲁迅都有一定的帮助。当年曾和鲁迅“闹翻”了的周作人也写了两本回忆长兄的书：《鲁迅的青年时代》和《鲁迅的故家》，对研究鲁迅提供了一些史料。

1960年，电影《鲁迅传》开始编制，编、导、演阵容豪华，在国内均属一流。原拟拍摄上、下两集，电影文学剧本（上集）在《人民文学》1961年1月号和2月号上发表。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文艺界和广大观众对这部新中国的传记巨片寄予了高度的关注与厚望，可惜电影《鲁迅传》最终不了了之。如果当时按计划摄制完成并公映，也许能带动新一轮鲁迅研究热和传记创作热。

前十七年中，仍然健在并活跃于文坛的现代作家里面，诗人兼翻译家冯至写了一本《杜甫传》，“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1951年1—6月在《新观察》杂志上连载，毛泽东看后曾握住冯至的手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张居正大传》的作者、传记文学研究家朱东润，1960年又推出了新作《陆游传》。曾经写过四部自传的郭沫若，在1958年《人民文学》第7-10期上重新发表了《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所著《李白与杜甫》197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虽然后来饱受争议，但在“文革”期间百花凋零的严酷日子里，有这样大部头的著作问世诚属难能可贵，它至少说明“传记并未死亡，学术研究仍在艰难爬行”。

从识字班中脱颖而出并成长为部队作家的高玉宝，其自传《高玉宝》中的名篇《半夜鸡叫》，几乎家喻户晓。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由群众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由于作者从末代皇帝转变为一个自食其力者的特殊经历，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政策调整，改革开放带来了可喜的社会变化，中国的传记文学呈现出了相当活跃的局面。从事传记写作的人愈来愈多，传记作家们的观念得到了更新，视野不断扩大，叙述的角度也愈来愈多样化。各种传记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愈来愈高，成为最受欢迎的图书品种之一。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国传记的复兴”来概括新时期的传记文学。

（一）以作家为传主的传记，带有浓厚的“重写文学史”的性质。首先表现在面的扩大，入传作家大幅度地增加，不同主张、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传记各呈异彩，不仅更能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从“反思”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回归，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二）政治类传记，主要包括领袖人物和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这一类传记适应了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需要，具有明显的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反思历史的性质。从事秘密工作、外交工作、高科技工作的传主，过去处于保密的状态，鲜为人知，其生平业绩一经披露，很快引起了读者的兴趣。统战人物，包括前国民党军政要员，也有回忆录或记述他们的传记面世。多种多样的政治人物的传记，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认知过去。

（三）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个体经济与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有许多企业家传记出版，一个时期内竟至在社会上形成了热点。传记作家们在为企业家立传的时候，抛弃了旧有的在两面性上作文章的思维模式与写作模式，着重表现他们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能给读者尤其是企业界人士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四）不少演艺界人士和影视节目主持人纷纷撰写自传或回忆录，由于具有明星效应，这一类的传记或准传记虽然一时畅销，但由于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与思想内涵，所以大都比较肤浅、单薄。明星传记主要是满足以中学生为主体的“追星族”们的需要，也有的读者把它们当作闲暇时的一种消遣，可以视为“休闲文化”的一部分。它们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社会的宽容和文化的多元化，人们回归到普通的富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状态。

（五）外国传记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介绍到国内，几乎所有的世界名人，如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科学家都有关于他们的传记在中国出版，成为了新时期传记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